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的八、九月间，沉寂了多年的山城鞭炮不绝，锣鼓鼎沸，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游行持续了好多天。八月二十日沫若回到重庆，正碰上游行队伍，车辆简直无法通行。从嘉陵江畔千百张扬眉吐气的笑脸上，迭映出武汉献金热潮中老百姓慷慨激昂的面容，长沙大火中灾民们疲惫绝望的神色，重庆大轰炸中受难者喷着怒火的眼光，……再回到眼前，多大的历史变迁！欢腾的心潮在沫若胸中翻卷，他意识到了，历史向东方的文明古国提出了新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应当向何处去？
记得出国之前，曾与朋友们一同发表宣言，呼吁国民政府召开国是会议。苏联之行，沫若亲身体察了一个国家若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他们的“国是”必定是处处谋求增进人民的福利，在整个建国程序中完全体现了人民为本位。今天我们的“国是”应争什么呢？我们也要建国，当然也要以人民为本位，首先就在于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当他应邀到各人民团体和学校去作访苏观感报告时，就以大量事实宣传苏联人民在国家政权机关、生产建设和社会活动中的地位，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
一天，沫若向中央大学的学生们作报告，多次联系我国社会现状作对比，掌声、笑声一再淹没他的话音。他说，此次苏联科学院的盛大集会，是“表现苏联的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及埋头苦干的学者们庄战时的贡献，并不下于直接在前线的将士，同时也酬谢他们的成就。这正是做给各国科学家、学者们看，也是做给那些战胜后的骄兵骄将们看，更是做给那些手拿刀枪压迫人民的人看”。他的声调越来越高亢而激昂，似乎有一种悲愤之情要爆发出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盟友、好弟兄做邻，是应该处得很好的，多向他们看，多跟他们学，共同向和平建设的目标走去。否则，仍用枪杆压迫人民，欺侮老百姓，就是破坏者，一切责任都应由他负，这也就是断送了国家的前途。”①年轻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他激动的脸上，表示跟他同呼吸共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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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中大学生自治会之请讲演“苏联观感”，1945年11月5日《新华日报》。
中国无疑地是胜利了，但这胜利好象是疟疾初愈，还没有断根，有点保不定什么时候会再发寒战。果然，时过不久，山城又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人们的笑脸也变得阴沉了。蒋介石派遣的接收大员满天飞，一手攫取了胜利果实，居然下命令不准新四军、八路军受降，并唆使阎锡山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沫若觉得“天玄而地黄”。用什么来医治“时代疟疾”呢？“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①为此，他支持原《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着意宣传和平民主建国的思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安不忘危，在陶醉于胜利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忘却了建国大业的艰巨”，须知保证了胜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和平”，因而“希望全国同胞共同惕勉”。②此时友辈居渝者都想转移阵地，渴望早日东下，上海滩的朋友们亦期待他重赴春申，可他个人颇想暂留蜀中，因为这里的斗争一时还少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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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天地玄黄》 ②《复刊之辞》，1945年10月10日《建国日报》晚刊。
艰难时世，人们寄希望于国共两党和谈。听说毛泽东将亲自和周恩来、王若飞来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沫若既欣喜又焦虑，谁不知道蒋介石向来是个背信弃义的大流氓、毛泽东此行会不会有危险？八月二十八日，沫若偕同立群前往机场，在人群中翘首欢迎延安来客。毛泽东从一架草绿色的军用座机上走下舷梯，沫若一眼看出那伟岸的身形、温和的脸、明净的额、深邃的目光，和十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今天的衣着不同：身穿一套半新的蓝布中山装，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似乎显得更加精神。他伸出那双宽大的手掌，和沫若等人一一握过，眼睛里充满问候和关切之情。可惜时间短暂，沫若无法倾诉胸中的千言万语，他坚信当此国家处于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行必将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
毛泽东深入虎穴，重庆人民欢欣鼓舞，同时也惦念着他的安全，尤其是文艺界熟悉他的一些人士更不放心。沫若了解朋友们的心意，特邀大家到他的寓所来聚会，请恩来阐述这次和谈的意义，说明毛泽东此行击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使我们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处于有利地位。恩来还指出谈判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重重困难，沫若点头表示有思想准备。
九月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说是下午毛泽东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等待幸福时刻的到来。不凑巧的是，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堵塞了交通，聚会地点只好临时改在毛泽东的住处。沫若和立群赶到红岩村，小客厅里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等人已在座。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一阵哄堂笑声过后，他接着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他转过身来，向坐在他左侧的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象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沫若微笑着，他想起去年毛泽东给他的信，其中也有这样的话。确实，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失败的结局当然“不可避免”。