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勉学第八

【译文】

自古以来，那些圣明帝王尚且须要勤奋学习，何况普通百姓呢！这类事例在经书典籍中随处可见，我也不能一一列举，姑且捡近世紧要的事例说说，以启发点悟你们。士大夫的子弟，几岁以后，没有不受教育的，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起码也学完了《诗经》和《论语》。等到他们成年，体质性情都已逐渐成型；趁这个时候，就要对他们加倍进行训育教诲。那些有志气的人，就能经受磨炼，成就其清白正大的事业，而那些没有操守的人，从此懒散懈怠起来，就成了平庸之辈。人生在世，应该有所专业：当农民的就要算计耕作，当商贩的就要商谈买卖，当工匠的就要努力制作各种精巧的用品，技艺之士就要深入研习各种技艺，武士就要熟悉骑马射箭，而文人则要讲论儒家经书。我常见到一些士大夫耻于从事农业和商业，又缺乏手工艺方面的本事，射箭连一层铠甲也射不穿，提起笔仅仅能写出自己的姓名，整天酒足饭饱，无所事事，就这样消耗时日，来终了自己的一辈子。有的人因祖上的荫庇，得到一官半职，便自我满足，完全忘记学习；碰上有吉凶大事，议论起得失来，就张口结舌，茫然无知，如同堕入云雾中一般；在各种公私宴会的场合，别人谈古论今，赋诗言志，他却像塞住了嘴一般，低着头不吭声，只有打呵欠的份儿。有见识的旁观者，都替他害臊，恨不能钻到地底下去。这些人为何不肯勤学几年，以致终生含愧受辱呢！

梁朝全盛时期，那些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以至当时有谚语说：“登车不跌跤，可当著作郎；会说身体好，能做秘书长。”这些贵族子弟没有一个不以香料熏衣，修剃脸面，涂脂抹粉的，他们出入乘长檐车，走路穿高齿履，坐在织有方格图案的丝绸坐褥上，倚着五彩丝线织成的靠枕，身边摆的是各种古玩，进进出出，从容自若，看上去就像神仙一般。到明经答问求取功名的时候，就雇人顶替自己去应试；参加三公九卿的宴会时，他们就借别人之手来帮自己作诗。在那种时候，他们倒也像个人物。等到动乱来临，朝代更替之后，负责考察选拔官吏的，不再是过去的亲信；在朝中执掌大权的，再不见旧日的朋友。这时候，这些贵族子弟们想依靠自己，又一无所长，想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又没有本事。他们只能身穿粗布衣服，卖掉家中的珠宝，失去华丽的外表，露出本来的真面目，就好像没有树叶的枯木，又像即将干涸的河流。他们在乱军中颠沛流离，辗转于荒沟野壑之中。在这种时候，这些贵族子弟就成了实实在在的蠢材。而那些有学问有手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安居。自从兵荒马乱以来，我见过不少俘虏，有些人虽然世代都是平民百姓，但由于懂得《论语》、《孝经》，还可以给别人当老师；有些人虽然是世代相传的世家子弟，但由于不会书写，最终沦为耕田养马的平民。由此看来，怎么能不努力学习呢？家中如果能保留几百卷书，就是再过一千年，后人也不会沦为贫贱之人。

通晓“六经”要旨，涉猎百家著述，即使不能增广个人的道德操行，劝勉世风习俗，也不失为一种才艺，可用以自谋生计。父亲兄长是不能长期依靠的，家乡邦国不能常保无事，一旦流离失所，没有人来庇护资助你时，就该自己设法了。俗话说：“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各种技艺中最容易学会而又值得推崇的本事，无过于读书。世人不管愚蠢还是聪明，都希望认识的人多，见识的事广，但却又不肯读书，这就好比想要吃饱却懒得做饭，想要身体暖和却又懒于裁衣一样。那些读书的人，从伏羲氏、神农氏以来，在这世界上，所见多少人，所识多少事，一般人的成败好恶，自然不用说，就是天地不能隐藏，鬼神的事也瞒不过他们。

