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共中央中原局进驻以后，盐城已成为中共领导华中敌后抗战的“司令台”。1941年元旦期间，陈毅在文庙大成殿下回顾3年来的斗争历程，展望未来，以洋洋洒洒的两万余字，著文向社会各方回答了“现在苏北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元旦这天，他检阅了总指挥部直属队的队列，接着出席了盐城县参议会的成立大会，晚上他作为“兼校长”又出席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的开学典礼。这时他所专心考虑的，是如何使华中抗日队伍和根据地的建设进一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为总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均处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夹击之中；自从两个月前国民党发出“何白皓电”开始，第二次反共高潮便正式掀起。蒋介石已经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率部向华中、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进逼。中共中央除令江南新四军部队迅速北移，并从华北派遣八路军一部南下以加强华中兵力外，号召所有华中与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的进攻而奋斗。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陈毅与刘少奇政委等重任在肩，夜以继日地部署工作，并且商定在1月12日开始举行一次旅级以上干部会议。数日后，发现日军在盐城附近据点大量增兵。敌、顽夹击的形势已在眼前。陈毅为落实东北方向的防务，于1月7日前往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
但当他于11日下午返回总指挥部时，盐城已遭日本飞机轰炸，文庙、抗大宿舍及仓库等多处中弹。其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国民党军正在皖南围攻奉命转移途中的新四军。陈毅等深为日、蒋双方反共的配合默契而气愤。
机要科收到叶挺军长的电报，内中说：
“本军5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今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陈毅与刘少奇等紧急商定对皖南军部的救援之策。其中主要意见是：“??请求朱（瑞）陈（光）罗（荣桓）准备包围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3天后，中共中央复示同意：“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刘、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高干会议如期在城郊举行，大家对皖南情况至为关切。13日皖南电讯中断，军部下落不明，与会者无不万分焦急。15日传闻皖南已经失败，叶挺军长等已被国民党扣押，许多人听了失声痛哭。陈毅也有揪心的痛苦，但在局势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如何驾驭形势，高级领导人亟须作理智的思考。
刘少奇认为，在抗日的前提下，中共方面的基本指导方针应该是在政治上取攻势，而在军事上则宜取守势。陈毅表示赞同。他认为，现在是蒋介石已经下手了，但还要看发展，现在必须加紧准备力量以应付更大的事变，还须解决好部队人员中的急躁冲动和悲观失望情绪。
高干会议于15日结束后，又分别做了些工作，17日各返原防。总指挥部则陆续由文庙迁至盐城南郊的熊氏宗祠。陈、刘电报中共中央：“军部问题发生后，我们已开过干部会，注意悲观泄气情绪之克服。”拟“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
其时，国民党已于17日发布了反革命命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峰。
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于1月20日与22日先后发布命令和发言人谈话，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强烈谴责了中国亲日派的罪行。
总指挥部和中共中央中原局经过了几天紧张的准备，于1月25日下午在盐城“游艺园”举行了庆祝新军部成立大会，发布了新军部领导人就职通电。
①陈毅随即发表《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的长文。
陈毅已一再在失败的条件下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收拾残局，重整旗鼓。
1927年秋冬和朱德把南昌起义军带出危境是第一次；1934年到1937年和项英坚持南方游击战争是第二次。现在他和刘少奇一起力挽危局是第三次了。
陈毅记得在本月上旬，中央曾经给他和刘少奇发来一个很秘密的电报，明确指出：应把这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矗虽然华中的斗争是长时间的斗争，不到蒋介石遇到了更多更大困难，他是决不放手的，但我们奠定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陈毅十分赞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大举进攻时采取这种进攻战略和相应的步骤。
新军部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整编部队，布阵华中，统一指挥。
