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会师后，坚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红色区域逐渐推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这时有些人因为井冈山粮少人稀，主张远出游击。中共湖南省委来信，说部队要和边界特委一致行动，要有休整的根据地。反对意见暂时平息。陈毅当时是赞成井实行坚持井冈山、波浪式推进的主张的。
但是在6月份军事上获胜后，湖南省委认为湖南反动势力十分动尧更加削弱，制定了湘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6月19日两次给红四军来信，既肯定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计划，又提出了一系列大规模发展的策略，并要求“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
6月30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永新城内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会上，关于边界的割据以及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一系列问题形成激烈的争论。
湖南省委的发展策略有：（1）发动湘南游击战争，造成乡村大规模割据，分散敌人力量，牵动湘南各军的行动。（2）发动并扩大莲、萍、安一带工农的斗争，以牵制赣方的部队。（3）在宁冈、永新、遂川，积极的深入土地革命，扩充工农的武装，向敌人严密警戒。（4）发展攸、茶、酃3县的游击战争。（5）打开酃县后，立即向茶、攸、莲、永进攻，乘敌人未集中前予以迎头痛击。（6）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7）扩大反军阀战争宣传，并立即开始在敌军中的兵士工作。
这么多发展策略，显然和井冈山党与红军的实际能力不相称。
因此，当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赶到永新来到会场时，毛泽东很高兴，因杜修经了解情况，可以帮助解决争论。5月下旬杜修经第一次到井冈山，送来的正是湖南省委肯定应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信。杜修经在毛、朱、陈的陪同下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红军官兵、伤病员、被服厂工人。20岁的杜修经情绪振奋，回省委作了内容丰富但过于乐观的报告。陈毅后来在1929年8月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力量估计得很高，以为有两万人一万枪。后来巡视员回去报告，又说得过分的好甚至以为不要红军主力只靠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井冈山即可保存。
这样，此次杜修经带来的湖南省委分别致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二信，便比前二信（6月19日）更为不妥了。湖南省委6月26日致待委的信中指示：“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前信是“以后”）向湘甫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以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省委致军委的信中除与致特委信基本相同的内容外，还有：“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1人，湘南农民同志1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3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对此，毛泽东据理力争：现在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军阀混战暂时停止的时期，不宜分兵远攻；湘省敌军强硬，实力大于赣西敌军七八倍，此时离开地形高险、有良好群众条件的井冈山而去湘南，有根快被消灭的危险；湘南各县烧杀之余，无法解决四军的经济问题；赣省会有正规军队来打，仅用极少部队与赤卫队保卫，将无法守住井冈山大本营；等等。这些都是严峻的事实，为战争实践者所共见。会上不但宛希先等对省委指示“力持异议”，朱德、陈毅都不同意此时去湘南。对此，陈毅后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说：省委的意见是错误的，会上没有通过。
永新联席会议很快形成决议：即以特委和军委名义向省委陈述此时不能离开井冈山往湘南的理由，请省委重新讨论，予以新的决定。7月4日，即写送了这一正式报告——“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
不久湘赣敌军“会剿”井冈山。当红口军正在永新、莲花、安福等地开展群众工作之际，湘敌吴尚的第八军乘虚进攻宁冈。陈毅由安福赶回永新，与朱德率部间道迎击湘敌，却与敌人失之交臂，湘敌已进入永新。特委、军委遂决定：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留永新对付即将来犯之赣敌，由朱德、陈毅率军部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击堮酃县、茶陵，迫使湘敌回援。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毛泽东写信给正在永新乡下巡视工作的杜修经，要他随朱、陈行动，帮助军委工作。
7月12日，朱、陈率部攻克鄙县，吴尚第八军之熊震、程泽润两师果然退出“会剿”，仓忙经莲花撤回茶陵。
酃县已临湘南的大门口。主要以宜章农军编成的二十九团许多人思乡心切，地方主义的情绪在官兵中陡然高涨。前不久湖南省委曾指示要红四军毫不犹疑地向湘南发展的消息也已在部队传开。据当时曾参加在酒渡举行的军委扩大会的红军老战士李步云回忆：打开酃县时二十九团一营党代表李光中即到他所在的一连说：省委代表要他们部队回湘南去。李步云还记得：当时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对各营党代表说，要各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在部队中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于是，有的单位就背着军委领导，召开士兵委员会，暗中找向导，擅自决定不管军部是否同意决计返回湘南，并定于7月13日就出发。杨克敏（即杨开明）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2. 25）也记载了这些情况。
陈毅得悉了一些情况，当即召集军委扩大会。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加强纪律教育，说服29团官兵服从革命需要，克服思乡观念。于是先召开士兵代表会，又召集官兵开大会，由朱德、陈毅反复讲话，进行说服解释。但是，由于军委未能在党委会内部首先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贯彻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龚楚等人自行其是，他与团长胡少海虽参加了所有会议，实际上仍是回湘南的积极倡导者。因而朱德、陈毅的讲话扭转不了湘南官兵的意向。
为了防止二十九团溃于一旦，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回宁冈解了井冈山之危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军心，使部队向宁冈回师，但行动迟慢。杨克敏的综合报告说：“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改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
而龚楚等却以打开酃县便调动了湘敌回援为例，在部队中说去湘南正可解井冈山之危。行军到达污渡，二十九团士兵再次群集要回湘南，有的甚至说官长如不允许，他们就留下枪自己走。
陈毅作为军委书记对部队的错误动向力图制止，在军委成员尚未统一思想遵守纪律的情况下在沔渡再次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试图整顿纪律，克服松弛涣散现象。出席这次会议的除连以上干部外，还有各连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约100余人。不料会议由纪律问题迅速转到回湘南的问题。绝大多数不愿回井冈山，要回湘南或赣南。据李步云回忆：当时他作为连士委会负责人也在会上振振有词地主张回湘南。龚楚听了说：“这个小同志说得很好！”后来龚楚建议举手表决，话犹未了，一下举起80多只手。
陈毅后来曾在向中央政治局的口头汇报中说这次会议是“代表会”。和其他材料综合研究，可以认为酒渡会议还推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湖南省委原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不去湘南，便推选了陈毅）。如此，则沔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
为了使部队不致失去约束，陈毅提出暂不就去湘南及有关问题作出正式决定，先应报告特委及毛泽东同志。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当时他也提议，部队暂停一天行动，由他回宁冈茅坪向毛泽东和特委报告部队当前的状况和要求，以便决定走留。会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陈毅乃迅速写信报告。
①散会时龚楚对杜修经说：“你去吧，我们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也走了！”
杜修经回忆，他赶回茅坪时，毛泽东已去永新，他只报告了新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杨开明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
杜修经回到沔渡，军委乃正式决定同意二十九团打回湘南。杨克敏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说：为了避免二十九团“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军队由污渡出向湘南时，原有之军委取消，组织湖南省委任命之前委，陈毅为书记。”
这正是陈毅后来常检讨的，两次被推举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中的第一次。
行军一天多，忽然接到毛泽东派入送来的亲笔信。信是写给杜修经、朱德和陈毅的，由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即江华）一天赶100多里送到。毛泽东要求军部及二十八、二十九两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断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历述不能贸然开赴湘南的理由。为此，当晚宿营决定次日停止行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
这次连以上干部会由杜修经主持。开会前几个领导人碰了头，当时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多数人认为事已至此，只能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难。据杜修经1982年12月回忆：那次会“主要是我发言，没听到什么反对意见。”
7月24日晨，兵临郴州。朱德在一部书稿中曾有一段详细叙述，他说：“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队，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是他与红军的确有交情。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么浓厚，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给范石生部队一个袭击，在军事上说，这一次是胜利了。
白天他们约一团人正在出操，结果一打就垮了，赶进城去，在里面有很多的①江华1990年11月说：毛泽东在1958年南宁会议前夕曾告诉江华等，陈毅在去郴州前有请示报告。
西药、子弹、地图、衣服??”