现在主席旧话重提，言下之意，好象是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绝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这时毛泽东又在分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了，记得去年他在信中也曾说“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果如其言，抗战很快就取得了胜利。而今他又在预言和平总是要来到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一定不会错。沫若看到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于是会后便把自己手上的表抹下来送给了他。①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他生前一直戴着这只表。②这次国共双方直接参加谈判的，一方是张群、张治中和王世杰，另一方是周恩来和王若飞，美国大使赫尔利则作为形式上的仲裁人。会谈的主要内容有国大问题、军备问题和地方政权问题。连日来，沫若频频与毛泽东等人接触，知道会谈很不顺利，国民党一开始就毫无诚意，中共方面一再作了让步，会谈纪要方始形诸文字，然而蒋介石看了之后，非但不肯签字，反而推翻了一切。接着赫尔利也借故飞回美国去了。直到十月初才又恢复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同意结束以前的内争，准备召开党派会议来共商国是。十月八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饯行，郭沫若亦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沫若感动极了，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的确做到了大公无私，仁至义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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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②齐得平：《诚挚的友谊》，1985年8月《郭沫若研究》第1辑。
③《撕毁了“黄金时代”》，1948年10月10日《华商报》。
其实国民党并无真正的诚意，就在宴请毛泽东的当晚，中共代表团的秘书李少石在汽车上被特务暗杀。沫若参加了验尸，察觉枪是从背后打的，子弹在体内已分裂为五粒，证明是毒弹。本当十日发丧，但中共顾全大局，因为适逢当天公布《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改到十一日才为李少石举行葬礼，沫若与周恩来、宋庆龄、柳亚子等人前往执拂，悲愤异常。这天上午，毛泽东与王若飞已飞回延安，沫若与张澜、茅盾等人曾去机场送行。回顾国共会谈四十三天以来，心里一直好象压着一块大石头，现在会谈虽然告一段落，石头似乎已经搬掉，自己也曾跟着大家额手称庆，不过并不怎么乐观，他明白李少石惨案就是先兆。果真，不久蒋介石即撕毁他亲手签订的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沫若看来，蒋介石此举等于撕毁了一切，把他自己的“黄金时代”也完全撕毁了。
毛泽东走后，重庆流传着他的许多逸事，沫若也听到不少。特别是他的一首调寄《沁园春》的《咏雪》词，到处传抄，《新民报》晚刊揭载后，更是家喻户晓，一时和韵之作布满天下，人们赞赏不绝。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中宣部头目居然“召见”《新民报》负责人，骂该报向共产党“投降”；蒋介石还授意《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组织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行攻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之实。《益世报》和《文化先锋》等亦与之相呼应，连《大公报》也跟着起哄，一时妖风四起。沫若曾在柳亚子的手册上看见过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原文，也读到了无耻文人易君左之流反唇相讥的和诗，以及王芸生等人的评论，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他认为毛泽东的这首词气魄宏伟，意境深远，前无古人，正是：封锁北国的银蛇、蜡象，再怎样不可一世地“欲与天公试比高”，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论是何等英雄好汉，都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沫若愤慨于反动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故意曲解毛泽东原作，恶意中伤共产党，因而也用毛泽东原韵填词两阕，称颂人民领袖及其词作“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斥责那班御用文人为“传声鹦鹉”、“皮相轻飘”，至于那些诽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流言蜚语，又“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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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蜩螗集·沁园春》。
斗争是曲折复杂的，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沫若积有多年之经验，感到唯有挺起胸膛敢打敢冲，才能压住对方的气焰，千万不能示弱。他想起九月九日毛泽东在红岩村第二次接见各界人士时，大家曾谈论沫若在文化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主席当时表示很同意他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①不管面对面，还是背对背，只要有机会袭击，沫若决不手软。十一月七日下午，他去青年馆参加中苏文协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在讲话中高度赞美苏联的成功是由于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的团结，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团结、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他说：“今天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人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的心是雪亮的！”当时陈立夫、何应钦之流都坐在主席台上，台下安插了不少特务。沫若面对一千五百余群众，从容镇定，挥斥方遒，他没用一个辱骂和恐吓的字眼，但每一句话都好象匕首一样刺中敌人心窝。