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下午，陈毅手术后醒来，立即让警卫员找来担架，抬他去中央机关，与即将撤出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等人告别。兴国老营盘一仗，陈毅负重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养，烧退了，大腿总是红肿疼痛、不能伸直，不能下床。陈毅十分心焦。听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就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了，但是还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过话。他应该动手术，但因为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电源，不能拍X光片，动手术的事被搁置下来。10月9日，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械、药品都装箱了，看样子一两天就要行动，陈毅赶快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写了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当即派人把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来医院，并在百忙之中到医院来探望陈毅。这样，陈毅才得知中央机关明天黄昏时就要出动。
中央因陈毅腿伤、不能远征，决定他和项英等领导人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陈毅知军善战，负责军事。周恩来还告诉陈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办事处。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周恩来还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准备建立中央军区，统一指挥江西、福建等省军区和红二十四师等部队。命令因为李德患病，尚未草写。
X光片显示陈毅右胯骨被打碎一角，于是立即开刀，取出了作祟已久的一些碎骨。
手术后第二天下午，陈毅忍着伤痛睡担架到中革军委驻地。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也在。他见陈毅到来，立刻上前握手，表示歉意：因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去看望。接着就解释：此次撤出本想把他抬走，但因他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项英到中央苏区两三年，又没有打过游击，所以留下他负责军事，帮助项英工作。
陈毅是反对“王、博路线”的。他当然懂得，不把他“抬走”，并不仅仅因为需要他在江西坚持，还包括宗派主义的排挤。当时人们议论，这样重伤的高级干部留下来，是凶多吉少。
留下来坚持斗争，陈毅倒并无意见。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自己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确实比较熟悉，留下他负责军事，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使大家觉得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陈毅急等着与项英会面。
项英在10月12日送别了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第二天就到医院看望陈毅，并向他传达中央的有关部署。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及其所辖的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省军区的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团；福建省军区的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省军区的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加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有武装力量1.6万人（另有伤员3万多人）。
中央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这些留下的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直率他说了自己的意见。
在对待形势的看法上：陈毅认为蒋介石不会因红军主力撤出而丢下中央苏区不管，不会让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反革命大风暴很快要袭来，必须迅速作好打游击的准备。陈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失败了硬是不承认，那是十分危险的。”“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战术上：陈毅认为蒋介石的兵力远远超过红军。蒋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下来专力对付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仍是占绝对优势。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坚持斗争。因此陈毅提出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任务之后，要迅速把领导干部分散、把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红军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游击区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陈正人、周以栗等高级干部，身体有病，年大体弱，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识分子和妇女，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①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又是原中共中央局成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是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他当然不能轻易改变中共中央原来确定了的方针。
10月14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梅坑的马道口召开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但因中央规定在红军主力到达湖南之前不能公开突围转移的情况，故分局和办事处对外暂保密，行文和报纸，仍用原来的名称。
这次会议上，项英阐述了中共中央交给中央分局的主要任务和今后斗争方针。陈毅只作了简短的讲话。
10月22日，在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给项英来电，指示“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当时不少高级干部对这任命迷惑不解。他们知道在留下的领导人中，真正懂得战争的是陈毅，不给他军职，他怎么指挥部队打仗？陈毅感触尤深，中央原说定叫他“负责军事”，现在却不给他军职。
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1个月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弄清了红军主力的动向。他在南昌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20多个师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在这之前，国民党军基本上按照第五次“围剿”的原定部署推进。从10月初开始，红军主力的阵地已先后由红二十四师及独立团接防，军力减弱；10月14日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占领兴国县城，26日又占领宁都县城；北路国民党军虽已于10月底发觉红军主力转移，但因在过去几次“围剿”中被红军打怕了，担心又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他们仍然采取堡垒战术，小心翼翼地推进。这时，本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大转变的极有利时机，但是为了执行中央方针，仍然集中兵力去四面防堵，命令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和江西军区部队，分别去汀州、广昌、兴国、石城等地正面阻挡国①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瞿秋白和周以栗当时正患肺玻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当时已58岁。
民党军队的进攻。这些红军当然无力和敌人拼消耗，阻挡不住，反而遭受很大的伤亡。11月7日，国民党李延年纵队占领汀州县城，10日占领瑞金，17日又占领于都县城。
国民党军每占领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抢。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肆无忌惮地进行阶级报复。
中共地方组织和游击队却不知红军主力已走，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武装准备。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到处是“国破家亡”的惨痛景象！据后来的粗略统计，在白军侵占中央苏区的最初几个月内，瑞金被杀1.8万多人，于都被杀3600多人，宁都被杀47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会昌被杀972人，长汀被杀3237人。被完全毁坏的村庄145个，房屋近3.5万间。在近3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达70多万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10月底，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瑞金梅坑迁到于都境内。中央分局驻龙泉村，陈毅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住在石含村的祠堂里。陈毅是抬着去的，住厢房里间。为了消肿，右脚吊高地躺着。项英对陈毅的伤情是关心的，一再交代医护人员好好照顾，用好药。可是陈毅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怎能“安心养伤”！
他只能尽力地做职权内的工作。他躺在病床上，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一号布告，和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一起斟酌写定。布告以六言韵文的传统形式，生动晓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反共、欺压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布告由《红色中华》报社印刷厂铅樱日期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十一月七日。陈毅布置办事处人员，尽力争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军驻地广为张贴散发。当时中央苏区和闽西、闽北、赣南、闽浙赣等根据地的联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布告随《红色中华》报一起送到了这些地方。一时国民党军官视布告为“最危险的宣传品”，在驻地和军中大肆搜抄和焚毁。
陈毅能够下床时，便拄着拐棍四处走动，找领导干部谈话。他到《红色中华》报社找编委会主任翟秋白，商量在报纸上增加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的内容。见翟秋白脸黄浮肿，不停地干咳，陈毅十分焦急真想赶快让他转移到白区大城市去。
陈毅走遍政府各部门，看到留下的机关为了保守中央和主力转移的机密，到11月中旬还保持着党和政府各部门原有的名称和系统，各谋其政，既分散力量又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此时红军早已进入湖南。陈毅便多次召集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属各机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压缩合并部局，精简人员。
如将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军事工业局和红军供给部，合并为财政经济委员会。机构大大缩小，裁减下来的人员分到部队和游击队。
机关中的女同志和领导干部亲属，被批准随中共中央机关长征的只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31人，绝大多数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中有毛泽东与贺子珍的3岁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贺焕文、温吐秀，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傅连璋的妻子刘赐福。至于项英、陈毅、梁柏台等人的妻子，当然都留了下来。10月下旬，根据反革命大风暴即将到来的清醒估计，陈毅考虑瑞金是赤色首都，目标最大，敌人搜剿严，亲属留在瑞金一带是不合适的。他就布置办事处动员安排她们疏散到瑞金以外的地区去。但她们大多数不愿离开机关部队，“死也要和大家死在一起”。