“一打就垮”是朱德这样的多经恶战的大将的看法，实际上城东的制高点还是经过冲击、反击、再冲击才占领的。在攻击过程中，陈毅正在发着高烧，还一直和朱德一起指挥作战，布置进城后掌握政策纪律的工作。
可是进了城，面对着范石生部队的大批物资、银元，在井冈山熬了两三个月艰苦生活的红军官兵，有不少人就抑止不住了。这不是群众的东西，是敌人的东西。杨得志当时还是二十八团的班长，他在军用仓库门口站岗，可是“抢仓库”的官兵他挡不祝郴州人民对红军是熟悉的，不少商店很快开门营业，不少官兵也就自由散漫地上街吃喝、购物、理发、洗澡。
朱德特别喜爱军用地图，缴获大批地图，他很兴奋。陈毅却体温更高，头昏腿软、舌燥唇焦。但是他们都关心着敌情，朱德、王尔琢等亲自去接敌方向了解动态，还两次秘密接见了郴州城里的和范石生部队的共产党员，朱德、杜修经查明：范石生部兵力远超过红军，而且正在调整部署，组织原驻城外的主力部队反击。朱德、陈毅乃召集紧急会议，布置迅速收缴好各种军用物资，准备撤出郴州。领导干部分头到各部队检查督促。陈毅头昏目眩，举步艰难，留守军部。
天擦黑时，杜修经才找到一位老中医来给陈毅诊治。岂知上街买药的人未回，枪声骤起。
范石生部驻城北10余里有4个团，现在大举反攻了。从火力判断，投入的兵力有两个团以上。驻防北郊的二十八团向城区后撤。夜9时后，敌人加强攻势，驻守城南的二十九团也受到攻击。此时尚有不少物资未及处理，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旧县转移。
陈毅在杜修经和马夫的护送下紧急撤离时，大街上已子弹横飞，只得走小巷出城，涉水过河。范石生部夺回郴州之后并未迫击。
真正的打击并非范石生部队的反扑而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和近来大为滋长的无组织无纪律情绪。二十九团的人进了郴州就想打回宜章。他们在敌军攻击之下集结，虽然有的分队一再被冲散，但还是在城外以营、连为单位集合了。据肖克等亲历者回忆：军部和团部的命令由通信员传到，命令他们立即向资兴旧县转移，他们却不听。先后三次命令，反而加速了他们成连成排向家乡奔跑的进程。他们枪上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溃散之路。
只有副营长肖克坚决压住了他所率领的一个连，“坐下不准动”，未被裹走，完整地带回资兴。
部队终于在资兴旧县的布田村集结完毕，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二十九团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团部零星人员和肖克的一个连了。怨声四起。陈毅病未全好，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不但抓部队的解释动员和整理，也抓与地方党和群众的联系。布田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为部队打探敌情，到远地为部队买粮买菜买盐买药，使部队得以稳定地休整到8月中旬。
下一步怎么办？二十八团有不少人是一直主张到赣南的（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而当时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想迅速回井冈山。据杜修经回忆，陈毅在布田曾起草《告湘南人民书》，并让杜修经帮助审定。这文告中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和反对盲目烧杀等方针政策，显然旨在把湘南的工作健康地坚持下去。派出先期探路的二十八团二营和团直机炮连，其行军方向也是向东，去沙田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湘粤赣边区。
这支先遣部队的派出，却又给湘南之行一个新的打击。二营营长袁崇全，在郴州时就按兵不战被发现有企图叛变的迹象，到布田后事例更多。部队领导在对袁的处理上发生了分歧。陈毅等主张将其枪毙，朱德不同意。召开代表会意见仍不一致，后又召开紧急前委会议，决定将他改任团副，①但是朱德没有向部队宣布。由于袁崇全向朱德表示了悔过，派出的先遣部队仍由袁崇全以营长身份率领。派出后第一天还送回报告，接着就断了消息。数日后送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朱德乃痛感“人心难问”。此事向党员大会宣布后，一致声讨袁崇全的反革命罪行，决心革命到底，并要求派队追回。
8月中旬，部队东移桂东县的沙田，此时，被袁崇全以“打遂川”为幌子拉走的第二营，陆续自动归队，才知道袁崇全自行组织了“特委”，自任书记，“并要换旗子”。各连识破其阴谋，先后脱离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回返二十八团。
湘南之行的一系列事实，使陈毅深感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在沙田他已一再向部队作过检讨，此时，他与前委成员们商议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主持，未通知杜修经参加。会上，陈毅检讨了自己此前作为军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的责任，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的批评更是激烈，要求将朱德、陈毅撤职查办。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加强了理解和团结。最后决定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3个月”的处分（陈毅1929年8月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中说了这些情况，此处分后来似未得到批准和执行，朱德、陈毅于10月4日至6日举行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特委委员）。
这时，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在永新一带与赣敌苦斗了一个月之后，亲率三十一团一部南下迎还朱、陈部队。二十八团一营亦于8月18日在林彪率领下占领桂东。8月22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进抵桂东。朱、陈闻讯乃与杜修经赶往桂东，毛泽东、朱德、陈毅于8月23日再次会合。
毛泽东态度和婉而关切，他说前些日子，赣敌经过猛攻，最后占领了永新，还占了莲花、宁冈，但是敌人又发生了内讧，大部队仓皇退去打内战。
“你们不走就好了。”那就可能乘机把割据地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连起来。他还拿出几块布片，原来这是朱、陈率部向郴州进发后不到10天，袁德生带来的湖南省委的指示信，要红军不去湘南，而要“毫不犹豫”地去湘东。
陈毅报告了部队失控和先胜后败的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
8月24日，在桂东城内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大会。当日下午，湘敌吴尚第八军两个团袭击桂东，将三十一团三营和二十八团一营隔断。会议中断，扩大会成员随二十八团一营撤离桂东，在通往沙田的一个村子宿营，恰与龚楚带来接应的人会合。住下后在一个农家的堂屋内继续开会。经过充分协商，统一了认识。决定一起回井冈山，取消前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
8月25日，得悉袁崇全胁骗团直机炮连驻扎在思顺圩，团长王尔琢亲自带领警卫排去追寻。机炮连是应声回归了，王尔琢却在追劝袁崇全归部时被①团副，是低于副团长相当于副官长的职务，无指挥权。
袁开枪打死。全军深感悲痛。陈毅以为“红军极大损失”。朱德痛心地兼起了二十八团团长。陈毅一如既往，忠诚积极地协助朱德工作。全建制集结归队的二十八团，编入了肖克带回来的二十九团一个连。实践证明，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正规红军，有党的统一团结的正确领导，有铁的革命纪律，便是武装割据的最可靠的保证。在“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到遂川。9月13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9月26日，朱、毛、陈率工农红军重回井冈山。
8月中旬起，陈毅经历了党内斗争的考验。陈毅心情沉重。下山前后对比鲜明。下山前红军4个团，如今只剩3个团了。下山前武装割据3城数县，土地革命蓬蓬勃勃，如今只占住几个山头，县城与平坝尽被敌占，群众遭受血洗和摧残。陈毅痛感自己的责任。更使陈毅焦虑的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的问题。对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本来就有。有些人倾向于巩固井冈山根据地；有些人倾向于远道大规模游击。有些人主张把缴获的枪更多地发给农民武装，有些主张大力扩大红军。湘南之行造成了“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的大损失，大家意见更多。主张远出游击的人被称为“逃跑主义”，相反，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人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想上的隔阂增加了。其实，要搞武装斗争，要搞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大家还是一致的，坚定的。为了大局，陈毅深感必须沟通思想。他的办法首先是用自己的认真检讨来承担责任，同时，还在行委的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两军重会时也曾对部队说过：湘南的问题让二十八团自己讲，三十一团不要讲。这时毛泽东召集部队讲话，说明了朱军长本人是反对去湘南的。这一来，团结的气氛就大为增强。军事胜利与政治团结相互促进。10月1日，在宁冈击溃周浑元旅一部（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歼其1个营，收复宁冈全县。同时，湘敌驻桂东的部队有126人携械投入红军。陈毅负责收编工作，编为特务营。
1928年10月4日至6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这是一次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对“八月失败”作出了相应的结论。陈毅在这大会上与毛泽东、朱德、谭震林、何挺颖、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杨开明等一起当选为第二届特委委员。11月2日，四军收到中共中央6月4日来信。尽管时隔5个月，这对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四军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
11月6日，特地推迟向遂川出动的日期，召集特委、军委和地方负责人30多人参加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讨论贯彻。陈毅参加了讨论。来信涉及边界党和红军在割据地区的军事、土地、政权和党的组织等许多重大问题。
中央指定朱德为军委书记。中央更指示特委与军委统辖于前委，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5人组成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前委当即在11月6日成立，除毛泽东、朱德外，推选谭震林（特委书记）、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为前委委员。11月14日至15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陈毅作为上届军委书记和现任前委秘书长，直接参与了提案审查和决议起草工作。11月初，周浑元旅再次来犯。朱德率部下山迎击。陈毅同去。11月9日，红军击破周旅1个团于宁冈城与龙源口；10日再占永新城。因为敌增援部队向侧后迂回，红军主动撤回宁冈。这时，南自遂川的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了南北狭长的整块。各级政府、群众武装又恢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工作蓬勃展开。井冈山进入了复兴和发展时期。
陈毅先是担任前委秘书长，后调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敌人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给红军的物质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陈毅跟随着朱德，和大家一样穿单衣单裤，吃红米南瓜，并和朱德一样经常加入运粮的行列背粮上山。陈毅不用扁担，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裤子，裤脚一扎，粮食灌在裤管里，然后扛在肩上。那时的裤管肥大，一次能装上七八十斤。
不久，彭德怀、膝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来到井冈山。12月12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声威更大了。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井冈山的革命实践者们注入了新的血液，引发了许多人对理论的兴趣。
“六大”决议是中共中央派专人从上海送来的。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学习，并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深刻认识作了精心的传达，引导与会者把理论和当前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陈毅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学习，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策略的研讨中深感自己跟着朱德、毛泽东走着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特点，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他们更有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陈毅从南昌赶队开始，走这条路是比较自觉的，粤、闽、赣、湘千里转战、湘南暴动、八月失败、重上井冈山，成功和失误的丰富经验教训如今得到理论的提高，他更加坚定也更为清醒了。这在他1951年《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中表达得很明确：“因为毛主席的领导是以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很自然地在许多问题上又超过‘六大’决议而更深入实际地去解决问题。”
