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27年（辛丑）7月13日，陈毅出生于四川省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一个小地主”家里。①陈毅，字仲弘（也写作仲宏），原名陈世俊，在陈家按“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排列的谱系中，是“世”字辈。小名秋江。
陈家原籍湖南省新宁县，是清初“湖广填川”②时迁到四川的。到汤字辈陈汤佶读书赴考，中了个拔贡，陈家曾经上升为有田产800亩的地主。
陈毅的祖父辈有兄弟两人，父辈兄弟5人。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家风和顺。陈毅的父亲陈昌礼在5兄弟中读书最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懂一些，对陈毅的中文学习颇有影响。陈毅的母亲黄培善（陈毅姑祖母的女儿嫁回陈家的）是陈毅少年时期品德的主要培育者。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陈毅出生前的这60年间，由于清王朝的腐败，中国已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变化中，陈家也逐渐败落。陈毅出生前后几年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再加苛捐重税，陈家的败落加速。陈毅出生时，陈家已降落到相当于上中农的经济地位。堂兄陈修和回忆：陈毅的祖父和5个儿子共有田40亩，出租8亩，自种32亩，主要劳力为两个叔父，平时雇一长工，忙时全家参加劳动。
从陈毅的祖父陈荣盛开始，大伯陈昌仁、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兴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陈毅在堂兄弟辈中排行第五，亲兄弟中则是老二。同胞兄弟姐妹5人。陈毅3岁开始跟着两个哥哥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就学。
陈毅7岁那年，外祖父黄福钦捐200两银子得了个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的小官。黄福钦要女婿去帮办文书，并把外孙带一个去。陈毅于是随父亲到了外祖父的任上。
巡检司专司“捕盗贼，诘奸宄”的职责。衙门里三天两头残酷拷打“犯人”。黄福钦还让陈毅去认干爹，拜老庚，结交当地权贵。后来，陈毅得知那些被外祖父拷打的“犯人”多半是交不起租谷的穷苦农民，有的还是打富济贫的人物。1942年3月8日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回忆这段生活：“我在那里过着衙门生活。那时候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就是他衙门里经常毒打犯人，使我在旁边看了非常难受。我很同情那些被打的人，在我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在那里过了两年多时间，??官府中腐败黑暗的情况，引起我极端的厌恶??”1910年（宣统2年）春夏间，9岁的陈毅由父亲带回四川，经乐至老家到了成都。还在1909年，陈家已将40亩田产抵押掉由乡下迁到省城，居住在成都东门外的上河心。
①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59页。罗生特，奥地利医生，当时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据陈毅的堂兄陈修和回忆，陈家当时经济地位相当于上中农。
②清初，由于先有张献忠入川和清将豪格征川，后有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四川人口剧减，乃由湖广（清代地名，今湖南湖北）迁移人口填补，故谓“湖广填川”。
陈家迁居都市，主要是为了给陈毅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陈毅的祖父和大伯都认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而这些，在乡下不如都市便利。
在上河心，他们从地主家租了200来亩地耕种。居住的房子，也是租自那个外号叫“林四顽子”的地主的。
陈毅到成都后，和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等一起进了锦官驿两等小学，开始学习新学。和乐至乡下比起来，成都当然算是有现代科技设施的地方了。
他们上下学都经过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厂里全部是德国进口的机器，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对新学的各门课程学得都很认真。
头年秋天，由于突发大水，租田被淹，陈家无租可交，被“林四顽子”以“恶佃罢租”的罪名告到官府，陈毅的大伯陈昌仁一度曾被拘留。结果，租田的押金被扣，陈毅的祖父陈荣盛也在败诉后一病不起，不久去世。陈家更迅速地破落下去。
第二年，1911年（宣统3年辛亥），开春不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①席卷了四川全剩陈家的住地上河心一带，是保路同志军过往和驻屯的地方；陈毅读书的学校附近九眼桥、三官堂一带，是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最活跃的一些场所；东门牛市口一线，是保路同志军与清军作战最激烈的地段之一。
成都各大中小学，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并组织了“学生军”，参加了斗争。10岁的陈毅虽然没有参加学生军，但从罢课开始的整个斗争他几乎全部都经历了。他还亲见焚香请愿的群众遭受清军排枪屠杀的惨景。后来，陈毅在《给罗生特的信》中说：“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
家庭的遭际和革命风暴的荡涤，使陈毅对封建王朝的腐朽又有了深一步的感受。当他和胞兄孟熙路过桌台衙门，看见人们在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反叛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上前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
由于时局混乱，这年——1911年秋天，陈毅和孟熙回到乐至乡下的外婆家寄读，上了青海寺的学堂。陈毅格律诗词的基础是这时打下的。青海寺的陈玉堂老师比较同情和支持当时的革命，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毅后来曾赋诗纪念这位老师：“青海设帐启幼蒙，博文约韵坐春风。出国归来先生逝，只忆音容难寻踪”。
1913年初，母亲带着他和孟熙回到了成都。这年，陈毅12岁。家庭的经济已十分困难。华阳县（当时成都分为成都县和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简称华德高）规定每班的前三名学生可以免费。下半年，他和孟熙考进了华德高。陈毅读书刻苦，和孟熙各在自己的班级里每学期都考取了前三名。
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对陈毅的影响颇大。“这段时间，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文化基幢。陈毅作文课成绩优异。
