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公平”命名，主要是阐述君王处理政事，贵在公正平允。“私嬖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处事不公正，奸邪之徒就有机可乘，正直的人难免受冤枉；处事公平，钻营的人就没有得逞的机会。所以“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房玄龄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而要达到公正平允，就必须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镕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所以魏徵又引用《潜夫论》进谏太宗说：“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唐太宗在多数情况下尚能做到赏罚不以亲疏为据，而以礼法为度，赏不避仇，罚不避亲。可以说政治教化是推行至公之道的关键，如此久而久之，吏治与社会风气就会焕然一新。但从贞观十年（636）以后，他的骄傲情绪日益滋长，处事常有不当，这在本篇末尾收录的魏徵的长篇谏书中有明确的反映。
【译文】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我近来看到隋朝的一些遗老，都称赞高颎善于做宰相，于是我就看了他的传记，确实可以称得上公平正直，尤其懂得治国之道。隋朝的安与危，与他的生死有着很大的关系。隋炀帝无道，他被枉杀。我何尝不想能见到这个人，不由得放下书本为他感叹！汉魏以来，诸葛亮做丞相，也很公平正直。他曾上表建议废黜廖立、李严，并将他们流放到南中。诸葛亮死后，廖立听到这个消息后，哭着说：‘我们要亡国而异族入侵为主了！’李严听说诸葛亮逝世，竟生病死去。所以陈寿说：‘诸葛亮处理政务，推诚布公，凡是忠心为国的，即使是仇人也一定奖赏；凡是违反法纪、玩忽职守的，即使是亲人也一定惩罚。’你们岂能不仰慕学习他们呢？我如今很羡慕前代的圣明帝王，你们也应该仰慕前代的贤良宰相。假若能够这样做，那么荣耀的名誉和崇高的爵位就能长久保持了。”房玄龄回答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确实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上说：‘不结党营私，王道浩浩荡荡。不结党营私，王道平平坦坦。’还有孔子说：‘任用正直的人士而废弃邪恶的小人，百姓就会心悦诚服。’现在圣上所考虑和倡导的，确实可以当作政治教化的根本，推行至公之道的关键，可以囊括宇宙，成就天下的教化。”太宗说：“这正是我心中所想的，怎能只跟你们说说却不去实行呢？”
【注释】
（1〕阉宦：宦官。
（2〕浸润之谮：比喻暗中诽谤别人的坏话。
（3〕善善、恶（wù）恶：喜欢好的，厌恶坏的。善善，第一个“善”是动词，喜欢、称赞的意思。第二个“善”是名词，指好的人或事。恶恶，第一个“恶”是动词，是厌恶、憎恶的意思。第二个“恶”是名词，指坏的人或事。
（4〕粃（bǐ）政：弊政。指不良的有害的政治措施。
（5〕铅刀之一割：语出《后汉书·班超传》：“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意谓铅刀虽不锋利，偶尔用得得当，也能割断东西。比喻才能平常的人有时也能有点用处。多作请求任用的谦词。
（6〕卞和：春秋楚人。相传他得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都被认为欺诈，受刑砍去双脚。楚文王即位，他抱璞哭于荆山下，文王使人琢璞，得宝玉，名为“和氏璧”。
（7〕郭氏所以为墟：郭氏是春秋时小国郭国，后为齐所灭。本书《纳谏》第一章云：“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8〕史鱼所以遗恨：史鱼是春秋时卫国大夫，以直谏著名。史鱼曾劝告卫灵公要重用蘧伯玉，不可用弥子瑕，但卫灵公没有听他的话。这件事成了史鱼的一块心病。等到史鱼得病快死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说：“我在卫国，不能推荐蘧伯玉、贬退弥子瑕，这是我作为臣子的失职。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帮助君主行正道，那么死了之后，也不能根据礼的规定来埋我。所以，我死以后，你把我的尸体放在窗户边，对我来说就够了。”史鱼的儿子按照他说的做了。卫灵公来吊丧，看到这种情况后，觉得很奇怪，便问其中的原因。史鱼的儿子把他父亲说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惊愕得容颜失色，深为感动。于是，叫人把史鱼埋了，并且提拔了蘧伯玉，贬退了弥子瑕。