于是，一到宽田，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她的老家兴国县去做地下工作。
陈毅是1932年5月与赖月明结婚的。婚后陈毅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两个人很少在一起生活，没有子女。陈毅到瑞金休养，组织上才把她从江西省少共儿童局调来照顾丈夫。陈毅忍痛动员她离开自己，并安排女干部万香跟她一起走。挥泪一别，再未重逢。
陈毅送走了赖月明，就动员疏散。他亲自布置可靠关系安排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乘3条装载钨砂和粮食的船，到赣州郊区隐蔽和工作。当时较早疏散的人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在形势越加紧张的时候，陈毅还坐担架亲自到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和矿山去了解情况，并布置干部、职工们把各种暂时不用的机器拆开装箱，埋到山中，还把盘古、铁山城矿的几十吨钨砂，埋到于都河的沙滩下。他还去找项英，要他尽早部署分散游击，争取主动。
项英对国民党的暴行极感痛愤，对苏维埃国土日益丧失极感焦急。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最后一个县城会昌进攻时，他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红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弯塘岗，伏击敌人。11月22日，一战歼灭了敌人半个旅，击渍了另半个旅。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唯一的大胜仗，给了群众一时的鼓舞，震惊了敌人。但是红军伤亡也不小，并且暴露了主力二十四师的目标，敌人集中4个师的兵力，跟踪围击二十四师，并于11月23日占领会昌。
随着局势的更趋严重，项英开始向游击战争转变和加强地方军事建设。
中央军区在宽田开办了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地方武装骨干学习游击战术。
贺昌、陈毅也去授课。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还在赣南成立了杨（殷）赣（县）特委和杨赣军分区。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形势越来越恶化，进入12月，国民党军便开始有计划的封锁和分割。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分割成几小块，国民党军至少部署了12个师将其围困。这预示着“清剿”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中共中央分局于12月中旬在宽日召开了一次分局会议，对粉碎敌人的分区“清剿”、加强地方游击战的领导作出一些决定和部署，任命和调整了许多领导干部，其中有对后来的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的若干决策。如：决定成立中共信康赣雄临时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司令员，杨尚奎任副书记；派张鼎丞到福建领导闽西游击战争；从红二十四师抽调一些军事干部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并作出进一步扩大地方武装的决定。
中央分局的这些决定和部署，在战略指导上只是局部的转变，还没有把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骨干独立团从“三角地区”分散到敌后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以主动打击和牵制敌人。
在12月，陈毅作为苏区的政府首脑，承受着种种“亡国之痛”。奸商地主富农，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投机革命的人，投降国民党军，为其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诱胁群众入民团、办守望队，更严酷地压迫群众。陈毅、梁柏台先后于1日、20日联名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和紧急命令。布告规定：“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铜元等国币在苏区内应一律照常通用。”“如有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拒用国币，或鼓惑群众拒用国币者，各级政府应具体捉拿严办”。紧急命令作了8条规定：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本人及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受敌人欺骗的工农群众，“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就概不加以追究”，“均仍然得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这两个告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安定人心、巩固内部，促进储粮筹款，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宽田周围的瑞西县在发布第三号布告后的半个月中，不仅使苏维埃国币在全县通用，群众还主动捐献3000多块银元支援红军反“清剿”。胜利县也在12月份没收奸商、地主、富家6800多元。紧急命令动员群众扑杀叛徒和镇压反革命成绩也颇大，于都县梓山、漂头和会昌县白鹅一带，10来天内就扑杀了反动地主和铲共团分子140多人，使敌人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不起反共民团组织。
但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陈毅作出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向内压缩，企图南北夹击，拉网合围。
12月底，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与部队转移到“三角地区”中心地带的黄龙井塘村。
1月份，由于多次电报请示，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下属各军区也还没有充分的分散游击的准备。于是，赣南军区指挥独立第六团与粤军优势兵力激战；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
1935年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还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企图压缩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鼓歼灭。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项英连电中央、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及突围方向。直至2月5日，中央书记处才发来“万万火急”的回电，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称“决议详情续告”。
2月4日是阴历元旦。2月7日，大年初四，苏维埃共和国演出了最后的一幕。由翟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3个剧团在井塘村举行了文艺会演。8日，翟秋白还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
陈毅这时已对军事有了参予决策和指挥之权。他和项英等人考虑敌情紧张，不宜再等“续告”，急需提前行动。于是决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机关、部队迅速由井塘村经会昌白鹅，向贡水之南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
同时，安排翟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张亮（项英妻子）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①到禾丰后，2月13日，陈毅看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决议详情”电报：“??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应当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
对于在游击战争中应采取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决议指示：“1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
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时则集中起来，不利时又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浦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机活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必须“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27年后，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中央这份电报，心情振奋。它为中央苏区今后斗争指明了方向和方法。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
他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当晚，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分九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甫、湘南、湘赣等地突围。
在2月中旬才下这决心，在中旬未才陆续出发，为时已晚。9路突围中，有3路是较顺利地突出去了：陈潭秋、谭震林率二十四师4个连到闽西；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湘南；毛泽覃率1个连去闽西。
其他6路却都遭受堵击袭击，或被打散，或遭重大杀伤，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遭害，或从此失踪。其中有中央分局委员贺昌、梁柏台以及阮啸仙、刘伯坚、周以粟、廖昔昆、杨英、李翔梧等。
项英、陈毅、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当时，还有20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上坪山区，陈毅负责疏散安置。红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重伤员有6000多人分散在七八个医院中，这些医院大都驻在山区的民房、祠堂里，陈毅先已坐着担架到各处和负责同志们一起安排处理，陆续动员疏散了4000多人。这次，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并动员组织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带回家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就这样，在苏区军民深厚的感情基础上，迅速地安置了这批伤员。
2月28日，项英、陈毅接到中央书记处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的电报，表示坚决拥护。
项英、陈毅、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共编为①他们在2月24日于水口村被敌包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仅邓子恢等数人突出重围到达永定，与张鼎丞、谭震林会合。
4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3月9日下午1时，贺昌与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把队伍集合在上坪村，项英决定向中央发个电报，得到批准后再走。可是，直到3时，电台还联系不上。这时四面是敌，到处枪声，情况危急。贺昌决定带两个大队先走，抢在天黑前渡过梅村江（今濂江），冲出包围圈。
可是他们渡过了濂江不久就遭敌伏击，部队被打散， 10日凌晨，贺昌收拢部队，行至会昌归庄，又被预伏的敌军包围，又一次被打散。贺昌身负重伤，高呼“红军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项英、陈毅，终于和党中央联系上了。他们把突围的部署作了报告。下午5时，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可惜，由于中央改用了他们所没有的另一套密码，电文无法翻译。回电内容无法知晓。项英只得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此后便和中央失去联系。
他们突围刚起步就遇上倾盆大雨，天黑路滑，项英近视，陈毅腿伤，好容易下了山，立即和敌人遭遇，部队被打散，陈毅和项英也失散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又会合，部队还剩200多人。他们东奔西走，和敌人周旋；到晚上又遇敌人，突围不出，只得退回上坪。
敌人却把一个叛徒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满山遍地散发，分别悬赏5万银元活捉项英、陈毅。为了减轻部队负担，项英、陈毅决定部队由大队长带领去赣粤边。他们自己带少数警卫人员另行突围。