陈毅在高等小学快毕业时，正是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窃国称帝和①保路风潮，即保路运动。1911年春，四川等省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将原由民众集资建设的川汉、粤汉两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烈。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反袁浪潮高涨之日。“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口号也更响亮地提了出来。陈毅曾反驳一位遗憾四川没有出过皇帝的老师说：“现在是民国了，无须出皇帝??现在要多出几个科学家就好了”。①而这期间，由于陈毅祖母的去世，陈家分了家，经济更趋困难，陈毅父亲去重庆盐务局当了抄写员，每月只有大洋6元钱维持家庭生活，母亲不得不租种几分菜地贴补家用。国家的出路和个人的出路结合起来，华德高毕业后，陈毅走上了学工的道路。1915年下半年，他先在成都工业讲习所读了半年，然后于1916年初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校）开始学习染织专业。
但是，这时陈毅“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学工、关注政治和倾心文学成了陈毅发展道路上并行的三个方面。
从1916年初到1917年底，陈毅在甲工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中，反袁反帝制斗争的迅速胜利，使他看到辛亥革命所激起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帝制的意志还是有强大潜力的，但是，紧接而来的却是遍及全国的军阀战争，四川是军阀混战最为惨烈的地区之一。战乱中，陈修和和陈孟熙都差点儿丧命。陈孟熙说，军阀混战“是以后促使仲弘投身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陈毅也曾说：“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引起了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他开始有意识地抨击时事，并带领同学们“闹学潮”，在甲工校里成了头角峥嵘的人物。同时，由于他踢得一脚好球，“陈Forward”（足球前锋）成了成都学界有名的“五虎”之一，使他在甲工校外也有了一些名气。这一时期，陈毅“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实业救国??但基本上仍是封建主义思想”。①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恰在这时，吴玉章等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和孟熙都去报考并双双被录取了。1918年3月，陈毅开始就读留法预备学校。
考入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除了寻找出路和出洋镀金的目的之外，许多人的确同时抱着到西方强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宗旨，即如陈毅所说的“转输文明”。预备学校的教师，也几乎全是留法或留比的学生。因此，当时学校里政治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五·四”前夜的中国，救国救民的主张无奇不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关税救国”??陈毅兄弟俩和同学金满城、杨持正、周光伟、夏时烁、陈中凡等也受这些主义、思潮的影响，经常谈论、争论。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对法国革命的初步了解，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陈毅头脑中渐渐明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主导方面。
1919年春，陈毅和孟熙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双双考取官费留学（共30名）的资格。6月1日，他们离开成都，踏上了赴法的征途。这时“五·四”运动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在上海了解到“五·四”的精神以后，陈毅的思想就迅速地转到“五·四”新潮流上来了。
恰巧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巴黎被迫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日子。消息传到上海，各界兴奋，万民欢呼，还举行了①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页。
①陈毅：《选择革命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19页。
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陈毅深受鼓舞，也约孟熙、金满城等几个同学积极参加到示威游行和庆祝集会中去。
在上海滞留的一个半月中，除了联系赴法船只和参加一些零星的集会及示威游行，陈毅他们主要是在上海观光和听一些当时的社会名流的讲演。特别是吴稚晖和康白情，一个宣扬“反孔”，一个介绍“五·四”，都使陈毅的思想发生激烈震荡。
康白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主要给同学讲“五·四”运动情况，“号召我们起来讲科学、争民主、做白话文、白话诗”。他介绍大家读《新青年》，读《华盛顿传》、《孙文传》、《拿破仑传》??于是，陈毅去搜购了大量的《新青年》和伟人传记阅读，很快，反帝反封建和讲科学、争民主在陈毅头脑中溶为一体，变成了他信仰和崇拜的东西。
8月14日，陈毅一行登上“麦浪号”从上海起锚赴法，经过了59天的艰难航行，于10月10日到达法国南部的大城市马赛。对于“五·四”前后这一时期的思想演变，陈毅曾这样总结：“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①大体说来，这是陈毅抛弃封建主义思想和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一次动荡。
①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5页。
由于“麦浪号”是艘货船，设备很差，而且“船中位次甚劣，饮食尤恶”，酷热、晕船，加上沿途又目睹了殖民地人民被殖民主义者奴役的惨状，使本来应该是十分愉快的这次旅行变得如同苦行。陈毅在船上患了脚气病，半身浮肿。他是被人背下船的。他和孟熙在马赛华工医院住了两个月后，病愈出院，1919年底，从马赛乘火车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刚到巴黎，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
几天后，由华侨协社安排，陈毅去蒙达尼中学专为勤工俭学生开办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不久，蔡和森等也被分配到这里。从这时开始，陈毅与蔡和森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同教室听课，蔡和森与陈孟熙还同一课桌。
由于受“五·四”精神鼓舞，且存法国的自由环境，在蒙达尼，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热烈。势力较大的有由追随李石曾、吴稚晖的同学形成的无政府主义派，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和由蔡和森、李富春等一批湖南籍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派。三大派外，其他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等也都有人信奉。陈毅完全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中。不过，只有蔡和森等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思想，陈毅觉得新鲜强烈，有吸引力。因为陈毅他们虽然在1918年春夏间就已接触过“社会主义”，但并未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而蔡和森他们明白宣称中国也应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成都时，陈毅曾了解过那嘲过激派革命”。当时他只知道，那是“过激党和富人作对，搞共产”。