【译文】
贞观十一年（637），当时常有宦官充当使者外出办事的，他们往往有一些虚妄的奏议。事情败露后，太宗大怒。魏徵进谏说：“宦官的地位虽然低微，但经常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在君主面前说些话，很容易让君主相信，那些暗中诽谤别人的坏话，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如今陛下圣明，当然不必有此顾虑，但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能不杜绝这个祸源。”太宗说：“不是你魏徵，我怎能听到这样的话？从今以后，停止宦官充使的事。”魏徵因而上书说：“臣听说做国君的关键在于喜欢好的而厌恶坏的，接近君子而疏远小人。鲜明地喜欢好人好事，君子就会进用；明确地反对恶人恶事，小人就会退避。亲近君子，朝政就不会出什么弊政；疏远小人，听取意见就不会偏信谮言。但小人也并非没有一点小的长处，君子也不是没有一点小的过错。君子小的过错，就好像是白玉上小的瑕疵；小人的一点长处，就好像用铅刀割一下的效果。铅刀割一次的效果，是不会被好的工匠所重视的，因为一点小的长处掩盖不了大的缺点；白玉虽然会有小瑕疵，但精明的商人是不会丢弃它的，因为小的瑕疵不足以妨碍美玉整体的美质。如果喜欢小人的一点长处，就算是喜欢好人好事，讨厌君子的一点过失，就算是讨厌坏人坏事，这就是将野蒿与香兰的气味同样看待，将美玉和石头不加区分，这就是屈原投江而死，卞和哭得眼里流血的原因。既然能够区别美玉和石头，又能分辨野蒿和兰草的气味，但喜欢好人而不能任用，讨厌恶人又不能驱逐，这正是郭国之所以灭亡，史鱼之所以遗恨尸谏的原因啊！
【注释】
（1〕多涂：各种途径。涂，同“途”，途径。
（2〕消：减少，受损害。
（3〕否隔：亦作“否鬲”，隔绝不通。
（4〕朋党：为私利而勾结在一起的宗派。
（5〕时逢少隳（huī）：碰上了混乱的世道。隳，毁坏。这里引申指乱世。
（6〕鉴貌在乎止水：查看容貌要对照静止之水。鉴，古代用铜制成的镜子。这里用作动词，指观察。
（7〕司过：掌纠察群臣过失的官吏。
【译文】
“陛下聪明威武，天资英明睿智，心存博爱，能从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但是，陛下喜好贤才而不太善于选择人才，憎恨恶人而又未能疏远佞臣。而且说话毫不隐讳，疾恶太深，听说别人的优点，有时未必全信，听说别人的缺点，就以为一定是如此。虽然陛下有独到的见解，但仍恐怕不尽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是称赞别人的好处的，小人是攻击别人的缺点的。听说别人的缺点就深信不疑，这样小人攻讦的手段就会增长；听说别人的优点就将信将疑，这样君子扬善的途径就会减少。治理国家的人，应急于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却反而让君子扬善的途径减少，让小人攻讦的手段增长，这样就会使君臣之间失去正常的秩序，上下隔绝不通，国家乱亡，将用什么去治理国家呢？况且世俗常人心无远虑，喜欢攻击别人的短处，好说别人结党营私。其实用善互相成全叫做同德，用邪恶互助帮助叫做朋党，现在却清浊合流，善恶不分，把告讦攻击他人当做诚实正直，把同心同德看成是结党营私。把同心同德看成是结党营私，就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可值得相信；把告讦攻击他人当做诚实正直，就认为他们所说的话都可以听取。这样就会使得国君的恩惠不能施于臣下，臣下的忠心也不能够表现给国君。对此大臣不能分辨纠正，小臣不敢随便议论，到处都承袭了这种不良风气，浑然成为习惯，这不是国家的福祉，也不是治国的方法，只能助长奸邪，混淆视听，使国君不知道什么可信，臣下不能相安无事。如果不深谋远虑，彻底杜绝它的根源，后患将难以止息。当今之所以没有败亡的原因，是因为陛下有远见卓识，虽然刚开始时有些失误，但是最终将会有所得。如果碰上了混乱的世道，又不加以改正，即使后悔，也一定来不及了。这些既然不能传给后代，又拿什么示范将来？况且进用贤良、黜退奸邪，是针对别人的；以历史为借鉴，是针对自己的。观察容貌要对着静止的水来照，省察自己要对着圣哲之人来照。能够用古代的圣君贤王来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自己面貌的美丑宛如就在眼前，事情的好坏自己心里就会明白，无须劳神史官来记载，也无须百姓来议论。巍巍大功日益显著，赫赫名声更加远扬。为人君主者能不致力于此吗？
【注释】
（1〕轩、唐：指轩辕氏黄帝和陶唐氏尧帝。