他们穿行在深山密林正需要熟悉道路地形的可靠群众带路的时候，忽遇头带破钢盔、面黄肌瘦的赤脚“叫花子”曾纪才。1930年7月陈毅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曾纪才在牛颈区当中共区委书记。许多青壮年在他带领下参加了红二十二军，受到陈毅的赞扬。后来他被调回地方，在担任代英县县委书记期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到红军抬担架。红军主力撤走时，他听说陈毅未走，已退到于都南部山区，就冒着生命危险，一路讨饭找了来。曾纪才熟悉去赣粤边的路，项英、陈毅由他带路，绕到王母渡渡过敌人把守很严的桃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几经辗转，于3月底抵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和李乐天、杨尚奎等见了面。3天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赣南省少共书记陈丕显带领突围的余部也来到油山。陈毅听说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壮烈牺牲，又想到贺昌英勇殉国，心情万分激动，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篇。
赣粤边区脚踏10余县，方圆几千里，巍峨的大庾（余）岭及其山系帽子峰（北山）、梅山、油山、南山遍布境内，连绵起伏，千坑万壑。漫山密生松、柏、槲、桦、杨和连片的竹林、缠绕的藤萝，遮天盖地，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树海。
从1927年深秋起，陈毅已是四度光临。这一次，他作为中央分局、中区分会的领导人在“国破家亡”、强敌虎视的境况下率少数兵员到此，此地无疑即将成为南方敌军注目的中心和严酷的战常他和项英很快就了解到红军和游击队的干部战士中存在着3种情绪：一是盲目乐观。这主要表现在赣粤边原有人员中，他们看到武装力量由几百人猛增到1400余，特别是有项英与陈毅的直接领导，竟以为可以大干一番，把赣粤边搞成第二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二是死打硬拼的盲动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较深的人员中。赣粤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常在指战员中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三是悲观失望。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这次中央苏区的失败，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严重。他们主张消极打埋伏，躲入深山，不做群众工作，不进行战斗，等待红军主力回师和新形势的到来。
项英、陈毅一致认为：不克服这3种错误情绪，不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来，要在赣粤边坚持长期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根据他们的指示和提议，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于1935年4月，在大余西部的长岭，召开军政干部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项英、陈毅外，有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李国兴、陈丕显、刘新潮和信康赣、南雄、大龙等县、区委书记和部队、游击队的负责人，共四五十人。
各县、区委和游击队作了汇报，接着由项英作形势报告，传达中央有关决议的精神和详细内容。接着陈毅讲话，他首先针对盲目乐观情绪指出，大发展暂时做不到，这么多机关部队突围到这里，蒋介石肯定会派正规军来抄。
红军必须接受中央苏区丢掉的教训，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彻底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才能坚持下来。陈毅又针对悲观失望情绪指出：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因为形势的发展已出现了新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又在进攻华北，还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争迟早要到来。陈毅为大家描绘了抗日战争爆发，红军大发展的光辉前景，预想了现在的几个人发展为几十人，几十人发展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的局面，陈毅还富有他性格特色地预言：现在我们还不能下山，总有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合作抗日的。然而，陈毅又提醒大家：前途是光明的，现实是困难的。主力红军顾不上我们，我们必须独立坚持。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到的。他也尖锐地批评了盲动主义的硬拼，说那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他提倡“理智的斗”。项英作了总结讲话之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信（丰）康（南康）赣（县）、南雄、三南（全南、龙南、定南）3个县委，成立大龙中心区委，县以下根据需要组建区委、工委和支部。少共组织也要按党的系统逐步建立。
根据长岭会议确定的“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项英、陈毅重新调整了游击队部署。当时，赣粤边共有5个游击区：油山游击区（江西信丰与广东南雄交界）；北山游击区（南雄西北帽子峰周围）；信康赣游击区（以大龙地区为中心）；南山游击区（三南和南雄交界）；上犹崇义游击区（赣粤湘三省交界）。
根据游击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项英、陈毅布置了突围来的部队和各区游击队合编。合编使各自的优点很好结合，互补短长。
蔡会文带来的赣南军区第六团集结了300余人，编为两个游击大队，由蔡会文率领去上犹、崇义；并向湘东发展，设法与龚楚带去的红七十一团及湘赣省委联系；并争取与北山游击区联成一片。
护送兵工厂来的赣南军区特务营，与信康赣游击区的4支游击队合编成信康赣游击大队，由刘符节、曾纪才、肖国稠率领。
李乐天等在组建赣粤边军分区时带来的独立营，与曾彪、叶明魁领导的油山游击队合编为油山独立大队。
原红七十一团参谋长贺敏学带来的两个连以及红七十团陆续突围来的人员，与北山游击队合编。
由黄成则任队长、张日清为政委带领一支几十人的精干队伍去三南与南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开辟游击区。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只带侦察班、特务班（即警卫班）及少数工作人员在北山和油山一带活动、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在战术上，陈毅提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与优势敌人作战，反对强攻硬打，改变过去集中和正规化的作战方式，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活动方式，以打圈子和挺袭的游击战术，反击敌人的“清剿”。
鉴于分散活动的需要，还决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一整套联系网——秘密交通站。
会议还根据项英提出的反对不良倾向问题，作出了反对游击主义、加强纪律教育；反对大吃大喝，建立经济预、决算制度等决议。
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指示的果断行动，是赣粤边游击区由正规战争转入游击战争的转折点。长岭会议顺应历史、因地制宜地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赣粤边革命斗争的新起点。
项英、陈毅深知，会议的决议决不是就这样会顺利贯彻的，尤其在革命低潮时期，更需要领导人深入下去检查指导。他们和特委领导人决定分头去各地。
陈毅带着新配给他的警卫员宋生发、潘益明（聋牯），首先来到油山游击队独立大队。干部战士纷纷向陈毅反映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军阀主义严重：一次，在伏击中遭到敌人的突袭，他就怪担任掩护的排不得力，从排长到战士，人人打了30大棍。一次，一个侦察员报告敌情不准确，他就判他谎报军情，枪毙了。
向湘林还搞所谓正规化，恢复了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结果引起敌人的注意，派重兵来“剿”，搞得机关、部队天天转移。
陈毅找向湘林谈了两个半天的话，向他指出军阀残余的危害性，要他立刻转变大部队活动方式，把独立大队分成十几、二十几个人的小分队，队自为战，山自为战打游击。向湘林再次搬出他那套来争辩，还说什么“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但是，长岭会议以后他这一套已经很少有人赏识了，中共油山区委和游击队的干部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在陈毅的督促下，向湘林只好把他那套极左货色收起来。
陈毅又到了中共南雄县委。一调查，这里的干部和游击队，不但吃喝风严重，还乱抓乱杀。为了准备反击敌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清剿”，南雄县委提出了“打掉敌人的帮凶”、“扫除后患”，把在过去几年肃反中因证据不实而释放的所谓“AB团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取消派”等不少人又抓了起来，有的已被拉到山里秘密杀掉了，对豪绅地主，杀得更凶。南山一家土豪的财产被没收后，全家9口人都被“斩草除根”了，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陈毅找来县委书记罗世珍和游击队干部，就肃反和打土豪问题作了深谈。陈毅介绍了1931年他在赣西南任特区委书记时，一次去于都县检查工作，县机关100多人，只有两个炊事员不是“AB团分子”。陈毅按照肃反委员会送来的名单一个个审问，结果真正的“AB团分子”一个也没有。陈毅在名单上批示：“全部释放。”
在陈毅的建议下，南雄县委把下面送来准备抓的名单烧掉了。
对乱杀地主的问题，陈毅指出，地主有大、中、小之分，有开明与反动之别，不能一律推到敌人那边去。他重申长岭会议的决定：打土豪要执行政策。他又加以具体化：除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平民愤的杀其土豪本人外，土豪家里人一个不杀、不抓；中、小地主和罪恶不大的土豪一个不抓，他们的子女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要欢迎，要信任，不要歧视。
一天，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大塘圩缝纫店胡老板做的。陈毅问给了钱没有。交通员说：“财佬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
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200块银洋。”陈毅听了顿时严肃他说：“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亲自派陈妹子把200块银洋装在毛竹里给胡老板送去。胡老板后来暗地对人说：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
在制止吃喝风方面，陈毅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大家。他给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讲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作风，讲毛泽东、朱德吸烟头、吃开水泡饭的故事。有的人对群众送来的腌鱼、腌肉、腌菜不愿吃，想吃新鲜的。陈毅拣起一根腌菜说：“啊，生活真不错呀！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封锁，连盐也吃不上。”说着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吃了。
陈毅又发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团结有问题，互相瞧不起。外来干部说当地干部没有政策水平，当地干部说外来干部不会打游击。
陈毅首先向外来干部提出要求：虚心学习当地干部打游击的经验，学习语言，学习风俗人情，使自己地方化。同时也要求当地干部向外来干部学习，互相取长补短。
一走进赣南“树海”、深山老林，不少人很不习惯。尤其是中央大机关的人，消息灵通、生活热闹惯了的，更觉枯燥乏味。于是，牢骚怪话渐多。
项英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听着生气，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歪风邪气”，主张批判。陈毅不赞成，认为“独坐空山”，讲讲怪话也是消遣。陈毅当然不是放任大家讲怪话，他主张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来引导，来提高大家的认识。于是他每到一处，都给大家讲形势，讲矛盾，讲进山搭棚子住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讲我、蒋、日斗争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他从不枯燥他说教，有时组织干部学习他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带出来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有时结合《春秋》、《左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来开讲，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剩在斗争极为尖锐、复杂、艰苦、残酷的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时，权位高的领导人极容易犯“左”的毛玻陈毅却能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不怕被人认为右，而能以深入人心的思想工作引导团结广大指战员共同坚持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这是他从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政治上更趋成熟的表现。