当时他曾说，倘若那是真的，他就支持那场革命。因此，当有钱的学生说，有钱人应该出钱雇人把过激党打垮的时候，他便反驳他们：“有钱也买不到穷人去替富人打仗，假如穷人知道过激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们又何必替富人卖命”。
当然，在陈毅心目中，这时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着巴黎的华美与彼邦的文明，才知祖国毛病太多”，他更“不能不以改造者自任”了。他“到了法国以后，资产阶级思想有了发展，崇拜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①他要认真地学习西方世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补习法文上，也劝孟熙不要轻易接受什么“主义”或“思想”。
在蒙达尼补习几个月法文后，陈毅被分配到施奈德公司位于巴黎克里西门外的一个工厂工作。施奈德公司是法国有名的“二百家”大公司之一，这个厂也是大厂，制造汽车、火车头、耕田机、铁甲车等。成都的兵工厂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陈毅以为，进入这样的工厂，一定可以进一步看到西方的发达和文明了。谁知一进工厂，他就发现“若用我们在法国社会上的感觉，去推想工厂内的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误。”②首先给陈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厂内阶级森严”。“法国工厂是工头制。资本家派一个总办，以下有总工头，工程师，监工，小工头，以下便是工人，分如许的阶级，由下至上，与小官见大官一样”。他们不但“常常拿①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7页。
②
身份来凌辱工人”，“且工资分配很不平均”，这是陈毅“极不满意的”。③陈毅入厂之后分配的恰恰是处于这个森严等级最下层的“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不仅如此，外国工人还比法国本国的工人多受一层歧视。“他们看到黄脸人，以为你是愚蠢与黑人一样。他们的对待，令人更难当了”。象陈毅这样的外国勤工俭学生，由于“能力不强，技艺不熟，语言不通”，当然就更“大吃其亏”。这在陈毅是思想准备不足的。他把西方世界看作理想的“天国”，以为到处都会有巴黎街市上看到的那种自由平等的“车揖马下”之风。这料想不到的现实，深深刺痛了他。从工厂内的生活，他得出结论：“人道的敌人，便是资本主义”。①其次，是法国普通工人“差吾国贫人不远”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货物销路一旦低落，就把工人“大批取缔”而出。在厂的工人，如是靠一人养活的几口之家，生活已经困难。一旦被解雇，生活就更毫无依靠了。“常见工人被辞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再有，就是陈毅感觉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那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陈毅和法国工人相处得稍为熟悉一些之后，法国工人就教给他种种磨洋工的办法，以发泄对资本家的不满。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人们就举行罢工。陈毅入厂不久就碰到过罢工。在“五·一”劳动节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陈毅还带领同厂的几个留法同学和孟熙一起参加了。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一次陈毅工伤休息，同厂的许多工人来看望他。他们对厂方只准陈毅“休息三天，养伤费发得很少”大为不满，公开“骂资本家没良心”。更使陈毅惊奇的是，法国工人对俄国的革命和列宁的名字都很熟悉。陈毅十分具体地感到，工人和资本家是完全对立的。只是由于“资本家有政府为后援”，有“兵大爷”们撑腰，“很不容易至于失败”罢了。陈毅认识到：“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道理的事”。
在这个“罪恶的渊薮”中，陈毅个人的美好愿望也象梦幻般地破灭。他原以为“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就是求学，是精神生活，是创造文化，为社会求进步”。“工学兼营，即理实并重”，用自己的“两手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这真是少年的伟力。”可是，一天12法郎的工资，除可糊口外，要想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目的已经困难；做工、自理生活，时间很紧，“所以工余求学，是梦想的了”。
蔡和森鼓吹的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陈毅面前明亮起来。蔡和森介绍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使他感到豁然开朗。陈毅曾说：“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这是陈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也是他在后来写的《选择革命和道路》中提到的“思想上第二次大震动”。从此，陈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初步研究。
③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1921年6月14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47页。
①陈毅：《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1921年7月10日），《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54页。
入厂3个月后，陈毅被提升为技术工，工资也从每日12法郎增加到了18法郎，开始有了积蓄。这时，陈毅的思想进程发生了曲折。原因是，有了积蓄就有可能在法国读书，将来上正规大学，以“求最后的胜利”，“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太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走“文艺救国”的道路。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是没有变的。
他只是不想直接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而是想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在这段时间中，他读了大量的法国及西欧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的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提高了一大步。不过，这种游离的时间也不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这种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这现实，就是法国战后的经济萧条和中国国内的旧势力给勤工俭学带来的重重障碍。法国战后的经济困难，完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了。而外籍工人首先成为这种转嫁对象。陈毅的好友周光炜被从勒哈佛尔解雇回巴黎了。