（2〕三尺之律：据文献记载，古时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称法律为“三尺之律”。但出土实物并非如此，有时法律条文也并不都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如1973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就写在长23厘米的竹简上，约合一尺长。
（3〕垂拱：垂衣拱手，谓不动手，不做什么事，就可以无为而治。
（4〕《潜夫论》：是东汉王符撰写的一部政论书籍。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严重，朝政更加腐败黑暗，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残暴，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王符性情耿介，不苟同于世俗，于是终身不仕，隐居著书，以抨击时政之得失，取名为《潜夫论》。《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也涉及哲学问题。书中对东汉后期社会政治提出广泛尖锐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各个方面，指出其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认为这些皆出于“衰世之务”，并引经据典，用历史教训警告当时的统治者。
（5〕敕契以敬敷五教：命契推行五教之义。五教，五常之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
（6〕五刑：中国古代的五种刑罚。最初为墨（将墨涂于犯人刺刻后的面额部）、劓（割去犯人的鼻子）、剕（弄断犯人之足）、宫（割去男犯生殖器，闭塞女犯生殖器）、大辟（对死刑的通称）五种。
（7〕麹豉（chǐ）：用大豆发酵制成的调味品，也叫豆豉。
（8〕六合：指上（天）、下（地）和东西南北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
（9〕荫（yìn）：庇护。
（10〕黔（qián）首：指平民百姓。
（11〕云为：指言论行为。
（12〕铄（shuò）金：熔化金属。
（13〕镕（rónɡ）：铸器使用的模型。
【译文】
“臣听说道德的深厚，没有谁能赶得上黄帝和唐尧；仁义的崇高，没有谁能赶得上虞舜和夏禹。要想继承黄帝、唐尧的淳风，追上虞舜、夏禹的功绩，就必须用道德镇伏风俗，弘扬仁义，举用贤才，听从善言。如果不选择善人、任用能人，而把政事委托给俗吏，他们既无远见卓识，必定会丢失国家大体。只会拿法律条文去规范和苛求四海之内的百姓，想要做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是不可能的。所以圣哲的国君治理天下，是靠移风易俗，不依靠严刑峻法，只是推行仁义而已。离了仁就无法广泛地施行恩德，离了义就无法端正自身。给臣下带来恩惠，用义来端正自身，这样，国家的政务不用严厉就能达到太平，国家的教化不用严峻就能有所成就。如此则仁义，是治国的根本；刑罚，为治国的末事。为了治国用刑罚，就像赶马车用鞭子。百姓们全都服从教化了，刑罚就无所施行了；马匹能自觉尽力了，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由此而论，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的道理，也就很明显了。所以《潜夫论》中谈到：‘国君的统治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百姓有本性、有情感、有教化、有风俗。本性与情感是内心，是根本；教化与风俗是行动，是末节。所以圣明的国君治理天下，先是巩固根本，而后才做末节的事，是顺应民心来引导行动的。民众的心与情端正了，奸佞之心就无从产生，邪恶之事就无法存在。因此贤明的圣人没有不致力于治理民心的，所以孔子说：“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到使案件不再发生。”用礼来引导百姓，一定使民性民情淳厚清明。百姓互相敬爱，就不会有彼此伤害的意思；行动时想到义，就不会蓄积奸邪之心。像这些，都不是律令能做到的，这是通过道德教化所达到的。圣人都尊重仁义礼德而鄙视刑罚，所以舜帝先命契推行五教之义，然后再让咎繇实行五刑之法。大凡制定法律的原因，并不是为了纠察百姓的短处和惩治他们的过失，而是为了防范奸邪、避免祸患，肃清淫邪，使社会纳入正轨。百姓蒙受善政的教化，那么人人都会有君子一样的情怀，如果受到恶政的统治，那么人人都会产生邪恶不轨的念头。所以，用好的道德来教育百姓，就好像酿酒工匠做豆豉一样。