有客人诘难我说：“有些人手持强弓长戟，去诛灭罪恶之人，安抚黎民百姓，以此博取公侯爵位；有些人阐释礼仪法度，研习吏道，匡扶时世，富邦强国，以此博取卿相职位；而学贯古今，文武兼备，却身无俸禄官爵，妻子儿女挨饿受冻的人，却多得数不清，由此看来，学习又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呢？”我回答说：“一个人的命运是困厄还是显达，就好比金玉与木石；研习学问，就好比琢磨金、玉，雕刻木、石。金、玉经过琢磨，就比未经冶炼的矿、璞更美；一段木头、一块石头，总是比经过雕刻的要丑陋。但怎么可以说经过雕刻的木、石，就胜过未经琢磨的金、玉呢？所以，不能以有学问的人的贫贱，去和没学问的人的富贵相比。况且，那些披挂铠甲去当兵，口含笔管充任小吏的人，身死名灭者多如牛毛，脱颖而出者少如灵芝仙草；勤奋读书，修养品性，含辛茹苦而没有获益的人就像日蚀那样少见，而闲适安乐、追名逐利的人却像秋天的荼花那样繁多，哪能够把二者相提并论呢？况且我又听说：生下来就明白事理的是天才，通过学习才明白事理的是次一等人。人之所以要学习，就是想使自己多明白些道理而已。如果说一定有天才存在的话，那就是出类拔萃的人，作为将领，他们天生具备了像孙武、吴起那样的军事谋略；作为执政者，他们先天就获得了管仲、子产的政教才干，即使他们没有读过书，我也要说他们是有学问的。您现在没有这种天分，再不去学习古人的做法，就好比蒙着被子睡觉，什么都不知道了。”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优秀的人物，就让自己的子弟钦慕他们，向他们学习，却不知道让自己的子弟向古人学习，这是多么糊涂啊？世人只知骑骏马，披铠甲，手持长矛强弓，就认为自己能当将军，却不知道了解天时，洞悉地理，铨衡形势优劣，审察把握兴盛衰亡的种种奥妙。一般人只知道当宰相的禀承旨意，统领百官，为国积财储粮，就说自己也能当宰相；却不知道侍奉鬼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贤举能的种种周密的工作。只知道地方官不能聚敛私财，公事尽快办理，就说自己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诚心待人，为人楷模，御民有术，止风灭火，变恶为善的种种方法。只知道依照法令条律，判刑宜早，赦免宜迟，就说自己能秉公办案；却不知道同辕观罪、分剑追财，用假言诱使奸诈者暴露，不用反复审问而弄清案情。推而广之，甚至那些农夫、商贾、工匠，厮役、僮仆，渔民、屠夫，喂牛的、放羊的，他们中间都有杰出之士，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广泛地向这些人学习，对事业是有好处的。

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本来是为了开启心智，提高认识力，以利于自己的行动。对那些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的人，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体察父母心意，按父母的愿望办事；如何轻言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交谈；如何不怕劳苦，让父母吃到美味可口的食品；使他们感到惭愧，从而师法古人。对那些不知道如何侍奉国君的人，要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坚守职责，在危急关头，不惜献出性命；如何不忘自己忠心劝谏的职责，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使他们痛心地对照自己，进而想去效仿古人。对那些平时骄横奢侈的人，要让他们看看古人的恭谨俭朴，节约克制；如何以谦卑自守，以礼让为教之根本，以恭敬为立身之根，使他们震惊变色，自觉自己行为有失，从而收敛骄横的态度，抑制骄奢的心性；对那些向来浅薄吝啬的人，要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如何体恤救济穷人，使他们脸红，产生懊悔羞耻之心，从而做到既能积财又能散财；对那些平时暴虐凶悍的人，要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小心恭谨自我约束，懂得齿亡舌存的道理；如何含垢藏疾，尊重贤士，容纳众人，使他们气焰顿消，显出谦恭退让的样子来。对那些平时胆小懦弱的人，要让他们看看古人如何不受世事牵绊，听天由命，如何强毅正直，说话算数，如何祈求福运而不违祖道，使他们能奋发振作，无所畏惧：由此类推，各方面的品行都可采取以上方式来培养。即使不能使风气淳正，也可去掉那些过分的行为。从学习中所获取的知识，在哪里都可以运用。然而现在的读书人，只知空谈，不能行动，忠孝谈不上，仁义也欠缺，再加上他们审断一桩官司，不一定能了解其中道理；作为一个县官，不一定亲自管理过百姓；问他们怎样造房子，不一定知道楣是横着放的而棁是竖着放的；问他们怎样种田，不一定知道谷子要早下种而黄米要晚下种；整天只知道吟咏歌唱，谈笑戏谑，写诗作赋，悠闲自在，做些迂阔荒诞的事情之外，对治军治国则毫无用处，所以他们被那些武官嘲笑辱骂，确实是因为这些原因吧。