提升为技术工不久的陈毅和孟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有些同学已要求国内寄钱，而国内的景况又是十分糟糕。陈家更甚。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已使陈家趋于赤贫，以致连妹妹世芳的婚事都无法料理。两兄弟只得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寄给家里。依靠积蓄上大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紧接着，他们又遇到了四川同学安子初在紧张的劳动中喝了化工厂的自来水中毒身亡的重大变故。
陈毅深切地感到了“国内旧社会”和“资本制度的罪恶相加”的痛苦，也进一步看到了自己无法与之分离的整个勤工俭学的艰难前途。这推动着陈毅，使他又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靠紧起来。1920年冬，他参加了张昆弟、李富春、李维汉、颜昌颐他们发起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以后的旅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和外围组织，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该社宗旨。①但是工学世界社还只是群众组织，当时公开活动的内容，主要就是争取勤工俭学生的出路。陈毅所走上的，是热心于爱国学生运动的道路。
这时，被解雇的同学不断增多，在候工的同学当然更难安排，法国政府对仍在工厂做工的同学也不能做出明确保证，随时有解雇的可能，而国内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经费拮据，无法接济同学们上学。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到法国走了一趟也未能解决问题。同是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吴稚晖已在国内宣传勤工俭学生们“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扬言要将他们“遣送回国”。同学们既气愤，又着急，准备通过北洋政府的驻法公使馆一总解决。
作为日收入18法郎的技术工，而且在工厂里与工程师逐渐亲近不会有被解雇之虞的陈毅，处境远比其他同学为好。但是他既已跳出独立地寻找救国道路的圈子，就没有只顾自己，而是冒着被解雇的危险积极投入了为同学们求生存和出路的斗争。他很快成为四川学生的代表。
在学生代表们的坚持斗争下，驻法公使陈箓为解决同学们的问题当着学生代表的面给国内拟发了电报。但是，不久后北洋政府回电说：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公使馆办理”。
这使同学们大失所望。1921年2月28日，纷纷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的500①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8页。
多名勤工俭学生，在陈毅等11名代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中国驻法公使馆，与陈箓展开了针锋相对、紧张激烈的面对面斗争。
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而掀起的著名的“二·二八”运动。陈毅由于旷工参加了这场斗争，被厂方解雇了。
“二·二八”运动得到了在法华工的支持，赢得了法国人民和舆论的重视，也引起了法、中两国政府的关注。从法国自身利益着想，法国政府对接纳中国的这批勤工俭学生曾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由于经济困难和中国国内的原因把学生推入绝境，和他们的初衷是不符的。在法国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下，通过与中国方面协商，于5月14日成立了“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由法国有关部门拨出一些款项进行维持。同时，尽量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生做工或就学。陈毅也被安排到圣·日耳曼中学继续读书。但是他知道，所谓“监护”，就是为了把勤工俭学纳入中、法官方所需要的轨道。“维持费”要一周一周地领就是明证。中、法两国政府是不会花钱培养反对自己的人材的。
勤工俭学生们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6月的一天，陈毅从一位法国工程师那儿了解到一个惊人的秘密借款消息：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来法，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建筑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全国50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向法国政府商借3亿法郎巨款。
与此同时，在雷诺工厂做工的周恩来也从报纸上判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买卖。这种卖国行径决不能允许。周恩来、陈毅立即分头把消息透露给了在法同学，并很快通知旅法各华侨社团以及“工学世界社”等，于6月30日在巴黎召开了有旅法各界代表参加的“拒款大会”。
陈毅在斗争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不但团结和争取官费生和自费生一起参加斗争，还深入华工区进行演说和组织。
巴黎的拒款斗争，很快影响到国内和国际舆论。中国国内的工人、学生、知识界、工商界都支持中国留法学生的这场爱国运动，并迅速掀起反借款斗争。法国的正义舆论也同情中国学生的斗争。其他列强由于争夺侵华利益，得知中国向法国借款消息后也纷纷责难。中、法两国政府只好暂时把这项肮脏交易隐匿下来。
但是，7月下旬，同学们突然得知借款密约已经签订，而且将借款数额从3亿增加到了5亿。8月13日，规模宏大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由周恩来、赵世炎、陈毅、蔡和森、王若飞等主持。会上，愤怒的与会代表控诉了卖国政府的这一罪行，痛打了拒不说明借款真相的代表陈箓出席会议的公使馆秘书王曾思，迫使他代表陈箓“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次五万万法郎的大借款”，使拒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拒款斗争中，除了许多领导和组织工作外，陈毅似乎是同学中唯一能写白话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么多的宣言、通讯竟使得他天天不得闲。他把这些宣言、通讯以油印的方式向旅法华侨各界和法国上层人士及各报馆广为散发。拒款斗争后，陈毅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更高、影响也更大了。
