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才略》篇内容比较集中，它按照历史顺序依次评述了自唐虞以迄魏晋的九个朝代的绝大部分有影响的文章作者的主要成就、基本特点和重要得失。这些作者在《文心雕龙》总论、文体论和创作论中，大部分都有所论述或牵涉，而《才略》篇又专门、集中地加以综合评论，所以，应当说《才略》篇是《文心雕龙》全书中的一篇关于文章作者的总论。其重点则是文章作者的才略，而“才略者，才能识略之谓也”。
《才略》篇共有五个部分：一评先秦文章作者，如“皋陶六德”、“夔序八音”以及《五子之歌》等，皆系传说或后人之伪作，但这却是不能没有的；二评两汉作者计三十三人；三评魏代作者十八人；四评两晋作者二十五人，兼而说明刘宋“世近易明”而未加评论；五则概括小结，说明作者成就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全篇不及两千字，却论及文章作者九十余人，评语虽都是简括的，却能举要治繁，言中肯繁。因而，纪呴在《文心雕龙辑注》中赞曰：“《时序》篇总论其世，《才略》篇各论其人。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真文困之巨观。”这当不是溢美之辞。
《才略》篇重在评价历代文章作者，表面看似乎是史的叙述，而罕有理论的概括。但它在评价历代文章作者的过程中，却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章风格与作者才略的关系，这就使它对写作与鉴赏批评有了指导意义。刘勰认为，作者的才略乃是文章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而文章风格则是作者才能和识略的客观表现。
《才略》篇与《体性》篇有着密切联系，可谓表里相附，不可分割。《才略》篇既本之于《体性》篇所论，又有了新的发挥：一则，它纵贯古今，使所论有了史的脉络、系统；二则，它对才略的内涵和意义，做了集中、专门地阐发。首先，刘勰认为作者的才略表现为文章的辞令华采。其次，刘勰认为作者的才略表现为文体特长。再次，刘勰认为作者的才略表现为文思特点，即为文用思的深刻、细密、精巧、快捷等等。复次，刘勰认为作者的才略表现为作者的学养识见。此外，刘勰还特别强调文章中的气势和风力，也是作者才略的重要表现。
综观《才略》篇全文，它对历代文章作者的评论，虽不无疏失和偏颇，但他在评论中所持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朴素的辩证观点及其所采取的综合弥纶、鉴别比较的评论方法，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联系当今文坛上的创作与批评状况，理应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才略》篇最突出的疑点是它所谓的才能和识略的内容范围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本篇所论之才，是专指文学创作的才力，文学家的才和学术家的才，是各有特点而不可混同的两种才力。”这显然是把刘勰所论之才略的内容范围缩小了。文学家的“才”和学术家的“才”，虽“各有特点”,“不可混同”，但历史地看，刘勰尚未能在《文心雕龙》中把这两种不同的“才“明确地区别开来。
【原文】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
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锦之肆，薳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扌干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而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
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谕，不及丽文也。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两刘，弈叶继采，旧说以为固文优彪，歆学精向，然《王命》清辩，《新序》该练，璿璧产于昆冈，亦难得而逾本矣。傅毅、崔骃，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风者矣。杜笃、贾逵，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沉膇，垂翼不飞。