通过长岭会议和会议精神的贯彻，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红旗在赣南“树海”坚强地树立起来了。
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
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三、四万兵力。春夏之交，他们设置了三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赣粤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的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袭击搜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便下令进山“清剿”。该军所到之处，成片的山村被烧毁，许多群众被屠杀，大批妇女被奸污，并强迫山里群众“出坑”，全部家口一律迁到山外赤白交界区居住，若不搬或搬后跑回，即以“通匪”枪决。搬家时一切吃的东西全部带走，若留下即以“济匪”论罪。余汉谋是个颇有思想的军阀，深知红军的生命线在于联系群众，如今用“移民并村”将居民与红军隔绝，消灭红军游击队便易如反掌。他向报界夸口3个月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具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研究反“清剿”的方针和措施。
当时，坚持在赣粤边斗争的党政军人员，虽然统称为红军游击队，而实际工作还是各有侧重的。游击队主要是打土豪、武装消灭敌人；县、区委和交通站人员，主要是领导指挥和秘密联络；地方工作人员侧重做群众工作。
因此，有的游击队领导人认为，反“清剿”主要靠武装力量，建议把党政工作人员补充到游击队去，扩大武装力量，用军事手段战胜敌人。项英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当前反“清剿”主要靠发动群众来做。敌人重兵围困，红军游击队只能在大山里打埋伏。他提出暂时抽出一部分游击队干部去做群众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陈毅和项英的意见基本一致。陈毅一贯认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基本力量是群众，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游击战是打不起来的。敌人实行“移民并村”，把群众一批批往山外赶，企图陷红军游击队于空山之中，被困死饿死。游击队必须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反出坑，打破敌人的“隔离政策”。陈毅还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凶焰很高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避其锐气，在大山里转转圈子，尽量不和敌人正面交手是正确的。
但不能只“埋伏”不出击，要组织精悍的游击分队，奔袭、奇袭敌人的后方，调出“清剿”的敌人。
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和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记载：联席会议最后决定，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第一，选派部分县、区委工作人员，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反出坑；第二，组织三、五人为一组的“武装工作队”，深入赤白交界区，宣传和组织群众支援和参加游击战争，扩大政治影响；第三，集中部分红军游击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区、乡公所。
领导人员也作了分工，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带武装工作队分赴各游击区，协助那里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反“清剿”。陈毅来往于各游击区，组织和指挥游击队挺进山外打击敌人。项英全面指导反“清剿”斗争，实际上成了“特委书记”。
乌径，是（南）雄信（丰）公路上在广东省境内的一个大墟镇，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敌人集中力量进山“清剿”后，这里只驻着100多人的靖卫团和区公所。陈毅听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报告后，立即找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叶明魁，向他具体布置了夜袭乌径，出奇制胜的办法。叶明魁带领几十人的游击队黑夜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10D多里，天亮前赶到了乌径，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全歼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总，又把红军的标语，贴遍了乌径镇。天亮时群众看到标语，纷纷传说有大队红军来到，吓得敌人赶快把进山“清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乌径。
陈毅又布置油山游击队队长曾彪，巧袭了高石镇。陈毅当时的警卫员宋生发1959年说：高石镇是个1000多户的大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水，一座大桥为进镇的要道。镇里只留下1个排的自军驻守。一天下午，曾彪挑选了9名精明强干的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大摇大摆地从正在桥下洗澡的白军面前进到镇里，冲入敌人的指挥所，缴获1挺重机枪，5支步枪，3000多发子弹，等洗澡的白军发觉时，游击队已经过桥进山了。
紧接着，陈毅又布置了油山游击队袭击了大余县的西游仙墟和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曾彪带着10几名游击队员，打扮成挑钨砂的短工，隐蔽在矿警队驻地的树林子里。天近黄昏时，矿警队照例集合在操场上听队长训话。矿警队长刚开口讲话，曾彪“叭叭”两枪，打死了矿警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从树林里高呼“缴枪不杀”冲上操场，惊呆了的矿警慌作一团，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消息传遍大余城，余汉谋没有想到会在他的军部附近出现红军游击队，只好把进山“清剿”的部队调一部分回来安定后方。
在这期间，黄成则、张日清带领的三南游击队乘虚出动，袭击了信丰的崇仙据点，捕杀了反共团总，乘胜深入到青龙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最爱打敌人的薄弱环节，打两伙敌人的接合部，有时还真能使两伙敌人在黑夜发生误会打起来。游击队把这叫做“引狗打架”。南雄县委率领游击队，在（南）雄（大）余公路上，利用两股敌人碉堡之间的空隙，在当地群众协助下，截获3辆国民党军用汽车，缴获了大量的弹药和药品。游击队还给3名司机做了工作，给他们许多宣传品带回曲江散发，搞得曲江满城风雨，说红军游击队要打曲江、韶关，吓得一些土豪劣绅四处逃奔。
这些胜利减轻了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压力，可是组织指挥这些游击战斗的人却并不轻松。在反“清剿”斗争中，陈毅拄着根树棍，拖着条伤腿，带着两个警卫员连日整月奔波于各游击区中。有时由于事先没有联络好，时间没有算准，或者由于难以觉察到的疏忽，常常和敌人遭遇。
有一夜，他们和一连保安团遭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把短枪紧紧握在手中，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和他们拼死一战。
国民党的兵明白，他们在明处，红军游击队在暗处。搜不到还好，搜到了他们自己得先吃“黑枣”。为了应付长官，昂着头搜上两遍，便大声报告没有发现。排长骂道：我亲眼看到他们钻进去的。你们滚开。他打着电筒，雪亮的电光在陈毅身上几次掠过。陈毅瞪大眼睛，枪口一寸不离地对着敌排长，突然敌排长大叫，他搜到了一只鞋！他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盖得更严了。又有人叫喊：搜到了一个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牙具和书籍。敌连长好不惊奇，说：“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
敌人撤走半个多小时，陈毅和警卫员们谁也没有出来。因为敌人为了引诱游击队出来，当官的常故意高喊口令，其实只走了一半，另一半留在原地静候。有时真的全体走了，但过二三十分钟，一个“回马枪”又包围过来。
陈毅和警卫员们直藏到下半夜，才从芦苇里走出。宋生发丢了鞋的脚被芦苇茬刺破，一拐一瘸。潘聋牯丢了挎包，小嘴一直撅得老高。
敌人为了寻找游击队，常常派出便衣侦探，装扮成打猎、烧炭、砍柴和挖竹笋、采香菇的群众，窜到山里的路旁水沟边察看有没有脚印，爬到山顶上观察有没有烧饭的火烟，躲到山林草丛中窃听有没有说话声或咳嗽声。发现“情况”马上报告，调兵包围。
红军游击队也有一套对付办法：有路不走，没路就走，沟边不走，沟水里走；必经之路，脚印扫除；晚上走路，不点火把，不打电简；煮饭做到“白天不冒烟，夜里不透光”；行军隐蔽不大声说话，不大声咳嗽。
红军游击队有时利用敌人见到蛛丝马迹就兴师动众的特点，故意制造假象。走路倒穿鞋子，留下“脚颖，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驻地较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来“围剿”。
项英、陈毅把在反“清剿”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概括为这样一些基本原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红军游击队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而红军游击队处处主动；还要善于运用夜袭战术，力争做到歼灭敌人，而自己一个不亡不伤；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常常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后来，随着游击战争的持久开展，各个游击队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更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为了便于不识字的干部、战士记忆，项英、陈毅还把这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敌人的“清剿”屡遭失败，把“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展为半年，后来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但是，敌人给红军游击队生活上造成最大困难的“移民并村”、“封坑搜山”等毒辣手段，却始终没有放弃，常常搞的红军游击队“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大树遮身待天明”。但是，红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渡过了一个个难关，胜利的坚持下来了。陈毅常常对游击队员说：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在共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影响下，赣粤边区的人民在国民党的压迫、残杀面前更加坚毅，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红军游击队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就拿粮食来说吧，敌人搞“移民并村”时，群众就把大米、干菜等埋起来，告诉红军游击队去龋后来，群众想到红军游击队粮食要吃光了，非常着急，就和敌人去闹，要进山种地打柴。敌人没法只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开禁，用武装押着群众进山打柴种地。群众就趁机把粮食、菜、盐等都带进山里，丢在路边，让游击队去龋这个办法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对进山群众严加搜查，发现多带吃的东西就以“济匪”论罪。群众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把挑柴的竹杠子节节打通，里面装上米、盐和其他食物，进山后就把这根竹杠子丢在山上，下山时另砍一根竹杠子挑柴回去。特别是游击区的妇女，对游击队的支援，可以说达到了舍生拼死的地步。信丰上乐妇女朱叶妹，为了保护游击队脱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36年6月间，陈毅住在大余彭坑周篮嫂家养伤，她不但精心照料，而且在危急关头，大智大勇地掩护陈毅躲过敌人的“搜剿”。梅关黄坑张千妹，在敌人把项英、陈毅、陈丕显等人围困在梅山几十天的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传送情报，送米送菜。一次为了躲过敌人，她从山崖上抱着米袋跳下几丈深的谷底，把粮食送到了特委机关。
敌人也很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他们竭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叛徒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突围到湘南宜章后，遭到了粤军的袭击，叛变了革命。他向粤军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于是，陈济棠就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40多人的卫队，要他到赣粤边来诱捕项英、陈毅。
