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情采》篇中的“情”与“采”、“质”与“文”，大致上相当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或者说代表着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因而论述“情”与“采”或“质”与“文”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论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情采》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就在于此。
对于“情”与“采”、“质”与“文”的关系，亦即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勰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一是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刘勰用自然界的事物为喻，来论述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与他在《原道》篇中所阐发的“自然之道“密切相关。二是文章的内容决定文章的形式。文章的形式必须以文章的内容为基础。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但不是及有主从与轻重的。为此刘勰在理论上概括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就更准确地阐明了内容决定形式的要义，成为在文章写作理论研究中千古流传的警句名言。三是文章的形式虽决定于内容，居于辅助性地位，但它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刘勰说：“言以文远，诚哉斯验。”从史的角度对形式的作用做了结论。刘勰一贯认为，最理想的文章，应当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衔华佩实”、”符采相齐”的。
综观《情采》全篇，它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总结、吸取前人论“文”与“质”的经验，使之专门化、系统化，不仅是批判、纠正齐梁时期浮靡文风的有力理论武器，而且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古代文章写作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情采》篇是《文心雕龙》中精华较多的篇章之一，但它也有些不足。一是对“情”与“采”、“文“与“质”的具体内涵未能做出准确的阐述；二是刘勰所要求的文章内容，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即明显一证。
【原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译文】
圣哲贤人的著作，都叫做“文章”，这不是说明文章要有文采又是什么呢？水有虚软之性，故能形成波纹；树木有质实之体，故有鲜花开放：可见文采要依附于一定的质地。如果虎皮、豹皮没有花纹和色彩，就会与狗皮、羊皮一样；犀兕之皮有实用价值，但要靠红漆着染色彩：可见质地也需要文采。至于错综地抒写性情心灵，描述万物状貌，精心琢磨文字，组织安排辞句，其所以能光辉熠耀，是因繁富的文采而著称。
因而确立文采的途径，其机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叫做形文，就是五色；第二叫做声文，就是五音；第三叫做情文，就是五性。五色错杂调配就成为斑斓的花纹；五音互相配合就产生了乐曲；五情抒发出来就成为各种优美的文章，这乃是一种神妙的自然规律。
《孝经》留传下教训，居丧期间不说有文采的话；由此可推知君子平常说话，并不都是质朴的。老子憎恶虚伪，曾说“漂亮话不可信”；但他的著作《老子》五千言，却是精彩美妙的，可见他也并不是厌弃文采的了。庄周说，“用巧妙的话来细致地雕画各种事物”，就是说要讲究辞藻修饰。韩非所谓“艳丽的文辞用于辩论、游说”，这也是说追求绮丽之美。用华丽的言辞增加辩说之美，用精美的辞藻来雕饰万事万物，文章辞采的变化，可谓达到极点了。
品味《孝经》和《老子》所言，就会知道文采修饰内容要依附于作者的性情；细察庄子、韩非子之说，就可看出辞采“辩雕”事物过于浮华了。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际选择为文之本，在邪路与正道之间从容思考，那就能够在写作中运用文采了。铅粉和黛料可用以修饰容貌，但要顾盼生情却要依靠美好的姿质；文采可以美化语言，但精巧华丽之美则本源于作者的性情。所以说情理是文章的经线，文辞则是情理的纬线；经线端直纬线才能与其交织相成，情理明确文辞才能畅朗。这就是文章写作的根本之点。
从前，《诗经》作者的篇章，是为了抒发感情而写作的；而辞赋家的赋颂，则是为写作而造作感情。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诗经》中《风》、《雅》的写作，是作者有思虑和怨愤，于是抒发、吟唱自己的感情，以讽喻居于高位的人，这就是为表达自己的感情而写作；而辞赋家们心里并没有什么郁结的忧思，只是随心所欲地用过分夸饰的文辞，沽名钓誉，这就是为写作而造作感情。因而为抒发情感而写作的，言辞简要、精练，写出了真情实感，为写作而造作感情的，文辞浮华过分，内容却虚夸而杂乱。后代的作者，追求文辞的浮夸，而忽略内容的真实，抛却古代的《风》、《雅》传统，宗奉近代辞赋家的文风，所以表现真情实感的诗文日渐稀少，追求浮夸文辞的篇什则愈来愈多。
有人处心积虑地想做官，却空泛地吟咏着退隐山林，有的人头脑纠缠于政务，却虚假地述说着要超脱人世。内心没有真正的主宰，表现出来的就与内心相反了。桃树李树沉默无语，而树下却有了蹊径，因为它有果实悬挂枝头；传说男子种植兰草，却并没有芳香，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垂爱兰草的真实感情。像草木一般微小的东西，都要依赖于思想感情和甘美的果实，更何况是文章要以述写情思为根本，说的与想的不一样，这样的文章能让人相信吗？
所以连缀言辞结集文采，是要阐明情理；如果辞藻浮华文采诡异，那么心思和情理就会愈加隐蔽不明。人们知道以翡翠装饰钓线，以肉桂作为鱼饵，反而钓不到鱼。“言语的含义被过多的文采所掩蔽”，大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穿着锦缎衣服还要再罩上一件布衫”，就是厌嫌文采过于华丽显耀；《贲卦》的卦象探究到极处竟是白色的，其意在强调返还事物的本色。要能确立一种规范给所要表达的情理以恰当的位置，拟定一种基本格调使情思得以抒发，情思确定之后再连缀音韵，思想端正之后再铺展文辞。使文采不掩盖内容，丰富的事例不淹没感情，使朱蓝正色光彩熠耀，屏弃红紫杂色而不用，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雕饰作文的文质彬彬的才士了。
综括而言：言论需借助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说法是经过验证信而不爽的。作者构思完成了，文采的光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鲜艳的织锦容易变色，舜英虽美却极易凋谢。文采繁富而情思贫乏的文章，品味起来令人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