马融鸿儒，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禹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瑒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锺美于《西征》，贾馀于哀诔，非自外也。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挚虞述怀，必循规以温雅；其品藻“流别”，有条理焉。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虞笔奏，世执刚中；并桢干之实才，非群华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
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
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鄴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
赞曰∶
才难然乎！性各异禀。一朝综文，千年凝锦。
馀采徘徊，遗风籍甚。无曰纷杂，皎然可品。
【译文】
自唐、虞以来，九个朝代的文章，是非常丰富、繁盛的；它们华美的语言文采，可以概要而全面地加以评述。虞时和夏时的文章，有皋陶讲的“六德”，夔叙述的“八音”，伯益的赞辞，还有五子所作之歌。这些文章，文辞温和意义雅正，可谓千秋百代的典范。商周时代，有钟虺告诫商王之言，伊尹教诲太甲之训，还有尹吉甫这般人歌功颂德的诗篇。这些文章，其内容意义固然都成了经典，其文辞也是足以师法的。
到了春秋时代的士大夫，他们在聘问和参加盟会时，修饰辞令，磊落光明得如同宝玉美石积聚的库府，光彩熠耀得好似锦绣繁缛的店铺。薳敖选编楚国的优秀典章，随会讲究晋国的礼义法规，赵衰因文辞胜人而随从晋公子赴宴，国侨因善于辞令而捍卫了郑国，子太叔风姿秀美而有文采，公孙挥则精于外交辞令，这些人都是以言辞富有文采而著名的。
战国时代尚用武力，但文人才士却不断涌现。诸子百家以他们的学说供人采择、取用，屈原、宋玉借《楚辞》散发出光彩。乐毅《报燕惠王书》明辨然否而立论合理，范雎《上秦昭王书》措辞含蓄而用意周详，苏秦游说各国文辞有力而言中肯綮，李斯《谏逐客书》文采华美而令人动情。如果是在崇尚文章的时代，他们就成为扬雄、班固那样的文才了。荀况是一派学者的宗师，而摹状事物名之为赋，其文辞与内容相适应，确实表现出了儒家大学者的情思。
汉朝的陆贾，首先表现了奇特的文采，在撰写《孟春赋》时，选用了经典中的言辞，他论辩事理是非常充分的。贾谊才华出众，超过了千里马，他的议论文写得合乎情理，辞赋也清新深切，这难道是凭空虚造出来的吗？枚乘的《七发》，邹阳的上书，笔端似有油脂润泽，气势从言辞中流溢出来。董仲舒是专门的儒学家，司马迁是纯正的历史学者，但他们的文章都写得文采繁艳，也像诗人一样，诉告哀情。司马相如爱好读书，师法屈原、宋玉，偏善夸饰艳丽的文辞，以致名为辞赋的师宗。但他的文章精义却被艳丽之辞覆盖遮蔽了，情理不能胜过辞采，所以扬雄认为“文辞艳丽而为用甚少的要算是司马相如”，这是言中肯綮的！王褒之文讲究连缀文采，以细密精巧为旨趣，图写测绘事物的声貌，轻巧精妙、令人喜爱。扬雄命意谋篇，含义非常深刻，看他的文章，内容幽深旷远，文辞的选用也奇特华美，由于他竭尽才力去钻研思考，所以他的文章就能义理丰厚而文辞确切不可更易了。
桓谭的著作论文，人们形容它多得像古代富翁猗顿的财富，因之宋弘在把他推荐给汉武帝时，说他可与扬雄相比；但他写的《集灵宫赋》等文章，却显得褊狭浅薄没有才华，由此可知他善于讽谕议论，而疏远于华丽的辞赋；冯衍非常爱好以文辞游说，但他在昌盛之世却很不得志，他写《显志赋》自述心志，犹如蚌有了病才产生珍珠一样。班彪、班固和刘向、刘歆都是父子两代文采相继；以前说是班固的文章比班彪好，刘歆的学问比刘向精深，但班彪的《王命论》文辞清新论辩透彻，刘向的《新序》内容厚实文辞精练，美好的玉石出产于昆冈之上，再好也是难以超过其原本质地的。傅毅和崔骃，为文之光彩可并肩而立，崔瑗和崔寔则步其后尘，可谓能世袭其家风的人物。杜笃、贾逵，在为文方面也是有名声的，但考查他们的才力，只能是崔骃、傅毅一般文人的末流。李尤的赋和铭，有志于写成意义鸿深之作，但他的才力滞钝，只能低垂着翅膀而不能奋飞。马融是一代大儒，文思博通善于作赋，为文立说有经典之范，文章的辞采与内容相互配合。王逸博学多识很有成就，但在炫耀文采方面却没有才气；其子王延寿继承他的遗志，文章写得瑰丽新奇而独树一帜，他善于描摹事物的状貌，莫非是枚乘遗留下来的方法、技巧吗？张衡学识博通厚实，蔡邕为文精纯雅正，他们都是文章与史学并美，隔代而齐名。这正如竹子和柏树心性不一而同样坚贞，金子与玉石质地有别却都是珍宝。刘向写的奏议，旨意恳切而语调迂缓；赵壹写的辞赋，内容繁复而体制疏散；孔融为文气势昂扬胜于“笔”，祢衡文思锐敏胜于“文”，他们的文章都是偏善于某一个方面的。潘勖凭借经书来显示他的才华，所以他的《册魏公九锡文》成了超群出众的上品；王朗发愤为文以寄托他的心志，也在序和铭的写作上达到了优美之境。然而自司马相如、王褒以前，文人们多役使自己的天才而不考求学问；扬雄、刘向之后，则注意引用经书来帮助写作：这是取用典籍与否的大致界划，其分别是不可混淆的。