天下就如处于同一庇荫之下，百姓就好像酿酒的原料麦豆一样，他们的言论行为就全在于统治者的作为了！如果遇到好的官吏，他们就会胸怀忠信而努力践行仁义；如果遇到坏的官吏，他们就会心胸狭隘而行为浅薄。仁义忠信积累得深厚了，国家就会太平；奸邪浅薄的风气积累得深厚了，就会导致国家的危亡。所以圣明的国君都强调加强道德教化而鄙视严刑峻法。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权威，是用来统治他人的。人们的生长过程就像金属在炉中冶炼，方圆薄厚都随铸器使用的模型来确定。所以，世道的善恶，风俗的薄厚，都取决于国君的作为。世上的国君果真能使天下的百姓都性情忠厚而无浅薄的恶习，各自都有奉公循正的心态，而没有奸邪阴险的想法，那么良好的社会风气就又可以重新出现。’后代的国君虽不能遵遁这种古法，只是崇尚仁义，但也应当慎用刑罚，施行抚恤百姓的制度，力求公正无私，所以管子说：‘圣明的国君是依赖法度而不依赖奸智，是听从公论而不曲从私见。’所以能够称王于天下，治理好国家。
【注释】
（1〕三讯：《周礼》以“三讯”判决庶民狱讼，一讯群臣，二讯群吏，三讯万民。形容对决狱的慎重。
（2〕《传》：指《左传》，语见《左传·庄公十年》。
【译文】
“凡是听讼判案，必须推究父子之情，树立君臣之义，权衡罪行的大小，决定刑罚的重轻。要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扬所有的忠厚仁爱，然后考察实行，若有疑难的地方就要与众人一起商量。有疑惑的就尽量从轻处理，这样做是表示慎重，所以舜对咎繇说：‘你担任法官，就要怜恤刑狱。’还要加上向大臣、群吏和庶民多次查询，大家都认为正确，然后才能断案。这就是说，执法要参以人情。所以《左传》上说：‘大小案件，即使不可能都审察得十分清楚，但断案的时候，一定要体恤人情。’而世俗中那些古板愚昧而又苛刻的官吏，认为所谓人情就是要索取贿赂，根据个人爱憎去断案，袒护亲戚，陷害仇人。为什么这种世俗小吏的想法，与古代圣人的人情相差得那么远呢？主管部门因为这种人情而怀疑官吏营私，国君又因为这种人情而怀疑主管官员舞弊，这样君臣上下相互猜疑，要想让臣子竭尽忠心，确立节操，那就难了。
【注释】
（1〕参伍：交互错杂。这里是错综比验的意思。语本《易·系辞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2〕锻炼：本指锻造或冶炼。这里比喻枉法陷人于罪。
（3〕析言：谓巧说诡辩，曲解律令。
（4〕诋案：因案件判例来代替法律。
（5〕左道：指邪门歪道。
（6〕《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召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著的一部书。据《汉书·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据高诱序言，“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认为此书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
（7〕丰水：即沣水，河名。源出陕西长安西南秦岭中，北流至西安西北入渭河。仞：古代的长度单位。周制八尺，汉制七尺。
（8〕万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车万乘，因以“万乘”指天子。
【译文】
“凡是审理案件之事，一定要根据所犯罪行的事实作为主要审查内容，不能严刑逼供，不能节外生枝，不是牵连的头绪越多就越能显示判案者的聪明，所以法律规定了举证、审讯的制度，反复比验供词，是为了求得事实的真相，而不是要掩饰事实的真相。反复比验供词，多方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不让狱吏徇私枉法、掩饰事实真相、伪造判案文书而得逞。孔子说：‘古代圣贤判案，是想尽办法寻求给人以生的理由；今人判案，是千方百计寻求给人以死的理由。’所以就会离析语言对法律断章取义，因案件判例来代替法律，施展邪门歪道来惑乱政治，这是王法一定要加以诛惩的。《淮南子》说：‘沣水虽然有十仞之深，金铁一类的东西沉到水底，在外面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不是因为水不够深和不够清澈，但鱼鳖都不往那里去。’所以，为政者把细苛当做明察，把求功当做明智，把刻薄百姓当做忠心，把攻讦他人当做功劳，这就像是一张大的皮革，虽然倒是挺大，但也是容易破裂的原因。奖赏应该从重，惩罚应该从轻，国君要以仁厚为本，这是历代帝王通行的规矩。刑罚的轻重，恩情的厚薄，让百姓称颂或是让百姓痛恨，这两种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语！