拒款斗争激怒了中、法两国政府。“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陈毅起草的《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中记载了这一史实。）恰在此时，又传来了一个更令同学们吃惊而愤怒的消息：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即将开学，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将被拒之门外，吴稚晖等在国内已另外招收了一批学生，并发了一个专门为了限制勤工俭学生入校的《通告》，说入学者必须有“财力”保证，有“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
里昂中法大学，“在历史上，是因??勤工俭学生而后有”。法国政府效美国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大学的先河，在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批批涌入法国而法国政府事实上不能给予妥善安排之后，遂与中国政府决定也用“庚子赔款”创办这所学校。勤工俭学的几位主要倡导者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都从未讳言过创办里大是因为“已有千余学生来法之故”。
井曾“主张将勤工俭学机关，并入里昂大学筹备处”。可是，曾几何时，为勤工俭学生创办的里大，突然间要对勤工俭学生关门了。
陈毅等人敏锐地看到，勤工俭学生们之所以被抛弃的原因，是不久前掀起的拒款运动。“陈箓对于各界人士无可如何，专归咎于勤工俭学生”，并借此给学生们戴上“过激党”的帽子。陈毅等大声疾呼：“正当的争攘，不是恶德”！他和蔡和森、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等发起在巴黎组织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决定发动斗争，争回里大。
情势变化很快。各地代表抵达巴黎成立联合委员会，得悉吴稚晖率一批国内新招的学生将于9月21日抵法，里昂中法大学也将于是日开学；而驻法公使馆对于勤工俭学生们的要求，迟至此时还毫无准备协商的态度。为了与有关当局进行有力谈判，9月20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隆郅等率领已汇集于巴黎的各地代表100余人组成了“先发队”，开赴里昂，占据了里大校园。这完全是在中、法当局的迫害下，“前途茫茫，危急万状，势不得不挺而走险”“以求一总解决”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之行动”。学生的原意也无非是借此以作为条件与有关当局谈判。因此，“20日到里昂后，共100同学暂在里大屋后一坪内等候，无所要求，亦无以扰乱，并向里大办事人已申明来意”。①但是，在中国驻法公使馆，中法里昂大学当局和法国政府方面看来，这已经成为他们进行镇压的口实。他们三方勾结，先由“里昂官厅派来警兵10余人”，将他们“看守、限制出入”，并以欺骗手段收走了“先发队”全体成员的居住证。随于“第二日下午，忽派来武装警察一大队”，把他们全部拘捕，押上囚车，送到里昂市郊一个废旧的军营关押。
陈毅等在《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中，还记载着：“至10月??13日上午，里昂官厅来营报告，说中国政府来电，无法解决你们，决计送你们回国。今晚11时动身赴马赛，明天由马赛起程回国，不准要求，不准反抗，命到必行”。同学们被武装军警偷偷押到马赛，强行送上“波儿特加”号邮船，10月14日被遣送出境，“一直押送到上海”。
从9月初“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与勤工俭学脱离关系到10月14日被押回国的将近一个半月中，陈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做了大量工作。
他代表勤工俭学生起草宣言、通告，撰写报刊文章和宣传传单，担负起了制造舆论的主要任务，同时四出奔走、写信，向旅法侨团和国内各界呼吁募捐，以解决同学们的生活问题。被关押以后，他积极与各方联络、谈判，组织同学们进行斗争。10月10日所进行的被称为“三十节”（民国十年十月十日）的绝食斗争，使中、法当局大为惊恐，并赢得法国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①陈毅：《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69页。
支持。
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学生干事会”，由蔡和森、李隆郅、陈毅等负责，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为了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也怕引起反动当局的过分注意，当时已经很红了的蔡和森、李隆郅在香港先期下船，这样，1921年11月23日陈毅一行回到上海后，领导斗争的担子就主要落到了陈毅肩上。
被押送回国的学生，由马赛动身时，事前既无准备，行李不及带来，无衣服更换，无书籍用具，身上又无一文钱。陈毅不但必须向国内父老说明此次归国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奔走解决同学们的食宿医疗诸问题。从11月23 H至12月12日的20天中，他废寝忘食地撰写文告，座谈讲演，四处奔走，各方联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为留法的一些同学争取到了部分经费（如宁波同乡会就先汇2万法郎资助在法的10名宁波籍学生），为被押送回国的同学争取到了一些食宿费、路费和转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条件。但是，在上海无法解决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问题。陈毅和干事会的同学商量后，选派了各地的代表分头回到各省去寻求解决办法。他自己则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回四川。
临行，蔡和森找到陈毅，蔡和森是在香港下船后又潜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已近半年。蔡和森回国后，马上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了解陈毅。他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
陈毅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中说道：“1921年11月回到上海，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干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动遥”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夙愿。这样的作家，信仰共产主义，可以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只是不想受组织的约束；而是想以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而且，他感到肩上还担负着没有完成的一个神圣使命，为勤工俭学同学奔走。他答应给党发行书刊。而后，于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的代表，他回到了重庆。
和陈毅同行的有另两位代表黎纯一、喻正衡以及周钦岳等一部分同学。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四川的军政巨头更迭频繁。这时，总节四川军政事务的头儿是大军阀刘湘。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都住在重庆。陈毅等到达重庆后，立即设法面见了刘湘和杨森，陈述了一切，要求川省当局解决川籍学生的学习和经费问题。