人们学习是为了有所收获有所提高。我看见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起来，冒犯长者，轻慢同辈。人们憎恶这种人像对仇敌一般，厌恶他像对鸱枭一般。像这样用学习来损害自己，还不如不学。

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充实自己，以弥补自身的不足；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向别人炫耀，只能夸夸其谈。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推行自己的主张以造福社会；现在求学的人是为了自身需要，提高知识水平以谋求官职。学习就像种树一样，春天可以观赏它的花朵，秋天可以摘取它的果实；讲论文章，这就好比赏玩春花；修身利行，这就好比摘取秋果。

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大成人以后，思想容易分散，因此，对孩子要及早教育，不可坐失良机。我七岁的时候，背诵《灵光殿赋》，直到今天，每隔十年温习一次，仍然没有遗忘；到了二十岁以后，我所背诵的经书，要是一个月没有温习，便到了荒废的地步。当然，人总有困厄的时候，即使在青少年时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也应在晚年时抓紧时间学习，不可自暴自弃。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不犯大错误了。”曹操和袁遗，到老年时学习得更加专心，这些都是从小到老勤学不辍的例子。曾子七十岁时才开始学习，最后名闻天下；荀子五十岁才开始到齐国游学，仍然成为大学者；公孙弘四十多岁才开始读《春秋》，后来终于当了丞相；朱云也是四十岁才开始学《易经》、《论语》的，皇甫谧二十岁才开始学习《孝经》、《论语》：他们最后都成了大学者，这些都是早年没有用功而晚年醒悟且立志成才的例子。一般人到成年后还未开始学习，就说太晚了，于是一天天混下去就好像面壁而立的人，什么也看不见，这实在是愚蠢。从小就学习的人，就好像日出的光芒；到老年才开始学习的人，就好像手持蜡烛在夜间行走，但总比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强。

学习风气的兴盛或衰败，随社会风气变化而变化。汉朝的贤士俊才们，都靠精通一部经书来弘扬圣人之道，上可洞察天命，下可贯通人事，他们中凭着这个而做得高官的人很多。汉末风气改变以后就不复如此，读书人都空守章句之学，只知背诵老师讲过的，如果靠这些东西来处理实际事务，大概不会有任何用处。因此，后来的士大夫子弟都以广泛涉猎各种典籍为贵，不肯专攻一经。梁朝从皇孙以下，在儿童时就一定先让他们入学读书，观察他们的志向，到步入仕途的年龄后，就去参与文官的事务，没有一个是把学业坚持到底的。既当官又能坚持学业的，有何胤、刘瓛、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縚等人，这些人兼通文史，并不仅仅只会讲论经书而已。我也听说洛阳有崔浩、张伟、刘芳，邺下还有邢子才：这四位学者，虽然都喜好经术，但也以才识广博而闻名。以上的诸贤士，是为学者中的上品，除此之外就大都是些山野村夫，这些人语言鄙陋，没有操守，互相之间固执己见，什么事也不能胜任。你问他一句话，他会答出几百句，若要问他其中的意旨究竟是什么，他大都不得要领。邺下有谚语说：“博士去买驴，契约写了三大张，还不见写出个驴字。”如果让你以这种人为师，还不把人气死。孔子说：“学习吧，俸禄就在其中啊。”而今这些人却在那些毫无益处的事情上下功夫，这恐怕不是正道吧。圣人的书，是用来教育人的，只要能熟读经文，粗通注文之义，使之对自己的言行经常有所帮助，也就足以在世上为人了；何必对“仲尼居”三个字就要写两张纸的疏文来解释呢，你说指闲居之处，他说指讲习之所，现在还存在么？在这种问题上，争个你输我赢，有什么好处呢？光阴可惜，就像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应当广泛阅读书中那些精要之处，以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助益；如果你们能把博览与专精结合起来，那我就十分满意，再无话可说了。

世间的读书人，不能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和纬书外，就是学学注疏而已。我初到邺城时，与博陵的崔文彦有交往，曾谈起《王粲集》中关于王粲诘问郑玄注解《尚书》的事。崔文彦转而给几位读书人谈起此事，才刚开口，就被他们斥责道：“文集中只有诗、赋、铭、诔之类文体，难道还会论及经书的问题吗？况且在先辈儒士之中，也没听说过王粲这人啊。”崔文彦笑了笑便走了，终究未把《王粲集》给他们看。魏收为议曹时，与各位博士论及有关宗庙的事情，并引《汉书》为据，众博士笑着说：“我们没有听说过《汉书》可以验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一言不发，拿出《汉书·韦玄成传》，扔给他们就走了。博士们在一起用了一夜来研读此书，天亮时，于是前来向魏收道歉说：“想不到韦玄成还有这等学问啊。”