但是，虽然身在井冈山，身在红军，有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陈毅思想上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最突出的是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和建军的政治路线问题。这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思考、争论、总结，共同探索，来确立和认清正确的路线。
1928年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下大雪，奇寒。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也步步加紧。正值红四军前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期间，传来湘、赣、粤3省国民党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消息。井冈山地区出现了他们18个团级番号。军事形势严峻。
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经济极度困难。陈毅后来（1929年9月1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井冈山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1928年9月至12月4个月中，红军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扩展游击区域，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争论的。因有7月湘南远行的失败，远出游击的主张当然不可能实现。至此，全军守在山上难以维持。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达：“??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
1929年1月4日至7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四军、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陈毅出席了这一决定战略方针的会议。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彭德怀，膝代远率原红五军的部队（此时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及红四军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经济封锁。这种将主力用于远出机动作战的思想，已含有崭新的军事因素，已突破以前不离开井冈山地区，只作较近距离机动的常规。但此次远距离迂回的目的，还是为了调动围山的敌军，以坚持井冈山。
这就说明：经过新的实践，红四军的领导人对于坚持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对于开创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有更多的作战方法，已有了新的感受。
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共约3600人，由井冈山小荇州等地下山。陈毅作为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随军部行动。
当晚红军一举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乃日夜兼程，向大余前进。大余城无敌军设防，红军下费一弹占领大余城。
出敌不意所取得的胜利却带来了自己的“不意”。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上，确定以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配置于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里和近郊开展群众工作。
并规定：如遇紧急情况，部队到广东境内南雄的乌径集合。据肖克等亲历者回忆，这次会议对出现敌情时应予坚决回击虽已举手通过了决议，但行动上未严格贯彻。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即各管一段，没有组织营连主官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各种战况下的协同配合。
陈毅以主要精力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他亲自上街向群众讲解刚刚张贴的四言92句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并联系他和朱德在1927年秋天经过大余和此次红军入城的种种事实，说明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
陈毅主持召开了大余城的群众大会。会场选在章江畔大路边的广阔沙滩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会常毛泽东、朱德先后讲话。大会后，当场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群情沸腾。
但是，大余县毕竟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急报。李文彬旅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部队的急速后撤在城内引起惊乱，很快，城北街区出现敌军，军部被迫向南转移。
陈毅从分发财物的地方赶回，在城边追上军部，只见毛泽东带着少数机关人员，林彪也后撤到此，毛泽东正督促林彪返回二十八团部队，挡住敌人。
林却说部队已退下来了，面有难色。毛泽东怒令：“撤下来也要拉回去！”
陈毅也愤然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兵员杀回去了，敌人的攻势果然被挡住了一阵，这就为集合做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时间。
这一仗，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越大余岭，向粤北南雄方向撤退，按规定到达乌径。
在乌径宿营不久，接到当地中共组织的报告：敌追兵逼近。部队紧急撤离，重新进入赣南，但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混乱中不幸牺牲。
厄运远未结束。部队日夜东行，想摆脱追兵。在平头坳，与追兵接触，又小有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后卫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人进圳下时，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毛泽东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这天他尚未起床，枪声惊醒了他，实际上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他的住房，他当即随警卫员乘昏暗向村外转移。朱德离开住屋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依依不舍地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当时弹雨横飞，人群奔突，他同妻子伍若兰被敌冲散。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立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自己快跑脱身。
特务营全力抵抗，三十一团、二十八团纷纷来支援，火力压住了敌人。
军部被冲散的人陆续归队。主要负责人都安全。只毛泽覃腿部中弹，行军艰难。伍若兰却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
三十年后，陈毅在接受中共江西省委党支研究室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响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直到2月1日，红军才暂时摆脱追兵，来到寻邬境内的罗幅嶂，歇脚一天。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就这支红军的领导体制、行动的方向和如何使部队精干利索以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为应付紧张的情况，须指挥便捷。前委过去有大量地方工作要领导，所以需要有军委专管军队，现在暂时没有固定地区的工作，前委可以全力管军队工作，大家认为不需要重叠机构，军委可以“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可以改为军政治部，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为解决给养和宿营困难，大家认为部队有必要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于是决定将红四军所属部队进行改编，一纵队由二十八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三十一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必要时军长朱德、军党代表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此事议而未决。关于行动方向，因为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就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安置一路拖累的伤员；并可以抛吉安敌军之背，救援坚持井冈山的红军。
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打圈子”行军中，3000多人吃饭很难，目标很大，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求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如果开会则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于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他置之不理。
而实践正好证明，分兵就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
1929年2月10日，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的大柏地。赣敌刘士毅闻风尾随而来。陈毅、林彪命令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肖克、党代表胡土俭率队阻击，使敌军暂时不敢前进。胡士俭却不幸牺牲。这天，正是旧历除夕，然而大柏地的群众不了解红军，逃跑一空。部队饥寒疲乏，追敌又无法摆脱，大年三十面对冷灶黑房，20多天郁积的烦闷恼怒简直要爆炸。有的怪军长“无能”。有的叫“拼了算了！”
陈毅出席当夜的前委会。他见朱德在会上特别沉静。朱德引导大家分析敌我形势。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使大家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敌我形势有了转化的条件！敌气焰骄横，必然轻进。刘士毅师在遂川曾被红四军打败，朱德、陈毅都了解他的战斗坚韧性不足。此次他孤军深入，态势很不利；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不足，但久屈求伸，求战心切。此地虽无群众助战，但地形有利。朱德在来到大柏地途中已留心看过周围地形，他指出大柏地以南的山谷地带有条件设置伏击圈。毛泽东微笑点头。
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纵队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三、四支队配置在东、西两侧之间正面堵击，一纵队二支队为总预备队留大柏地由军长亲自掌握。
2月11日（大年初一）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与东、西两侧伏军形成一个口袋形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9时许，东、西两侧伏军向敌后迂回出击，扎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但是，红军毕竟于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如今火力薄弱。虽然力争弹无虚发，打完了子弹的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却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此时，朱德军长命令总预备队出击，各路红军也同时奋勇冲锋，战况才得扭转。经过反复肉搏，“与敌在血泊中挣扎”，终将敌第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各800余。
这是出山以来的首次胜仗，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战前，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前委书记毛泽东亲自批准可以动用群众家的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回村见条将信将疑。
后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
宁都守敌吓跑了。2月12日，红军不战而进宁都城。红军得短暂休整和少量补给。数日后，赣敌李文彬旅3个团急急赶来，红军主动撤离宁都。
陈毅、林彪率一纵队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行至葛拗，遭众多敌军截击。