大出陈毅等意料，刘湘、杨森都表现得热情积极，表示责任所在，无论如何要为他们谋一根本解决办法。他们告诉陈毅等人，归国同学在上海发的各种函电、通启、宣言等，川省均已收到。他们已责令各县筹款接济，并已致电驻法公使勿再迫令川生归国。他们并决定从路款（即曾引起过“保路风潮”的那笔铁路款项）中拨出一部分来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
然而，只闻雷鸣，并无而下。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毅等并没有得到一点具体结果。原来，刘湘等既想出面解决以博令名，又不愿自己出钱，而且，当时刘、杨的势力实际只控制川东一隅，统治不稳。因此，与掌握路款的代表推来推去，延宕不决。其间，却由杨森出面聘请陈毅等到他们军队当“秘书”。陈毅断然谢绝。
陈毅还想继续争取，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宣布就任了四川省长兼总司令。为了寻找新的当权者解决问题，陈毅在重庆奔波将近半年之后，赶到成都。
成都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只见过刘成勋一面，毫无结果。黎纯一等怅然别去，最后只剩下陈毅一个。希望破碎了。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好在这时他已开始为中共发行刊物，就是由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的刊物《向导周报》。上海别后，他一直和蔡和森保持联系。他把回川后的情形及时写信告诉他，他则把该发行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小册子寄给陈毅。学习了这些东西，十月革命道路之应用于中国，在陈毅的心中更加明确起来。
1922年初秋，陈毅形单影只地回到乐至乡下。在陈毅留法的两年中，陈家更已败落不堪。陈毅的二伯已经冻饿而死。大伯、四叔、么叔和陈毅的母亲，都已将家产变卖罄尽，在成都无法谋生，先后回到乐至老家合住在祠堂里，租种10来亩田为生。陈家已完全沦为赤贫。
陈家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而今，陈毅兄弟出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却是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瞧不起。
为了谋一个适当的职业，陈毅在成都和回乐至后都询问过许多地方。但是，“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他在家乡到处受到歧视，使他感到周围有一股窒人的可怖的力量——封建的愚昧的社会心理，最难改变的旧势力。这时，陈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了。
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中国，陈毅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加入组织的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
1922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①这一年过年时，陈毅的心情大不一样。除夕之夜，陈毅给陈家祠堂写了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披是：春待来年。
1923年春，陈毅回到重庆，应聘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
去年1月回川以后，陈毅一直给《新蜀报》写稿。《新蜀报》为了标榜自己的民主精神，允许在报上刊登一些不直接损害军阀根本利益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陈毅回川后在为勤工俭学生奔走中写的许多富有现实感的文章，也被刊用了。这些文章的见解和文采，正是他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担任主笔，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①陈毅：《选择革命和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27页。按：陈毅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心情很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重庆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许许多多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可也因为这样，很快引起了当权者的忌恨。当时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据有重庆。在一次宴会上，杨森的秘书长公开对陈毅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陈毅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劝告”。陈毅自己曾说，“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陈毅继续抨击四川军阀的种种弊政。不久，更在《新蜀报》上发表了一篇据别人回忆题目为《论民众武装》的猛烈声讨军阀政治的文章，惹怒了杨森，“被礼送出川”。
在《新蜀报》工作期间，陈毅结识了共产党员肖楚女，虽然他们在组织上没有联系，但在为共产党的共同事业奋斗中成了知交。临走时，陈毅推荐肖楚女接替了自己在《新蜀报》的职位，为共产党保持了一个宣传阵地。
这是1923年10月的事。陈孟熙和金满城多次来信，介绍北京中法大学的情况。陈毅于是决定先去北京入学，再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乃经武汉转道到北京进入了设于西山碧云寺的中法大学。
入学后不久，1923年11月，经过中共北方区委的考察，由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陈毅转党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孙中山在多次挫折和失败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于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上确定了革命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组。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入党不久，经上级组织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西部区18个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这时最大量的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些工作中。他每月召集一次党的会议，把北方区党委和北京西部委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并对共产党在学校内工作和附近农村的工作认真地进行汇报、总结。他整天奔波忙碌，朝气蓬勃，正如中法大学的校长李书华以后说的：“陈毅作为学生，哪儿是读书！读书是掩护，其实是在搞革命”。
为了反对校政的腐败，由陈毅等7人署名上书校方要求撤换教务主任宋春舫，并因此陈毅等7人被校方开除学籍，又由此而引起了长时间的罢课斗争。作为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陈毅忙得废寝忘食。斗争的结果，虽然宋春舫没有被撤换，但学校的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陈毅等被开除学籍一事也不了了之。
