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中央机关精简整编
贺龙到中央工作以后，先被任命力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后来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他除了继续以很大精力领导国家体委之外，还不断参与各方面的国务活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执行一些重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一级机关也出现了盲目设置机构，扩大编制，增加人员等倾向。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对中央一级机关进行过一次整编，并确定了各部门的编制。但是，扩大机构，增加人员的趋势并没有刹祝精简整编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实。
贺龙到达北京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将领导中央一级机关精简整编的任务，交给了他。
195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任命贺龙为主任。国务院的命令中指出，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继续贯彻精简节约的精神，克服国家机关重叠，编制扩大等现象，以节减行政经费，提高工作效率。”命令规定“各部、各委员会、国务院各办公室，各直属机构，均应将本单位之机构编制，报经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
贺龙上任伊始，有些部门领导人就来找他，希望对他们单位的编制作些照顾。有个别好心人还委婉地劝贺龙不要在精简整编中得罪人。贺龙听后坦然回答：“精简整编是中央的决策。中央让我抓这件事，我不能怕得罪人。”
贺龙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亲自到一些部门去作调查，基本上掌握了中央一级机关的组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到1955年2月底，中共中央各部、会，国务院各部、委、办，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机关共121个、10.7万余人，比1954年上半年核定的9.3万人的定额，增加了百分之十四。
由于机构不断扩大，层次重叠，人浮于事，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
在机关人员中，还积压了许多有才能的领导骨干。有的部门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占了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造成了人才的积压和浪费。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国家机关实行工资改革，从原来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工资改革，与精简整编有密切关系。因此，国务院决定将编制审查委员会扩大，改称国务院编制工资委员会，贺龙仍为主任，习仲勋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决定，这次中央一级机关的整编，要精简5.3万人。也就是说，现有机关人员要减掉一半。在工资改革之际，人员的去留，机关级别的升降，关系到每个人的职级与工资待遇等切身利益。贺龙深感精简整编这项任务的艰巨。因此，他提出，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搞通。4月30日，贺龙召开中央直属机关高级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中央一级机构编制的基本情况和整编工作意见》的报告。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当前中央机构在编制体制、工作作风、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阐明了进行整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指出，如果中央机关不彻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很难适应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贺龙还指出：”此次整编的方针是：整顿机构，减少层次，紧缩编制，调整干部，精减人员。总的原则是只减不增，经过整编达到精干机构，紧缩编制，节约人力财力，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之目的。”这次整编“首先从整顿机构着手，划清业务范围，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关系，坚决裁并一切可有可无的和重复的机构，减少组织层次。”然后再“合理调整干部，将中央机关过多的科以上领导骨干及适合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使用不当的技术人员调整出来”。贺龙认为，妥善处理整编下来的干部是“保证整编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之一”。对编余人员的处理，既要反对简单草率，推出门了事的态度，也要防止处理迟缓，久拖不决。要尽量帮助被精减人员解决一切应该解决的困难，对他们的工作做到合理分配。“处理的原则是：合理使用，妥善安置。处理的办法主要是：一，层层下放；二，学习训练；三，放在编外；四，退职回家。”最后贺龙要求，这次整编是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的重大措施，一定要搞好。各部门首长要亲自动手，层层负责，认真贯彻中央的整编精神，特别是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打通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克服消极抵触情绪。
同时，要充分发动群众，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各机关的整编工作在5月份全面展开，月底前提出新的编制方案，报编制工资委员会审批，6月份开始按新方案调整机构和调配人员，7月底基本整编就绪。