林彪指挥果断，迅速突围，得以脱离。2月19日到达东固地区。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是5县交界的边境，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1928年9月，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即段起凤）。1929年初，正是红四军出井冈山之时，红二团又帮助当地的群众帮会武装组建成独立第四团，段起凤任团长，政委是金万邦。以东固、桥头为中心的方圆约200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创造了“游击秘密割据”或“飘忽不定的秘密割据”的成功经验。红四军前委领导人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两个月以后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红二团、红四团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4个月后答复林彪的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红四军开进这样的地区，群众欢迎的热情可想而知，抬着整猪，挑着成担的棉花和粮食来慰问。陈毅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同二、四团领导人、当地党组织和农协的负责人亲切会见，交流经验。22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
红四军对东固红军也作了切实的帮助，毛泽东、陈毅给东固战友们传达和讲解中共“六大”的决议案。陈毅从一纵队抽调干部和枪支给二、四团。
在东固休整仅一个星期，李文彬率3个团向东固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前委开会研究战略方针。
这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加以死守而与强敌作战显然是不利的。红二、四团的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优势在两军对阵时将完全丧失。红四军来东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井冈山，此时却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由红五军部队编成的三十团及三十二团已突围。这样，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毛泽东为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这个决定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是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藉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敌人，均有办法。”因此他力主“红军不走”，“只有”在井冈山作长期的斗争才是正确的，而将任何想远出游击的意图都视为不要革命根据地。然而实践却证明虽然采取了变通办法，派主力突围下山打外线，范围不大的、没有诱敌深入条件的井冈山还是没有办法守住，因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过去认为只有如此才正确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从主力下山外线游击到正式采取打圈子政策，不仅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且在实际上认识了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也是巩固、扩大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手段。突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就为红军此后在闽、赣两省机动游击最后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此时，红四军全军约3000余人，从一、三纵队中抽调人员，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彭枯。
2月25日，红四军撤离东固，绕道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进入瑞金境内。赣敌张与仁旅仍紧蹑其后。然而部队进抵瑞金壬田市时，赣敌忽悄然折回，去向不明，令人疑惑。为避免赣敌暗算，前委决定转向东行，进入敌兵力较弱的闽西。
一纵队取道瑞金、古城间的荒僻山路入闽，3月12日进占四都。四都距闽西土皇帝、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盘踞的长汀城80余里。郭凤鸣急派一个团向四都扑来。红四军一举将其击溃。3月14日，红四军向长汀挺进。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回敌后，仅3小时便将敌大部解决，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凤鸣被击毙。残敌向上杭溃逃，长汀为红军占领。
红军进城后，接管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并筹得大批军饷。红四军官兵第一次穿上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裹腿，每人还领到4块钱的津贴费。对从不关饷的红军官兵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他们上街理发洗澡，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陈毅有诗表达了1929年春天他们的心情：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此诗收入诗集出版时“败军气犹壮”改为“铁军真是铁”。
在汀州，红四军有两件大事。一是3月20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二是成立了军和纵队两级政治部。
当时已查明，张与仁旅的悄然引去是蒋桂战争爆发的一个震波，整个战局必将大动荡，前委扩大会一致认为应抓紧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形势。同时已知红五军（当时习惯上仍称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到达赣南。因此，会议作出决定，红四军应与红五军及江西红二、四团密切配合。“以赣南、闽西计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矗”（见毛泽东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后在于都会议形成正式决议。）陈毅参与作出这一决定并始终赞成。他在9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无自豪地写道：“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
政治部成立。毛泽东在汀州亲笔书写了“中国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的红旗。自此，游击区域的群众工作就由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在地方赤色政权未成立之前，由政治部代行政府的职权，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各级党委负责实施。政治部成立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保护各阶层群众的利益，配合党的政治任务更有计划地统一地开展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政权工作。在军政治部指导下，长汀相继建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分公开和秘密两种）。不久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部队筹款5万元。
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很有好转。4月3日，前委却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信（后称“二月来信”）。
这封信是在革命形势严重时写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演说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前委接到“二月来信”后，就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前委扩大会讨论。会议的结果，在毛泽东写的前委4月5日致中央的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信一开头就坦诚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并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出理论上和组织上很大的政治勇气。
其实，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也已开始改变看法。中共中央在4月4日通过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4月7日发出）中说：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却使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增加了争论的借口。
4月8日，红四军主力和红五军由瑞金进抵于都城。前委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的策略问题，通过了抓紧蒋桂战争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创造群众割据局面的决定。
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朱、彭、陈都讲了话。其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此时，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苏联回来的，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通过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后来，在红军再次入闽，于5月23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竟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
5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在湖雷的前委会上，有些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并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的原则展开了争论。
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是：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这些意见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重叠的机构。这些意见批评了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争论结果，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扩大起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的红四军，虽然坚决走工农革命的道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的确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由于官兵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必然带着旧思想、旧习性。
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意“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不乐意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是农民出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而来。因而，在当时部队中，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思想确实是存在的。
问题在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对待。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见毛泽东在1944年3月15日致华中局电）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进行。
充分重视部队政治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干部，对部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从严纠正的态度，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发动群众。
有的领导干部侧重于军事斗争，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远出游击，对于部队中“军队只管打仗”的观点、流寇思想、军阀残余，以及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就采取从宽对待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对新型革命军队的民主主义有误解，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所谓“自上而下的家长制”，更容易助长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思想。
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的一封信中，对争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大部分在后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红四军全党的重视和认可。