陈毅是共产党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哥哥孟熙，老同学金满城，还有在北京新认识的同学李嵩高，都喜欢文学。这样，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他逐渐同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
1925年春，陈毅与金满城、李嵩高等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
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也是陈毅“只好卖稿子”的重要原因。
作为中法大学的学生代表，陈毅还参加了北京市学联的工作，参加领导北京各校的斗争。当时，中法大学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中是最不成规模的，人数既少，组织也松散，甚至连一个统一的宿舍和伙食单位都没有（同学们只好经常吃小饭馆）。但是，每次示威游行，中法大学的学生却表现得很有力量。有一次学生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陈毅率领中法大学的队伍迎险而上，使游行队伍得以突破警戒线。据当时北京八校之一的北京农大学生，共青团北京西部委书记乐天宇1980年3月回忆，陈毅在各校学生积极分子中很有威信。每当类似这样的时刻，同学们总是喊：去找陈毅！去找陈毅！
“1925年，我离开了学校，开始搞工会工作，学生运动，统战工作，参加北京地委。文学活动就逐渐停止了。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党批准我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国民党方面有吴稚晖、顾孟余，共产党三个代表：李大钊、张国焘和我。我同时还担任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①从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于北苑召集军政会议组织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到这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北上，抵达北京后，北方国共合作出现了较好的局面。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是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北方区委），由李大钊负责。而李大刽同时又是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设于翠花胡同8号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简称北京特别市党部）实际上受中共北方区委的影响，其中的领导骨干和工作人员多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左派分子。陈毅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重新被拥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的段祺瑞对孙中山毫无诚意。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派和右派迅速分化，7月23日，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主角之一的戴季陶出版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对孙中山的逝世，陈毅是悲痛万分的。他写诗赞颂孙中山是“光明的战士”、“民族的母亲”、“吾族空前的英雄”，带领同学们参加护灵守灵。
对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陈毅当然义愤填膺。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包括对冯玉祥以及对国民党内的力量变化，他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人主张依靠冯玉祥”，他“认为到时候冯是会有变化的”。有人盲目地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他“认为那些左派已经腐朽，应该创造真正的左派”。在斗争实践中，陈毅还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革命主力军是“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宰割”的“工人和农人”。他在《谁是救国的主力军》①一文中，生动而慧眼灿然他说：“我们和他们谈什么国魂、民族的遗产，他们虽然不懂，即对于我们痛苦流涕的宣讲，他们也诧异莫名其妙。但我们与他们说：‘现在米价一天贵一天，而且是永远贵下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我们凭这一点也要起来自救！你们试看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谁个不阔绰，坐汽车、修高房、穿好衣服、吃好食品，然而我们同胞则面黄肌瘦，无可为生。这便是外国强盗抢了我们。中国的军阀与强盗勾结，来抢我们。现在强盗抢了我们，公然在上海、汉口、沙面、安东杀起我们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归路不是饿死，便是被杀而死。
与其死，不如起来反抗！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这个意思至少使他们惊心动魄。”因此，陈毅大声疾呼：“工人农人们，才是我们救国的主力军，有智识的爱国之士，与其在都市上出特刊开大会，不如放身归田，或者投身工厂，去从事组织工农，这才是我们成功的捷径，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办法”。陈毅的这一思考，在当时国共合作中和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是很有见解的。不难看出，这正是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反击。这说明陈毅对于党的路线已有一定的认识。他已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日益猖狂。8月20日，刺杀了廖仲恺。随后，以反共著称的林森、邹鲁、戴季陶、谢持等在北京举行了“西山会议”，在上海另设“中央党部”与广东中央党部对抗。在北京，他们也片面决定开除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分裂国民党的北方领导机构，在汉花园1号，另立国民党北京①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①北京《京报》1925年7月28日副刊《民众周刊》第30号。
市党部，与翠花胡同8号原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唱对台戏。接着，他们就在北京等地雇用流氓、暴徒冒充“共产党”放火烧房并用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是“要在北京建立工农政府”等论调挑拨国民军与工农革命群众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巩固内部、反击国民党右派，继续维护和加强整个统一战线成了当务之急。
这时，正是酝酿产生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大”）代表的紧张阶段。陈毅一面时刻提防流氓暴徒的捣乱、汉花园1号的破坏，一面又忙于筹备大会，工作繁重。这年夏秋间的一天，选举国民党“二大”代表的会议，终于在陈毅等的努力下，如期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