5月20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央直属机关的整编情况。他说，“减一半人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精简之后，对工作不会削弱，而将进一步则强”。由于这次编余的干部数量很大，如何按党的干部政策将这些干部合理分配，妥善安置，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因而贺龙“建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召集有关部门组织一处理委员会来统一研究，统一处理。”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6月下旬起，中央机关开展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整编工作一度停顿。7月9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邓小平报告：到6月底，中央机关44个单位，已精简了3万余人，占这些单位2月底实有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预计到最后，还可以再精简一批人。贺龙建议9月中旬再召开一次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整编作出安排。9月7日，他将为此次会议准备的报告文稿——《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精简方针完成整编任务》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在报告稿中，他肯定了4个月来，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下一阶段要进一步发动群众，研究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确定编制方案，使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同工作任务相适应，同时做好干部调整和人员处理的工作目标，以及“肃反”告一段落的单位，应抓紧时机，继续进行整编，争取年底结束的要求。
中共中央11月份批示，同意贺龙上述报告以及他为国务院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处理中央一级机关整编出来人员的指示》、《关于精简国家机关改进国家机构的决议》等文件，并批转到中共各盛市、自治区委员会，中共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要求他们按照上述文件精神，做好精简工作。之后，中央机关的精简整编工作再度展开并顺利完成。
睦邻、和平、友谊
贺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贯彻睦邻友好，寻求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外交方针，频繁地参与了外事工作。
1956年3月，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贺龙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就职庆典。
当时，巴基斯坦是中央条约组织①的成员国，而且刚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贺龙此行的目的是宣传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中巴睦邻友好关系。在美国和西方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封锁政策的时刻，这次访问引人注目。贺龙知道，此行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使这个国家了解新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睦邻友好的愿望。
22日，贺龙一行抵达巴基斯坦首都。23H上午参加了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的就职典礼；下午到卡拉奇日汉哲公园出席了有10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大会，发表了热情的讲话。24日上午，贺龙拜会米尔扎总统，代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向总统致意。
米尔扎是位将军，对中国政府派一位元帅来参加庆典，十分高兴。
他对贺龙说：“我为中国派出贺龙元帅这样重要的人物来参加我们共和国成立典礼，而引以为极大的光荣。”他希望贺龙到各地看看。当他得知25日贺龙就要回国时，非常惋惜。贺龙说，中巴两国关系一天天增进，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来的。米尔扎一再问：“到底什么时候来？”并说，他们的总理不久即将去中国访问，他希望周恩来总理不久也能来巴基斯坦回访，时间最好在今年冬天。这位总统对贺龙说：“我们两个都是军人，说话会肯定确切的。请你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再来？”贺龙说，贵国总理访问中国后，周恩来总理可能要来贵国回访，本人希望能和周总理一起来。米尔扎高兴地说：“这应该是一项军人之间的诺言。”并说：“巴基斯坦对中国怀有极高的敬意。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十分仰慕。周恩来总理是极正直、极有天才、极有能力的政治家。”他请贺龙带个口信给周恩来：如果周总理对巴基斯坦，特别是它和别的国家的关系能给予任何指导，只要这种指导是符合公正的原则，他将乐意采纳。
贺龙把新到任的耿飚大使介绍给米尔扎总统，告诉他，耿大使也是一名军人，是一位将军。米尔扎听了，高兴地对耿飚说，大使有任何困难和问题，无论白天或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找我，我都愿接见。最后，贺龙代表毛泽东主席向米尔扎总统赠送了礼品。这次拜会十分成功，给巴基斯坦领导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贺龙又拜会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和外交部长乔德里，同他们进行了坦率友好的谈话。贺龙坦诚地告诉他们：中国同一些邻国还有未划定的边界，但并不妨碍友好相处。我们要以和解的精神处理边界问题。中国和缅甸在去年10月举行了边界会谈。大家在互相信任的气氛中冷静地研究和解决问题，对双方都有好处。帝国主义总是要挑拨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亚洲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半年以后，贺龙随周恩来访问亚洲和①中央条约组织，是西亚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组织，成员有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英国，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1955年11月正式成立。后由于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伊朗先后退出，该组织于1979年9月28日解散。
欧洲的11个国家。这是中国政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11月18日至1957年元旦，他们依次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5国。
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米尔扎总统对贺龙遵守半年前的诺言，随周恩来再次访巴，尤为高兴。第二天就邀贺龙同他一起去打猎。12月21日，米尔扎同贺龙到达卡拉奇东北90英里的海得拉巴附近的猎场，边打猎，边叙友谊。
傍晚时分，才兴致勃勃地带着猎物回到了卡拉奇。
周恩来、贺龙12月30日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1957年1月3日回到北京，3天后又踏上了旅途。从1月7日至2月6日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6国。