但是在1929年6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观点的一套，因而坚持要“分权”。这就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
前委6月8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以及相反的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表决时，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
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大会原定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这无疑是必要的，当时集体决定召开“七大”，目的和愿望无疑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但是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指导思想也存在着缺点，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就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倾向。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陈毅：1929年8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记录稿）。这样，陈毅势必担负起主持筹备“七大”的重任，要统一党内意见，起草前委工作报告，并保证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不致分裂。对于28岁的陈毅来说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前委成员们每天交换意见，陈毅日夜工作。
由于蒋介石令福建的陈国辉、张贞、广东的蒋光鼐和江西的金汉鼎务必于半个月内向闽粤赣3省边界地区集结兵力合力剿灭闽西红军，红四军便先行动作，乘陈国辉旅返回龙岩喘息未定，在闽西群众支援下于6月19日三打龙岩，攻占县城，歼敌约2000人。陈国辉混入乱军中才得以逃命，从此一蹶不振。
环境又暂得稳定。6月20日、21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并通过了准备在“七大”作的工作报告。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陈毅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见偏激夸大。
代表大会开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红四军党的集体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毅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论的问题。其中最关紧要的是要不要根据地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个问题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军事观点。“七大”决议批评了1928年7月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正确的”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玻”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决议并说“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
但是，决议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在的流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开始工作。“七大”决议案包括改选结果和有关重要材料于会后不久即送中央。
“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只是作了一次展开，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问题的展开对于以后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问题的解决。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是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以陈毅为书记的“过渡内阁”在6月底7月初的工作重点是闽西。新的前委决定仍在闽西游击和建立根据地。前委书记于7月9日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江西、福建正预备着会剿朱、毛（注：红四军仍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我们应以极努力发动闽西群众以对付将来到之斗争局面，此时赣南、东江敌有重兵我们不能去，只有在闽西坚决奋斗，从7月起我们即以这目的开始闽西工作布置。”
前委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让毛泽东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地方作调查研究并指导闽西的工作。毛泽东乃于7月8日与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皎洋。
不久，接到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中央政治局1929年6月12日讨论前委4月5日信时说到“常委已通过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朱、毛处应来人。”）。
前委全体成员便在蚊洋开会，毛泽东也曾到会。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乃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会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在厦门候船期间，陈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接待，陈毅向省委作了汇报并讨论了发展闽西斗争的问题。
在厦门，他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陈孟熙发了一信，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并告以大致船期。
当时，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前程，陈毅判定他们依然会尊重各自的信仰，给他方便和掩护。
陈毅乘船到达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接上头，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广东军委书记聂荣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广西路过香港的邓小平。
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搜查异常严格。陈毅正打算挤到人流中去乘乱下船，忽然发现两位兄长已经登船，正在延颈寻人。相见后，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紧随他们下船上岸。两位兄长一式西装革履，胸佩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徽章，气宇轩昂。
陈毅衣着也得体，象个广东来的技术工人。当他们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时，没有警察拦问。
已经安排陈毅住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陈修和则回兵工厂，常来关照。兄长们备好西装全套，警备司令部徽章一枚。
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红四军“七大”情况。这位一同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的老同学听完便表示：他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在这次会见中，陈毅才得知：就在他抵达上海的前两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对红军农村武装斗争情况熟悉并有卓越见解的杨殷以及正与他们一起的邢士贞、张际春于8月24日下午4时许同时被捕。
陈毅好几天深居简出，赶写材料。李立三在8月27日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详细报告。
8月2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处秘密所在召开。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组成一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
9月1日，陈毅写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写的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陈毅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总的精神和内容完全一致。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因而中央在1930年初把《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从8月底起，李立三、周恩来便一次次地到陈毅的客房来聚会，他们都阅读了陈毅所写的报告，然后来和陈毅一同讨论。他们在陈毅房中一谈几个小时。陈孟熙就在外面摆弄围棋担任望风，有时与陈修和对奕，空气更为闲逸。他俩和李、周都认识，或是法国勤工同学，或是黄埔师生，所以相见十分自然。
早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7月9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他文件之后，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起草的信是8月2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出的。这封信很重要，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8月份的这些回答，在李、周、陈的9月讨论中，当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国形势、中央指示、毛泽东的几封重要信件和陈毅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结合起来，对于陈毅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陈毅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九月来信”是在周恩来主持下，3人讨论，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的。
从8月21日信到“九月来信”，内容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红军（朱、毛红军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月21日信已有“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多”；“九月来信”更有“红军第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
红军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过去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说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力量之一。1930年有的文章中，有写为“主要条件”、“主要工具”、“最重要因素”的，据查对，都是后来公开出版时修改而成，原件只是“重要条件”、“重要工具”、“重要因素”，并无“主”字和“最”字。
这样，1929年“九月来信”中所写的一段话就很值得注意：“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陈毅过去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李立三、周恩来也没有，周恩来不久前（6月12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朱、毛问题时还说：“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有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的方面。”李立三则一直主张“城市中心论”，到1930年3月他还发表一篇《城市头脑论》，更加强调这种观点。而在“九月来信”中的这种“先”、“后”的提法，虽然含义不很精确，却显然是从大局上战略上意识到一种阶段性与因果性的关系，把农村红军看成取得城市政权的主要原因了。（当然，所谓“农村红军”，只是简略的说法，它实际上就是红色武装割据，除红军外，还包括着农村的人民群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领导这一切的党。）这只能来自陈毅亲身参加的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实践，而在中央“训练班”的集体思考下得到飞跃。因此，陈毅当然更加热爱和珍惜他参与创建的红四军，更容易接受中央对“七大”的批评：“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也就会更亲切地怀念共同为此而奋斗的毛泽东、朱德。
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所强调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根本任务。