能否推选好代表开好“二大”，是关系着能否继续沿着孙中山生前制订的路线前进的大事。但是，以李璜为首的一小撮右派分子竟然为反对李大钊等入选而大闹会常陈毅当机立断，带领几名身强力壮的同学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把右派的气焰压了下去。大会继续进行，选举了于右任、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党员为代表。
年底，陈毅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院（服尔德学院）。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二大”取得了成功，全国革命形势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异常惊恐。他们急忙策动“反赤运动”。
英国银行家首先拿出了60万镑巨款，作为在东方宣传反共、反赤、反民族主义的费用。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派出军舰驶入大沽口，帮助反动军阀张作霖进攻天津，开始了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同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设立了专门为了“防赤化”用的5000万元借款。1926年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相互勾结，对革命摆出了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在陈毅的积极参与下，北京特别市党部准备组织一次对反革命势力的有力反击。在3月13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①陈毅痛斥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罪行，提醒人们警惕段祺瑞“反共”、“反赤”的阴谋，“试看段执政将如何动作！”
3月14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愤怒声讨了日军炮击大沽口的暴行。3月16日，英、美、法、日、意、西、荷、比8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谍，蛮横要求国民军在44小时内拆除天津至大沽口之间的防御工事。中共北方区委得悉，一方面立即把这蛮横无理的“最后通谍”迅速传播出去，以引起各界各阶层群众的反响，一方面连夜开会，准备于3月18日通谍期限未满以前举行一次国民大会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以敦促段祺瑞政府驳回8国的最后通谍。为了筹备这次大会，3月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专门召集了各界代表的紧急会议，确定了这次大会的名称和主席团成员废会议程序，并决定把到会代表分为两组，到外交部和国务院交涉，“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陈毅被推举为4位“赴国务院发言代表”之一。②3月17日下午4时，赴国务院交涉的67位代表到了铁狮子胡同国务院门口。这是一场艰巨的流血谈判。一到国务院门口就与如狼似虎的卫兵发生了冲突，经过再三交涉，陈毅等4位发言代表才得准进门。但段祺瑞执政和①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原为3月12日，这次会议因故推至第二天即3月13日举行。
②《党声》第三期《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修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赴国务院发言代表4人为：陈毅、陈月新、王布仁、辛焕文。
贾德耀总理都避而不见。从下午4时相持到深夜11时，经陈毅等坚决斗争，国务院才不得不派出其秘书长邓汉祥以外交负责人身份接见陈毅等人。在相持的7个小时中，段祺瑞的卫队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致使候在门外的代表们被迫撤走，但陈毅等毫不畏惧，毫不退缩。4位发言代表严正要求邓汉祥并转告段、贾：必须严惩行凶卫队，必须断然驳回8国的无理通谍，必须容纳人民的意见，与全国民众站在一起，不要自绝于人民。陈毅警告段祺瑞的秘书长现在已经是民国，反对人民的人如清朝皇帝、袁世凯都垮了台，段祺瑞也不一定保得祝待邓汉祥唯唯表示后，陈毅等才离开国务院。第二天，3月18日，上午10时，如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万余人的北京反对八国通谍大会，李大钊、徐谦、顾孟余、于右任等13人组成了主席团。徐谦报告了大会宗旨后，顾孟余报告了昨天国务院门前的流血事件。最后大会通过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电》和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的决定，进行了示威游行。作为游行带队人之一，陈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群情愤激，大家高喊着口号。下午1时半，行进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口。谁知段祺瑞早有阴谋准备。上午9时北京警备司令部表示过要“保护”这次和平示威和请愿运动，这时段祺瑞用以迎接手无寸铁的群众的却是军警们的排枪子弹。血案立即发生。在军警们的子弹、刺刀、棍棒有预谋的袭击下，游行群众纷纷伤亡倒地。3月18日，正如鲁迅所形容的，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陈毅“被人群挤在两挺机关枪之间，幸未负伤”。但是，“游行队伍被打散”了。正义的轰轰烈烈的行动，被反动派的屠刀镇压了下去。陈毅又经历了一次反动武装的血的洗礼。陈毅在1955年3月18日的日记中还回忆道：“当时我在铁狮子胡同作人民代表，与安体成、邓文辉、路友于四人站最前线打冲锋。四人当时未被难。安等三人殉难于1927年李守常案，我则幸存至今。痛念故友，不禁凄然。”
惨案之后，白色恐怖立
即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李大钊等遭到了反动军阀政府的严令“通缉”。“北方区委有人估计为反动时期的到来，革命退潮开始，主张撤退机关，转入地下，不敢组织示威反击”。陈毅的主张则“相反，认为革命仍在高涨，应乘势暴露段祺瑞的罪恶”。当晚，他们在北大一院召开了有北京市200余团体参加的联席会议，组织了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痛斥段政府的倒行逆施。第二天，陈毅担任主席，主持召开了北京特别市党部紧急会议，《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事录》（1929年3月19日）载：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派代表分赴上海、广东、长沙、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宣传惨案真相，唤醒民众一致反段，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接着，陈毅又四处奔走，和舆论各界联系，公开揭露段政府罪行，并组织追悼会，慰问死难者家属和受伤群众。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全力领导着惨案的善后工作和大部分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公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