自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因此，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贺龙、王稼祥等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就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周恩来、贺龙在同苏联领导人接触中，敏锐地感觉到：赫鲁晓夫等人对国际形势的全局缺乏远见卓识；对中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代表团把这个看法报告了中共中央。结束了对苏联和东欧两国的访问，周恩来、贺龙访问了阿富汗和尼泊尔。1月30日，他们到达科伦坡，对锡兰①进行5天友好访问，这是他们访问亚洲和欧洲11国的最后一站。在锡兰，有一件事至今传为佳话。2月4日下午，周恩来、贺龙出席了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庆祝锡兰独立4周年的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时，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离开去避雨。周恩来却站在雨中继续讲话，有人去为他打伞，也被他谢绝了。贺龙坐在主席台上，也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脸颊往脖子里流，但他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显示出一种军人的特有风采。见此情景，躲雨的群众非常感动，纷纷跑了回来，冒雨静听周恩来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雨中的周恩来、贺龙一直等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讲话结束，才站起来，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这时，群众争先恐后拥到台前，向中国客人挥手，不断高呼“贾威伐”（百事顺利）。中国领导人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新中国尊重各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赢得了锡兰人民的尊敬。
3月，缅甸总理吴努、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藻卓昆和昂山夫人等，应中国政府邀请来昆明渡假。19日，贺龙到达昆明负责接待工作。
3月的春城，春光明媚，鲜花盛开。22日下午，吴努一行乘专机抵昆明，贺龙和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以及手持鲜花的3000余名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吴努十分感动，再三表示感谢，并说：“这次到昆明，感到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比过去更加亲密了。”
第二天，贺龙陪同吴努到西山游览。24日，贺龙和夫人在温泉设便宴招待吴努一行。贺龙把这次宴会安排得轻松、热烈、欢快，象亲友间的聚会。
吴努十分满意，他对随行的藻卓昆等人说：“今天贺副总理是主人，你们可以自由、随便喝酒。”大家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频频为“胞波”情谊干杯！
26日下午，在震庄宾馆，贺龙就发展中缅友好关系、签订中缅边界条约等问题向客人作了说明；云南省领导人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情况、中国的少数民① 1978年8月16日，锡兰议会通过新宪法，把国名由锡兰改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吴努听了说：“现在有的邻近国家害怕中国利用两国民族之间的关系搞‘侵略’，帝国主义分子也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推行他们的政策。”他提出，为打消邻国的疑虑，中国能否改变某少数民族的名称？
贺龙认为民族的名称是历史形成的，不好更改，应该说服这位总理。他首先向吴努表示：“中国可以保证不会侵略别人。”接着，诚恳地解释说：一个民族的名称，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而且中国这个民族的名称同某邻近国家的那个民族的名称，也并不相同。云南省的领导人接着说：周总理、贺副总理每次到云南来，都教育我们对邻邦要谦虚，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要犯大国主义错误。我们边境上很多少数民族头人到昆明或北京，周总理、贺副总理都亲自找他们谈话，要他们搞好与邻邦的关系。吴努听了，表示满意，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表示赞赏。当天，贺龙把同吴努谈话内容，向中共中央作了报29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昆明。下午，在贺龙和云南省领导人陪同下与吴努进行了会谈，并且签署了对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有重大意义的换文。当晚，周恩来、贺龙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缅甸贵宾。应邀参加宴会的中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头人，兴奋地不断向周恩来敬酒。周恩来是颇有些酒量的，连饮了3杯。又有人来敬酒了，贺龙担心周恩来喝多了影响健康，急忙上前接过头人的酒说：“这杯酒我替总理喝，很感谢你们。”
周恩来知道贺龙有糖尿病，不宜喝酒，便说道：“你别喝，这杯我喝。”贺龙还是抢先喝下了这杯酒。周恩来对敬酒的头人说：“贺副总理有糖尿病，不能多喝啊！”两位领导人互相关怀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宾客深为感动。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对薛明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又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些，他是一位功臣，你可要记住啊！要照顾好他的身体??。”
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使吴努非常开心，他决定将访问的时间延长一天，于4月2日回国。
1964年11月5日至13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
7日晚，贺龙同周恩来等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宴会。
苏联元帅科涅夫见到贺龙很高兴。他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说：“贺龙元帅是我的老朋友。”罗科索夫斯基和莫斯卡连科元帅也表示了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在勃烈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米高扬①等领导人敬酒后，周恩来同贺龙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在场的有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崔可夫、扎哈罗夫、克雷洛夫元帅及克拉索夫斯基空军元帅等。周恩来提议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苏联元帅们高兴地举起酒杯，表示这一杯酒非干不可！