8月21日信尖锐地指出：“谁忽视了这一点（即红军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陈毅执笔的“九月来信”便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样，加上红军与地方武装应同时扩大，纠正“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的不良倾向等等，“七大”没有充分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缺点就明显地有所改正。
再一个重大问题是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问题。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先后起草或修改过“二月来信”，4月4日的信，6月12日“坚决改变此（红军分散）原则”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来信”中写上了“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亲自经历这戏剧性转变的周恩来、李立三，当然会告诉陈毅6月12日他们讨论前委（毛泽东）4月5日来信的情况，以及写上这一段的意义，除了有助于解决红军中某些干部存在的此种错误思想外，实际上也是中央对此的自我批评。
只有在这时候，陈毅才更能体会毛泽东政治上的大智大勇。
以上这些重大问题，正是当时红军与阶级敌人艰苦斗争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等等就比较容易在思想上解决。保证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巩固发展的伟大意义也更加清楚了。
在组织路线方面，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起草中共“六大”的组织决议案的周恩来，当然更熟知组织原则。“九月来信”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作出了指示：“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后来凡是执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实行书记专政象张国焘，其错误就无可遏止不断膨胀。
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都明确地断言“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遥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也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那主要是指“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与后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之一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对照，着重点和分量都大不相同。这反映在起草“九月来信”时中共中央以及陈毅对部队中的错误思想估量不足，特别是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纠正之必要认识不足。
“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
“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这样一段文字是陈毅自己逐字写在“九月来信”中的。这样高水平的要求，特别是“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要求，“七大”时的陈毅是达不到的，但是他现在承认应该如此。通过一个月的讨论、思索、总结，他确实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胜同辈的睿智勇敢和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参与确定并亲笔写下了“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坚决地接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的工作。因而中央政治局在9月28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时，特在后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①
10月初，陈毅又象坚决迫赶南昌起义军一样，坚决地赶回红四军，他要把已经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红军初创时期的实践经验，再运用到新的斗争中去检验、提高。
①“九月来信”全文刊载于1990年4月第1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中央档案馆编，公开发行）。
陈毅在1929年10月1日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与特委开会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
他继续北行，走梅县南部山区，绕过梅县，一路了解敌军兵力的分布，当他意外地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与正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时，才知军部现在松源。陈毅立刻赶去松源与朱德见面。
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养病尚未回来。10月初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个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由彭枯、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回信说不能回来。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这消息对陈毅当然震动很大。但此时的陈毅已是党中央“训练班”毕业了的，他已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倾向，“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压抑了正确主张。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而，陈毅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后来他在11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地如此写了。
陈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当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蚊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陈毅和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他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作”。
前委及军部机关即随部队向梅县前进，陈毅随军南下。在此以前的10月初，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的战争爆发了，赣敌乘机向闽西进逼。
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军东江（陈毅此时离上海在归途中）。红四军前委就决定到东江。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兵贵神速，立即挺进到梅县一带；另一种主张逐渐推进，先在闽粤边界分兵做群众工作。前委采取了第二种主张，于是“迟迟不前”。后来第二纵队在峰市炉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但是二纵队长刘安恭在此战中牺牲），一纵队在松源打败敌军1个营，气势很壮，纷纷要求到梅县。事实上梅县敌兵甚少。陈毅从上海回来，10月中旬过梅县时，也了解到松口敌只有2营兵，梅县1营兵，蕉岭1营兵，大埔1营兵，兴宁1营兵。据傅柏翠、肖克等人回忆，陈毅当时认为：敌人如此分散，红四军若能及时集中直扫，以长驱之势，速下东江数要地，东江势必震动。东江群众必大大振奋。然而，部队南下既惊动了敌人，又分兵做群众工作，不能迅速前进，到10月24日前委和军部随大部队到达蕉岭时，实际上大好时机已失，敌人的大队援兵已在向东江地区开进了。陈毅是能辩证地考虑问题的，他决不因为在上海进一步提高了红军做群众工作的觉悟就片面突出，就忽略作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他对于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情况下还要分兵做群众工作感到激愤。
到蕉岭，当即探明梅县无正规敌军，仅县警备队相当于1个营的兵守备，乃决定直取梅县。10月25日，红四军主力进占梅县，县警备队纷纷缴枪溃逃。陈毅作为前委和政治部的负责人，立即投入紧张工作，与东江特委、梅县、蕉岭县委筹划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和东江革命委员会。
26日下午正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突然发现粤敌蒋光鼐率3个团的正规部队于3天前启程，现已抵达梅县附近，其先头部队已向梅县猛扑。战火突起，全城惊乱。一部分敌军仗着人地熟悉竟突入城厢。梅县两面临水难以机动。陈毅当机立断，乘敌人未及插到南门江边，迅速指挥前委和军部人员抢渡南门河，随战斗部队退入梅南山区。全军在朱德军长沉着指挥下适时避开恶战，安全转移，仅亡2、伤4，毙敌50余人。
红四军再次讨论行动方案，有些人主张3个纵队分开到3个地区发动群众。讨论结果多数人认为在强敌面前分兵易遭各个击破，而且中央也已指示了红四军不应深入东江的政策；同时，又探得梅县只留驻敌军1个教导团。
就一致主张再打梅县。这在战略方针上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梅县敌人不只1个团；而且广东军有巷战训练，而巷战却是红军所生疏的。因此，红军黑夜运动凌晨突袭虽然得手，前锋冲入大街，却在巷战中抵挡不住敌军用手提机关枪、手榴弹等优势火力的反击而被迫撤到城外。当晚包围攻城，战至清晨4时仍打不下，而梅县城内15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又没有接应配合的动静。若继续攻击，粤敌增援会使红军陷于被动。前委研究，根据粤军顽强抵抗和大量增援的情况判断，广东战局恐己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于是决心主动撤围，向敌兵力薄弱的赣南转移。后来查明战局确已发生变化。红军原拟趁张发奎入粤作战，粤敌自顾不暇的时机，在广东东江地区发展，因张发奎迟迟不肯入粤，使得粤敌可以全力对付红军，继续留在广东极为不利。
红四军经平远到寻邬，在寻部赤色区域大田乡安置了伤病兵。此次梅县作战，伤亡200余人，而上杭补充的俘虏兵逃亡甚多。在寻邬，陈毅又去信请毛泽东回前委，并开始筹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回闽西。11月18日，在上杭官庄的前委会议上，决定扩大闽西苏区，确定了建立闽西政权的有关政策。11月23日，红四军再次攻克汀州。
在占领汀州的第四天，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除对前委有批评外，对朱、毛个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也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不能一朝之慨”就消除了。
11月28日，在毛、朱、陈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
这些积极的变化，在同一天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的两封信中跃然纸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在致李立三的信中更是充满友情地写道：“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从信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
但是，陈毅要和大家一起纠正错误的决心却不因此而减弱。他从12月3日随军到达新泉的当天即协助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重点在于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和如何加强与改进党对部队的领导。移驻古田后，工作更紧张，白天开调查会，夜间整理材料写意见。隆冬寒夜，他和毛泽东房里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灭。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
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热烈讨论，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还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
经过讨论和充实，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九大”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它和“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同时又大大地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方面则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强调，内容有了很大不同，从而弥补了“七大”决议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