1月26日是庚辰年除夕，当夜陈毅与刘少奇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新四军部队整编方案。对此，中央军委同刘、陈作了多次商议、调整，最后决定新四军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军部直属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及特务团共约9万人。
陈毅与刘少奇等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华中地区的实际需要，提出了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军和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各师的具体任务是：第一、第三师坚持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第二、第四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第五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七师的联系；第七师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二、第五、第六师的联系；第六师坚持苏南，阻止反共军北渡。这样便统一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布局。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年3月27日通过：中原局（5月，改为华中局）由①中共中央已于1月23日在延安代新四军领导人起草并发表了一则《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次日，又发表了《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但这通电盐城25日尚未收到，故陈毅等又发了一则通电。
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4人组织；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5人组织。
新四军创建已3年多，此时从组织上、指挥上完全统一起来。以后，陈毅总结皖南军部失败的教训，认为端正建军路线是根本任务，要求把新四军由游击兵团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正规兵团而斗争。
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日军兴奋异常，加紧向华中各根据地“扫荡”，并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1941年1月，便将原驻防镇江地区的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简称第十二旅团）调到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侵占了黄桥等重要市镇，同时又和汉奸汪精卫一起加紧引诱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降。准备李部投降后，立即大学进攻海安、东台、盐城等地，歼灭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苏北主力。刘少奇、陈毅认为，要坚持华中抗战，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必须坚决打击投降势力，粉碎敌伪“扫荡”。
第一步是反投降。陈毅电报指示粟裕和苏北指挥部：一方面加强对两李的统战，尽可能制止投降；另一方面，要集中七、八个团，注意隐蔽，准备反“扫荡”和随时消灭投降卖国的部队。
陈毅并于1月28日亲自南下赴东台。一是代表中原局和新四军领导人出席苏北临时行政公署的成立大会。二是要和粟裕研究反投降的具体部署。
陈毅所乘的汽船行至刘庄附近，突然起火。风势很大，越烧越旺。陈毅跳入彻骨的河水中，指挥灭火，并将不会游泳的警卫员、炊事员救援上岸。
救火声惊动了附近的第二纵队医院，院领导将陈毅等接到医院，换了棉衣，送来感冒药。陈毅说：“把药片留给病号吧。”只喝了一碗姜汤。
第二天，管文蔚派船把他接到东台。他在苏北临时行政公署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刚毕，便收到刘少奇发来的急电，说是日军因其侵华战略需要，以5个师团大举向河南进攻，国民党顽固派20万反共军进攻华中的部署已被打乱。望速返盐城，共商大计。
陈毅阅电后，即前去二里桥苏北指挥部和粟裕对反投降部署作了研究。2月3日即返抵军部。
中央除了刘已电告的指示之外，还有一份指明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考虑3个基本战略区的战略方针，这3个战略区是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4个地区），鲁苏战区。而鲁苏战区是用以支持其它两大根据地的基本根据地，是要陈毅着重建设的。
刘少奇认为，既然国民党当局已将新四军番号取消，我们正好用新四军的名义在华中大闹一下。对于投敌的部队，我们应立即集中力量，首先解决之。陈毅完全同意。
大雪下了一昼夜，四野积雪盈尺，2月12日晨，陈毅踏着积雪到码头，乘汽船再赴东台。
14日，大雪初霁。陈毅和粟裕等在火盆边查阅泰州一带地图，分析着各方动向，讨逆战役的计划逐渐成熟。
2月17日，接获军部急电：李长江已公开投敌，野心很大，海安、东台及兴化均在其阴谋计划之内。刘少奇指出：此贼不除，后患甚多，望集全力迅速解决之。
苏北指挥部在海安以西之邓家庄举行讨逆战役誓师动员大会，陈毅对营以上干部作了战斗动员。这时正式颁发了军长、政委签发的《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新四军苏北指挥官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命令他们速率所部歼灭李逆。
18日黄昏，部队沿海安到扬州的公路向西出击。第二纵队司令王必成首先率部攻克姜埝，叶飞、陶勇分率第一、第三纵队迂回包围泰州，进展神速。