况且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权衡，时事的准绳。权衡是用来确定轻重的，准绳是用来显示曲直的。现在制定法律以其宽容公平为贵，但判人的罪却极其严酷，甚至只凭个人的喜怒任意处治，随心所欲地判定罪行轻重，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舍弃权衡来确定轻重，这不是太糊涂了吗？诸葛孔明是小国的丞相，还说过‘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不能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轻重’的话，更何况是大国的万乘之君，处在唐虞盛世，怎能随心所欲放弃法律，而取怨于百姓呢？
【注释】
（1〕弭（mǐ）：止息，中断。这里是阻止的意思。
（2〕诮（qiào）：讥笑讽刺。
（3〕幽、厉：指周幽王和周厉王，他们都是西周时的暴君。周幽王在位时，沉湎酒色，不理国事，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幽王变本加厉地加重剥削，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引起国人怨愤。周厉王在位期间，重用奸佞荣夷公，不听贤臣周公、召公等人劝阻，实行残暴的“专利”政策，奴役百姓，不让他们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眼神来示意。于是周朝国势更加衰落，朝政更加腐败。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4〕温舒恨于曩日：王温舒在做河内太守时，因春天到了按例不能再斩杀犯人，因而不能杀尽豪猾，乃顿足叹曰：“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温舒，西汉酷吏王温舒，阳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杀人越货。他经过几番投机钻营，竟官至中尉，统管京师治安。他当上高官后，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心狠手毒、敢于祸及别人的歹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嗜杀成性，至于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昏昏不辨。而且他还受员骑钱（接受部下贿赂），贪得无厌，终被朝廷诛灭五族。
（5〕尧有敢谏之鼓：相传尧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指出他施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史称“敢谏之鼓”。
（6〕舜有诽谤之木：相传尧命舜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指出自己的过失，以修明政治，史称“诽谤之木”，也称“谤木”。见《史记·孝文本纪》。
（7〕汤有司过之史：据《淮南子》记载，商汤曾给自己设置了进谏的史官（司过）来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8〕武有戒慎之铭：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姜太公述《丹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周武王闻之，退而为戒，并写在几、案等器物上，作为座右铭。《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译文】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突然发威作怒，以此来阻止别人的议论。如果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就是传到外边，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所做的事是错误的，就是极力掩盖，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闻，除非己莫言。’自己做了却想让别人不知道，自己说了却想让别人听不见，这就像是掩目捕雀，掩耳盗铃，只会被人讥笑讽刺，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又听说，没有长时间混乱的国家，也没有不可治理的百姓。