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章句》篇专论文章中的分章和造句问题，它所讲的章句虽与今之章节、句子不完全相同，但大致上都可归属于布局谋篇的范围。刘勰强调了章句在文章中的地位：其一，章句是构成文章的基础，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由字而成句，由句而成章，由章而成篇，由小而大、由个别而一般、由局部而整体，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其二，全篇文章光彩显耀，是由于各章没有毛病；章节写得精细华美，是因为句子没有缺陷；而句子的清新隽秀，则是由千每个字用得非常准确恰当。这两层意思正反相成，有力地阐明了章句在文章中的功能。
在安排章句方面，刘勰提出一些原则和方法：一是“句司数字”,“章总一义”。它要求一个句中的几个字要上下相接，前后互依，避免“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的情况；一章之中则要总括、包容着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做到“意穷而成体”。二是“控引情理，迎送际会”。它要求章句的安排要适应情理的表达，能够承上启下，有分有合。三是“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它要求全篇章句从头到尾都要像鱼鳞似地依次相接。四是“内义脉注”,“首尾一体”。它要求文章的内容主旨，贯注全篇首尾，能够支配、协调文章各个部分的关系。
《章句》篇有较多篇幅讲字数、用韵和虚辞问题，刘勰在《章句》篇中所论及的虚辞，于今多巳失掉了广泛的使用价值，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们仍需“旋转”于句子的始、终、中，发挥着使句法“栩栩欲活”的作用。
综观《章句》全篇，它突出地阐明了章句的功能，提出了安排章句的原则和方法，强调了虚辞在章句中的作用，联系《情采》篇、《镕裁》篇和《附会》篇中的有关论述，综合研读，将会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刘勰论文之大旨。
【原文】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赞曰∶
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
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译文】
安排情理有一定的处所，摆布言辞也有一定的位置；安排情理的处所叫做章，摆布言辞的位置叫做句。所谓章，就是明白的意思；所谓句，就是局限的意思。所谓界分言辞，即指把字连缀起来构成句的疆界；所谓明确情理，要总括文义并把它包容在一定的体制之中，这两者的范围虽有不同，但却像有道路贯穿其间而能相互联结。人们写文章，都是缀字而形成句，串句而成为章，联章而构成篇的。全篇文章光彩显耀，是由于各章没有瑕疵；每个章节都明晰华美，是由于所有句子都没有缺陷；每个句子都清新隽秀，则是由于没有妄用一个字。抓住根本，末节就相随从，懂得了基本原理，万事万物就都包容其中了。
人们写作有韵或无韵的文章，篇制有大有小；分别章节联结句子，声调有缓有急；要随着文情的变化适当调配，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句子掌管着几个字，必须组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章节总括着一个意思，必须把它说透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章节联系着情理的表达，应当迎上送下有分有合，好比舞蹈的态势，回旋环绕，要有一定的行列和位置；又如唱歌的声音，婉转柔长，要有高亢和低沉的节奏。
探究诗人运用比喻写诗，虽是断章取义，但章句在全篇文章中，犹如蚕茧抽丝那样绵延不断，从始至终，全篇章句都像鱼鳞那样依次排列着。开头的言辞，即预先孕育着中篇的意思，结尾的辞语，则要追求前面章句的旨意。因而能够使外在的文辞绮丽交织，内在的文意脉络贯通，像花房与花萼那样衔接，首尾浑然一体。如果文辞上下无依，互不衔接，就像远游的孤客没有旅伴，如果叙事违反了次序，则像飘泊在外的游子无处安身。因此，造句切忌颠倒，分章重在合乎顺序，这本来就是表达情思的要义，无论有韵之文或无韵之笔都是相同的。
至于文章中章句的多少没有定准，而句中的字数却有一定之规：四字句紧密而不逼促，六字句长而且正，却并不迂缓、松散，有时变为三字句、五字句，那只是适应情势变化的一种权宜办法。至于《诗经》中《雅》、《颂》那样的庄重体式，以四字句为正格；唯有《祈父》“肇禋”以二字成句。追溯二字句原始于黄帝时代，《竹弹》歌谣即是；三字句兴起于虞舜时代，《元首》诗即是；四字句广泛发展于夏代，《洛汭》之歌即是；五字句始见于周代，《诗经·召南》中的《行露》篇即有部分五字句。六字句和七字句，在《诗经》、《楚辞》中即已夹杂出现；但整篇都是六字句或七字句的，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文情不断地发展变化，各种句式的运用也就相应地有所代用了。
至于改换韵脚转易声调，是为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往往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则多百韵不变：这也是各有其志趣的。从前曹操论赋，不满同韵重复，而以换韵为善。陆云也说，四言诗的换韵，以四句一转为好。察其用韵的方法，志趣与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和音律就嫌逼促；而如百韵不易，则诵读起来就会使人烦劳。才气高妙的作者虽能有感而发，得心应手地抒情和用韵，但何不采取“惟务折中”的办法，以保证不出现什么毛病呢。
再说《诗经》的作者把“兮”字用于句子之中，《楚辞》用“兮”字，则在句子之外。考究用“兮”字作为句子中的承接成分，乃是一种表示语句余声的辅助性语气词。虞舜咏《南风》歌中，就早已用它了，但曹操却不喜欢用它，这难道不是认为“兮”字对于表达文义没有益处吗？至于夫、惟、盖、故四个字，乃是用于章句之首的；之、而、于、以四个字，原是嵌在句子之中的；乎、哉、矣、也四个字，则经常用于句子之末尾。照事理看虚字似乎是多余的，但它们在文章中的作用却很符合实际。巧妙的作者灵活地加以运用，严密地把文章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就能在数句之外，得到一个虚字的助力了。实字之外的虚字都不能用错，更何况是整个的章句呢！
综括而言：裁断章节，有一定的准则，积句成章却没有定规。情理借助章句以与主旨相配，运用文辞忌讳上下不能相接。围绕所要表达的情理变换韵调，使章句曲折变化起伏腾跃。或离或合，或同或异，借以充分发挥章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