10月中旬，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窜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
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进行了接触。
龚楚乘机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龚楚：项英、陈毅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来会面。龚楚一听喜出望外，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项英、陈毅，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见信送走了好几天还不见项英、陈毅到来，害怕自己的卑劣行径被发觉，就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的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召集起来，一网打荆于是，他通过何长林，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会上他撕下画皮，说当共产党、游击队没出路，劝大家投降。大家才知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贺敏学、小队长刘矮牯（外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翻滚下山。何长林被逮住叛变了。
项英、陈毅得知“北山事件”后，十分震惊和悲痛。那么多干部和游击队员牺牲，这是突围到赣粤边后还没有过的。陈毅考虑：这次事件对北山游击区影响极为严重，必须立即冒生命危险前去处理，不能让恶果进一步扩大。
陈毅和项英连夜研究，决定在党内和游击队内开展阶级教育和红军优良传统教育，赞扬为革命光荣牺牲，批判为保命可耻叛变，加强说服教育，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以达到巩固内部，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对反叛徒斗争，陈毅针对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弄清叛变的起因，是被迫叛变还是自愿叛变。第二，弄清叛变后的罪行。如没有造成危害，一般采取宽大教育的政策。对危害大的，需要镇压时，对其家属也要给以抚恤，不能歧视。第三，群众贴“反共标语”，不算叛变。陈毅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区人民的屠杀、压榨这样严重，我们要充分理解人民的苦衷。
开展政治教育的指示发出后，陈毅带着两个警卫员先行出发去帽子峰，要在叛徒龚楚和伪装红军的枪口下，迅速找到中共北山区委和游击队。
等着陈毅的是越加恶化的情况。龚楚通过何长林，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起来，刑讯杀害，使北山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损失。龚楚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他布置反动军队日夜搜查，把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严密封锁，力图在10天之内捉拿到项英、陈毅，并把北山的共产党、游击队斩草除根。
去北山帽子峰的道路，陈毅和警卫员们由于经常来往，比较熟悉。但因龚楚指引敌人在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了暗哨、密探，他们只能夜间在树丛中穿行。他们的衣衫不时被荆棘挂破，脚踝不时被树兜利石刺伤。第二天夜里，遇上了瓢泼大雨，三个人弯着腰，前额几乎碰着山石，一步一滑的前进。
敌人、北山游击队和陈毅他们，三家都在捉迷藏，兜圈子，行踪飘忽，尽量隐蔽。所以陈毅要找到北山的同志，谈何容易。他们昼伏夜行，跋涉了十几天。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冒雨行军，陈毅的伤口再次复发了。过去伤口复发，他就往伤口上擦些万金油，用块布包扎起来，这次他没有这样做，在找到北山区委和游击队的那天黄昏，他要警卫员打来一盆山泉水，把红肿的大腿和伤口洗了洗，就自己动手挤伤口，挤出了不少脓血。后来又叫警卫员宋生发给他挤。宋生发见他脸色变得象一张蜡纸，汗珠子直往下流，全身颤抖，怎么也不忍心用劲去挤。陈毅就叫拿根带子把伤腿横绑在树干上，他背靠另一棵树，叫宋生发再用劲挤。这样，终于把脓挤干净，还挤出了开刀时没取干净的一小块碎骨。也怪，从这以后，他的伤口渐渐地好了起来，而且再没有“反攻”。
“北山事件”对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果然影响严重。
区委书记牺牲了，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身中三弹，到群众家养伤去了，领导担子全落在游击大队政委刘燕富和副大队长刘甫念身上。他俩都是雇农出身，对党忠心耿耿，打仗勇敢不怕死，就是没有文化，做思想工作简单生硬。北山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他们急得暴跳如雷，带着游击队东闯西撞，要捉拿叛徒报仇，结果又招损失。他们又想跳出北山，到油山去找指挥机关，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也没跳出去。
革命队伍内部一些没经过严酷考验的人，悲观失望情绪更加滋长，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留帖告别，个别人投敌叛变了。
刘燕富和刘甫念把“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搞肃反的那一套办法搬过来。为了防止逃跑，夜间放哨，他们觉得一个人靠不住，就派两个人放双岗，可以一个监视一个；后来又派三个人同时放，认为三个人中总有一个人是靠得住的。可是，这种互相监视的办法并不灵，派两个，两个一起逃，派三个，三个一起走，仅10几天时间，200多人的游击队，只剩下100来人了。刘甫念怒火烧心，当逃跑的人被抓回来时，就开斗争会，斗完了又怕他逃，就杀掉了。
听了汇报，陈毅气愤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坏了团结。有的游击队，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搞垮台的。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政治教育，靠耐心说服，靠民主，靠领导者的模范作用。为了避开敌人的搜剿，他建议区委机关和游击队上帽子峰，那里是原始森林，十分闭塞，参天的乔木下，各种藤葛荆榛纠结交错，犹如天然屏障，走几天不见太阳，敌人不敢进去搜查。项英。陈丕显等领导人也来到这里。
项英、陈毅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把“北山事件”的详情向大家公开，组织讨论，吸取教训，深入剖析和批判龚楚、何长林。项英、陈毅对叛徒的批判和正气凛然的革命气节教育，激起干部战士对投降变节行为的无比憎恨和坚持革命的英雄气概，纷纷表示要为死难烈士报仇，革命到底不回头。
陈毅还对游击队干部讲，革命要靠觉悟，靠自愿，不能靠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捆绑不能成夫妻”，捆绑也不能搞革命。
一次，陈毅到一支游击队去了解情况，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一个战士逃跑又回来的事。这个战士叫刘燕青，是侦察班班长，过去侦察、作战很机智勇敢。自“北山事件”发生之后，他逃回家了。但没过几天，他又突然回来了。据刘燕青自己说，他离开了革命队伍，就象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无依无靠，空虚、害怕，就又冒着杀头的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有人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回来可能有诈。陈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刘燕青的话可信：他毕竟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农子弟，在共产党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旦离开革命集体，他是会产生他所说的那种感觉的。陈毅建议，恢复他的自由，发给他武器，象过去一样信任他。
那天下午，陈毅向集中起来的游击队员讲话。他对刘燕青作了一番深刻的分析批判，刘燕青感动得流下泪来。接着陈毅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我们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
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再回来。我们会象欢迎刘燕青那样欢迎你”。
说到这里，陈毅站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脸道：“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
陈毅这样一讲，队列中马上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说话的正是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他听了陈毅的话，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同志们，老刘（陈毅的代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右腿受重伤，他是拄着拐棍走到这里打游击的。3天前他还在外面林子里挤伤口，挤出了足有一大钵子脓血，可他身边只有一盒万金油。就是这样的身体，他每天爬山过水，在敌人中间穿来插去。他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啊！”宋生发说得情真意切，泪流满面。指战员们过去不知道内情，听宋生发一说，都十分惊讶，深受感动。有几个人几乎同声说：“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陈毅高兴他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游击队和指挥机关后方人员，基本上整理配备完毕。北山区恢复了元气，从根本上巩固了内部。
于是，项英、陈毅他们转移到了连山。可是就在这时，油山又传来消息，那个曾经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了。
陈毅马上赶回油山。向湘林是在负伤休养中被俘叛变的。由于应变工作抓的迅速及时，油山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向湘林也因此失去了国民党军的信任，最后被枪毙了。
那时候，项英、陈毅都保管着一些金子，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盖，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腰部指指点点。
这在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反复作过考虑，这是革命斗争的经费，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了大笔路费；继续瞒下去吧，瞒不住了。陈毅说：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就给大家讲清楚。
一天，陈毅把机关人员和队伍集合起来，把金条、银元、钞票全部摆到桌子上，朝大家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形势越来越有些紧张，我们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项英、陈毅建议分开背，可是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
他们说：“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跟我们有盐同咸，没盐同淡，党的经费还是你们保管的好！”项英、陈毅的这一举动，在干部战士中引起了很好反映，带来了新的信任和团结。后来各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也把经济向大家公开，并组织经济委员会进行保管，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1936年6月初，赣粤边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粤军余汉谋第一军的部队纷纷撤走，游击区空前地平静下来。
项英、陈毅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两广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中国东北4省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件”，侵占冀察。蒋介石却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继续派重兵“剿共”。
这就使全国抗日怒潮愈加高涨。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因势起事，打出“反蒋抗日”旗号，以争取全国响应，问鼎中原。
粤军一撤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缩进壳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逃向赣州、韶关。
赣粤边的斗争面临一个转折点。①
有些人兴高采烈，对陈济棠很是赞赏：这个“广东王”，还真有点爱国心呢！有的认为，粤军胜取长江也罢，败回广东也罢，再不会到赣粤边大山里来了，赣南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提出要准备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把政权公开。