20日晨便突入了李长江总部，李逆翻墙率百余人仓惶逃走，两个支队战场反正。此役共歼李伪军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其中有大宗的黄色炸药。
考虑到泰州重地为日军所必争，粟裕在给李逆以歼灭性打击后，于21日下令撤出东返。
3月11日，到达根据地之新河边，陈毅准备返回军部，临行前，应粟裕之请向部队作一次形势报告。他清醒地指出：“整个华中形势，在敌伪联合围攻之下，我们均只能占据乡间作长期坚持，只有在坚持长期斗争中，始能巩固自己的阵地，城镇之得失不足虑。苏北工作应转入农村作持久的布置，立即在苏北（即苏中）党政军中传达，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后来“盐城大扫荡”的实践，证明陈毅这番话是很有预见的。
讨逆的胜利引起了延安和重庆的巨大反响。毛泽东主席曾在2月24日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哿（20）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
为了讨逆，陈毅远离军部两个月，一旦回来，万机待理，但他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是对形势任务的认识和如何有预见地把握在新形势下战略策略的转变问题。因此，他于3月17日又特地给粟裕、刘炎写信，着重指出。
南部工作反摩擦已总结，应特别强调抗日，在人民中进行民族教育，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人民中间作普遍宣传，在学校中作为课本，务使人民家喻户晓。地方群众工作应列为党政军的工作中心，军队派赴地方民运工作的同志，即应拨归地方党指挥。要说服部队同志拨枪拨人归地方党去建立根据地并不蚀本，只有将地方工作深入，根据地建立，部队才能有更深厚的巩固与扩大的基矗??这个指示，将华中抗战应由城镇转入农村的新形势、新特点进一步指出来了。
讨逆战役胜利后，陈毅判定日军必将疯狂报复，因而下指示、发文件、写文章、作报告，总是强调加紧反“扫荡”的准备，指示反“扫荡”的方针与作战原则。6月11日，他又在华中局第7次会议上强调：“盐城随时都须准备反扫荡。”他又在6月下旬发表《论“扫荡”与反“扫荡”》一文，告诉大家：“敌寇对苏北，从本月初即开始调兵遣将，计划大规模‘扫荡，行动。”他号召苏北军民“要密切注视敌寇初步‘扫荡’的企图，一切作充分准备”。
7月上旬，日军已令其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和第十一旅团各一部，接替其第十二旅团在长江北岸和运河沿线各据点的守备任务，然后以第十二旅团全部和伪军第一集团军等部共1.7万余人，拟从东台、兴化、射阳一线进攻盐城新四军军部。在陈毅、刘少奇的主持下，确定了反“扫荡”的部署。要求第一师与第三师密切配合，南北策应，以粉碎敌人的“扫荡”。
为了保障军部和华中局等领导机关的安全，逐步向城外秘密疏散。这时，盐城的“摊子”就显得太大了。
陈毅和刘少奇把抗大五分校副校长、盐城卫戍司令洪学智找来，向他传达了反“扫荡”的计划之后，交给他一部电台，并将卫生部、财经委员会等约4000余人，外加抗大五分校2000人，合计6000多人，要他带往盐东县盘湾、龙王庙一带疏散。
他俩考虑到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的安全，先用汽船将德国记者希伯、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等转移，又将在鲁迅艺术学院执教的许幸之等人接回来，要他们随军部行动。
7月10日上午7时，雨过天晴。刘少奇、陈毅带领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登船出发，傍晚在湖垛东北约10华里的北左庄宿营。随即同全军各部通报情况，开始办公。接着又将希伯等人送往第3师，并在新河庙及高作等地成立联络站。
7月20日，日、伪军分别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向盐城猛扑。日、伪曾在南京夸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将军即今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
在北左庄的陈毅检查了参谋处与各方的情况之后，找来了卫生部筹备卫生学校的负责人崔义田。原来卫生学校在盐东县海神庙筹备时，即计划于7月20日开学，并请陈军长前去讲话。现在由于准备反“扫荡”，卫生学校已千头一天（19日）由海神庙迁到了高作镇的一座大庙里，仍准备按时开学。
但因敌情严重，都认为陈毅军长不会到校讲话了。
崔义田见陈毅就问：“军长，你还能到卫校去讲话吗？”陈毅笑答：“崔大夫，我们一面要打仗，一面也要工作啊！”于是两人立即上马，下午两点钟，在卫校师生的热烈掌声中登上了讲台。
陈毅讲话，先分析了形势，讲了这次粉碎敌人大“扫荡”的计划和必胜条件，使大家都感到鼓舞。说到业务，陈毅幽默他讲了个小故事。他说，过去有个会看相的阴阳先生，想找一位大夫治病，他跑遍了全城医寓，看到每位大夫的招牌上都拥挤着无数冤魂，不敢入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一个冤魂也没有的招牌，心想这位大夫的医术一定很高明，在他手下从未冤死一个人。后来进去询问，才知这个医寓刚才开张，而他自己又是就诊的第一个病人??讲到这里，全场都大笑了，都明白了，陈毅勉励大家都不要鄙薄技术工作，要钻研业务，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否则在我们的手下也会出现“冤魂”的。
由于军部来电话催促，陈毅很快结束了讲话。临行应邀为卫校题词。他写道：“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对人的治疗，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新四军医务工作同志与一般医生不同之点在此。”
日军于7月22日占领盐城。又利用雨后河水暴涨的机会，调来许多特制的装甲汽艇在飞机配合下四处搜寻，陆地上则投入一部份骑兵和大量步兵。
陈毅和刘少奇则率轻便机关和敌人“捉迷藏”。军部暂驻的北左庄是在西塘河东岸，四周都是小河沟，象一个小岛，敌人的装甲汽艇一遍又一遍地在周围巡逻，也没有发现这里的秘密。