讲到高潮时，那不断的掌声如同风的怒吼、雷的轰鸣，使台上的群丑如坐针毡、无计可施，台下的特务则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阵抨击之后，沫若彬彬有礼地转过身，向陈立夫、何应钦等辈微微点头致意，台下的群众都感到这一动作是画龙点睛之笔，掌声翻江倒海般地向台上扑去，弄得丑类面红耳赤，暗自叫苦不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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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 ②据1945年11月8日《新华日报》、《商务日报》报道；又据刘白羽：《雷电颂》，《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这时候的重庆，太阳象被比往年更重的浓雾包围着，令人感到窒息。其实何止重庆，全国所有的国统区还不都是如此。十一月下旬，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大专院校学生出于对国是的关心举办时事晚会，居然遭到国民党军警暴力干涉，便相率罢课、游行。十二月一日，大批特务闯入各校强迫师生复课，当场打死于再、潘琰、李鲁连、荀极中四人，重伤六十余人，此即“一二·一”惨案。举国震惊，各地人民纷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沫若悲愤难抑，欲哭无泪，他在沉思：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眼前的惨案不是意味着“今天又吹起了推动车轮的号角”吗？他立即与茅盾、巴金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罢课联合会以及全体师生，表示“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十二月九日，他参加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祭坛设在一座阴暗宏伟的古刹长安寺里，气氛肃穆，沫若觉得仿佛回到了婵娟受祭祀的庙殿。他与沈钧儒、柳亚子、史良等为主祭人，由他朗读哀词，爰共呼号曰：
抗战八年，民生雕丧，幸获胜利，勉辟五强。
努力建设，犹嫌汲长；忽尔暴慢，兄弟阋墙。
举国鼎沸，人心遑遑，反对内战，谁曰不当？
乃有佞人，别具肝肠，屠民以逞，弹压是倡。
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
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挞伐，榴弹机枪。
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
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
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
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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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蜩螗集·祭昆明四烈士》
望着四烈士年轻的遗像，沫若深切地感受到了屈原祭奠婵娟时的痛楚与愤怒的心情，以致涕泗滂沱。谁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超度青年的刽子手们往日使用的大刀和水龙，今天已经被机关枪和手榴弹所淘汰。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榜样，这就是继承国父遗教奉行《建国大纲》的模范！中国无论如何是到了应该转变的时候了，“一二·一”的烈士们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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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历史的大转变》
此时此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蒋介石，正在加紧调兵遣将，妄图象洪水一样淹没整个解放区。沫若从《新华日报》刊载的中共发言人就此事发表的谈话①，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明确了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旋即他与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筹组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之后又与沈钧儒、罗隆基、章乃器等反内战联合会常务理事联名通电全国人民，呼吁各地都成立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委员会，然后再成立全国性组织。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与陶行知、梁漱溟等二十八人联名代表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分别致函毛泽东和蒋介石，务希立即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使和平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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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
也是在十二月间，当沫若获悉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张中国各方面代表共商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并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关系，即就此事答《新华日报》记者问，表示欢迎杜鲁门声明，希望马歇尔能迅速将声明内容付诸实现，立刻撤退在华美军，并停止装备不民主的军队。他似乎说得很含蓄，明眼人当然知道，后面的话是在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势在必行，在这样的时刻，郭沫若与周恩来却忙着商请冯玉祥、沈钧儒、史良、柳亚子、陶行知、茅盾等各界知名人士，一同发起举行“冼星海先生纪念演奏会”。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晚，演奏会在七星岗附近江苏旅渝同乡会开幕，连续三天。第一天演出前，沫若发表了讲话，他无限深情地追怀了武汉时期冼星海等人领导的抗战歌咏活动，那时候激昂、雄壮的歌声响彻四方，“但是，”他沉痛万分地说：“从武汉撤退以后，七年来人民的歌声，便被压抑着欲歌无声，而当今天人民正怒吼反对内战的时候，冼先生却与我们永别了。现在只有让我们踏着冼先生的脚迹前进，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呼声！”①当音乐工作者们演唱冼星海的《热血》、《太行山上》、《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时，台上台下歌声连成一片；散会后，许多观众还在一边走一边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置身于“歌海”中的沫若，浑身的细胞被它的“波涛”拍打着，引起全人格的震动。他不再为自己没能在莫斯科见到星海最后一面而抱憾了，星海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生气勃勃的，这个给人以力量的名字将世世代代与战斗的歌声联系在一起。自己作为星海的战友，也将永远把演奏他的歌曲当作一场场的战斗。是的，今天演奏的就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奏曲。聋了耳朵的沫若突然也迫切盼望听到自己的歌声：“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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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6年1月6日《新华日报》。
