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声律》篇专论诗文的声调和韵律问题，是我国诗文写作理论中值得特别重视的瑰宝。在《附会》篇中，刘勰曾把诗文的声律喻为人体中的“声气”，是人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即“神明”“骨髓”“声气”“肌肤”之一）。在《声律》篇中，他更把声律视为人体所固有的一种生理现象。
刘勰总结前人诗文写作的实践经验，吸取当时沈约等人研究声律问题的理论成果，认为声律的运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声有飞沉”，二是“响有双叠”。所谓“飞沉”，是指声调的飞扬和沉抑，大体上相当于今之平仄。“飞”类同平声，“沉”恰如仄声。在刘勰所处的时代，虽尚未广泛使用平仄（或平上去入）的名称，但它巳在诗文写作实践中表现了出来。刘勰讲“声有飞沉”，实际上巳把平仄相互配合的道理讲得相当明确了。刘勰认为，声调的“飞”与“沉”，应当交互间杂，“逆鳞相比”，一句之中，不宜皆用平声，亦不宜都用仄声，否则就会产生“响发而断”或“声扬不还”的毛病。所谓“双叠”，是指语言中的双声和叠韵。两个音节中，声母相同，叫做“双声”；两个音节中，韵母相同，叫“叠韵”。这是我国诗文具有音律美的一种传统形式。刘勰认为，运用双声和叠韵，都必须紧密相连，如“辅护交往”，不得间断。如果“双声隔字”或“叠韵离句”，那也就成为“文家之吃”了。
为了防止和克服“吃文为患”，刘勰提出：一要有“务在刚断”的坚决态度，二要掌握“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的调整方法。这样，就能使写出来的诗文“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了。
综观《声律》篇全文，刘勰对声律的重要性、声律的运用原则，以及声律运用中的方言、讹韵等问题的论述，都是很实际、很有见地、很有意义的。在当时的文坛上，存在着“声律论”之争。一方面，以沈约为代表，特别强调声律，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对汉语声律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框定了一些烦琐的禁忌，如所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八病说。另一方面，稍前于刘勰的甄琛、陆厥、萧衍，和稍后于刘勰的钟崠等人，则批评沈约”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们反对片面求务声律，是有实际意义的，但又疏略于诗文写作中的声律之美。刘勰在这两者之间，慎辨去取，既不赞成烦琐的禁忌，又不否定声律的重要意义，持论是比较端正、公允的。他继往开来，对此后声律论的研究与传统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日僧遍照金刚之《文镜秘府论》，即多引刘勰之声律说以为其理据。时至今日，声律问题却仍然是不应忽视的。
【原文】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攡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馀声，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征，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赞曰∶
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
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译文】
音律的开始产生，原本于人的发音。人的发音包含宫商等五音，始自人的生理气性，先前的圣人因而鉴用，借以制作音乐歌曲。由此可知是乐器模拟人的声音，而并不是人的发声模拟乐器。所以，言辞语句是构成文章的关键，表达心灵的枢纽，推敲运用音律，靠的就是唇齿和口吻而已。古代教人唱歌，先要掌握法度以正音律，使强音合于宫音，弱音合于徵音。宫音、商音较强，徵音、羽音较弱；张喉与动舌的声音不同，合唇与碰齿的声音有别，声音的强弱按照标准一比较，就能区分清楚了。如今人们弹琴，要是音调不和谐，必然知道要调整琴弦，而写文章音调不顺畅，却不懂得如何调节。乐声发自琴弦，倒能使它和谐，语言出于自己心里，反而失去了音律的和谐，其原由何在呢？实在是由于外在的声音容易察辨，而内心的情思的确是难于弄明白的。外在的声音容易听清楚，是由于琴弦用手来弹拨；内心的声音难以掌握，则是由于声音和心思一样纷繁。这虽可以循其规律求得声韵的和谐，却是难以用文辞追述的。
声音有飞扬和低沉之分，音响有双声和叠韵之别。双声之字被其他字隔开，就往往不协调，叠韵被分离，则必然别扭；发音都是沉抑的，就像是断了气，出声都是高强的，则只能飞扬而不能婉转，双叠都应当像井上的辘轳，一圈一圈地回环转动，飞沉则应像有顺有逆的龙鳞排列在一起，相反相成。如果违背了声音搭配的次序，就会佶屈聱牙，这种弊端，也就是文章家的口吃病。文章中的口吃病，是由于偏好奇诡造成的，由于追求新异，所以才产生了别扭绕口的辞句；要想解开这个纽结，必须坚决果断。左边有障碍可从右边去想办法，后边有了阻塞而到前边加以调整，那么声音就会流转于口，如玉石振动玲玲作响；言辞充盈悦耳，像累累相连的珍珠了。所以文章声韵美丑好坏，寄托在吟咏之中；而吟咏的韵味，则从字句间流露出来，在字句方面所用的气力，归根结蒂是为了使文章有和谐的韵律。不同的音调配合恰当就是和谐，同一声音前后应和就是有韵。声韵一旦确定，那么收声相同的音就易于安排；声调的和谐要讲究高低抑扬，所以音响的搭配就难以契合。提笔作文容易工巧，但选定和谐的声调却非常困难；连缀文辞难于精致，而押韵却相当容易。虽然其中细微之意和曲折变化，不可能条分缕析地详说，但其纲领大要，不会超出上面这些论述。
至于有人注重音调的全面自然和谐，就像是吹奏管乐；有人反复地求取音韵，就很像是调整琴弦。调弦要靠转动瑟柱，所以就每每不能谐和；管乐器上的气孔是固定的，所以吹奏的音调总是一致的。曹植和潘岳的文章，犹如吹龠都是和谐一致的调子；陆机和左思的文章，则像调瑟那样求得和谐。这里只是略举大概，其余是可以类推而知的。再说《诗经》作者们用韵，大都清楚准确，《楚辞》用的是楚地辞语，所以错乱的声韵很多。及至张华论韵时，曾说陆机的文章中楚音很多，而《文赋》中则说“取足不易”，这可以说是接受了屈原之音韵的影响，而失掉黄钟正调的音韵了。切合标准的用韵，其势如转动的圆环，错误的用韵，比把方木插入圆孔更难合卯，能够避免方木圆孔这样格格不入的现象，用韵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有才气的作者洞察明鉴，能够剖析字词并钻研其声韵，识见粗疏的作者不谙音韵，碰上什么音就用什么韵，这不过是大风吹窍，南郭奏竽罢了。古人佩带玉器，左边的要合乎宫音，右边的要发出徵音，用以调节步子，使声音不失掉应有的秩序，而文辞之声是用来使文章合乎声律的，怎么可以忽略呢？
综括而言：抒写情思务必要深远，安排音律却要切近。声律发自于内心，通过唇吻使之调和。声律要赖于“盐梅”的调配，音响借助于“榆槿”的柔滑。抛却不协调的讹音，和谐的声律就会更为畅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