老子、庄子的书，讲的是如何保持本真、修养品性，不肯以身外之物来损伤自己。所以老子隐姓埋名做周柱下史，最后隐遁于沙漠之中；庄子隐居漆园为小吏，最终拒绝了楚威王召他为相的邀请，他们都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啊。后来有何晏、王弼，宣讲道教的教义，当时的人如影子依附于形体、草木顺着风向一般，都以神农、黄帝的教化来装扮自身，而将周公、孔子的学业置之度外。然而何晏因为党附曹爽而被诛杀，这是死在贪欲的罗网上了；王弼以自己的所长去讥笑别人而遭来怨恨，掉进了争强好胜的陷阱；山涛因为贪吝积敛而遭到世人议论，这是违背了聚敛越多丧失越大的古训；夏侯玄因为自己的才能声望而遭到杀害，这是因为没有从庄子所说的支离和臃肿大树等无用之材得以自保的寓言中汲取教训；荀粲在丧妻之后，因伤心而死，这就不具有庄子在丧妻之后敲缶而歌的超脱情怀；王衍因哀悼儿子而悲不自胜，这就不同于东门吴面对丧子之痛所抱的那种达观态度了；嵇康因排斥俗流而招致杀身之祸，这哪能算是“和其光，同其尘”的人呢；郭象因声名显赫而最终走上权势之路，也没有达到甘于人后的境界；阮籍纵酒迷乱，违背了险途应该小心谨慎的古训；谢鲲因贪污而丢官，违背了节制物欲的宗旨。以上诸人，都是玄学中人心所向的领袖人物。至于其他那些在尘世污秽中身套名缰利锁，在名利场中摸爬滚打之辈，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不过是选取老、庄书中的那些清谈雅论，剖析其中的玄妙细策之处，宾主之间相互问答，只求娱心悦耳，但这并不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事。到了梁朝，这种崇尚道教的风气又流行起来，当时，《庄子》、《老子》、《周易》被总称为“三玄”。梁武帝和简文帝都亲自加以讲论。周弘正奉君主之命讲述以道教治国的大道理，其风气影响到都城和大小城镇，门徒达到数千人，确实是盛况空前的事。后来元帝在江陵、荆州的时候，也十分爱好并熟悉此道，并召集了学生，亲自为他们讲解，达到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地步，甚至在他极度疲倦，或忧愁烦闷的时候，也靠玄学来自我排解。我当时偶尔也在末位就座，亲耳聆听元帝的教诲，然而我这人天资愚笨，对此又缺乏兴趣，并没有特别的收益。

北齐的孝昭帝侍奉病重的娄太后，因担忧而脸色憔悴，茶饭不思。徐之才为太后的两个穴位针灸，孝昭帝在一旁握拳代痛，指甲刺入掌心，以致血流满手。太后病愈后不久，孝昭帝却因病而亡，他在遗诏中说：最遗憾的事是不能亲自为太后操办后事，以尽孝心。他的天性是这样孝顺，却如此不知忌讳，这全都是不学习造成的。他如果从书中看过古人讽刺那些盼望母亲早死便提早痛哭的人的记载，就不会在遗诏中说出那样的话了。孝为百行之首，尚且须要通过学习去培养完善，何况其他的事呢！

梁元帝曾经对我说：“我从前在会稽郡的时候，年龄才十二岁，就已经喜欢学习了。当时我身患疥疮，手不能握拳，膝不能弯曲。我在闲斋中挂上葛布制成的帐子以遮挡蚊蝇，自己独自坐在帐中，身边的小银盆内装着山阴产的甜酒，不时喝上几口，以此减轻疼痛。这时我就随意读一些史书，一天读二十卷。因为没有老师教我，有时候满纸读下来，竟一个字也不认识，一句话也不理解，可我就是喜欢看，从来不知厌倦。”元帝以帝王之子的尊贵，孩童的闲适，尚且能够如此用功，何况那些希望通过学习谋求腾达的读书人呢？

