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指瑕》篇专论写作中应注意避免的种种毛病：“指”是指出，“瑕”是玉石上的斑点，比喻文章中的缺点。刘勰总结文坛历史和现状，概括出了文章写作中种种毛病的具体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辨析和驳正。
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出：“此篇所指之瑕，凡为六类：一、文义失当之瑕；二、比拟不类之瑕；三、字义依稀之瑕；四、语音犯忌之瑕；五、掠人美辞之瑕；六、注解谬误之瑕。”这种归纳，大体上是符合《指瑕》篇要义的。所谓文义失当之瑕”，是指文章中的措辞失当，违理或伤义。所谓“比拟不类之瑕”，是指比拟人物不伦不类，对应身份不恰当。所谓“字义依稀之瑕”，是指文章中的字义含糊不清，依稀难明。所谓“语音犯忌之瑕”，是指文章在谐音和反切方面违反了忌讳。所谓“掠人美辞之瑕”，是指在写作中抄袭别人的文章，其表现一是“全写”，即全面照抄别人的东西；二是“傍采”，即部分地摘取别人的文字。刘勰认为，无论是“全写”或是“傍采”，都是偷窃行为。所谓“注解谬误之瑕”，是指在注解中“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
综观《指瑕》全篇，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具体揭露、剖析了文章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和瑕疵。今天看来，其中的一些内容巳无多少实践意义，但就其实质内核来讲，它对于我们防止和改正在文章中出现的瑕疵，却是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
【原文】
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
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而崔瑗之《诔李公》，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
凡巧言易标，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叩酬酢”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又《周礼》井赋，旧有“匹马”；而应劭释匹，或量首数蹄，斯岂辩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车两而马匹，匹两称目，以并耦为用。盖车贰佐乘，马俪骖服，服乘不只，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夫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辞赋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钻灼经典，能不谬哉？夫辩匹而数首蹄，选勇而驱阉尹，失理太甚，故举以为戒。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
赞曰∶
羿氏舛射，东野败驾。虽有俊才，谬则多谢。
斯言一玷，千载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亚。
【译文】
管仲曾说：“没有翅膀而能到处飞传的是语言声音，没有根柢而能生长牢固的是感情。”既然，语言声音不靠翅膀，就可以很容易地飞传；感情不需根柢，也不难以牢固；那么把它们变成文字传下来，就可以不慎重了吗？自古以来的文人才士，在不同的时代竞相进取；有的才华卓越出众而又豪爽骏利，有的思虑精深而又细致绵密，但思维活动却往往难以全面周到，极少没有一点瑕疵的。陈思王的文章，在许多才士之中是杰出的，但他在《武帝诔》中却说：“尊敬的英灵永远蛰伏”，在《明帝颂》中也说：“圣王的躯体浮轻飘荡”。“浮轻”有些像蝴蝶，而“永蛰”又颇像是昆虫，用这样的词语表现极为尊贵的帝王，能说是恰当的吗？左思的《七讽》讲到孝顺之道却又不予顺从，像这样违反圣人之道，别的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岳的文才，在于善写哀悼性的文字，但他在悲悼内兄时，却感叹说他用的杯口上留存着口液，哀伤夭折的孩子，则又说疑心他还活着。按照礼仪有些文字只能用在极为尊贵的人身上，但把它施加于同辈人或晚辈，文辞虽足够悲哀，但其尊卑有别的原意就丧失了。至于君子对人物的比拟，必定要合乎伦理类别，而崔瑗对李公的诔文，把他的德行比之于黄帝、虞舜；向秀怀念嵇康，竟拿李斯的罪行与之相比；如果比拟都有所失，那就宁可比得过好，也不要比得过坏，但是像高厚那样的诗句，却过于不伦不类了。一切精妙、工巧的言辞容易显露出来，拙劣的文辞毛病也难于隐藏，这些语言上的瑕疵，实在比白玉上的污点更难磨掉。繁多的例证难以都记载下来，所以只约略地举出上述四条。
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途径，不外乎用字和立意两个方面。用字要根据准确的训诂来确定含义，立意要通过正确的道理加以阐发。但晋末以来的文章，旨意模糊不清，开始有“赏际奇至”的言辞，后来有“抚叩酬即”的说法，往往单独标举出一个字，借以表达思想感情。“赏”字训解为赏赐，岂能和内心的理解有关？“抚”字训解为“执握”，与情理表达又有什么相干？这样的用法在《尔雅》和《苍颉》中未有所闻，在汉代和魏代的文章中也没有用过，如果凭空去领会似乎可以辨识，考核一下文字则全然没有这种意思，这实在是文情的讹滥所引起的变化，是文风浮夸所造成的弊端。而宋代以来的文坛英杰，却未能加以改变，致使这种老毛病习染成为一种流俗，可见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近代以来的文人，大都爱好猜疑、忌讳，在语音相同的字词中寻找缺点，从反切出的字音中去挑剔毛病，这对古人虽不屑一议，但在今天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再有自己的制作有同于他人文章的地方，理应加以删除和改动，如果掠取别人之美以为己之功，那只能是“宝玉大弓”，终究非自己所有，而要物归原主的。全部抄袭别人的文章犹如大盗窃取整箱的财物，部分地采摘别人的文辞就像偷偷掏取人家的腰包，这对时代遥远的人来说可谓之太轻薄，如果是在同一时代那就是一种罪过了。
至于以注解而成为书籍，是为了正确地阐明事理，然而在研究求解中却也发生了谬误，或者是轻率地随意作出判断。《西京赋》中曾说到中黄伯、夏育、乌获这些大力士，而薛综却把他们误解为“阉尹”，这是他不知道中黄伯等人是能擒捉雕虎的勇士。还有《周礼》记载的井赋税，按旧制十井三十家出一匹马，而应劭解释“匹”字，却认为或是数马头或是计马蹄，这难道是辨析事物的要义吗？考查古代的定正名称，车称为“辆”而马称为“匹”，用“匹”和“辆”作为名称，都是取其并偶的意思。因为古代的车辆都有“贰车”、“佐车”与之相配，拉车的马匹都骈俪成双，有骖马和服马，马匹和车辆都不是单一的，所以它们的名称必须有成双的意思，名称一旦确乎正式，那么即使是单独的也只能称为“匹”了。而“匹夫匹妇”之说，也是与此意相配合、适应的。像车与马的名称含义是极其微小的，可历代文人还领悟不清楚；而辞赋里所讲的浅近平常之事，也有差之千里的错处；何况是钻研探明经典著作，怎能不产生一些谬误呢？辨别“匹”的含义而去计数马头和马蹄，选拔勇士却推出宦官头目，这太有悖于常理了，所以标举出来引以为戒。丹青的色彩开始鲜明而后就有所变化，文章年长日久才显出它的光彩，倘若能在短时间内改正瑕疵，那就可以使文章流传千载而没有惭愧之意了。
综括而言：善于射箭的后羿曾有过差错，善于驭马驾车的东野也有过失误。作者虽有杰出的才能，写作有了谬误就多有愧疚。文章中有了一点玷污，即使过了千年也不能改变。写出了美好的文章而没有什么负疚之憾，也就可以和写作高手相伴为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