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同周恩来寒暄了几句，接着挑衅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鬼来搞乱我们两国关系，我们要友好。周恩来说：加强友谊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
周恩来当即严正指出：“你胡说什么！”因为有西方的使节和记者在场，①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当时都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没有多说，也不再理采马利诺夫斯基。在场的苏联元帅们见此情景，走到一旁商量了一下，崔可夫便走到周恩来身旁说：“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代表我们。”周恩来说：“我了解你们的意思。”接着苏联元帅们走过来同周恩来、贺龙一一握手。周恩来回到了主宾席。
马利诺夫斯基碰了钉子，但并不罢休。他别有用心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
他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听罢，勃然变色，义正词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罢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周恩来很气愤，立即向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刚才胡说八道。”米高扬说：“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请你不要认真看待这件事。”
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
8日上午，苏联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贺龙等。双方寒暄过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向苏领导人指出：昨晚马利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挑衅，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侮辱。这种事连在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过。如果是内部谈话，或在兄弟党宴会上和一般场合，我们早就回击了。但昨天是你们的国庆宴会，而且有西方使节和记者在场，我们不愿意使亲者痛，仇者快，才没有当场争论。勃烈日涅夫辩解说：昨天马利诺夫斯基酒喝多了，是酒后失言。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这样严重的事，是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叫“酒后吐真言”。接着，周恩来质问道：“你们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为了当众侮辱我们？你们是不是像马利诺夫斯基所说的，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要知道，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不能损害毛主席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你们是不是也像帝国主义所说的那样，以为中苏原则分歧只是个人意气之争？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题！”
勃烈日涅夫不得不表示：感谢周恩来、贺龙昨晚所采取的有分寸的做法。
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作为中央委员他也没有权利发表（这种）个人意见。他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马利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我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勃烈日涅夫一再表示：这“是我们领导集体的看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正式声明”，请求中方信任和作肯定的评价，希望不要因为这事影响了双方已经预定要进行的工作。波德戈尔内说，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贺龙从1954年9月到1966年5月，12年中，先后8次参加或率领中国党政军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访问了14个国家，接待了越南胡志明主席、朝鲜金日成首相、印尼苏加诺总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马里凯塔总统、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罗马尼亚主席毛雷尔等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24个国家的3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政府的、军事的、体育的和党的代表团，为宣传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发展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贺龙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经济建设甚为关心，多次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经常到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贺龙认为，四川、贵州和云南3省位于祖国战略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比较落后。开发大西南，不仅对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且对改善全国工业和交通的战略布局，巩固国防，加速国家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成都解放之初，贺龙就派了1个师参加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随后，他和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重庆建成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建设了重庆人民礼堂、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等六大建筑。