古代的人非常勤奋好学，有用锥子刺大腿防止瞌睡的苏秦；有投斧于高树下决心到长安求学的文党；有在夜间靠雪地反光勤读的孙康；有用袋子收聚萤火虫用来照读的车胤；汉代的倪宽、常林耕种时也不忘带上经书；还有路温舒，在放牛时就摘蒲草截成小简，用来写字，他们都是勤奋学习的人。梁朝彭城的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从小死了父亲，家境贫寒，无钱购买灯烛，就买来荻草，把它的茎折成尺把长，点燃后照明夜读。梁元帝在任会稽太守时，精心选拔了一批官吏，刘绮以其才华当上了太子府中的国常侍兼记室，很受元帝的器重，最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义阳的朱詹，祖居江陵，后来到了建业，勤学，但家中贫穷无钱，有时连续几天都不能生火煮饭，就经常吞食废纸充饥。天冷没有被盖，就抱着狗取暖睡觉，狗也饿得受不了，跑到外面去偷东西吃，朱詹大声呼唤也不见它回家，他哀痛的喊声惊动了邻里，尽管如此，他依旧没有荒废学业，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元帝所尊重。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也是一个勤学的典型。东莞人臧逢世，二十岁时，想读班固的《汉书》，但苦于借来的书不能长久阅读，就向姐夫刘缓要来名片、书札的边幅纸头，亲手抄得一本。军府中的人都佩服他的志气，后来他终于以研究《汉书》而闻名于世。

北齐有位叫田鹏鸾的太监，本是少数民族。年纪有十四五岁，刚开始做太监的时候，就知道好学，随身带着书，早晚诵读。他所处的地位十分低下，差役非常辛苦，但他仍能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四处请教。每次到文林馆，气喘汗流，除了询问书中不懂的地方外，顾不得讲其他的话。每当他看到古人讲气节、重义气的事，就十分激动，连声赞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很喜欢他，对他倍加教导勉励。后来他得到皇帝的赏识，赐名为敬宣，职至侍中开府。齐后主逃往青州的时候，派他到西边去侦查动静，结果被北周军队俘获。周军问他后主在什么地方，田鹏鸾欺骗他们说：“已经离开，恐怕已出境了。”周军不信他的话，就痛打他，企图使他屈服；他的四肢每被打断一条，他的声音和神色就越是严厉，最后终因四肢断裂而死。一个偏远民族的孩子，尚且能够通过学习变成忠臣，北齐的将相们，连敬宣这样的奴才都不如。

邺城被北周军队平定之后，我们被逼迁徙至关内。那时思鲁曾经对我说：“我们在朝廷没人当宫，家里也没有积财，我应当尽力干活赚钱，以维持家用。现在，我却常被督促着读书，致力于经史之学，你可知道我这做儿子的，如何能安心学习呢？”我教诲他说：“当儿子的固然应当把供养双亲的责任放在心上，当父亲的更应当把督促子女学习当做教育他们成人的头等大事。如果让你放弃学业去赚取钱财，即使我能丰衣足食，我吃起饭来怎么会感到香甜？穿起衣服来怎么会感到温暖呢？如果你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我们家祖辈相传的读书传统，那么，即使吃粗茶淡饭，穿麻布衣裳，我也十分乐意。”