刘少奇、陈毅等考虑到，在日、伪大“扫荡”的同时，顽固派势将乘人之危而向我侧后进犯，因电示邓子恢、彭雪枫组织临时指挥部，即移皖东北统一指挥皖东北和淮宝部队。
电报发出后，军部向西北方向转移，到达仁家桥宿营。这时传来消息，鲁迅艺术学院（包括“新安旅行团”一部分）和抗大五分校转移至北秦庄，遭到日军袭击，作家邱东平，戏剧家许晴等10余人牺牲。刘少奇、陈毅闻讯，立即派参谋金冶化了装前去处理善后。
25日拂晓，军部抵达硕家集与第三师会合，29日陈毅、刘少奇到达陈家集西北之岔头，向第三师交代，现在军部及庞大的后方都拥集于附近一带，遇敌扫荡，必受损失，必须争取时间分散转移。为此要求三师部队在东沟以北行动，以吸引敌人，转移敌人视线。但是，仅仅过了3天，三师指挥部突然发现韩德勤派出6个团以上兵力进攻益林，三师处于日、韩夹击之中，遂放弃益林，主力转移。日军占领益林。军直属队转移到殷家桥时，又发现阜宁城的日军南开，发生了遭遇战，军法处和医院陷入险境。幸亏这时天下大雨，日军行动受阻，军法处、医院等由曹家移至岔头，转危为安，但供给部的许多物资却损失了，三师后方亦略受损失。
刘、陈考虑到情况复杂，为了保证在严重情况下指挥不能间断，决定两人分开行动。刘少奇由军参谋长陪同，亲率一个连及直属队转至东北方向活动，以便安稳地指导整个华中工作。陈毅富有游击战争经验，便留下继续处理后方物资等的善后工作。31日晨5时，刘少奇等一行便由北路马出发，沿黄河堤向大高庄方向而去。
陈毅正在忙于处理后方，忽然接到第一师发来的电报，说他们围攻泰兴城，继续作战，缴获甚多。陈毅深知，一师为了配合盐阜区反扫荡，当日、伪部署进攻盐城时，便发动了攻势作战，围攻和袭击了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10几个日、伪军据点，正当日军向盐城“扫荡”时，又进一步发动攻势，围攻泰州、泰兴城和姜埝，攻克天星桥、孤山、黄桥、季家市、加力、古溪等重要据点，对盐城至东台的敌占交通线，不断进行袭击和破坏。这使“扫荡”盐城的日伪军南北不能兼顾，不得不于8月初将大部从盐城、阜宁地区南撤，转向苏中进行报复“扫荡”。三师主力一部随即收复了东沟、益林。陈毅十分欢喜，立即向刘少奇报捷。
刘少奇正在大高庄召集各部首长会议，研究将后方医院分散隐蔽问题，收到陈毅来电，大喜，立即宣布散会，并电告陈毅速到张家码头会合，以便商决大计。
陈毅冒着大雨而行，到达张家码头已雨过天晴。刘少奇将他们商量的一个反攻计划交给他看，决定第二天到洲门的北路马村开会讨论。
他们到达黄河岸边这个贫穷的小村时，已有许多人住下了，不仅有接回来的那些知识分子，以后连那位著名的“外国婆子”史沫特莱也在这里。在这里讨论的反攻计划是集中力量在盐城地区发动进攻以牵制向苏中地区扫荡的敌人。根据反攻计划三师的两个团、第二旅、军部特务团和抗大，分别袭击湖垛、上冈、伍佑、刘庄、冈门、南洋岸的日、伪军，颇有斩获。如第二旅等部攻克盐城东南之裕华镇，全歼日军两个小队，伪军近600人，其中日军被击毙70余，生俘7人。继而又攻克秦南仓等据点。这一切，造成了盐阜地区敌人的极大恐慌，被迫又将“扫荡”苏中之兵力北调，以保持其占领地区。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的一次空前大“扫荡”就这样被粉碎了。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中，新四军共作战13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800余人，击沉、击伤汽艇13艘。
1941年春，国民党汤恩伯集团侵占了新四军第四师所在的豫皖苏边区后，妄图继续侵犯苏北根据地。韩德勤为接应汤部东进，于7月间日军扫荡盐阜地区时，以保安第三纵队两个团侵占了泗阳西北的程道口，并以第一一七师、第三十三师各一部先后侵占淮阴、涟水间的大兴庄、张官荡地区，继续沿六塘河向西扩张，企图以程道口为中心，控制运河两岸，再向两边扩张，东接曹甸、车桥，西抵津浦铁路，构成一条横贯淮北、淮海根据地的东西走廊，为汤恩伯创造东进苏北的有利条件。刘少奇指出：如不即令淮海全党全军全民以极大的决心来挽救这种危险形势，就“有使华中全局受严重之危险之可能”。为此，华中局和军分会研究确定以陈毅为首组织一个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前去解决这个问题。
9月27日上午，刘少奇以及参谋长和司令部的几位科长都来到陈毅的房间里商定前指的组织问题。前指除作战、侦察、教育等科长或副科长、参谋外，还配属一部电台和两个机要员，由特务团派一个营作警卫工作。华中局和军部还电告皖东、皖东北各地：军长此行将代表华中局指导各地党政工作。
28日下午3时，陈毅一行由侉周出发，前来军部汇报工作的四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同行，到了盐河岸一个叫做垮儿沟的村边待渡。这是地下交通线必经的一个“渡口”，警卫营先已放好警戒，先遣人员在盐河的东西两岸拉了一根绳索，借来一个平底的大木桶用以代替渡船，每次可坐三四个人，拉着绳子往返过渡。
“船”到河心，陈毅轻声地对肖望东说：“等我们把程道口的顽固派打掉，我们就可以通行无阻，用不着这样夜间偷渡了。”他打了个手势，说：“程道口是顽固派插在我们心中的一根钉子，不拔掉怎么行呢！”肖望东说：“顽固派在那里集结了将近1个师的兵力，工事也很坚固，听说日本鬼子开了装甲车去用炮轰过，也没有轰开??”陈毅说：“是啊，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我给他准备的兵力，超过他3倍多，非消灭他不可！”
29日，前指同淮海区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技术侦察部门破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陈匪已窜入淮海区活动。”陈毅一惊，然后哈哈大笑，说：“好呀，顽固派在教育我们了：要提高警惕性，否则我们就要受损失，就会打败仗喽！”随即布置了加强保密防好工作。
陈毅用了两天的时间，同独立旅和第十旅的领导人商讨了攻打程道口、消灭王光夏的问题，特电请刘少奇从七旅增派一个团前来淮海区参战。军部乃派七旅十九团赶到。
十九团来到田圩子，陈毅亲往看望。开过团、营干部会议，就由团长胡炳云陪同向全团3000多人讲话。