国民的善恶好坏取决于道德教化的厚薄，所以夏朝和商朝在禹和汤的治理下就天下大治，在桀和纣的统治下就天下大乱；周朝在文王、武王的治理下就秩序安定，在幽王、厉王的统治下就出现危机。因此，古代圣明的国君，严以责己而不怨恨别人，寻求自身的不足而不责备下属。因此说：‘禹、汤时常责备自己，所以国家迅速兴旺；桀、纣处处怪罪别人，所以国家很快灭亡。’现在很少听说君王责备自己，而他们怪罪臣下之心不已，就会深深违背恻隐之情，并且开启奸邪之路。汉朝的王温舒有杀人不尽之恨，臣对此人深感惋惜，恩泽未能结纳人心，而希望达到不用刑罚的治理效果，我没听过这种事。臣听说过，尧时有敢谏之鼓，舜时有诽谤之木，汤时有专记过失的史官，武王时有戒慎的座右铭。这些都是先王倾听意见于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寻求谏言于没形成过失的时候，虚心对待臣下，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下无私，君臣同心同德。魏文帝也说：‘有德之君喜欢听逆耳的话，喜欢听犯颜直谏之言，亲近忠贞的大臣，厚待直谏的人士，斥逐谗慝，远离奸佞的小人，实在是想保全自身和国家，远远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凡是承受天命控驭国运的国君，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难道可以不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吗？自古以来的圣明国君，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一番伟业的，没有不依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也没有违背辅弼大臣意见的。”
【注释】
（1〕高颎（jiǒnɡ）：字昭玄，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东）人，隋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臣。少明敏，有器局，略涉书史，尤善词令。凭借自己敏锐的判断力，在北周末年，投靠杨坚，辅佐杨坚建立隋朝，成为隋朝开国功臣。杨坚称帝后，知高颎知兵事，多计谋，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开皇八年（588）隋朝以晋王广为元帅伐陈，任元帅长史，指挥全军一举灭陈，完成南北统一，功封齐国公。高颎反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因高颎之女是杨勇的妻子，杨坚认为是高颎在为私利，被文帝疏忌失权，十九年（599）免官。仁寿四年（604），隋炀帝即位，高颎复起为太常卿。大业三年（607），因对隋炀帝的奢侈和当时政事有所非议，为人告发，与贺若弼同日被杀。
（2〕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今湖南常德）人。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占据了荆州，开始细心地寻访人才。经诸葛亮推荐，廖立历任长沙太守、巴郡太守、侍中、长水校尉。诸葛亮曾言：“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后因流露出对职位不满而被流放，在流放地得知诸葛亮的死讯，流下了眼泪。李严：字正方，荆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以办事干练著称，官至中都护、骠骑将军、都乡侯，历任诸县郡不辱命。李严的胆识和军事才能都十分杰出，对蜀汉政权的忠诚亦不容怀疑。诸葛亮北伐，李严督运粮草，但办事不力致使蜀军北伐被迫停止。后被罢官流放梓潼郡。蜀后主建兴十二年（234），李严闻知诸葛亮逝世，认为后人不会给他起用的机会，于是气愤病死。南中：泛指我国川南、云、贵一带。
（3〕左衽：衣襟向左掩。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借指亡国而异族入侵为主。语出《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4〕陈寿：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职。西晋武帝咸宁六年（280），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5〕“举直”二句：意谓任用正直的人士而废弃邪恶的小人，百姓就会心悦诚服。语出《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