《尚书》上说：“喜欢提问则知识充足。”《礼经》上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共同商讨，就会孤陋寡闻。”看来，学习要共同切磋，互相启发，才能更加明白。我就见过不少闭门读书，自以为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口出谬言的人。《穀梁传》中叙述公子友与莒两人相斗，公子友左右的人大喊：“孟劳！”孟劳是鲁国宝刀的名称，这个解释也见于《广雅》。最近我在齐朝的时候，有位叫姜仲岳的人说：“孟劳是公子友左右的人，姓孟名劳，是位大力士，为鲁国人所看重。”他和我苦苦争辩。当时清河郡守邢峙也在场，他是当今的大学者，他帮我证实了孟劳的真实含义，姜仲岳才红着脸认输了。此外，《三辅决录》上说，汉灵帝在宫殿柱子上题的字为：“堂堂乎张，京兆田郎。”这是引用《论语》中的话，而对以四言句式，用来品评京兆人田凤的。有一位才士，却解释成：“当时的张京兆和田郎二人都相貌堂堂。”他听了我的上述解释后，开始非常惊骇，后来明白了又对此感到惭愧懊悔。江南有一位权贵，读了误本《蜀都赋》的注解，书中将“蹲鸱，芋也”的“芋“字错作“羊”字；因此有人馈赠他羊肉时，他就回信说：“谢谢您赐我蹲鸱。”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诧，不知他用的是什么典故，经过很长时间才弄清是怎么回事。北魏时期，有一位博学而身居要职的大臣，他新近得到一本《史记音》，而其中错误很多，将“颛顼”错误地注了音，“顼”字应当注为许录反，却错注为许缘反，这位大臣就对朝中官员们说：“过去人们一直把颛顼误读成‘专旭’，其实应该读成‘专翾’。”这位大臣名气很大，他的意见大家当然相信并且采用。直到一年后，另一位大学者对这个词的发音苦苦研讨，才知道是那位大臣搞错了。《汉书·王莽赞》说：“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意思是说王莽以假乱真。过去我曾经和别人谈论书籍，其中谈到王莽的长相，有一位聪明能干的人，自诩精通史学，名声身价都很高，他居然说：“王莽不但长着鹰目虎嘴，而且有着紫色的皮肤，青蛙的嗓音。”再比如《礼乐志》上说：“给太官挏马酒。”李奇的注解是：“以马乳为酒也，揰挏乃成。”二字的偏旁都从手。所谓揰挏，这里是说把马奶上下捣击，现在做奶酒也是用这种方法。刚才提到的那位聪明人又认为李奇注解的意思是：要等种桐树的时候，太官造的马酒才熟。他的学识竟浅陋到如此地步。泰山的羊肃，也称得上有学问的人，他读潘岳赋中“周文弱枝之枣”一句，把“枝”字误读作“杖策”的“杖”字；他读《世本》中“容成造歷”一句，把“歷”字认作“碓磨”的“磨”字。

谈话写文章，援引古代的事例，必须是自己亲眼看到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江南闾里间，有些士大夫不肯努力学习，又羞于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粗鄙之人，就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拿来装饰门面。比如：把徵质说成周、郑，把霍乱叫做博陆，上荆州一定要说成去陕西，下扬都说成是去海郡，把吃饭说成糊口，把钱称之为孔方，提起迁徙就讲成楚丘，把婚姻说成晏尔，讲到姓王的人就称仲宣，谈起姓刘的人就提公幹。这些说法不下一二百种，士大夫们前后相承，互相影响。如果向他们问起这些“典故”的缘由，没有一个能答出来的；平时使用又总是用得不恰当。庄子有乘时鹊起的说法，所以谢朓的诗中就说：“鹊起登吴台。”我有一位表亲，他作的一首《七夕》诗中说：“今夜吴台鹊，亦共往填河。”《罗浮山记》上说：“望平地树如荠。”所以戴暠的诗就说：“长安树如荠。”而邺下有一个人的《咏树》诗竟说：“遥望长安荠。”我还曾经见过有人把矜诞解释为夸毗，称年老为富有春秋，这些都是通过耳听获取知识、人云亦云的过错。

文字是典籍的根本。世上求学的人，很多人都不通字义：通读《五经》的人，赞同徐邈而非议许慎；学习辞赋的人，信服褚诠而忽略吕忱；通读《史记》的人，只对徐野民、邹诞生的《史记音义》这类书感兴趣，却废弃了对篆文字义的研究；学习《汉书》的人，欣赏应劭、苏林的注解而忽略了《苍颉篇》和《尔雅》。他们不明白语音只是文字的枝叶，而字义才是文字的根本。以致有人见了服虔、张揖有关音义的书就十分重视，而得到同是这两人写的《通俗文》、《广雅》却不屑一顾。对同出一人之手的著作都这样厚此薄彼，何况对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著作呢？

求学的人都以见闻广博为贵。他们对于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都希望刨根问底，找出它们的源头来；但对于文字，却漫不经心，连自家的姓名，也往往出现谬误，即使不出错误的，也不知它们的由来。近代有些人给孩子起名：弟兄几个的名都用山作偏旁的字，其中却有叫“歭”的；弟兄几个的名都用手作偏旁的字，其中竟有取名为“机”的，兄弟几个的名都用水作偏旁的字，其中还有取名为“凝”的。在那些知名的大学者中，这类例子有很多。若后世有人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就会觉得这和晋平公与师旷讨论钟音是否和谐那件事一样，而这种事又是多么可笑啊。

