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语要》卷六


与傅全美二

古之学者本非为人,迁善改过,莫不由己。善在所当迁,吾自迁之,非为人而迁也。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

过者,虽古圣贤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

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则当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

与傅子渊

夫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谓:「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读书者多忽此,谓为易晓,故躐等凌节,所谈益高,而无补于实行。

善与过恐非一旦所能尽知。贤如蘧伯玉,犹欲寡其过而未能。圣如夫子,犹曰「如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渊所谓迁善改过,虽无一旦尽知之心,然观其辞意,亦微伤轻易矣。

孟子所谓集义者,乃积善耳。《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荀卿积善成德之说亦不悖理。若如近来腐儒所谓集义者,乃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

与傅圣谟

必谓不假推寻为道,则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为非道邪?必谓不假拟度为道,则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者,为非道邪?谓即身是道,则是有身者皆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颜渊问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辟杨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圣谟所宜以为标的者。文字间又何足以汩没圣谟乎!

大抵学者且当论志,不必遽论所到。......若其所到,则岁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缓急,气禀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之殊,特未可遽论也。

已知者,则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如此则谁得而御之?

与包详道

行之不肖者,则或耳目聪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能通达;其习于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

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巧者之所辩,浑然曾不能知。甚至于如荀卿所谓「门庭之间,犹可诬欺焉」。......一旦骇于荒唐谬悠之说,惊于诡谲怪诞之辞,则其颠顿狼狈之状中胜言哉?正使与之诵唐虞之书,咏商周之诗,殆亦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谓丘垤为嵩华。况又杂之以不正言,亦安得而不狼狈哉?

由是而言,则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

理不可泥言而求,而非言以无以喻理;道不可执说而取,而非说亦无以明道。理之众多,则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广大,则说不可以一体观。

用心急者多不晓了,用心平者多晓了。英爽者用心一紧,亦且颠倒眩惑,况昏钝者岂可紧用其心耶?昆仲向学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紧耳。

人之省过,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虚作一场节目,殊无长味,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若是平淡中实省,则自然优游宽裕,体脉自活矣。

详道之病,......当于日用出言措意之间,精观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几其可瘳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河之浸,膏泽之润」,此数语不可不熟味,于己于人,皆当如此。若能如此,静处应事,读书接人,皆当有益。优游宽容却不是委靡废放,此中至健至严,自不费力。恐详道所为奋迅者,或不免助长之患。

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处,此亦是平常本分事,岂可必将无事之说排之?如读书接事间,见有理会不得处,却加穷究理会,亦是本分事,亦岂可教他莫要穷究理会?

与包敏道三

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锐进之处。毕竟退让安详之人自然识羞处多。今为学不长进,未为大患,因其锐进而至于狂妄不识羞,则为惑深而为累大,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

与吴伯

作事业固当随分有程准,若着实下手处,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师友讲切,反有倦志,不能进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责。盖此事论到着实处,极是苦涩,除是实有终身之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