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终究不得不发布停战令，不得不把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到日程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喜事。郭沫若将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
参加政协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举行鸡尾酒会，以招待中外各界人士。沫若偕立群应邀赴会，与到会的五百多人为民主团结频频干杯，夫妇两人高兴得相携跳起舞来，李公朴从旁高唱《救国军歌》。舞罢，博得热烈的掌声，许多朋友跑过来同他们握手。冯玉祥逗趣地对沫若说：“好啊，‘吃奶的小娃娃’也载歌载舞了，中国果真大有希望啦！”沫若笑嘻嘻地回敬了一句：“噢，‘老少年’又大发诗兴了，我们正洗耳恭听哩！”的确，国家有了希望，他们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许多。
政协召开前夕，各界、各方面人士举行的茶会、招待会应接不暇。沫若一会儿往中苏文协出席中国妇女联谊会的茶会，倾听妇女界姐妹们对国是的沉痛陈词；一会儿又去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参加重庆文化界七团体的招待会，听取文化界朋友们对于政协以及未来建国方案的提议。他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记，表示一定要把大家的意见带到政协会议上去。在民主建国会举行的茶会上，沫若戏称自己没有做过国会议员，也没有做过参政员，而是一个政治上的幼稚园生，现在忽然做了无党派的代表，惶恐得夜不成眠。这绝不是自谦，而是感到责任重大。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不成功不得了，成功得马虎也不得了，不但要受当代的批判，还要受历史的批评。”为了开好政协，他主张各方在会议上都持不猜疑、不武断、不恶意的态度。他还提了一个引得全场鼓掌欢笑的建议：荐任以上与少将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应出国留学，至少两年，如此对将来建国前途一定有莫大帮助。①
上清寺的“特园”这几天也特别热闹。此地原是著名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现在却成了“民主之家”，沫若常与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在这里聚会。“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如今民主见曙光，民主之家永不朽。”②从沫若为“民主之家”的题诗，可以看出他和他周围的民主人士对当前时局的乐观心理。“如今民主见曙光”，这是全靠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奋力争取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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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据1946年1月9日《新华日报》、《新民报》报道。 ②全诗见《天地玄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作者自注。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周恩来、孙科、郭沫若等三十六人作为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会议，听蒋介石致开幕词。十四日下午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沫若在发言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主席权限太大，国府委员连建议权也没有……”立即有人为蒋介石辩护，说“主席并非独裁”，沫若对这位先生看都没看一眼，仍继续往下讲。他认为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根本无济于事，因为“人选权在主席，即使增加的都是党外人士，那也不仅没有决定权，连建议权也没有，恐成伴食大臣，参政会即是一例。政府既有决心与诚意，应决心使宪政目的达到。”如何解决才好呢？他提议：最好根据党派平等合法原则，由各党派另立机构来研究国府组织法。
重庆各界人民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特组织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于大会期间每晚集会，请部分政协代表宣讲会议精神。一月十六日晚，沫若应邀往临江门附近的沧白纪念堂演讲，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到会群众一千余人，另有一百多名国民党特务散坐会场各个角落。在沫若讲话之先，就有特务发出唏嘘声，听众纷纷要求把这些“耗子”赶出去。沫若开始报告了，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他笑了笑，接着说：“倒还不象今晚沧白纪念堂这股杀气腾腾的样子。”在一片笑声过后，他简述了共产党、民主同盟和青年党关于军事问题的方案。当谈到“今后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象现在这样鱼肉人民”的时候，特务们又在台下“吁吁”作声。沫若稍稍停了一下，他问群众是否愿意他讲下去，群众齐声回答道：“请郭先生讲下去……”他扶了扶眼镜，然后对着他面前的那几个特务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这样呢？”这天晚上还算好，只是“口斗”，以后几天紧接着还有“武斗”哩，特务们悄悄往演讲者身上扔石子，沫若当然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他在一次讲话中幽默地感叹道：“老实说，哪个愿当特务啊？还不是因为不民主而被迫去干的！这些人如果生在美国，可能发明原子弹，不幸生在我们中国，都只会投石子！”全场拍掌大笑。
