【题解】 《通变》篇专论文章写作中的会通与适变、继承与革新问题，意在纠正当时文坛上“竟今疏古、风末气衰”的弊端。刘勰论述通变问题，主要理论依据是“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所谓“设文之体有常“，是指文章的体制安排有一定的常规、常法。如：从《明诗》、《诠赋》到《书记》等篇中所包括的数十种文章体裁，其内容、形式、格调，都有明确的规范和准则。刘勰称之为“文之纲领“，它们尽皆是“名理相因”，一脉传承，分别由圣人们的《易》、《书》、《诗》、《礼》、《春秋》等经典著作衍化、派生而来，是恒久不变的“有常之体”。因之写文章、确定文体，就必须“资于故实“，即要参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巳有的各式文章的写作原则，而不可师心自用，任意”跨略旧规”。这主要是说“通”，即“会通”与“继承。所谓“变文之数无方“，是指为文方法的变化没有一定之规。如文章的语言文采、格调气势，都是在不断地“通变“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不像“有常之体”那样，必须有所皈依。因之，在写作实践中，对语言文辞的运用、格调气势的形成，都要“酌于新声”，即要考虑新的形势，采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方法。这主要是说“变”，即“适变”与革新。
《通变》篇考察了黄帝、唐、虞、夏、商、周（包括楚）、汉、魏、晋（包括宋初）等朝代的诗文创作及其发展状况，概要地总结了通变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当时文风浮靡讹滥的原因。通过对通变历史状况的概要总结，刘勰不仅更深入地阐明了通变问题的理论意义，而且更明确地揭示了强调通变问题的实际价值，其针对性是很强的。
刘勰概括地指出了通变的原则和方法，其中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从总体方面来说，要认识通变的规律性，理解“参伍因革，通变之数”的道理，掌握贯通古今、错综变化、继承与革新的原则和方法。其次，从诗文写作实践方面来说：”规略文统，宜宏大体。”这里所谓的“大体”，指的是“有常之体“基本的写作原则和要求。它一贯为刘勰所重。第三，刘勰强调”会通“与“适变”、“继承”与“革新”，都要“凭情”、“负气”，体现出作者的个性特点。扩而言之，这实际上是在突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在通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反映了刘勰一贯倡导“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的论文思想。
此外，刘勰还在《通变》篇的”赞曰“中提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主张，这更是对通变原则和方法的高度理性概括，与《定势》篇中的“执正以驭奇”之说，相通相应，互为补充，言简而意陔，理应作为治学、作文的座右铭来看待。
刘勰的“通变”说，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他认为应当继承的只是“有常之体”，革新的只是“文辞气力”，而忽略了会通与适变，继承与革新内涵的广泛性，这显然是有点片面性、绝对化了。二是他认为“还宗经诰”是救治当时文坛之弊的“灵丹妙药”，而没有认识到“竟今疏古，风末气衰”的社会根源，又表现出了他“宗经“思想的局限性。三是他虽然认识到了“通变”是文章写作事业的普遍规律，明确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但他又认为这种规律是循环不巳，周而复始的，这就使他的 “通变”说带有了“循环论”的色彩。
【原文】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入乎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赞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译文】
