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定势》篇专论各类文章的基本格调，其中心内容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方面研究在写作中怎样“定势”，以图纠正当时“文体解散”、“失体成怪”的”讹势”。刘勰认为文章之“势”，即各类文章的基本格调，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趋势。
所谓“即体成势”，就是以文章体裁为基础，表现出这类文章的基本格调。据此，刘勰提出了”形生势成”的客观规律，认为有了“体”则必然有”势”。表面看来，“体”在《定势》篇中，主要是“体裁"、“文体”或“体式”的意思，而从文体论有关篇章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来看，“体”指“体制”，包含着多种具体内容和要求，在取事、用辞、感情、态度、格调等方面，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由此去理解”即体成势”，就会更为有所凭依了。归根结蒂，”势”是要桉照“体”的内容和要求来确定的。刘勰以张衡、秞康、曹植、王粲、左思、刘桢等名家的写作实践为证，阐明了作者的才性、爱好在“定势”中所起的作用。诗的体制要求是一定的，而诗人的文思却没有定型。因而，在写同一体裁的作品时，便表现出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有的”兼善“，有的”偏美”，显示出文体基调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这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
为了纠正当时文坛上的”讹势”，刘勰反对“逐奇而失正”，提出了“执正以驭奇”的主张，这与前面说到的“以本采为地“，是完全一致的。刘勰所谓的“正”，主要有两层相关的意思，一是指圣人们的经典著作所指出的各种规矩和要求，带有传统性。二是指合乎文章体制的基调。所谓“奇“，也有两种褒贬不同的含义。一是新奇，带有创造性。二是”诡巧"、“趋新”。综合起来说，“执正以驭奇”，就是要以传统的、正常的规矩和要求，作为一种标准和尺度，去驾驭、支配文章写作中的变革和创造，并且用以去遏制”诡巧”、”趋新”的”讹势”。在这里又明显地可以看出，刘勰对“正”与“奇”这一对矛盾的处理，是很合乎情理的。
综观《定势》全篇，刘勰揭示了”势”的内涵，论述了“定势”的意义，提出了“定势”的方法和原则，全面、系统地解决了我国古代写作理论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关键问题，对匡正浮靡、诡滥的文风，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它又承前启后，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成就和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的。
【原文】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誉两难得而俱售也。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刘桢云∶“文之体势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干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又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赞曰∶
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
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枉辔学步，力止寿陵。
【译文】
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同，写文章的原则和方法也多有变化，没有不是根据作者的情思来确定文章的体裁，再借助于体裁来形成文章的基本格调的。所谓势，是乘借有利条件而成的一种格调。如同机弩扳发，箭就直线射出；山涧曲折，急流也就有回旋，这是自然的趋势。圆形的物体是圆规形的，它的态势自然趋向于转动；方形的物体是矩形的，它的状貌自然是稳定的。文章的体裁和格调，就像是这样的罢了。因此，以模仿经书写出的文章，自然具有典雅之美；仿效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布局谋篇，则必定显出华美、艳丽的辞采；立意浅显切近的，大都不够含蓄、深刻；措辞明晰简要的，则多没有繁富的文采。就像激流不会出现涟漪，枯树不会有密叶浓荫，这是自然的态势。
因而绘画讲究着染颜色，运用文辞写文章则是为了充分地表达感情，色彩糅合、调配，才能画出狗与马的不同形状，情感错杂、异曲，写出的文章就有了或雅或俗的不同格调。作者把情思加以镕铸，按照一定的规范写成文章，各自都有所师承，虽然相互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却也是难以跨越的。然而通晓文章写作的人，善于综合各种文章的格调：新奇的与正统的虽然相反，必定要融会贯通，解析清楚；刚健的与柔婉的虽然不同，但一定要适应形势的需要灵活地加以采用。如果只是爱好典雅而憎恶华美，那在兼通方面就有了偏颇，犹如夏朝人争论弓重要还是箭重要似的，只有其一是不能单独发射的；倘若把典雅的和淫靡的混和在一篇文章之中，那全文统一的体制、格调也就被割裂了，如同楚国人既夸自己的矛锐利，又说自己的盾坚固那样，结果是矛与盾都难以卖掉了。
因此综合各种文体格调，作者的功力要用在权衡和鉴别方面，文章的音韵和色彩，要依照文章体势的需要加以调配。章表奏议，以典雅为标准；赋颂歌诗，以清丽为标志；符檄书移，以明断为楷模；史论序注，以核要为范式；箴铭碑诔，要以弘深为体势；连珠七辞，则力求其巧艳：上述这些都是循借着文章体裁而形成的基本格调，适应变化而收到的功效。虽然它们是相互渗透、结合的，节奏和文采也杂然交错，但犹如五色的锦缎，还得以其本来的色彩做底色。
桓谭说：“写文章的人各有其所好，有的爱好浮华而不知道核实精到，有的以繁富为美而不见简明扼要的好处。”陈思王也说：“世上的作者，有的爱好广采博取烦琐的文辞，使文章的旨意深隐而不露；有的喜欢解剖辨析字句，一丝不苟，微及毫厘；各人的习尚不同，所追求的就有了差异。”这说明文章的格调是不一样的。刘桢说：“文章的体势，确实有强有弱，要是言辞已经完了，文势还有余力、余韵，那他就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作者，不可得到的。”上面公幹所说，也颇兼及文章的气势。不过文章各有其势，而其势有刚有柔，不一定非得有激昂慷慨的豪言壮语才谓之有势。还有陆云曾言及自己：“过去评论文章的写作，先是重文辞而后才考虑文情，崇尚文章体势而不讲究文辞的色泽；及至张公论述文章写作，就想宗奉他的话来论文了。”思想感情固然先于文辞，而文章的体势格调确也必须加以修饰、润色，陆云可说是先迷失了方向而后走向正途的。
近代以来的文人，大都喜好诡异奇巧的东西，追溯、考察他们文章体式的来由，是由错误的体势格调蜕变而成的。由于厌弃旧有的文章体式，恣意而牵强地追求新奇，考察他们的错误主张，看似艰深实则并没有什么高妙的法术，只是反对正规的做法罢了。所以他们的文字，把“正”字反写就成了“乏”字，他们的文辞，则是以反对正常的用法为新奇。仿效所谓新奇的写法，无非是颠倒句子的构造，把应在上面的字压到下边，把应在中间的字词挪移到前边或后边，这样不正常地颠来倒去，便算是新奇的货色了。
大路平坦，却多有走小道的人，这是由于想走近路；正常的说话、作文本是明明白白的，而有人却常常要说反常的话，写反常的字，则是为了迎合世俗。然而精通写作的人，以用意新颖而使文章精美巧妙；而故意标新立异的人，则由于背离正体，把文章写得怪异而不像样子。经验丰富的作者，掌握着正规的方法来驾驭写作中新奇的创造；追求时髦的作者，则恣意竞逐奇异而背离了正规；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而得不到纠正，文章的体势就将随之衰败了。明确了上述情况，怎能不深加思考呢？
综括而言：文章的形体产生了，文章的基本格调也就表现出来了，“形”与“势”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激流回旋似圆规状，箭射出去犹如直绳。因利乘便按照节奏驰骋在文坛上，文章中的情思与文采就会自然地凝结在一起。如果不照常规走路而去学邯郸人的步法，那就只能像寿陵的余子，用尽力气而又以可笑的失败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