不管敌人怎样破坏，连日来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有了不少进展，人民群众十分珍惜这个和平局面。二十日，重庆各界三千余人在沧白纪念堂广场举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沫若演说时，一开首就合掌向群众作揖，说：“恭喜大家赢得和平，这都是由你们争取来的啊！”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到底，把得到的和平巩固下去。他要求国民党政府让各党派把“好话说尽”，并指出，当局如果能把“好事做尽”，那么“各党派也就无话可说了”。
在政协会议上，沫若参加的是共同纲领组，他亲手参与拟订了《和平建国纲领》。九章五十三条，文从字顺，内容可让每位同胞满意，连蒋介石看了都表示赞赏，因而于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会上，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等协议一同获得通过。毫无疑问，这五项协议都是有利于和平民主事业的。沫若觉得会议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已经很不容易，不过还要看如何贯彻执行，否则将是一纸空文。现在不是有人说召开政协是“国民党请客”吗？宴主到底有多大诚意，一时尚难论定，很可能是一场骗局，然而“假戏”不妨“真做”，以逼得国民党当局“弄假成真”，不得不遵守协议，从而化干戈为玉帛，拯生民于水火，岂不上上大吉吗？因此，二月八日他参加三青团和政治部为政协成功委托张治中夫妇举行的联欢晚会，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无论是自己个人抑或各党派，都应当有责任重大的感觉：过去建国建不好有借口可说，外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内有封建割据，尤其是一党专政；现在抗战早已胜利，政协也已成功，对外、对内借口都已失去，只有各自多想想自己的责任。这等于是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
政治协商会议的圆满结束，给山城人民带来了早春的气息，人们欢欣鼓舞，一心期待民主的春风吹遍大地。各界人民择定二月十日上午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与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均是筹备会推定的大会主席团成员。这天沫若穿着新蓝布长衫，带着全家老少，象过新年似的，大清早就赶到会场。原是杂耍场的较场口，耍猴的、打拳的今天都不见了踪影，各种做小生意的倒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广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立群说：“还早呢，许多人都还没来。”沫若笑笑不吱声，他怡然地跟她和孩子们在场坝边缘散步，看得出他满心欢喜，因为马上要庆祝的是他也曾贡献了心血和智慧的政协会议。大会主席台设在较场口中央，是临时搭起来的，坐西向东，上面高挂着横幅和标语。九点钟过后沫若走上主席台，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到处喜逐颜开，但他同时发现台的两边和台前几排，却站着许多戴歪帽、穿长褂，或是穿呢中山装黑大衣的人，他们神情异样，蠢蠢欲动。他预感到情势不妙，即吩咐立群带着孩子们先回家去。
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登台。开会时间还没到，台下那帮特殊打扮的家伙就已经大叫大嚷：“开会！开会！”主席台两边的一二十个歹徒立即蜂拥而上，去抢桌上的扩音器，为首的还掏出红布条主席团标志，分给他们一伙佩戴。其中一个自称“市农会代表”的刘野樵，竟冒充“总主席”宣布开会。台下的群众在怒声高呼：“不准捣乱会场！”李公朴等人上前干预，歹徒们根本不听，台下前几排的那些家伙居然乱喊“打！打！”于是一个个手持铁棒、石头跳上台去，扭着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就打。沫若赶紧站起来拦阻，想维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李公朴，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胸口，打得他眼镜落地、额角红肿，人也被推倒在地上，胸口还被狠狠踢了一脚。这时候有人在喊：“是政协代表，打不得！打不得！”同时群众中也有人向在场的宪兵交涉：“这是代表，你们非保护不可！”这样，沫若就被两个宪兵和一群青年簇拥着离开了会场，而台上的歹徒们却宣布继续开会，由刘野樵在胡说八道……
沫若他们朝民权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遇见周恩来、邓发（190B—1946）等人，他们也是赶来参加庆祝会的。大家向他们诉说了刚才发生的情况，恩来愣住了，说：“唉，真是想不到！”他还在朝前走，沫若他们也调过头来跟着他走，忽然看见一股又一股人潮从会场上退下来。“不行，再去会场没用了。”邓发提醒了一句。他们在街口又遇见刚从较场口过来的邵力子，沫若也把刚才见到的一切陈述了一遍，然后说：“这毫无疑问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邵力子默默地没有说什么话。大家很愤慨，都表示：我们要抗议，这还成什么话！他们在至圣宫附近分了手，沫若由几位青年护送着回天官府寓所去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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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参阅《有组织暴徒借势逞凶捣乱庆祝大会昨未能举行》，1946年2月11日《新华日报》；郭沫若：《较场口》，1947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力扬：《郭沫若先生访问记》，1946年《文联》第1卷第4期；王亚平：《较场口事件目睹记》。见重庆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庆》。
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沫若带伤赴会，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他说：“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象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本身的侮辱。”记者们手中的照相机对着他不断“咔嚓、咔嚓”，闪光灯把他额头上隆起的乌青块照得发亮，他捂住胸口费力地接着说：“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的话引起了人们深入思考。
较场口惨案激怒广大人民群众，重庆文化界百余人联名发表告国人书，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而中央社却对惨案作了歪曲报道，处处为歹徒们辩护。沫若接待《新华日报》记者时，获悉已有三十余名新闻工作者集会抗议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并针对中央社的歪曲报道发表了声明，他感到十分满意，连连赞许“这样做最好”，并强烈要求政府，对发动暴乱的分子必须严加惩处。
