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时序》篇主要论述诗文发展与时代演变的关系，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结论，集中地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c其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于它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和总结，而在于它对文章写作和鉴赏、批评的指导作用。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是《时序》篇贯彻始终的红线，围绕这个基本观点，在指出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宋、齐十代诗文特点时，突出地强调不同时代文学在内容、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世情”和“时序”。全篇以此为中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政治教化的影响。刘勰从相对的两个方面突出了政治教化的影响，表现了诗文创作是时代政治的反映，时代政治不断变化，诗文思想内容也随之变化，“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千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时代的推移，政治教化作用，不仅造成诗文内容上的不同，也引起诗文格调的变化。
二、学术氛围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一个社会或一个朝代，其学术氛围或学术思潮，对诗文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刘勰认为，战国时期，学术上的百花齐放是由于“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的思潮影响，而以齐楚为中心的文人们则受当时纵横学派的影响，出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出乎纵横之诡俗”的文人，并具体地指出邹衍、骆奭、屈原、宋玉等人华美的辞章、飘逸的文采，都是由于纵横家们游说诡辩的风格所致。在论述东汉文学时，儒学风气的盛行，使诗文作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感染，出现了内容尚礼法，风俗尚儒雅之作。论及晋代文学时，刘勰更进一步指出汉魏以来清谈为尚，一时间谈玄成风。到了东晋建都江南后，谈玄之风有增无减，言必老庄，远离实际，文学甚至成了玄言的讲义，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三、统治者的倡导和贬抑。《时序》中，刘勰突出地强调了君主的喜好和提倡对诗文的发展和诗坛风气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四、诗文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刘勰在论述以上三个方面影响诗文创作和发展的外部因素时，还涉及了诗文创作和发展的内在因素诗文自身的继承和发展。《文心雕龙》中论及诗文继承和发展的篇章较多，其中最系统的是《通变》。《通变》篇通过对黄帝、唐、虞、夏、商、周（包括楚）、汉、魏、晋（包括宋初）等朝代诗文创作及其发展状况的考察，总结了诗文继承和革新的历史经验，并揭示了当时文风浮靡讹滥的原因。而在《时序》篇中，刘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楚辞》的评论中，刘勰认为，屈原、宋玉的作品具有独到之处，超过了《诗经》。同时又强调指出骚赋对汉代文学的巨大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刘勰认为屈原、宋玉的文辞光华，笼罩《雅》、《颂》的原因，是由于受到纵横家的影响。这一点可以说是刘勰独抒己见的地方。
《时序》作为《文心雕龙》中专门论述文学发展历史的篇章，它与《通变》篇互为表里。
《通变》篇专论诗文写作中的会通和适变、继承和革新问题，意在纠正当时文坛上“竟今疏古，风末气衰”的弊端。与《通变》篇比较而言，《时序》篇是通过阐述不同朝代的不同诗文特点及形成原因，具体论述了诗文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指出时代的变化发展是诗文演变的最主要因素，揭示了诗文发展的外部规律。
【原文】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
【译文】
时代风气交替变化，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古往今来，文风变化的情理，似乎可以谈一谈吧！从前在唐尧时代，道德淳厚，教化普及，乡村老人说出“帝力何有于我哉”的话；郊野孩童唱过“不识不知”的歌谣。虞舜继之为帝，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帝舜吟咏《南风》诗，群臣唱起《卿云》歌。为什么这些诗都是如此美好呢？是心情快乐、安闲舒适呀！到了大禹治水，使各项工作都走上了有秩序的轨道，就用诗歌来歌颂他的功德，商汤圣明恭谨，便产生了“猗欤”的赞美声。到了周文王德政崇盛，《周南》表达出人们勤劳而无怨的心情；周太王教化淳厚，《邠风》表现了快乐而不过分的感情。幽王、厉王昏庸淫乱，《板》、《荡》诗即对时政深含愤怒，平王时周朝衰弱，《黍离》诗即流露出哀怨悲悯之情。由此可知诗歌的文辞情理，是跟随时代而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的政治教化像风一样在水面上吹拂，诗歌就像水波一样在下面涌动起来。
春秋以后，各国争战竞雄，“六经”仿佛被丢弃在泥淖之中，诸子百家群起并作，像狂风四起，令人惊骇。正当此时，韩、魏致力于征伐，燕、赵肆意用权谋争夺；秦国视文章为“五蠹”、“六虱”之一，严令制止；只有齐、楚两国提倡文化学术。齐国在交通要道上开设公馆，以招待学人，楚国则扩建了兰台宫来接纳文士。孟子曾以贵宾身份住在齐国的馆舍里，荀子在楚国做了兰陵令；因此学者们聚于稷门之下，宣扬清新的学风，兰陵也因受荀子影响形成了美好的风俗，邹衍以谈天说地而名声飞扬，驺奭因有雕龙似的文采而声名远播，屈原的辞章文藻可与日月争辉，宋玉的文采错综如同风卷云聚。看他们艳丽的辩说，已经超过了《诗经》，光彩熠耀的奇特文思，是从战国时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中产生出来的。
到了汉代，世运承接秦皇焚书之后，汉高祖刘邦崇尚武功，嘲戏儒生轻视学术。虽然礼仪与刑律已开始创制，但对于《诗经》、《尚书》等传统文化，还无暇顾及，而他的《大风歌》和《鸿鹄歌》，也可说是天助之杰作了。延续到孝惠帝，直到文帝、景帝，经学稍稍开始兴盛，而文人仍未受到重用；贾谊受到贬斥，邹阳、枚乘都被埋没，由此便可知其一般了。到了孝武帝时，开始尊崇儒学，用文辞来粉饰颂扬他的功业，于是礼仪和音乐争相辉映，文辞与华藻竞相驰骛：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饮宴联句，在黄河堤岸上做体恤民情的歌，用安稳防震的车子去聘请枚乘，将大夫的五鼎之食赐给主父偃，因对策正确而破格提拔公孙弘，因奏章不同凡响而对倪宽赞叹不已，打柴的朱买臣衣锦还乡，洗酒器的司马相如绣服出使。而司马迁、吾丘寿王等人，严助、终军、枚皋之辈，他们的应酬对答固然能随机变化，写的文章也不少，流传下来的风流文采，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了。经过昭帝到了宣帝，实际上是继承了武帝的业绩；学者们在石渠阁展开辩论，文士们有闲暇在文会上参与研讨，聚集了文采超群的人才，发出了文辞似绮丽的绉纱般的高论。王褒等人，得到俸禄，等待召见。从汉元帝到汉成帝，降旨重视图书典籍，赞美珠玉般的谈吐，为文人们扫清了通向官府的金马门的道路，扬雄在读了千首赋后才思敏锐，刘向精心校订“六艺”等典籍，这些都是美盛一时之事。从汉代开始，直至成帝、哀帝，虽然世道发展百余年，辞赋家的写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大致的趋向，几乎都是效法《楚辞》，屈原的余光遗影，留存于他们的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