陈毅首先讲了形势任务，然后便历数了十九团的光荣历史。他从南昌起义的教育团，讲到长征路上红一军团红二师的突击团，讲到进入华中敌后的“胡大队”，赞扬十九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也是华中敌后战场上我军的骨干和主力之一。他殷切地期望着全团同志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为党为人民再立新功。
当天晚上，陈毅同大家一起观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慰问团的演出，第二天，才返回区党委向军政干部会议作总结。
10月12日这天，陈毅给刘少奇等发去一个电报，其中说：胡（炳云）团已会面。此问军政会议总结了工作，淮海区原来25个区，现只有11个区，而且完整的只有8个地区，地主逃跑，财政困难，顽、匪、伪向我中心地区推进，地区日益缩小，而顽、伪、匪的力量则日渐壮大。许多顽县长单身北夹活动，近来拥有数百人积极向我区推进。连日均指出地方工作过左倾向及统战中错误，对敌、伪、顽各种进攻姿势不能以灵活方式去回答，在战略战术上未能积极采用针锋相对的进攻政策，党、政、军配合不好，意志及政策不统一。连日讨论，一般在了解方面有进步，今后要特别提倡党、政、军一元化。
陈毅的这份电报，引起了刘少奇等华中局领导人的震动。14日回电要陈毅向淮海区党、政、军领导人明确指出这种危险形势及其成因。如不引起严格注意，立即改正，不但我们主力不能发展与保证安全，似亦可能引起失败。
华中局表示完全同意陈毅对淮海区在政策上过“左”的批评，现在首先要向淮海区的党部与军队立即布置阻止与粉碎顽韩之企图，立即不顾一切牺牲与疲劳，首先控制史家集、程道口、仰化集、老陈圩一带及运河两岸，无论如何要阻止姜云清三十三师到达程道口建立据点的企图，并进一步将盐河北岸的顽军赶到盐河南岸消灭其一部。
为此，华中局通令有关各区：军长在淮海区时期，一切军事行动部署及举动由军长决定；必要时可再从阜宁抽1个团到淮海；四师在运河南岸部队必须积极配合完成此一任务，并完全执行军长的统一指挥。
陈毅当然掂量得出华中局给予他的支持的分量，一是将政治委员的附署权交给了军长一人全权掌握；二是对于当时部分干部中那种盲目自满、甚至骄横不服从命令以必要的制约。
经几昼夜的紧张准备，对程道口的攻击方案终于制定了。
程道口是六塘河与运河最接近处的一个小镇，在六塘河东北岸，历来是一个重要通道口，居民大都姓程，但也称“陈道口”。顽固派韩德勤的保安第七旅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在春夏间占据程道口后，强拉了1000多民夫，经50天经营，在毕家滩以南的岸边建立了3个土围寨（在六塘河南的张圩子也建了1个），中间一个为主，东、西两个较校当时的情报资料这样记载：围寨是内外两层，外围墙高6尺，宽6尺，东、西、北三面宽8尺，3丈远一个炮楼，内围墙东、西、北三面高1.5丈，宽两丈，外壕深、宽各1.5丈，围墙里脚修了暗堡，射击孔比地平面略高，外面不容易看见，人称“地乌龟”。围墙之外有1层铁丝网。外壕之外，还有3层铁丝网，用粗铁丝编织，攀在树上和七、八尺高的很粗的木椿上。外壕的外沿下壁还有掩蔽部。
兵力配备有王光夏900人的保安第五团，500人的保安第六团，以及400多人的泗阳县常备队、骑兵连，配有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2挺，步马枪近800支，还有土炮200门，储备的粮食够两个月用，火药堆放了几间屋子，外壕下还有蓄水池。
陈毅确定攻击部队于14日开始运动，15日开始土工作业，至17日夜完成，19日夜开始总攻；以19团攻西围寨，独立旅第一团攻东围寨，两面得手后，向心攻大围寨。一切确定，陈毅随独立旅旅部行动。
旅指挥所设在刘庄，陈毅及机要人员则住离刘庄四五百米的小李庄。
19日那天，四师师长彭雪枫带着胜利的喜悦来见陈毅。因为他在当天上午在洋河镇以南消灭了王光夏的第二支队，俘虏了支队长李守宽及其副官长以下100余人。
独立旅的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都到前面去了，留下政治部主任刘兴元在陈毅身边。陈毅对彭雪枫说：“这次作战，必须制订战场纪律。”随即口述了若干条款，由刘兴元记录，交彭雪枫整理。彭雪枫把它整理为《消灭王光夏战斗时奖惩军律》，共3条10款。这3条是：“奋勇先登者奖”；“活捉王光夏者重赏”；“临阵退缩者罚”。陈毅说好，立即颁布。
20日晚攻击开始，陈毅在碉堡射击孔里注视着西围寨，但见火光冲天，杀声阵阵。数小时后，胡炳云打来电话，报告攻进了西围寨。陈毅立即大声呼喊：“传令嘉奖！”然后又打电话查问东围寨方面的情况。谁知那边第一道铁丝网还没突破。陈毅很快查明打东围寨的那个团的团长虚报情况，下令撤职查办。即令独立旅的梁旅长、罗政委亲自到前面去处理。
两位旅领导立即带了警卫分队，赶赴前沿。陈毅随即也招呼了声“走，到前面看看！”参谋、警卫人员阻拦不得，便一同前去。
陈毅看了敌人西围寨的防守情况，颇为十九团勇士们的英勇善战所感动。返回指挥所后，下令东围寨停止攻击，加强准备，组织好火力，明晚再攻。然后又调来军部炮兵连，将炮口直对围寨寨门。
21日晚开始总攻，炮兵首先发言，东围寨突破，大围寨随后也瓦解。陈毅再次下令：“严密搜查，活捉王光夏！”
战斗胜利结束了，然而王光夏却已化了装钻地道逃走了。
23日，陈毅将战斗初步总结报刘少奇等及三师时，指出：“八路部队基础好，战斗作风亦佳，只需要：一、政策领导，二、战术教育加强，可为华中各军之冠。”
程道口战役结束后，陈毅对各参战部队作了讲评，对淮海、皖东方面的防务作了部署，然后前往四师、二师巡视，直到1942年1月9日才返回军部。
此时，他的新居已安排在侉周村以北数里的停翅港。屋边湖中的小岛，传说是个祥瑞之地，是凤凰停翅歇息的地方。
1941年秋盐阜区第一次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和陈毅曾报告中共中央：“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数日后，又向中共中央报告：向东发展的任务已完结：“目前是巩固已得阵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工作为好。”对此，中央于8月17日复示：“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此议经过将近1年半的时间，终因确悉日军将在1943年初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才于1942年底落实下来。