惨案发生以后，全国文协、经济周报、复旦大学等几十个机关、团体和学校寄来慰问信，登门看望者更是络绎不绝。鲜花不断地送来，没有那么多的花瓶来插。广柑收受了二十几篓之多。沫若和立群开玩笑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了‘挨打财’。”事实证明，人民的心是向着民主力量这方面的。他倚在藤椅上，抚摸着伤口在想：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做得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①对于朋友们的慰问，他表示感谢，说：“自己只受了一点轻伤，算不了什么，实现民主才是重要的事情。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人们心中明白，铁棒、石头休想征服久经考验的民主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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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京印象·一六慰问记者》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与李公朴等人曾亲自出庭，被告刘野樵居然有恃无恐，反而诬告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于是两案并审，由重庆地方法院审理，庭长很快宣布：因政协综合小组与宪法协商小组已议决排解本案，故不再开庭审判。结果在国民党政府一手操纵下，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歹徒们全都逍遥法外。而且反动派还在继续指使歹徒和特务寻衅闹事，拼命打击革命民主势力。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特务砸得七零八落，接着刚刚创刊的民盟机关报《民主日报》也被捣毁，沫若还是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呢。他与留渝政协代表邀集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谈话，严词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不是吗？签订五项协议的墨迹尚未干，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串演了这一出又一出丑剧：“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捱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他感到伤心，他感到愤怒，不到一个月，春天在这儿就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岩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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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新缪司九神礼赞》
经历了诸多事件的磨难，沫若的头脑更清醒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民主运动的前途有了更正确的估计。他绝不气馁，绝不悲观，而是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准备为和平民主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如同他在前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和文化界人士为慰问他，暨欢送鹿地亘夫妇回国举行的晚会上所说：“今后争取民主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在推波助澜，阻碍民主运动，正如有雾一样，因为雾是晴天的预兆，太阳一定会出来，雾是一定会散的。”他以较场口事件为例，表示要有牺牲精神，说非洲有一种蚂蚁，遇到了水沟，前面的伙伴便自告奋勇地填在沟里作桥梁，让后面的伙伴从他们身上过去。他愿意作这种桥梁，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度过劫难，去享受真正和平民主的生活！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步一步地践踏政协通过的五项协议，沫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答应实施民主政治，不过是玩弄和平欺骗的花招，实际行动根本不兑现。以释放政治犯来说，蒋介石早就允诺并当众宣布过，但是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方才得以出狱，前后关押竟达五年零两个月之久。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邓发在一旁“抗议”道：“不行，志固不可夺，帅又何可夺呢！”沫若当然记得，《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自己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而今叶挺从多年的囚禁生活中重又获得自由，看他壮志不移，依旧雄姿英发，沫若说改日一定要请他痛饮几杯，好好为他庆贺一番。
那天从红岩回到天官府，已经夜阑人静，可沫若一点也没有睡意。他把自己珍藏的三、四年前叶挺送的寿礼拿出来细细端详，那是叶挺在狱中亲手用香烟罐内的圆纸片制作的一枚“文虎章”，上面用钢笔写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记得他的夫人李秀文（1906—1946）送来时，她还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不久李秀文又送来叶挺手书一通，说是要将寿联下联改为“功追高尔基”，同时信中还抄录了他的一首诗。现在，沫若又在电火光中反复读着这首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挺的诗就是他自己，通体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沫若觉得这才够味，这才是真正的诗。他敬仰叶挺有峻烈的正义感，因而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钦羡叶挺有透辟的人生观，因而能超越一切的苦难。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所以果真如“地下的火冲腾”，敢于“把活棺材烧掉”。他希望青年们都能读一读这首诗，都能从诗中体味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什么是革命者应有的品格。因此他写了介绍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诗。
