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比兴》篇专论我国诗文写作的两种传统的表现手法。比”，大致上相当于今之所谓比喻；比喻是由刘勰以及前人所说的“比“衍化而来的，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按照刘勰的说法，”比者，附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其意谓，”比”就是“比附”，亦即通过描绘事物来比喻某种意义，用鲜明的形象贴切地表明事理或物象。但刘勰又说：”｀比＇则蓄愤以斥言“，即“比”是怀着愤激的感情来进行批评和指责的。这就把“比”的内容范围及其在写作中的作用，做了过分狭隘的限制，而与今之比喻有了距离。兴”，大致上相当于今日诗词创作中的起兴或引情，它们也都源出于“兴”，是刘勰以及前人所谓“兴”的发展，但两者之间也有所不同。刘勰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意谓“兴”就是肇始、引发，感情被引发出来了，“兴”的样式也就确立了、形成了。但是，按照刘勰的观点，起兴、引情还要“依微以拟议”、“环譬以托讽”，意即要借助隐微、含蓄的事物来比拟情意，用委婉、折绕的比况来寄托讽喻，而不能明显地直陈其理，直述其情。
比兴作为诗文写作的表现手法，也是”类多枝派”的。刘勰对“比”的类型，论述较为繁杂，但也较为具体。认为“比“有喻声、方貌、拟心、譬事四种类型。接着他举出实例，以四个类型和八个实例加以对应，显然就有些错杂，而现一意两出之瑕了。
刘勰对“兴”的分类，不如对“比”说得那么具体，没有明确指出“兴”的不同类型。他只是笼统地认识到“兴”皆要有寓意，即“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在写作实践中怎样正确运用“比”与“兴”，刘勰未做集中的论述，但综合《比兴》篇全文，可看出刘勰对比兴运用的要求主要有：一是要“触物圆览”，即要全面细致地观察认识客观事物，只有如此，才能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才能正确地运用比兴。二是要“拟容取心”，这是说比兴的运用，既要把握住、比拟出事物的外在形貌，又要认识、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做到主观与客观、内情与外物的统一。三是要“切至为贵”，即把两种事物，或实或虚，都结合得非常贴切、非常自然，做到“物虽胡越，合 则肝胆”，这就需要把握事物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了。四是要“断辞必敢”，这不仅是要有胆识和气魄，敢于“斥言”和“托讽”，而且还要在“万涂竟萌”、”辞采苦杂”的”附理”和“起情“过程中，能够因时顺机，制胜文苑。
综观《比兴》全篇，刘勰论比兴，不仅分别阐明了比兴的内涵和特点、分类和要领，而且特别突出了比兴要“斥言”、“托讽”的作用，这对纠正浮靡的文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兴，作为诗文写作中最基本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千百年来，广泛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派生出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历代文家所重、所用，促进了诗文写作艺术水平的提高。刘勰的“比兴“论，承前启后，理当是功不可没的。
【原文】
《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赞曰∶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澹。
【译文】
《诗经》的内容宏阔、深奥，包含着风、雅、颂、赋、比、兴六项；毛公给《诗经》作注，只标出了“兴”的体例，这难道不是因为“风”、“雅”、“颂”通贯全书，而“赋”的手法前后相同，“比”也非常明显，“兴”则比较隐晦吗？“比”是比附事理；“兴”是起兴引情。比附事理要用贴切的类比方法指明事物，起兴引情要凭借隐微含蓄的方法来寄托用意。引发了情感，“兴”的样式乃得以形成；比附了事理，“比”的体例因之而产生。比附是怀着愤激的感情有所指斥，起兴则是用委婉的比况寄托讽喻。由于实际情况不同，所以《诗经》作者们言志的方法也就两样了。
考察“兴”的寄托讽喻，以婉转的措词构成章节，它借以寄情的事物虽然微小，含义却相当深广。雎鸠雌雄成对而各有差别，后妃因之用以比喻贞洁的德行；尸鸠坚贞专一，夫人借而喻指贞洁的品质。只取其贞一的品质，而不在乎尸鸠是凡鸟；只重其雌雄有别的德行，而不嫌忌雎鸠是猛禽：喻意虽明却并不显豁，故需察看注释之后才能懂得。再说什么叫做“比”呢？那就是借叙写物象来比附情理，用明白的言辞来确切地说明事物。因而用金和锡来比喻高尚的美德，用珪璋相合来比喻诱导人民，用蜂育螟蛉来类比教诲子弟，用蜩螗之噪来比方酒后的呼喊号叫，用衣服脏了不洗来喻指心情苦闷，用心不是可以卷起的席子来表明意志坚贞：上述这些贴切相合的物象，都是“比”的内容。至于“麻布衣服像雪一样洁白”，“驾车的两匹马跑得如同舞蹈”，这种类型的语句，都属于比喻的范围。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时，国政衰败，听信谗言，三闾大夫却怀着忠诚耿介的感情，依照《诗经》的体制、格调创作《离骚》，其中的讽喻兼用“比”、“兴”两种方法。汉代的文风虽然兴盛，但辞赋作者多喜欢阿谀颂扬，《诗经》的讽刺传统丧失了，起兴的方法也不再沿用。从此辞赋作品首先发展起来，比喻手法如同风起云涌，纷繁而又复杂，背离了《诗经》固有的准则格调。
比喻作为“六义”之一，它选取作比的事物没有常规：有的比声音，有的比形貌，有的比心情，有的比事物。宋玉《高唐赋》中说，“纤细枝条的悲切声音，犹如吹奏笙箫”，这属于比喻声音的类型；枚乘《菟园赋》中说，“群鸟在空中疾飞，像是灰尘夹杂在白云里”，这属于比喻形貌的类型；贾谊《鵩鸟赋》中说，“灾祸与福气的关系，与绳线纠缠在一起无异”，这是用事物来比喻道理的；王褒《洞箫赋》中说，“箫声柔和温润，好像慈父对儿子的爱抚”，这是用箫声比喻心情的；马融《长笛赋》中说，“笛声繁复多变，连绵不断，犹如范雎、蔡泽游说时的辩辞”，这是用笛音比喻辩才的；张衡《南都赋》中说，“跳起郑国的舞蹈，就像蚕茧抽出丝绪”，这是把舞姿比作物象的。诸如此类的比喻，为辞赋所竞先采用，天天运用比喻，日长月久就忘掉了起兴，习用次要的而舍弃主要的，致使诗文写作逊色于周代了。至于扬雄、班固等人和曹植、刘桢以后的文家，刻画山川状貌，描绘风云形影，没有不是综合交织地运用比喻手法，来铺饰文采的，他们的文章之所以动人，都是借比喻发挥作用，取得功效的。还有潘岳在《萤火赋》中说，“滚动的金粒在沙石中闪耀”，张翰在《杂诗》中说，“青青的枝条好像一束束翠鸟的羽毛”，也都是比喻的内容。由此可知，比喻的种类虽然很多，但要以比得切合事理为最好，如果把鸿鹄描绘得像野鸭，那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
综括而言：《诗经》作者运用比兴手法，有感于物而详加观察。两种事物虽然如同北胡、南越那样互不相关，但契合起来却像肝胆一样相连。既比拟其外形，又摄取其内涵，运用文辞一定要果断。综合交错地运用比兴于咏歌之中，文采就会像河水那样波光潋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