12月25日晨，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及直属队分为3个梯队开始秘密向淮南移动，1943年1月10日，安全到达目的地——洪泽湖南岸盱眙县黄花塘。
黄花塘本是第二师驻地。听说华中局和军部要来，二师师部便迁移到天长县的大刘郢一带去了。
由于长途跋涉，边行军边工作，陈毅痔疮发作。到达黄花塘的第二天，华中局便决定送他到第二师大刘郢医院治疗。到3月上中旬，他两次被接回军部部署淮北的反“扫荡”和反顽战役。3月18日，四师俘虏了入侵的韩德勤，请求军长亲去处理。
早在头年12月，国共关系趋于缓和，黄克诚部便和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恢复了通讯联系。元月7日，韩德勤也暗遣其特务营长到黄克诚部要求在阜宁县益林镇设立商业机构。陈毅等指示黄致书韩氏，表示积极而诚恳的态度，以争取打开苏北地方谈判局面进而影响全国之合作局面。黄克诚照办了。24日，韩德勤派了3个代表来到三师，说他们得到敌伪即将“扫荡”曹甸、车桥的情报，此次想先取得新四军的谅解，如果敌人“扫荡”，韩部可以转移到新四军的防区。于是，双方商拟了临时协约：在日军“扫荡”时，新四军当配合韩部作战，牵制敌人；韩总部及省府机关在困难时，可向新四军规定的地区转移，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府、群众团体不加侵害，并予保护，“扫荡”过后即返原防；敌“扫荡”新四军时，韩方应原地不动。
1943年2月13日，日、伪军万余人开始从宝应、兴化等地向淮安以东之韩驻地区“扫荡”，至17日，韩部各据点被攻占，韩军大部被歼，残部均向北突围至新四军防区涟水以东一带。此后，敌人即转向新四军盐阜中心区扫荡。
当日军开始向韩部扫荡时，新四军实践诺言，积极向日、伪军出击。2月13日由于新四军之出扰，使日、伪军转向新四军防区之建阳、高作、东沟、益林进犯；16日，新四军在风谷村东之张家庄将日军独立第十二旅团五十一大队主力击溃，击毙其大队长石井中佐。23日苏中一师七团进攻掘港西南之曹家埠，将伪军一个营全部歼灭，并击退来援之日军；同日，特务团进击马塘之孙家窑，将敌据点彻底摧毁。24日晚四师九旅一部强袭洋河镇，全歼该镇日伪军，毙日军30名，俘伪队长以下40余人，烧死70余人；另一部进袭淮安南部地区，也颇有斩获。在淮泗区，二师十四团曾攻入淮阴城内，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等等。
在新四军的掩护下，韩方溃散的部队大部脱离险境，并退入淮阴、涟水、苏家咀之间新四军防区休整，新四军还在粮草、经费方面予以接济，博得韩部广大官兵的感激。伤亡了1000余人的一一二师在霍师长的率领下经淮北过津浦路西，受到淮北根据地军民的慰劳，使他们愉快地退出了苏北反共阵地。
然而在蒋介石的统一部署下，韩德勤恩将仇报，不去向日军收复失地，反而乘日军转兵向新四军大举“扫荡”之机，突然侵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面派队接应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东进反共，一面向西占领里仁集、程道口地区，完全违反了黄、韩协定。而且不听劝告，便于3月中旬亲率黄桥战役后重新组建的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的余部以及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等部，在林公渡等地偷渡运河，侵入淮北中心区的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扣留麻杨区区长，将区队全部缴械，公然叫嚣要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为驱逐韩德勤，粉碎王仲廉之东进反共，陈毅等电令四师主力及二师五旅、三师七旅及淮海分区部队，全部归四师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委统一指挥，于16日开始运动，17日晚发起攻击。并且明确规定，如在俘虏中有韩德勤，便给予空隙让他逃走。18日14时，攻击王光夏部队的山子头战斗结束，王光夏被击毙。
查询俘虏时，有个军官说他不认识谁是韩德勤，可是当部队要把这个军官作为一般的俘虏释放时，他怕放出后安全无保障，忽又主动招认自己是省主席韩德勤，要求会见彭雪枫和邓子恢。于是作战部队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韩表现很悲哀，吞火柴头，绝食，要写遗嘱，表示要“杀身成仁”。
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与他谈话。他痛哭流涕，倾吐了到苏北5年来的许多衷曲。19日晨，彭雪枫同他谈话后，便复食，并求见军首长；21日上午10时，更提出条件请转报军首长。
陈毅等研究了四师发来的电报后，乃致电中共中央，说明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荆彭、邓近日与韩会谈，韩站在其本身利益上，已愿与我私合，韩本人估计，若能迅速与我谅解，则仍能保持其省主席地位。韩为其本身利益，可能与我靠近，不积极策动蒋派部队东进。因部队小，东进便无用；部队大，则不可能东进。即令东进，韩将因控制不住而自危。韩此时最忧虑者，即为期日久问题扩大，本人虽能自由，其前途终被牺牲。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协定，进行私合，应迅速释放。如韩背约再行反共，彼力量既小，又在我掌握中，易于制服。同时王仲廉等东进决心必更动摇，蒋虽坚持也无能为力，故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妥协，释韩要快。
电报发后，陈毅便夜渡洪泽湖，到达四师师部。他听取了彭、邓的详尽的汇报后说：韩德勤被俘，最怕杀他，其后见我不杀，则力谋保持其江苏省主席地位，故多方哀求央说。此点可以利用。因此，可以答应他在今明两日内在我控制下先行恢复电台。这样，一面便于侦察重庆态度，一面因韩未下台，则重庆方面就不便以汤恩伯取代之，而汤因未得江苏省主席位置就不愿用自己的主力东进。这样对我更为有利。韩在我掌握之中，文章更好做。陈毅的见解，彭、邓表示完全赞同，便去落实。