两天后，沫若又想到数日前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小朋友来访的事。从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给郁飞的信中，可以猜测自己多年来所牵挂的达夫已经“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暗杀。唉！国家多灾多难，人民也多灾多难。多灾多难的朋友呵，刚迎接回来一个，却又送走一个，而且是永远不复返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和不幸，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挥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去管他呢？对挚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使沫若感到通体冰凉，夜不能寐。在无数次的幻觉中，达夫有时是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热情洋溢地向他走来；有时又是血肉模糊、不断呻吟着向他招手，于是沫若用颤抖的笔写下了：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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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他只能以这几行文字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死者激励着生者，不能撒手不管“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沫若感到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治这个世界。三月十九日，他与沈钧儒等人参加重庆青年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在致词中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认清，今天人们大都不满意国民党，主要因为它已失去了革命初期的青年精神，而成了“老人党，老爷党”了；教育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能象某些青年那样“腐化”、“恶化”，不是想做官就是当特务；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习过去真正为革命而牺牲的青年的精神，献身于今天的民主运动。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学习，他还亲笔为《青年学习》月刊题签刊名。重庆青年联谊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了该会辅导员，谆谆教导青年朋友们要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而要成为坚强的战士，那就不但自己能经受住生死的考验，而且也要能承受住战友们死亡的沉重打击。四月八日，叶挺夫妇以及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黑茶山不幸遇难。在追悼大会上，沫若宣读祭文：“生为民主，死为民主……”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祭文在他手中颤动着，他如泣如诉，群众也声泪俱下。
民主的战士们呵，崇高的榜样，
为着争取和平胜利飞往北方，
遇着了雨暴风狂，被迫下降。
这天大的损失呵怎样补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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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蜩螗集·挽四八烈士歌》。
这万种辛酸的冲击，万种悲愤的煎熬，万种回忆的洄漩，折磨着沫若伤痕累累的心头，他生平从不曾遇到过这样沉重的悲伤。
沫若知道过度的悲伤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他擦干眼泪，细细思量国家的前途：是走向民主团结，还是维持独裁分裂，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生死的歧途上。他依然无法定心做学问或搞创作，党组织需要他继续以无党无派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在这样的时刻，他认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尤其要检点自己是否真正的既贤且达，不要藏在无党无派的幌子里干着助桀为虐的帮闲勾当。只要有利于民主团结，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和组织各项活动。三月，他与马寅初、沈钧儒等人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的茶会，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逆流肆行，颇为中国前途忧虑，说要和大家一起为中国和平民主而流血。四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七十五人联名致电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希望该会本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以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宜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当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成立时，他也到会致词祝贺，勉励会员为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沫若时常感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来的事态。继重庆较场口血案而起的，还有南通血案：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市民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多人受伤、被捕，甚至被绑架暗杀；还有北平血案：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国大问题讲演会议，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陈瑾昆、江绍原教授被殴受伤；还有……在沫若看来，这些血案都是“较场口的翻版”。“人民在苦难中伸长颈子望了两三个月，所望到的是什么呢？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丑的闹剧，漫天的扯诳，遍地的灾荒”，沫若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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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
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②
再见吧，可诅咒而又值得留恋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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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增刊》1979年第6期。 ②《天地玄黄重庆值得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