“七大”决议虽然肯定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政治观点和军事观点的问题是对的，虽然在地方武装、宣传兵等问题上有正确的规定，但整个说来，对于单纯军事观点的批评很不够。“九月来信”贯穿着对红军根本任务的阐述，强调做群众工作，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武装群众，因而从根本上反对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但是把“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只列为“红军中党的工作”中的第六点，其中根本没有指出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九大”决议就不同，第一个大问题便是“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的问题”，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九大”决议把八个错误思想倾向作为建设无产阶级军队必须纠正的主要错误，在“党内教育问题”中又列为经常进行教育的材料，这充分体现了“九大”决议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性。
对于流寇思想，“七大”决议意在调和，说“不见得这意见就是流寇思想”（按：二十九团要回湘南确不是流寇思想），但是，打进郴州后二十八团官兵的表现却理应引起陈毅的注意。周恩来起草的8月21日信说得尖锐：忽视红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就会“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但“九月来信”便只有正面阐述红军的根本任务而没有对流寇思想的批评了。“九大”决议把“关于流寇思想”列入“八个错误思想”之一，是对“七大”决议的纠正，是对“九月来信”的补正。
“九大”决议在党对军队的领导上下再为中央已明确否定了的“党管一切”、“家长制”、“书记专政”等作分析讨论，而是在“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的政治训练问题”等方面具体详细地定出章程作出规定，从而使从旧军队转变过来不是太久而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了一个贯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切实可行的法规。虽还没有写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文字，但是这部法规中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红四军都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党委又不包办代替军政机关的工作。这显然和“九月来信”的精神是一致的。
“九月来信”最有决定性的“精神”，还在于由毛泽东仍力前委书记。
选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核心，这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点。这一点，中央政治局8月13日、27日讨论中都没有，只说“组织问题要解决”，8月21日信当然也不会有，只有“九月来信”才作了这一明确的认定。“九大”决议和“九月来信”最根本的一致正在这里。
“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已回前委任书记，与错误思想作不调和斗争的决议也已通过，陈毅回四军的任务完成了。今后怎么办呢？在上海时，鉴于他卷入矛盾很深，中央组织部曾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正在酝酿组建的红七军工作。他回答说：还有一件事没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如今，他向前委书记毛泽东谈起自己的工作问题了，毛泽东不假思索他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陈毅便继续留在朱毛红军工作，至于干什么，他向来是不介意的。
二十五年后，谭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觉得陈毅同志在我们党内对党有三次贡献。一次是三河坝。假如那个时候没有陈毅同志作核心，保持力量，后来回到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这个功劳除了朱德就是陈毅同志。第二，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犯了囗囗路线的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按：第三是黄桥战役打开华中抗日局面）1959年8月陈毅曾向来访者谈起红四军“九大”以后他的经历，谈得太简略，事实上，有几点是应该记载的。
回江西，他和毛泽东同行。翻越雄伟的武夷山时，毛泽东接到黄公略派人送来的信，报告说正筹建工农红军第六军。毛泽东征询陈毅的意见：为了实现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割据计划，需要更多红军，毛泽东初步设想请陈毅去负责红六军。不需要立即回答，考虑成熟再谈。陈毅却当即表示愿意受命。
陈毅虽没有参加“二七”会议，但被选为前委的委员。“二七”会议是红四军前委，五军、六军的军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联席会议。选出的前委委员有毛泽东、郭贞（赣南）、曾山（赣西）、王怀（湘赣）、方志敏（赣东北）、朱德、潘心源（中央巡视员）、黄公略（六军）、刘士奇（赣西南）、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二人为闽西）、袁国平（五军）、李文林（赣西南、红二团）、滕代远（五军）。从这阵容就可看出，这个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所领导和管辖的部队和地区，己为后来中央苏区勾划出轮廓。
“二六”会议以后，前委决定陈毅力红六军政治委员，红六军军委书记。
红六军辖三个纵队。一纵队长何武东，政委李韶九；二纵队长罗炳辉，政委王如痴；三纵队长徐彦刚，政委刘作述。每纵有八九百条枪。在黄公略、陈毅率领下，六军二纵队曾配合红四军主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围攻。先在富田以北之水南全歼独立十五旅两个营；次日又与独立十五旅激战竟日，将其击溃，俘敌1600余人，残敌仓皇逃往赣州。至此，陈毅在新的岗位上开创了新的局面。他和黄公略、罗炳辉相处特别融洽。
然而从1930年仲春开始一直到1934年中秋，整整4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先是开始了李立三的盲动，接着又被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陈毅经常身不由己，虽然工作一直积极努力，但成果难评。
1930年4月间，中央给前委的信中即严厉批评边境割据、争取江西“在目前是极端错误的了”，而“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央还先后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6月中下旬陈毅到汀州参加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后，根据中央精神，前委将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6月底，进入赣南后，前委决定将陈毅调离红三军，留在赣南组建红二十二军。
1930年7月，红二十二军在信丰宣告成立，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邱达三。
全军编5个纵队，有枪2000余，这是在赣南原有的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纵队和赣南独立师的基础上编成的，归属一军团建制。
红二十二军成立后，陈毅在组训部队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参加土地革命的工作。他在信丰、兴国、于都等地调查研究，帮助总结经验。在赣南地区召开的南路扩大会上他还提出了马上分田割禾、抽多补少的“八个纲领”，并参与了土地法的制订。
陈毅率领二十二军当时突出的任务是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拔除“白点子”。
那是一些留在苏区内部有坚固城堡和顽固武装的地主据点。这些钉子的拔除，对巩固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很有好处。
陈毅很重视干部的培训，他在信丰县的黄泥排、犀牛和信丰城内先后办起了红二十二军干部学校，亲任校长，为二十二军及地方武装培养骨干。在干部学校，他结识了女学员肖菊英，后来并与她结婚。
此时前方的战事在错误路线下步履艰难。
毛泽东一开始就在行动上抵制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路线，没有用主力强攻南昌。
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打进长沙，旋即撤出，并与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师。
在永和市，一、三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
一方面军又奉中央命令再攻长沙。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于8月24日致信赣西南特委并抄转陈毅、伍中豪：“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选1万人到长沙来，信到2月内再送2万人，总之愈快愈好”，陈毅努力配合，大量的预备军招之即去。但是，在错误路线的支配下，这些活生生的预备军，换得的只是血的教训。
血的教训只是开始，此后4年中，血的教训太多了！
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不克，返回江西。10月初，师指吉安。陈毅奉命率二十二军北上，配合攻吉作战。守敌邓英所部乘夜潜逃。红军未经激战进占吉安。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主席曾山，陈毅为53名政府委员之一。
1930年10月，蒋冯阎大战结束，蒋介石即开始了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敌军由北向南，分进合击，企图以10万兵力将红一方面军消灭于袁水流域。
大敌当前，决战在即。但是，在中央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各苏区从地方到红军的肃反扩大化也大规模地展开了。
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10月26日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省行委）发出指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必须“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赣西南的党内团内”，“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此后，打AB团的活动即全面展开。
红二十二军当然也奉命要打AB团。很快陈毅便感到优虑和为难。他当然会坚决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但是肃反委员会的人员在中央和上级的影响下捕风捉影，苦打成招，大搞逼供信，而且还象布置扩大红军那样规定肃反数字，就使他日益怀疑和反感了。
不久，二十二军政委邱达三也被作为AB团的要犯逮走了。
李文林，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此时己是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AB团的带头人，恃委决议中甚至有“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此时他却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被逮捕了（后被杀害）。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即原红六军一纵队政委）带领红十二军一个连来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肃反”。在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下，按别人口供划定名单，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及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逮捕关押，严刑逼供，又逮捕了一大批人，严加看守，有的人陆续被杀害。接着李韶九又到东固，要在红二十军搞肃反，准备“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在被怀疑之列。刘敌在部队一鼓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捉我们。”得到官兵激烈响应。刘敌就带一个营到东固，将李韶九等人抓起来，释放了谢汉昌等；当晚又率部队赶往富田，缴了那一个连的枪，把作为AB团扣押的人释放。随即开大会，与会的人纷纷控诉，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事后，省行委及红二十军在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带领下，撤到赣江以西，继续与敌人斗争，并将中央所需的一批黄金交由当时在场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带回上海。事后，刘敌等人对于这次过激行动的错误有所认识，表示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和处分。
陈毅不赞成肃反扩大化，但对于以兵变方式解决内部问题，也很反对。
尤其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时刻，对于任何分裂红军的做法都认为不能容许。总前委紧急指示陈毅前往东固解围时，他立即带领红十二军的一个连（当时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已缩编为红六十四师，归属红十二军建制，该师在打破第一次“围剿”、活捉张辉瓒的战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前往东固调解处理，救出了被扣押的一些人，据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自传记述，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
