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从《镕裁》篇论述的逻辑来看，刘勰认为写作过程是一个“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刚柔以立本”，又要“变通以趋时”。“立本”是有体制和规范的，不能随心所欲，因而就出现了“意或偏长”，亦即所要表现的情理内容过多过繁，而不能与体制、规范相适应的矛盾；“趋时”，则没有一定的方法，需视具体情况灵活多变地对待、处理，这就又产生了“辞或繁杂”的毛病。总之是内容与形式不相适应；情理、体制、文采三者不能协调。
为克服这一困难，刘勰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准”说：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这一准则，主要在于解决情理与体制的“合模”，亦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情理和内容既要借助于一定的体制或形式加以表现，又要受体制或形式的制约，合乎其规范。对“设情以位体“，即不宜单方面考虑情理或内容对于体制或形式的作用和意义，而应注意到体制或形式对于情理或内容的反作用。
“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这一准则，主要在于解决“意或偏长”的问题，亦即事例与情理的关系问题。所谓“酌事”，就是要斟酌、研究事例，权衡其轻重价值。而“酌事”的关键，则是要看表达情理的需要和体制规范所能吸纳的程度。所谓“取类”，则是要从同一类型的多种事例中择选出典型的事例，使之举一反三，以一例百。由于是“取类“，这就需要以对事例的分类排队作为其前提，而事例一经分类排队，文章的纲目条理也就相应地明朗化了。
“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这一准则，主要在于解决文辞与情理的关系问题。刘勰虽然认为“情以文显”，但他又反对”痔义肥辞”。所谓“撮辞”，就是集中运用必要的文辞，做到“辞达而巳”；所谓“举要”，就是要表现出作为文章内容的情理。努力克服“辞愈多而理愈乱”的现象，使辞情和谐得体。
“三准”说事实上存在着先后次序，是写作构思的步骤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写作规律。《镕裁》篇虽把裁辞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不像论述镕意那么鲜明、突出。综观全文，刘勰提出的主要裁辞方法有以下几点：－、“变通以趋时”。即要适应特定环境中的表达需要，使文辞有所通融和变化，而不能总是一个腔调、一种风格、一种模式。这与刘勰所谓的“文变染乎世情”是一脉相通的。二、“修短有度”。即刘勰以缝制衣服为喻，要求适合特定文体的内容需要。三、“适分所好”。即要使文辞的运用自然地反映出作者的个性特点。长期的写作实践表明，有的作者善敷，有的作者善删。对于这种现象，刘勰不围于一偏，明确指出“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只要能做到“删者字去而意留”,“敷者辞殊而意显”，都是应当肯定的。如果“字删而意阙”，“辞敷而言重”，那就都不足取法了。这样论述，是颇有些辩证意味的。
【原文】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肬，实侈于形。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赞曰∶
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
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译文】
思想内容确定了位置，文采自然流布于其中。以刚健或柔婉作为文章的基调，以通融和变化适应环境和形势的特点。确立文章的基调有一定的体制，而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能过于繁多；适应环境和形势没有固定的方法，辞语的运用可能繁冗而芜杂。解决问题的关键，主要就在于镕裁。按照一定的规范调整文章的思想内容，推敲、修正文辞运用的缺陷。使文章的思想内容合乎文章体制的规范，叫做镕；删削多余的、无实用价值的文辞，叫做裁。经过剪裁，文辞不再繁冗拖沓，经过镕范，则体制分明，旨要突出，犹如在木料上打好墨线作为标准，再用斧头砍掉多余的部分一样。脚的拇指与二指不分，手的拇指旁生小枝，是天生多余的缺陷；附生的赘肉和悬缀的肉瘤，也是人体上无用的废物。同一意思在文中两次出现，就是内容方面的骈拇枝指；同一辞句一再重复，则是文辞方面的附赘悬疣。
构思开始，往往为头绪繁多、辞采杂乱所累，心灵不是天平，势难判断多少和轻重。因之起草篇幅较长的文章，先要确立三个准则：第一步，确立文章的内容，给它以适当的位置，即按照一定规范确定其体制；第二步，根据内容从各类事例中选择典型事例，并加以有条有理地表现；第三步，聚集文辞来表现文章的内容要义。然后铺陈文辞表达内容，去芜取精，调节辞语文采，就像木工砍掉墨线之外的材料，因而能使文章从头到尾圆合周密，条理贯通，集中有序。如果事先不确定准则，而执意追求文辞的繁缛，那么各种诡异的东西就会纷至沓来，冗余之物就必然增多。
所以三准既经确立之后，继之便应探讨字句。句子有可删削之处，足以看出表达的粗疏；文字不能再减少，才知道文辞的精密。精湛的议论，扼要的语言，具有极简练的风格；奔放无羁的想象，铺张的文辞字句，则有着繁缛的特点；而繁缛与简练，都是由作者的个性和爱好来决定的。把话加以引申、发挥，两句可扩展为一章；把话加以概括、简化，那一章就可删减为两句。文思繁富的作者善于铺陈、扩展，才思精要的作者善于简化；善于简化的作者删削了文字而保留了原意，善于铺陈、扩展的作者，文辞繁多而富有变化，使内容更为鲜明、突出。删削了文字而致内容不完善，那是残缺而不是精要；文辞铺展了而语言重复，那是芜杂而不是丰富。
从前，谢艾、王济是西河的文人学士。张骏认为谢艾的文章繁富但不能再删减，王济的文章简略但也不能再增补，像他们两个人，可谓精通镕与裁的方法，懂得如何繁与简的道理了。至于陆机，才思优异，连缀文辞却非常繁缛；陆云文思稍差一些，而喜爱文辞的简省。及至陆云评论陆机之时，虽一再厌嫌他的繁多，却又说“文辞清新，前后衔接，不算是为文的缺陷”，或许是由于看重兄弟之情吧。用华美的锦缎做衣服，长短有一定的尺寸，纵使喜爱它的华美，也不能把领子和袖子加长一倍，才思巧妙的作者尚且难以写得繁富、精当，更何况文思稍差的人呢？而陆机在《文赋》中认为，“丛杂的荆棘不必砍掉”，“平庸的音调也可以凑成一曲”，陆机的见识并非不高明，而是他在感情上苦于对繁冗的删削罢了。成百的骨节构成人体，共同依靠血脉的流通；多种意趣汇聚成文章，离不开文辞和情思。若要情感表达得充分而又不繁杂，文辞运用得完美而不泛滥，不发挥镕裁的作用，怎么能做得到呢？
综括而言：文章的构成好比房子的门窗，左右是相互配合、对应的。文辞好像河流，水溢出来就会泛滥成灾。衡量文章的增删得失，研究辞情的多少与详略。删除芜杂多余的东西，减去不必要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