项英、陈毅深感应该认真分析形势以统一认识、确定方针。他们虽然和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又整年在深山密林里转，但是对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基本上还是心中有数的。这主要是借助于港、澳、宁、赣、粤的报刊。从帽子峰回到油山以后，陈丕显就通过地下党订到了香港和国民党的几份报刊。平时游击队出山袭敌，也都把收集书报杂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陈毅他们从“一二·九”运动的报导中，分析出抗日高潮即将到来；从国民党军“追剿”长征红军的“战绩”报导中，知道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对这次的“两广事变”，他们也觉“虽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书记、游击队长、交通站长等参加的会议，分析了两广事变的性质，提出了利用蒋系与粤系、桂系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陈毅指出：两广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产物，说明人民的抗日要求越来越深入了。整个革命形势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二·九”运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逐步形成。这个新阶段赋予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不是照旧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游击队不能只反蒋，而要和抗日联系起来。抗日的大旗，谁不举起来，谁就违背民意、丧失民心，被人民抛弃。
陈毅反复叮嘱大家，要正确分析掌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军阀与土豪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来制订新的斗争策略。但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能动摇，党组织与政权不能公开，否则要吃大亏。因为军阀之间今天打明天好是常事。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建议，决定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①“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北上抗日，企图出兵联合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争夺中央政权。7月，在蒋介石收买下，陈济棠部下的余汉谋及空军倒戈拥蒋，陈济棠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并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战争力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在这一正确的方针下，会议决定发动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宣言、散传单、贴标语，广泛进行宣传活动，积极开展政治斗争；趁粤军撤离的机会，集中游击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发展游击队。
陈毅亲自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项英审走后，大家分头抄写，连夜奔赴各地散发张贴传抄。一时间，赣、信、康、南、余和三南等县城及墟镇，都出现了这份“告群众书”和其他宣传品，起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的重大影响。“天天讲红军消灭了，其实人家还在，要抗日！”有的国民党政府人员也才知道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陈毅、项英把分散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有时候一次集中一、二百人枪，向保安团、铲共团、靖卫团、国民党区乡公所实行反击。他们先后攻打了大余的新城、青龙、池江、长江、留地，南雄的里栋、水口、乌径，信丰的九都、大阿、黄泥排等敌人据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敌人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上筑的“乌龟壳”，大多数被游击队的土炸弹送上了天。
曾经逃跑又归队的北山游击队侦察班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装侦察敌情时，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配合卞，一举攻下了敌人新城据点，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俘虏了3个国民党士兵。陈毅亲自审问了这3个俘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叫游击队发给他们每人3块银元，向他们宣布：愿意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3个俘虏被释放后，除一个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3个月后，那个矮个子竟然带着另一个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扛着一挺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
随着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项英、陈毅提出：巩固老区、发展新区，加强赤、白交界区和白区的工作，发展壮大武装力量，迎接抗日高潮。
赤、白交界区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不亚于游击区的群众。由于红军游击队不常到那里去，地主豪绅大着胆子逼租要债，征粮抓叮只要听说那个村到了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就以“清剿”为名，到村里烧杀好抢，无恶不作。因此，赤、白交界区的群众既恨国民党，也怕红军游击队。他们说：“游击队是‘火神’，他们一来，国民党就来烧杀”。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陈毅指示各游击队，对赤、白交界区的工作，可以采取隐蔽和半公开的方法开展；不要光发动少数骨干搞，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的重点是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叮由于这“五抗”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得紧密，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那里的区、乡公所和厘金税卡对抗“五抗”，游击队就去把他们敲掉。
对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地区，红军游击队主要是扩大影响，争取群众。韶关附近的山村，红军游击队从来没去过，老百姓受国民党的毒化宣传影响很深。红军游击队初次去时，群众都躲到山上去了。红军游击队不仅秋毫无犯，还把群众留在家里的牛、猪、鸡等喂好，吃了粮食，按价付钱，还写感谢信。
红军游击队第二次去时，一些年纪大的人不走了。第三次去，几乎所有的群众都留在村里。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彻底破产。
白区有些地方缺粮严重，陈毅就指示游击队实行武装分粮。把参加分粮的群众都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利用夜间远距离袭击国民党防卫薄弱的粮库，或屯粮较多的地主，迅速地没收，迅速地分配，迅速地转移，这办法深得白区群众的欢迎。参加武装分粮的群众，后来大部分成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成员。项英、陈毅还派人到敌人统治的城市建立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了钮扣厂，在于都和大余县城分别开设了裁缝铺和糖铺，在新城开设了小百货店。
党组织建设也取得了进展，新成立了大余、小江两个中心区委、3个分区委和30几个党支部。共青团组织，各地也纷纷建立起来。
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
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瓦解了“两广事变”。他腾出手来，立刻调遣重兵，对赣粤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清剿”。
这次进攻赣粤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口十六师。该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竟让碉堡上山口、进山坑，进逼游击根据地。
1936年9月，项英、陈毅召开干部会，就粉碎国民党四十六师的“清剿”研究对策，作了“九月决议”：第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动员群众不给敌人在山里修碉堡，敌人武力强迫，就派老弱或妇女去，以延宕时间；待碉堡快筑成时，游击队夜里去把它炸掉。第二，红军游击队以大部力量向外出击，建立新的游击区，转移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注意力。第三，游击区放手搞“两面政权”，赤、白交界区搞“黄色村庄”，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和游击队。
面对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需要，项英及时总结了红军游击队群众工作的经验，编写了《群众工作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这本小册子通过特委的油印厂，印发到各个游击队和基层党支部，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与此同时，陈毅也十分忙碌，调遣更多的游击队，跳出四十六师的“清剿”范围，到其空虚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宣传、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群众。他和信丰、北山、信南游击队详细研究制定去河东长演坝、安远边境等地建立新的游击区的计划。接着，又和机关工作人员及县、区干部，研究如何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等去担任保、甲长，建立“两面政权”。
对赤、白交界区“黄色村庄”的建立，陈毅除普遍布置外，还亲自出马，总结经验。黄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到池江镇的必经要道。黄坑的黄保长一向以保护全坑安全力名强迫群众出钱买枪支弹药，还设厂自造土炮，组织地方反动武装。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派地主武装封锁出山道路。他还威胁群众，严令报告“匪情”，否则要满门抄斩。所以黄坑的工作特别难做。于是陈毅亲自带精干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坑，叩门直入黄保长家，义正词严地历数其罪状。一使其知道已够死罪，二使其知道国民党几万大军也无法阻挡红军出入，何况小小保长。陈毅气势夺人，黄保长完全慑服。陈毅乃给他作4条规定：一不准带路搜山，二不准打锣吆喝报告，三不准盘查扣留，四要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得掺假。黄保长保证做到。
自此，黄保长逐渐成为两面派，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在发展“黄色村庄”的活动中，也曾遇到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整掉了一二个最反动的保、甲长，其余的保、甲长也就规矩得多了。
“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广大游击区得到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
1935年和1936年赣粤边军民在粉碎余汉谋和戴嗣夏的两次“清剿”中，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坚持了革命阵地，但也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于1935年12月4日，率部在崇义县赤水仙，与余汉谋部队的教导团激战，壮烈牺牲。中共信康赣县大龙中心区委书记曾纪才，于1936年2月在信丰牛颈传达特委反“搜山”部署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
这位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优秀共产党员，受尽了极残酷的拷打，几乎体无完肤，却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直到英勇就义。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李乐天，带领5位战士去“三南”指导反“清剿”的途中，于1936年1月，在坳背村被敌人包围，李乐天不幸腿部受伤，但他沉着与粤军周旋，掩护战友突围，一连击毙了几个粤军官兵之后，从容地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英勇献身。红军游击队基层干部和战士的伤亡，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遭残害，那更是“万死千伤鬼亦雄”。