总前委在12月底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区委（相当于省委），陈毅任特区委书记。赣西南是肃反抓AB团的重点地区，也是土地革命中急需纠正按劳力分配土地错误做法的重点地区，还需要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和参加红军，自此开始，动员青年入伍扩大红军一直是陈毅主要任务之一。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按中央政治局1930年10月17日的决定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未到时，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后曾由毛泽东代理书记）。
（后来在3月问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增补陈毅、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共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呈报中央政治局审批，未批复前即应参加苏区中央局的会议和参加工作。但迟迟未获中央批复。）富田事变的审理反复甚大。最初，总前委定为反革命暴动。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后，进行了调查，作出了决议，确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均系AB团要犯”，开除党籍。但不认为富田事变是一次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对一般附和随从的人只要承认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允许他们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经过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等去河西说服动员，富田事变的大部分发动者回到河东，二十军也随之回河东。
然而，去上海向中央申诉的段良泥却“时运”不利，富田事变的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此时的中央却已是四中全会以后狠批立三路线的了。4月初，中央特派的拥有处理富田事变全权的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苏区，重组苏区中央局。他们带来中央指示，于是，新的苏区中央局便按中央指示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服从原苏区中央局的要求回河东的富田事变领导者、包括去劝说的曾炳春政委在内，此后全部被杀害。
一度稍稍缓和的肃反扩大化及酷刑逼供又如火上添油，只要被供为AB团者，几乎全部被捕，大部被杀害，苏区军民被杀者无法统计。
陈毅当时对富田事变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但是乱抓乱杀现象越来越严重。他作为书记又不得不传达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的决定并组织实施。向来神情开朗、喜笑怒骂流于形色的陈毅忽然沉默寡言。他为被错抓错关的人重新甄别定案，一旦查无实据即予释放。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于1931年2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曾提到陈毅主持正义的事实，陈毅写信给他，要他去总前委如实陈述当时的情况，信中有“被诬在的同志们暂时忍气，在将来我亦可代为申白”等语。
1931年的3月到9月，国民党对江西苏区和一方面军接连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陈毅在赣西南特区委为反“围剿”做了大量工作，筹集粮草，组织运输，输送预备兵员，还率领兴国、宁都、赣县、于都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对于肃反，他更了解内情了，便经常指示要认真调查，注重证据，不搞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对那些被乱抓乱押的人，凡无真凭实据的，他敢于下令释放，使那些干部和积极分子得以投入反“围剿”斗争。
经陈毅之手释放的人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中央苏区》中，曹金山写的《陈毅同志救了我》，就曾写到仅于都一地一次就放了几十人。
这样就触犯了肃反大员。肖克1981年8月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次公开对人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陈毅听说，就公开表态：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
陈毅很坚定，却也感受巨大压力，因为李韶九当时是大权在手的人。陈毅常有去上级开会就象李文林那样永不回来的感觉。他的这种情绪自然为他年轻的妻子肖菊英察觉，日夜担忧。或许出于某种预感，她托人把陈毅送给她的一支派克金笔转送给她的哥哥。但没等金笔送到，就已出事。一次陈毅远出开会，临行又似诀别，陈毅告知肖菊英某日一定回来，如果到时候没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陈毅的确如期踏上归途，不料中途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陈毅与警卫员绕道步行回兴国城，回到驻地时，为陈毅日夜担忧的肖菊英已死在井中了。
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的个人经历。他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3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情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毛主席去打仗，就把红军的战费和他的几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对我说：红军的战费都在这里，还有我的几篇稿子，都重托给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
1932年5月，李富春、陈毅、吴德峰受命组成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宣布：在过去红军肃反工作中作AB团分子杀了的官兵，尚未宣布而查不清楚的，其家属如在地方仍一律以红军家属优待。
1931年11月，陈毅出席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并因成绩卓著被授予红星奖章。
1932年1月，为便于集中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之下的军事部取消，改设江西军区总指挥部，陈毅被任命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指挥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师及江西所有地方武装，是为中国人民军队有军区建制之始。
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比立三路线更“左”，强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只得选择赣州为攻取目标。彭德怀被任命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以江西军区总指挥任支作战军指挥，负责指挥地方部队6个独立师配合作战。红军围攻月余不下，伤亡甚重，敌援军又至，只得撤围。
此后，陈毅又先后从江西军区动员大批赤卫队和民工赴闽南、粤北支援毛泽东带领的东路军一、五军团作战。胜利后又将缴获和征集的大批食盐、布匹和其他紧缺物资运回苏区。陈毅还从江西模范少先队员中抽调大批年龄较长的骨干编成两个团派往南雄水口地区担任运输、救护等战地勤务，青少年们表现出色，得到五军团首长的赞扬。
但是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和策略总不符合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
为贯彻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1933年2月到3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离开指挥位置的情况下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周恩来、朱德顶住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的牵制，指挥红军两战两捷，歼灭蒋介石嫡系近3个师，俘敌1万余。陈毅带领江西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配合，发动战区群众支援红军。
他同官兵们一起行军作战，神情又得开朗，有《乐安宜黄道中闻捷》诗一首为证：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
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
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但是陈毅的开朗心情维持不久，这一年年初从上海迁来瑞金的临时中央，直接地对红军和苏区实行错误路线的专制。
1933年6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召开再一次打击毛泽东的第二次宁都会议。陈毅作为江西军区负责人列席了会议。陈毅在发言中肯定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红军的功绩，并以红军几次反“围剿”作战为例说明毛泽东在战略策略方面的优长，说毛泽东对中央一些方针虽有意见，但在组织上是服从的。
据宋时轮（当时为江西省军区参谋长）1986年10月回忆：陈毅还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一同建议请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为江西省机关干部作报告，其用意是给毛泽东提供申述观点的讲台，但未获会议主持人的批准。
1933年7月，临时中央派员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督促清算江西的“罗明路线”，点名批评邓小平、毛泽罩、谢维竣古柏，实质是继续批评毛泽东，以清除他在红军中的影响。陈毅、罗荣桓（刚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与军区机关部长以上干部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陈毅、罗荣桓顶住巨大压力，不肯上台发言批判。但江西军区没人上台无法“脱身”，他们便找青年部长钟发宗，他年龄最小，讲错几句也无大关系。钟发宗上台，有意从个人讲起，以亲身体会讲红军的成长壮大。不料立刻被中央来人指责为“机会主义的发言”。不等大会结束，陈毅和罗荣桓就把钟发宗派到远地的一个军分区当政治部主任，保护起来。钟发宗在1983年8月回忆此事，记忆如昨。
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各地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达50万，而且“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们用共产国际来的军事专家李德的一套完全不适合中国红军的战法对付，连续失利，损失惨重。
江西军区在闽赣一带的各个省级军区中是个大军区，所辖地区达10余县，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红都瑞金即在其境内。当时境内尚有清塘、石城、赤面寨等白色据点，凭借地形险要、粮弹充足，久攻不下，成了敌人安在苏区内部的钉子。在陈毅的指挥下，省军区部队周密侦察、精心准备，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终于一一拔除。在扩大红军运动中，江西军区所辖10余县仅1933年的“红五月” 1个月就突破2.5万人。兴国县更是一马当先（山歌活动也广泛用于“扩红”），被誉为“第一等的工作”。1933年6月，陈毅亲自到兴国参加“兴国模范师”出师誓师大会。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陈毅即受命兼任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招携、永丰前线作战，指挥二十三师、警卫师、独立二、三、四、十一、十三团及江西军区各地方游击队，但上级规定的作战方针只是阵地防御，步步设防，作战艰苦。
1934年1月，陈毅由前线回瑞金出席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全苏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会后他立即回前线继续苦战。
陈毅所作的这一切当然都无法补救错误路线带来的失败。1934年1月到3月，红军主力多次作战又告失利，伤亡增加，中央苏区缩小到仅存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瑞金、长汀等县。
陈毅深怀忧虑。5、6月间，他先后写出并发表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潮流》、《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主张战争的组织者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作战方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
但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指摘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
战线已退到万安、老营盘一线，而且还在被迫后撤。1934年8月28日上午，陈毅来到老营盘三军团六师的前沿阵地视察，正值敌周浑元部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老营盘阵地猛烈进攻。陈毅视察完毕作了指示离开师的前沿指挥所时，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顿时倾倒，血流如注。
在巨大的血的教训中，陈毅也注进了自己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