于是，陈毅向华中局和中共中央作了如下内容的汇报：韩求我以巩固其地位之动机露骨而明显。我们已恢复其电台先与顾祝同通报，并将其真情告顾。第一、二两电已发出，尚未得复电。据军部通报，汤恩伯已将韩被俘消息报蒋，重庆反共集团正酝酿两种江苏地盘之斗争，一是与我党之争，一个是抢主席之争。据此，我们建议，应在蒋对韩决心未下之前，自动送韩出境，其好处可以进一步利用反共派内部冲突，使蒋感到棘手，或可改善何、顾、韩等对我之关系，对华中反共实力最大之汤以打击，维持着汤恩伯、韩德勤、李品仙三派的冲突，在华中对我亦有利，同时更可能使国民党军人及士绅阶层对我有好感。假如再不释放韩，将来释韩，徒增恶感。且蒋也不至于即将韩之主席撤掉，因有何、顾等之说情。且根据与我摩擦之孙启人等，于释放回去后即行复职，预料蒋似以韩在苏北敌后坚持，前年兴化之恢复，韩曾要求将省政府移苏南，蒋未准。因此，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中去似为上策，只着重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则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
如何，请示，以速为妙。
可是，饶漱石等却发来电报说：“我们主张暂不释韩。”陈毅不得不重申速释韩的理由。
3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示：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31日，刘少奇又电告陈毅：29日何应钦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提出韩德勤被俘事。周答，韩违约到运河西，并向我进攻，捕杀我人员，致引起冲突，不料累及韩本人，后即发还人、枪，礼送韩出境，国民党方面对此事虽已模糊知道，但尚无向我提出稍微严重的交涉与条件的表示。你们让韩德勤与顾通电，此事可能向重庆方面敷衍过去，汤恩怕已令王仲廉主力开回路西，留一部在路东收容韩散兵。
陈毅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遂于当天约韩谈话。韩一见陈甚喜，欣然出迎，并愿共同摄影，成立文件以示互信，然后滔滔不绝地检讨了自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直至山子头被俘的许多问题。陈毅也以民族大义和具体事实予以开导和批评，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事项。韩留其参谋长代表其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会商，成立协定，议定事项，分交陈、韩核准，再由陈、韩交换一封信，以示同意，即付实施。
4月1日，韩来回拜，陈毅与彭雪枫、邓子恢设宴为他饯行。宴后，四师备了牛车将韩送归，韩留其参谋长接受俘获之人枪等事。韩提出借钱，陈答应送给8万，井送还了他的手表、皮包和手枪。韩德勤愉快上路。就在当天，韩的代表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
于是，陈、邓、彭联名将对韩处置情况及协议等具报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其中特别提出，从国共双方大局及韩德勤的表现出发，仍本友好合作态度，进行政治争取，一面提高警惕，不被麻痹，作有力控制，则可能争取韩为有利时局之一员。对其立足地，拟划众兴以东、淮阴属来翁集以西、老张集八集以南、运河盐河以北地区给韩，以衔接到曹甸原防，但不能危害我之战略利益。
电文中还说，韩在苏北计5年，最初辖有1个军、3个师、10个常备旅、10个保安旅，迄今总崩溃，转而求我，不能不是反共专家的切身教训。只有力量可以制服反共，也是一个证明。今后韩或积极寻我报复，或转而带一些觉悟，听韩自择。力量与政治争取必须双管齐下。
在这次捉放韩德勤的斗争中，陈毅历史地分析了韩的实力变化情况，全面地考察了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矛盾，果断地作出决定。实践证明陈毅的决断是正确的。不久以后，韩德勤把他的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而蒋介石的反共大军未敢东进。
陈毅从1941年9月28日离开军部去淮海、经皖东到淮南，直到1942年1月9日才回到军部。此行达103天，现在凯旋了，但人也病倒了。由于公务浩繁，睡了一天又得起床工作。1月13日晚上开会，由陈毅报告淮海区及四师、二师的情形，到零点才结束。
就在这天，中共中央又有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这项通知已经是第二次了。华中局乃回电中央：“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在阜宁县单家港举行，历时一个半月。陈毅作了军事建设方面的总结报告。刘少奇在3月4日所作的大会总结报告中最后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来代理，军分会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代。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刘少奇于1942年3月19日在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华中。
1942年5月，华中局与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二师的工作。在5月10日饶动身前，陈、饶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灰日赴二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便集中于陈毅一身。
