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丽辞，即骈俩之辞。市；语言、写作范围而言，丽辞大体上相当于今日所谓的对偶或对仗。通过对丽辞源流的追溯，刘勰不仅为丽辞之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一一既有自然之理和经典之范，又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而且为反对浮靡文风暗置了“关键”,“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一句，分量很重，针对性也很强。
刘勰对丽辞的分类，较之后人的研究，显得相当粗略而不够完备，但是刘勰确实是为丽辞的分类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其发韧之功是不应低估的。
丽辞，作为六朝时期盛行的一种写作艺术手段，一方面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助长了浮靡诡滥的文风。刘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述丽辞问题的。他既要肯定乃至倡导丽辞之用，又要防止、纠正丽辞运用中的缺陷和弊端。因之，他论述丽辞之用有所“贵”，也有所“忌”。
所谓贵，一是贵“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意谓高低上下要互相配合、关顾，自然而然地构成对偶。二贵“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意思是说，不必刻意经营偶句，而以任其自然为上。三贵“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意谓用奇句或用偶句都要适应情势的变化，而无须劳神去钻折。四贵“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意即交错地兼用奇句和偶句，像有节制地佩戴各种玉石饰品。刘勰所提出的上述“四贵”，突出地反映了他本源于自然之道的论文思想，虽有偏颇、繁复，却也是有本有末，言之成理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刘勰所提出的“四贵”，都要“理圆事密”，亦即说理要圆通，用事要贴切，注重内容的表述，这就使他的丽辞之论与形式主义的对偶主张，明显地区别开来了。
所谓忌，一是忌“句之骈枝”，即对偶中不能有累赘多余、一意两出的骈拇指枝。二是忌“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即对偶中相互配合的两件事，不能一优一劣，否则就会出现“骥在左骏，努为右服”的倾斜和失衡。三是忌“事或孤立，莫与相偶”，即对偶中的用事，不能孤立无依，以致不能与之相配成双，否则就像是”夔之一足，肣跸而行”了。四是忌“气无奇类，文乏异采”，即对偶中的内容气势不能平庸无奇，文辞也不能没有新颖的光彩，否则就会“碌碌丽辞”,“昏睡耳目”了。这些见解虽稍有琐细之瑕，但在丽辞运用的过程中却是具体而实际的。
综观《丽辞》全篇，刘勰总结了历史上以及其所处时代的丽辞运用的状况，对丽辞的源流做了概括的阐述，并对丽辞的类型做了最初的划分，特别是从写作实践出发，提出了运用丽辞的贵与忌，在这些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较之他同时代人的有关论述，是技高一筹的。
【原文】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
赞曰∶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译文】
造化赋予人们的形体，上下肢必然是成双成对的。由于神理的作用，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心灵动而文辞生，运思剪裁反复考虑，高低上下相互配合，自然构成了对偶。唐尧、虞舜时代，言辞没有追求文采，可是皋陶却赞助虞舜说：“罪过可疑的从轻处理，功劳可疑的从重奖赏。”益也曾陈述谋略说：“自满招致损害，谦虚受到益处。”并非刻意经营偶句，只是任其自然成对而已。《易经》中的《文言》和《系辞》，是圣人精妙思虑的结果。序说《乾卦》的四种德性，就句句衔接成对；讲到与龙虎同类的联想，就字字对偶；言及乾坤易简的道理，也是婉转地互相承接；说到日月的往来，则又隔行隔句遥相应合。虽然句子的字数不等，但对偶的意思却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作者们所写的有偶句的篇章，列国大夫们所使用的包含骈俪的言辞，或奇或偶都能应时而变，无须劳神去经营。自从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推崇、倡导运用华丽对偶的文辞，就如同宋人讲究绘画、吴人讲究铸剑那样，注重刻画形象和雕镂方法，于是骈俪的句子与精深的文采一起流传，对偶的意思与超逸的韵味共同焕发。到了魏、晋时期，许多文人才士，对句子的研究越发精密，连缀字辞以成趣，剖析毫厘一丝不苟。然而契合时机用得恰当的才巧妙，只顾表面浮华而内涵虚假的就不会有成效。
对偶的体例，共有四种：言对容易，事对困难，反对为好，正对则差。所谓言对，只是文辞的成双成对；所谓事对，则要双双列举人事以为例证；所谓反对，是指事理相反而意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指事例有异而意义相同的骈句。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这属于言对类型；宋玉《神女赋》中的“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这属于事对类型；王粲《登楼赋》中的“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这属于反对；张载《七哀诗》中的“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这是正对的类型。对句自然地出自内心，故言对比较容易；作对要验证一个人的学问，故事对比较困难；幽与显不同却用以表达同一意思，故反对较好；同富贵共心志两句同义，故而正对为差。再说言对和事对，各自都有正对和反对，按照这样的类别去探求，条理自然就清楚了。
张华诗中说，“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中说，“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像这样意思重复的句子，就是对句中的骈拇枝指了。因此言对的美好，以精巧为贵；事对的前提，是一定要妥帖恰当。如若两事相对，而其优劣极不相称，那就像良骏在左，劣马在右，共同驾车一样了。如果事例孤单，无以与之相配成偶，这就像夔只有一条腿，跳着走路。如果内容气势不出奇，文辞缺乏光彩，只是一些平庸的偶句，那就要使人耳烦目倦了。一定要使对句情理圆通事例贴切，像一副璧玉一样光彩辉映。再交错地兼用奇句和偶句，像有节制地佩戴各种玉石饰物，这才能显出它们的华贵。类似这样地去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会显现出来了。
综括而言：天生肢体必定成双，运用辞语也要配对。左右需相互应和，精义和韵味都要具备。像光彩鲜亮的并蒂花朵，像明净的镜子映出情态。丽辞双双流露出玉石的光润，犹如身上佩戴着串串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