陈毅自己也于1936年冬天，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达20天之久，在丛莽间，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旅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种遍自由花。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派人下山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国民党四十六师急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一些地方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满心欢喜，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可是十几天之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回南京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议论纷纷。
后来，项英、陈毅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细报导，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项英、陈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项英专门写了《西安事变》的长篇文章，深刻的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文章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式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一新的局势开展到抗日战争的实现”。随后，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干部会议，陈毅在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说：从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国走向抗日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全民族性的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同时，陈毅也提醒大家，南方各省是蒋介石的后院，他决不会轻易放过南方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红军游击队决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必须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意见，决定在农村和城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的口号。在军事上，把红军游击队作适当的集中，进行整训。
果然，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以后，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对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有的游击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如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闽东军分区政委卢文清等，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赣粤边，蒋介石除继续以嫡系第四十六师、部分粤军进攻外，又从湖南调来新编第十师，配合“清剿”。他们再次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捉住项英、陈毅。
1937年1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粤军和新编第十师，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以数以万计的兵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西安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进攻的重点是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手段是采取梳篦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烧不完的乔木林，就强迫群众砍光，把美丽富饶的山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山，妄图使红军游击队无法藏身，便可一举消灭。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项英、陈毅当即制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油山和信康赣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留下化整为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打击敌人。
北山、南山和南雄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以牵制和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发动和组织被强迫上山砍树的群众怠工、延误敌人的进攻时间。同时派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打土豪，开谷仓，打击敌人的统治。
特委领导人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的空隙，迅速转移。准备好40天的粮食，白天不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一切部署好后，陈毅带领两个警卫员去南雄，随南雄县委行动。项英随信康赣县委，在信丰坑口至大余新城平原一线周旋。在敌人这次进攻的两个多月中，项英曾两次遇险。
“西安事变”后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油山和信康赣游击区损失不大。这是因为项英、陈毅获得情报较早，对策制定的比较正确、周密，部署的及时，各游击区的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充分。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反“清剿”斗争，广大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遇敌不慌，沉着应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牵着敌人鼻子转。敌人无力进攻的北山、南雄、南山游击队，反而趁机积极活动，打击民团和土豪劣绅，筹得了大笔款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武装了一批不脱产的游击组，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第四十六师等国民党军队见大规模军事进攻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项英、陈毅又不知去向，只得撤回驻地，放弃这次“清剿”，另作打算。
项英、陈毅见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又聚拢一起，于4月中旬，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陈宏（又名陈海，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关系。国民党如获至宝，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机密信给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说共产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饭店里设下埋伏，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等人，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陈毅以“长夜无灯凝望眼”的诗句，来说明自己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念。他曾对陈丕显说：“主力红军在陕甘边打了那么多胜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是能派个人到延安去就好了！”为了能取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曾用化名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曲折太多，也没联系得上。
因此，项英、陈毅一接到大余交通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转来陈宏的信特别兴奋，就决定陈毅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陈毅带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城。他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饭店去。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的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直往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广启安糖铺走，当他们快到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兵。陈毅停住脚步，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近陈毅说：“陈宏，黄亚光都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回梅山。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国民党兵。
原来，陈宏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游击队负责人没等到，生怕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斋坑包围起来。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员们，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很深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300多个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搜到一个人，他们就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不久，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全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直到天近黄昏，敌人才吹集合号，排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正巧被陈毅给撞上了。
陈毅等敌人走远了，才摸回斋坑那几个棚子来。棚子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东西全被抢光。陈毅向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自己人，就高声说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辩认清楚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也从草丛里钻出来，说过了几句遇险之后得幸重逢的话，马上转移到离斋坑30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他们离开不久，敌人就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军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第二天，敌人又调来4个营的兵力。这次更加发狠，把整个梅山都包围起来，把项英、陈毅他们都包围在里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陈毅、项英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解围。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7月17日，宣布实行抗战。
这些，项英，陈毅很晚才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尽管国民党报纸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歪曲的报道，但项英、陈毅以政治家的敏锐头脑，已把握住了党的政策转变的真谛。3个月前，赣粤边许多同志认为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是反动派的谣言，但项英、陈毅认为是真的，电报中提出的5项要求4项保证，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要的。“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日，项英、陈毅本想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主动去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然而，当时“对于国民党的估计，已有改变，但不彻底，对于国共合作早已料定在进行，但无实际材料，不敢在党内提出”，“以免在党内发生不好影响。”