他除了大力指挥华中全区夏收、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外，在他的工作日志上还有许多许多项目。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等，他都亲自安排，召开或出席会议，讲话、上课、写文章。高级领导干部的调配他尤为重视，通过华中局决定，派何克希到浙东，肖望东到二师，吴芝圃为四师主任；将六师划归一师领导，任命谭震林为一师政委，??特别中央和军委总政关于整顿三风的决定到达以后，他立即主持研究贯彻，以后又多次讲课、贯彻动员，把这项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除此之外，还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专项工作。6月初，他收到了刘少奇从山东寄来的刘在华中的一些讲话稿，希望先在华中出版。陈毅照办，并在6月10日给刘回信，说：“大文《论党内斗争》业已收读，即在《真理》第8期发表，另印单行本。我们拟定将你历年所作关系党内的文章印一合集，题为《刘少奇论党》，作为干部精读的文件，这个命名对不对？请告，或由你另想一个名字，在7月初即付樱”在这种情况下，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广大干战，各得其所。而他自己的许多事情却比较潦草了。
5月25日，他的妻子张茜在侉周村生了个男孩。中年得子，陈毅十分高兴，抽空前去探望。他先向张茜慰问了一番，然后抱起孩子，看了看，同张茜商量：孩子在侉周村生的，小名就叫“小侉”。然后，轻轻放下，便告别了张茜，转身出门。这样简慢的探视把陪同他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激怒了：“你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没有感情！就这样走了？！”另一位陪同者崔义田对罗生特笑笑，说：“不走又怎么样？”
9月19日饶漱石从淮南回来了。暂时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的陈毅便交代了工作，但是，对比前后两位代理书记的议论开始了；刘少奇离开华中后代理华中局书记的不是陈毅而是饶漱石，许多干部本来就有议论，现在又议论起来；干部们称赞陈毅的比较多。陈毅虽也听到一些，却未予重视。
饶漱石却感到压力。《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也给了饶漱石新的触动：中央提出了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今后华中局书记的地位将更重要，但是他代书记已半年整，至今“代”字还在头上。将来正式的书记谁当还是问题。陈毅资格老、能力强，又有黄桥决战等打开华中局面的军事建树，随时都可能被中央任命力书记。饶漱石忐忑不安。
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时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关节，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饶漱石也知道干部们对他这个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意见不少，有的还很强烈。他就故意暂时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动员干部们对领导提意见。他口头上说是自己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村调查》以后很受启发，要联系实际，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而到40里外的大刘鄂农村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有意要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印象。他临走，还布置干部：整风中意见激烈尖锐时，马上通知他。
陈毅按照原订计划，在8月13日召集直属队领导人及司令部科长、政治部部长的会议，检查工作，向领导提意见。座谈会在参谋处作战室进行。陈毅动员之后，大家就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深入，并且越来越集中。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焦点果然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身上。由于时间不够了，而大家发言的劲头却越来越大，陈毅不得不宣布第二天继续谈。陈毅并指定政治部秘书长将大家意见加以汇总，整理成若干问题，以便今后报中央军委研究解决。
第二天的会议更加热烈，许多人的言词是相当尖锐而激烈的。
8月18日下午，饶漱石突然回来了。政治部秘书长把他根据大家发言整理的材料送请审阅，饶说：“早知道了，不用看了！”秘书长深感诧异，饶代政委在农村搞调查，机关开会提的意见怎么会“早知道了”呢！？
由此开始，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事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了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与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
接着，饶漱石便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
（饶在11年后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一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结尾是力求团结的：“漱石、汉年和我3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
（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问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一九四二军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