魏文帝的文才，洋洋洒洒清新绮丽，旧谈中有贬抑之辞，说他与曹植相差千里。而曹植文思敏捷才华卓越，诗作清丽章表超逸；曹丕则思虑周密才力徐缓，所以他并不争着名声居上，但他的乐府诗写得清丽昂扬，《典论》也写得论辩精要，看到他们各有所长，就不会有囿于一偏、识别不清的看法了。但世俗之情对他们的贬抑或褒扬，往往是随声附会如同打雷的回声一样，因而就使魏文帝因地位显赫而减弱了他的文才，陈思王则因处境窘迫而被提高了人们对他文才的评价，这都不是确实的论断。王粲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而精密，善于多种文体的写作，而文辞也很少有瑕疵和累赘，择选其诗赋佳品来看，那该居于“七子”的首位了吧？陈琳、阮瑀以擅长写作符檄而显扬他们的名声，徐幹以他的赋作和论文而标立美名，刘桢情操高洁而能融会文采，应玚学识优越而意欲作文，路粹、杨修，怀有撰写笔记一类文章的功夫，丁仪、邯郸，也具有写作论述之文的美才，这些人物都是应当予以评估的。刘劭的《赵都赋》能攀附前代文家而与之比美，何晏的《景福殿赋》，则能够光照后辈文人的前进；休琏有讽劝的情怀，借《百壹诗》来表明他的心志，吉甫的文辞情理，则在《临风赋》中铸成了他的文采；嵇康独出心裁发挥议论，阮籍使气任性吟咏诗篇，他们犹如声音不同而能合乎同一节拍，翅膀不一样却能朝一个方向飞翔。
张华的短篇文章，神采奕奕而文理清畅，他的《鹪鹩赋》的含义，与韩非子《说难》的旨意是一致的。左思有奇特之才，精于深沉的思考，写《三都赋》用尽了锐气，作《咏史诗》表现出了拔萃出类的才华，再没有多余的精力了。潘岳文思敏捷，文辞旨意和顺畅达，他的才华之美汇聚在《西征赋》中，而在哀诔之作中也表现出了他优裕的才情，这并非外部条件造成的。陆机有才极欲探求为文之奥秘，用辞也是广泛索求，所以他的文思能进入巧妙的境地，但在文辞方面却不能控制繁多的毛病；陆云文思明朗精练，借助识力来检点、约束文辞之散乱，所以他能够使文采鲜明洁净，善于敏捷地写作短篇文章。孙楚运思为文，每每直率地阐明事理；挚虞抒发情怀，必定遵循规矩以求温和雅正之致，他品评文章的《文章流别论》，写得有条有理。傅玄的文章，内容多有规劝鉴戒的意义；长虞写的奏章，表现了他继承前代刚正不阿的品德，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的栋梁，而不是陪衬繁花的花托。成公子安，时而撰写出优美的辞赋，夏侯孝若，虽有其体式，但规模都很微小，曹摅的长篇之作，写得清丽细致，季鹰的短诗则非常明晰确切，他们各有自己的长处。孟阳和景阳，文才绮丽不相上下，可喻为鲁国和卫国之间亲密的政治关系，他们是文苑中的两兄弟。刘琨之作雅正豪壮而多讽谕，卢谌的文章则情感奋发而义理昭明，这都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所造成的。
景纯之文华艳俊逸，足以作为中兴之冠，他的《南郊赋》既庄严可观，而其《游仙诗》也飘飘然有凌云之概。庾元规的奏章，细密而和畅；温太真的笔札，则条理清晰而文辞顺通：他们也都是为文的能工巧匠。孙盛和干宝，都长于文辞而成为史学家，他们追求的标准，就是《尚书》中的《典》、《训》；他们的门户虽然不同，但文笔辞采却是相近的。袁宏为文立意甚高，如骏马昂首奔驰，所以文辞卓越出众而常有偏颇；孙绰写作在规矩中回旋，因而他的文章虽有条理次序却少有精彩壮丽的描摹。殷仲文的《孤兴》，谢叔源的《闲情》，都冲破了原有辞体篇制的约束，发出若有若无的浮泛之声；虽曾滔滔不绝风韵流畅，但其内容却大为浮浅单薄了。
宋代文人才华卓越，各类文章如同鳞片集聚，由于时代相近容易了解，就不必烦加评述了。
试看后汉的文人群体，可与西汉相比；晋代的文坛，足以和魏国相匹配。然而曹魏时代论及文苑之盛，总是把元封年代推举到首位；刘宋时代言及文章之美，也把建安时代传为佳话。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这两个时期都是崇尚文化的昌兴时代，招纳才士的嘉盛之世吗？噢，这就是古人之所以看重时势的原委了。
综括而言：人才的确是难得的啊！人们的禀性各有不同。一旦连缀成文，就织成了千年不朽的锦绣。丰富的文采被人们反复品味，流传下来的风尚享有盛名。不必说历代的文章纷纷杂杂，它们都是可以清晰地予以品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