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事类》篇专论写作中的用事引言问题，古人每每称之为“使事用典”，大致上与现代修辞学中所谓的“引用”相类。按刘勰所论，“事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略举人事以征义”，即约略引用古人的事例，用以证明事理的含义；二是“全引成辞以明理”，即如实引用前人的说法，用以阐明道理。“s事类”的运用，乃是增强文章本身内容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或者说，“事类”是为充分表达文章内容服务的。
《事类》篇中又从引用古事成辞角度，进一步强调作者的才能、学识与写文章的关系。刘勰认为：写文章既要有学识，又要有才能。才能是由先天的内在素质发出的，学识则是由后天的诸多外部因素聚合而成的。如何富才博学，刘勰认为，要到经典著作中去学习、借鉴，以丰富作者的才能学识。
在写作实践中怎样运用事类，刘勰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一是“综学在博，取事贵约”。要谙孰地运用事类，必须以广博的学识为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选取精要合用的事类。只有把博学与约取结合起来，才是运用事类的正确途径，也才能把事类运用得当，并生生不穷。二是“校练务精，裙理须核”。运用事类不能借巧傥来，率而操斛；而要严肃、认真地审核、校正，使所用之事类，完全符合实际，而毫无差错。三是“用旧合机”,“用人若巳”。运用事类要恰当得体，贴切自然，既要符合实际情况，又要把前人巳有的古事引用得像从自己口里说出来的一样。
综观《事类》全篇，刘勰对运用事类的意义和作用、原则和要求，以及对才学与事类之关系的论述，都是合理的，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不仅反映了历史上写作中运用事类的情况，而且对今天的写作，也有直接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原文】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庶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
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
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译文】
所谓“事类”，是在文章原有的辞情之外，凭据事例来类比说明文义，援引古事、古语来验证今天之事理的。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辞和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九三爻的爻辞里，引用遥远的商高宗征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六五爻的爻辞里，书写了较近的殷末箕子的坚贞：这都是约略引用古人的事例，用以证明事理含义的。至于像胤国国君去征讨羲和，引述了《政典》的教训；盘庚告戒人民，叙引了迟任的话语：这都是完整引用前人已有的说法来阐明道理的。由此可见，说明道理引用前人已有之言，验证事义列举有关的人和事，乃是圣人贤哲们鸿篇巨论的楷模，经典古籍通用的规范。《大畜》卦的象辞说，“君子要多多识别前人的言论和处世行为”，这话也是包括文章写作在内的。
试看屈原、宋玉所著的诗篇，号称仿照《诗经》作者所作，虽然引用了古代的人和事，但并不采用旧的言辞。只有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摘引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种情况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有“万分之一”的遇会。及至扬雄作《州官箴》，颇多斟酌地采引了《诗经》、《尚书》；刘歆的《遂初赋》，依次引述了史书纪传，渐渐地综合采用经史了。至于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人，就都摘取经史典籍中的古事成辞，使文章华实满布，凭借引用古书而获得成就，这都可以成为后人学习的模范。
姜和木桂因地而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本性中就具有的；文章由学而成，才能却要靠先天的素质。因而一个人的才能是由先天的内在资质生发的，学识则是由后天的诸多外部因素形成的，有的人学识渊博而才能馁弱，有的人富有才能而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人，在引用事义方面感到困难；缺乏才能的人，在辞情表达方面则非常劳苦：这就是素质与学养不同的表现。所以命意作文时，心思与文笔相互作用，天资才能是主宰，学问知识是辅佐，主宰与辅佐相互配合，文章必能独树一帜，称雄一时，才能和学识都褊窄狭隘，即使文辞华美也难以取得成功。就以扬雄那样的才能来说，他还自称原来不重视学习，后来在石室中大量读书，才写出了富有文采的篇章。天资与学识相辅相成，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所以魏武帝曹操说，张子的文章拙劣，是由于他学识肤浅，见闻不广，专事拾取崔骃、杜笃两人小文章中的东西，他所写的文章经不起质询，一问就说不出其出处。这就是少见寡闻所造成的毛病。
经典著作内容深厚，书籍的数量繁富无边，确实是各种言论的深奥宝库，表现才思的神奇境界。扬雄、班固以来的作者，无不在经典著作中吸取采用，尽力耕耘务艺，任意捕鱼打猎，挥刀能够割取，必定割下其中最肥美的部分。故而要丰富自己的才能智力，一定要博见多闻，只有一块狐狸腋下的皮毛不能使人温暖，有了数千个鸡脚掌才能让人吃饱。因此综合学问需要识见广博，采取、引用事例则贵在简要，校核选择务必精当，摘取事理必须核实，各种优点都汇聚在一起，使学识和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刘劭的《赵都赋》中说：“公子的门客，叱责强大的楚国歃血结盟；管库房的小吏，呼喝强秦的国王敲击瓦器。”像这样的引用古事，可谓既切合事理又抓住事义之要了。所以引用事例如能抓住要害，事例虽微小也能取得成就，犹如小小的车辖能控制车轮，不大的门臼可以使大门转动。如果把精微的言辞和美妙的事例，用于无关紧要之处，那就像是把金玉珠宝挂在脚脖子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脯上了。
凡引用故事得当恰切的，无异于像自己说的话一样自然；如果引用事例错误，虽然流传千年也还是毛病。陈思王曹植，是许多才士中的杰出人物，他在答孔璋的信中说：“葛天氏的乐曲，千人唱，万人应和，听的人因而就蔑视韶乐和夏乐了。”这样引用事例实在是错误的。考查一下葛天氏的歌，唱与和者只有三人而已。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的舞曲，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相和。”说唱和者千万人，不过是司马相如推测出来的；而讹滥地浮夸葛天氏的歌曲，把三个人推说成千万人，乃是轻信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虚妄说法，以致造成了上引的谬误。陆机在《园葵》诗中说：“庇护脚跟的智能是一样的，生理上却千差万别。”说“葵能卫护自己的脚”，是孔子讥讽鲍庄刖足的话；说“葛藤能庇护本根”，则是乐豫反对驱逐公族的比喻；如果以“葛藤能庇护本根”来比“葵能卫护自己的脚”，那么这种引用便是谬误的；如果说“庇”字比“卫”字好，改“卫足”为“庇足”，那么就会因改动引文而失却真实：这又是不够精确所带来的毛病。像曹子建那样明智练达，像陆士衡那样深沉细密的人，都难免有错误。那么曹洪错误地引用“高唐”的典故，又哪里还值得嘲笑呢！山上的树木为优秀的工匠所量度，经典著作为文人学士所摘取；美好的木材决定于斧斤的采伐，优美的事例决定于刀笔的运用。能这样研虑运思的学士，也就无愧于运斤如风的工师匠石了。
综括而言：经典古籍深奥宏富，文辞义理恒久长存。它像江海般的浩大，像昆仑山上的邓林那么繁盛。优质的梓木可供采伐，美好的珠宝可以互赠。引用前人的事例、言论如同己出，自古以来就不能含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