我曾经跟从北齐文宣帝到并州去，从井陉关进入上艾县，县东几十里，有一个猎闾村。后来，百官又在晋阳以东百余里的亢仇城旁接受马匹粮草。大家都不知道上述两个地方原本是哪里，查阅了大量的古今书籍，都没有弄明白。直到我翻检《字林》、《韵集》这两本书，才知道猎闾就是过去的䜲余聚，亢仇就是过去的䜱䜪亭，两地都隶属于上艾县。当时太原的王劭想撰写乡邑记注，我把这两个地方的名字说给他听，他非常高兴。

我最初读《庄子》这本书，看到有“螝二首”这句话，《韩非子》中也说：“有一种名叫螝的虫，一个身子有两张嘴，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相互撕咬，以致互相残杀。”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螝”字读成什么音，逢人就问，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答。据考证：《尔雅》等书上说，蚕蛹名叫螝，但蚕蛹并不是那种有两个头两张嘴贪婪凶残的动物。后来我又看了《古今字诂》，才知道这个“螝”就是古代的“虺”字，多年来积滞在胸中的疑问，一下子便消散了。

我曾经游览赵州，看到柏人城北有一条小河，当地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后来我读到城西门徐整碑的碑文，碑文里说：“洦流东指。”大家都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查阅了《说文解字》，原来这个字就是古代的“魄”字。洦，指水浅的样子。这条河从汉代以来就没有名字，只是视它为一条清浅的小河，或许正好以“洦”给它命名？

世人的书信中常有“勿勿”这个词语，历来相承都是这样写，但不知道它的来源，有人乱下结论说这是“忽忽”的残缺字。经考证：《说文解字》上说：“勿，是过去州里所树立的旗帜，这个字像旗杆和旗帜末端三条飘带的形状，是用来催促农民抓紧农事的。所以才把勿忙急迫称为‘勿勿’”。

我在益州的时候，曾经和几个人一块闲聊，天才刚刚放晴阳光灿烂，我看到地上有个发光的小点，就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有个蜀地的僮仆走上前看了看，回答说：“是豆逼。”大家都很惊愕，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叫他取过来，原来是个小豆。后来我遍访蜀地之人，他们都把“粒”称作“逼”，当时的人都不能解释其中原因。我说：“在《三苍》、《说文解字》等书中，这个字就是‘白’下面加‘匕’字，都解释为‘粒’。《通俗文》里给它注的音是方力反。”大家明白后都十分高兴。

愍楚的连襟窦如同从河州归来，他在那里得到一只青色的鸟，驯养得十分温顺，所有的人都称它为“鹖”。我说：“鹖鸟产自上党，我曾见过多次，它的羽毛是黄黑两色，没有斑驳杂色的。所以曹植的《鹖赋》说：‘鹖张开黑黄色的劲翅。’”我试着翻检《说文解字》，书上说：“䲸雀和鹖形似，但它的羽毛却是青色的，出产于羌中。”《韵集》里认为这个字读音为“介”。这个问题到此就解决了。

梁朝有个叫蔡朗的人避讳“纯”字，他又没有什么学问，于是就把莼菜称作露葵。那些蒙昧无知的人，就跟在后面相互效仿。承圣年间，梁朝派遣一位官员出使北齐，北齐的主客郎李恕就问这位梁朝的使臣说：“江南地区有露葵么？”使者回答说：“露葵就是莼菜，是水乡出产的植物。您现在吃的是绿葵菜罢了。”李恕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不清楚对方的学问深浅，乍一听到这个说法也无法核查追究。

思鲁等人的姨丈是彭城刘灵，他曾经与我一起闲坐，他的几个儿子在一旁陪着。我问儒行、敏行：“与你父亲的名字读音相同的字一共有多少？你们都能认识么？”他们回答说：“我们没有探究过这个问题，还请您教导指示我们。”我说：“凡是这一类的字，如果不提前翻检研究，临时见到又不认识，错拿着去请教别人，反而会被小人欺负，不能轻率对待啊。”于是我就为他们解说这个问题，大约有五十个字左右。刘灵的儿子们都感叹说：“没想到有这么多啊！”要是他们一直都不知道，那也可算是一件怪事了。

校勘核定书籍，是很不容易的，扬雄、刘向这样的人才算是能胜任这个工作。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书籍，就不能任意改动书籍中的文字。有时那个版本认为是错误的，这个版本又认为是正确的；有时两个版本大同小异；有时，两版本的同一处文字都不妥当，所以不可以偏信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