文章体制的安排有一定的规范，为文方法的变化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怎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举凡从《明诗》、《诠赋》到《书记》各章所包括的文体，它们的名称和写作原则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说明文体是有其常规可循的；语言文采和文章的格调气势，要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适时应变有所革新、创造，才能不断地有所发展，这就说明为文之法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文体的名称及其写作原则有一定的规范，所以确立某一文体必定要继承借鉴前人的经验和已有的样式；写作方法的会通与适变虽无一定之规，但也要斟酌、参考新的为文之法；这样才能在文章写作实践中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获得永不枯竭的源泉。然而，有的作者像是井绳短的人苦于口渴，又像脚力疲软的人半途而止；这并不是为文的原则和方法已经穷尽了，而是疏于掌握在继承基础上革新的方法罢了。因而论述为文的原则和方法，可以用草木的生长来比喻，由于它们的根和干都附着于土地，这就使它们有了共同的性质，但又由于它们接受阳光照射的不同，这就使它们的品味有了差异。
因而九个朝代的歌咏诗文，情志的表达相同，而文辞气力不一。黄帝时代的《弹歌》，是非常淳朴的；唐尧时代的《在昔》歌，则比黄帝时代的咏歌要丰富一些；虞舜时代的《卿云》歌，比唐尧时代的歌咏更有文采；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时代的咏歌辞采更繁富；商、周两代的作品，比夏代的咏歌更为华丽。至于在表现情感、叙写时事方面，它们所遵循的原理、原则都是一致的。到了楚国的骚体文章，以周朝的诗歌为规范、楷式；汉代的赋颂之作，又仿效楚时的骚体；魏代的篇章，又仰慕汉代赋颂之风；晋代的作品，则钦佩魏代的文采。大略而言，黄帝、唐尧时代淳厚而质朴，虞舜、夏禹时代质实而明晰，商、周时代华丽而典雅，楚、汉时代铺张而艳丽，魏、晋时代浅薄而绮靡，刘宋初年则诡异而新奇。从质朴到诡异，越到近代，诗文的意味越淡薄。何以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人们竞相追求时尚新奇的东西而疏远了古代的规范和传统，这就使文章的意味淡薄了、衰微了。
现今一些文才出众的学人，专心致力于文章写作，大都忽略对汉代诗文的学习，而以宋代人的文章结集作为典范，虽也阅读了古今之作，但却亲附于近代的而疏远了古代的。青色是从蓝草中取得的，绛色是从茜草提炼的；青与绛这两种颜色，虽然超过了蓝草、茜草的本色，但再也不能变化为其他颜色。桓谭说：“我看到新近出现的文人所写的华丽文章，虽觉得它华美，却没有真正可取的文采；及至读了刘向和扬雄的文章，就常常有心得和收获。”这就是上述观点的验证。因此提取、濯染青色和绛色，离不开蓝草和茜草；要矫正、改变讹滥、浮靡的文风，还是要宗法经典著作。如果能这样推敲文章的质朴与华丽，权衡文章的典雅与浅俗，那就可以与其研讨有关会通继承和适变革新问题了。
铺张、夸饰事物的声音和状貌，在汉初的辞赋中已达到了极点，自那时以后，就循环往复相互因袭，虽也想脱离旧有的轨辙，但始终还是在其范围之内。枚乘《七发》说：“极目远望啊东海，云水相连啊苍天。”司马相如《上林赋》说：“望不到尽头，看不到边际，太阳从东边的水中升起，入乎西面的山坡。”马融《广成颂》说：“天地相连，无边无际，太阳从东方出来，从西坡落下。”扬雄《羽猎赋》说：“太阳与月亮升起又落下，天与地合在一起。”张衡《西京赋》说：“太阳和月亮出之入之，就像从扶桑升起又从濛汜落下一样。”上述这些极为夸张的形容和描写，五位文家几乎一模一样，诸如此类的现象，没有不是前后因循、有所承袭的，错综变化的继承与革新，是“通变”的原则和方法。
因而安排、规划文章的纲要，应当注重其基本原则。先要广泛地博览，继之以精细地阅读，掌握其纲领，摄取其规则；此后就要拓展思路，设置好文章构成的枢纽，像放长缰绳驾驭骏马那样，从容不迫地按照一定的节奏前进，凭靠自己的情志以贯通古今，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情势的变化进行革新；文采如同弯曲长虹的光芒，光华像是凤凰在飞翔，这就是出类拔萃、脱颖而出的好文章了。如果局限于偏颇、狭隘的理解，傲然而又偏激地夸耀自己的见解，这不过像是在庭院里让骏马来回奔跑，哪能让千里马放开驰骋的步子呢！
综括而言：写作规律轮回地运转不停，不断地有所更新和变革。有所变革，才能长久地发挥作用；能够继承，贯通古今，才不至于贫乏。适应情势变化一定要果断地讲求实效，善用时机不要犹豫不决。观察当前情势写出新颖的文章，借鉴古人的经验来确定写作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