7月中旬的一天，同情者送来一批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陈毅仔细阅读《新学说》中介绍中国各党派关于抗日态度的文章，突然高兴地拍手：“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原来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来换取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10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是项英、陈毅自1935年3月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真象久旱逢甘雨，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讨论着。项英不断地重复说：“好了，我们有材料，有根据，来正式宣布国共合作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和当前形势，项英和陈毅分别起草了两份重要文件。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抗日。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主要条件是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当有人提出红军游击队不宜全部集中，集中一半，留下一半坚持游击战争时，项英反对，陈毅也反对说：“打击日本侵略者是首要任务。”
“日本在进攻，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跑到一边打内战，打地主，搞几百块钱，杀个把土豪，那就没意思了。应该抗日。”“集中所有游击队编为抗日军，才能扩大影响，成为气候。出一半，留一半，东一坨，西一坨，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文件起草好后，赣粤边特委就在池江北部一座大山上召开了干部大会。
大家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对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的又一次战略大转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抗日义勇军，正式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8月15日，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团结抗日。
对于宣言和告群众书，赣粤边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无不热烈拥护。但是那些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却借此大造谣言，说红军游击队要“归顺”他们，并无耻地发出信件，要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出来“自首”，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
陈毅以书信、传单形式，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再加上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侵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国民党才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委员会”“七·七”事变爆发20来天之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报上看到了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在大余县任县长以来，积极造桥、办学，开设贫民医院，做了一些有益于乡民的事。
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派人送去。彭育英马上回复称，对中共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他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
接着，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长，又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
9月上旬，陈毅带着四五个随员，先到南雄的钟鼓岩，彭育英亲自来接回大余城。在城门口，陈毅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
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
但是，第二天国民党大余县报纸登载谈判消息时，把国共合作抗日谈判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当即向彭育英提出抗议。彭育英道歉说，这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是做给英、美看的。陈毅当即表示愿意找县党部谈谈。经过陈毅的说理斗争，国民党报纸作了更正，说陈毅是代表赣南共产党和抗日义勇军“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
大余县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条件不敢作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和四十六师代表谈判。
赣州各界群众，在陈毅到达前，散发和张贴了大量标语传单：“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目前该党陈毅莅临，赣州民众热烈欢迎”。陈毅等乘坐的汽车一进站，欢迎的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恰如1935年3月陈毅幽默地预言的，果然有军乐队奏起了欢迎的乐曲。
来赣州谈判前，陈毅就多次说到1934年12月他安排来赣州河西做地下工作的贺怡，打算派人找到她。想不到在欢迎的人群中竟有贺怡在前列。原来贺怡得知陈毅来赣州的消息，就和王贤癣何斌等地下党干部一起，书写、张贴欢迎标语，组织群众到车站欢迎。然后贺怡赶到陈毅下榻的旅社，汇报了3年来坚持斗争的风风雨雨，陈毅十分赞叹，留她与自己一起同国民党谈判。
在赣州谈判中，陈毅重申了大余谈判的内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
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提出9条，什么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听候改编等。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
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按陈毅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
其他问题，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担保可以解决。在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公开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国民党方面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加以拒绝。
1937年9月24日，陈毅又与项英一道，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这时，项英、陈毅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项英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情况，这是1935年春突围以来，项英、陈毅第一次向中央报告工作。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在此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的谈判中，已多次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七·七”事变后，经过两次谈判，国共双方同意集中南方游击队为一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一致。7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之后来到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也许能够接受。周恩来就与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并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同意，并于1937年9月28日，在没有跟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当时并不清楚，直到10月上中旬，博古派员先后在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之后，才知道一些。但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直到11月初，叶挺去延安，中共中央才同意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新四军。此时项墓也到了延安，他和叶挺一起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
项英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到延安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长篇发言后，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又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简称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涂1940年叛变）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
从10月到12月，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和这些地方以及有关各县的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先后到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因为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认为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对此，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亲自去这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说服他们下山改编。
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陈毅向他们讲解了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坚持南方8省的游击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不久前，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下山改编。
于是，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甘子山不久，就被捆了起来，绑在省委住的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棚子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回答问话的机会，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他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是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敌人就来剿，游击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加上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于是，谭余保决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这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了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陈毅回到南昌，听说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他就及时提醒大家：“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3年5年是‘长期’，3个月5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历史重要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产生了右倾，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