1952年秋，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贺龙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西南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 1957年12月28日，受国务院委托，同聂荣臻等去成都参加宝（鸡）成（都）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对宝成铁路和四川的灌县、新都、自贡、重庆等地进行考察。回到北京以后，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利用会议空隙，于2月7日向周恩来写了《关于视察宝成铁路的报告》，对于这条铁路的作用，贺龙认为：“宝成铁路的建成，使成渝路和全国铁路相连接，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从此畅通无阻，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西南丰富资源的开发，促进人民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条铁路也存在着需要改善之处。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缩短经济建设战线，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了检查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5月21日，贺龙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听取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之后，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洗煤炼焦厂。随后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阎红彦等陪同于27日到达重庆，听取重庆市委的汇报。第二天到达綦江铁矿，并在那里给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四川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要让四川省完成年产钢107万吨的指标，必须解决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和设备等方面的4个问题。贺龙回到重庆后。31日，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他说：“我在成都看了无缝钢管厂。这个厂生产200公厘钢管的厂房已基本建成，只差装房架。由于是下马项目，最近停止施工，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都露天放在那里。国家已经花了绝大部分资金，突然停工，雨季一来，必将造成损失。”建议追加些投资，至少把200公厘钢管厂房建成，暂做设备仓库；如可能，则考虑建成一个车间，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中共中央对贺龙的建议很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调整投资中，增列建设这个车间的追加投资700万元，并要求在1960年第二季度建成。
另一封电报是给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贺龙说：由于现在四川炼钢用的镁砂是散装水运，因而混进了煤炭、玻璃等杂质，降低了镁砂的耐火度，使平炉、电炉、转炉都不能正常生产。“请考虑可否将四川每月所需的2600吨镁砂，改为火车直达运输，将来能包装时再改为水运，如认为可行，请通知冶金部。”
5月底，贺龙出席了由李井泉主持、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冶炼、煤炭、运输工业会议。他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所属的重庆第二、第三钢铁厂。在对成都、重庆等地的钢铁工业作了调查以后，6月8日贺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四川修铁路专用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四川省的钢铁生产、市场安排和运输情况，有几条工程不大，但对钢铁生产和整个市场安排大有好处的专用线路，急需在第二季度内完成铺轨任务：一条是资中到威远的39公里支线。目前每天要出动汽车300辆到威远拉煤，还不能保证需要，这条支线修通后，就可保证威远煤炭的外运。另一条是岔滩到石门坎9公里的区间线，修通后松藻煤矿的焦煤可以由岔滩直运重庆。这两条支线的路基大部已经完成，批准后就可以铺轨。另外，白沙沱长江大桥竣工后，如果能提前修通渝赶（水）线和大桥环形线，可以减少在猫儿沱担负装卸工作的工人数千人。建议中央对上述问题予以考虑。7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贺龙的建议。
6月16日，贺龙去西昌视察。在西昌听取了省建委负责人杨超关于西昌地区资源情况、西昌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准备时间，以及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的初步意见的汇报。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中，提出了到1965年要生产钢锭320万吨、钢材200万吨的高指标。
贺龙察觉了其中的问题。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这个指标是不是大了？大了要落空。”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有关人员深入思考。他问：生产320万吨钢锭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煤？这些矿石和煤如何拿出来？1965年机械加工能力按计算将达20万吨，这些机械加工设备放在哪里，如何运进来？用火车运需要多少车厢、火车头？这又从哪里来？贺龙指出：做规划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承受能力。武钢有火车、轮船、木船，交通运输便利，但困难仍然很多，何况西昌？
他说：“这些问题提请你们考虑，我是给你们‘泼冷水’埃”接着，又讲了他的想法：“西昌钢厂要一个一个炉子上，一步一步建才比较稳妥。
建设钢厂时，对城市如何建设，也要好好规划。这里主要是东西河的水患问题。我常常说包钢的‘三黄五地’，那里也有水患问题，大水一来，把钢架桥像抬滑杆一样硬是抬走了。因此，西昌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各个方面，既要考虑如何治理水患，还要考虑城市的下水道、市内交通（汽车、电车）、农牧副业和轻工业生产。因为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进来的人，不仅要吃饭，还要吃水果、牛奶，要日用百货。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啃‘背脊骨’，就不能吸引人进来。要把一切都准备好，就等‘东风来’（指成昆铁路通车）。”
“在西昌钢铁厂的准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钒、钛的分离试验工作，从小到大，反复试验，不要将来厂子建起来了，技术问题还未解决，那可是个大问题，这是准备时期的重要工作。
因此，可以从外面搬研究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可以从外面搬些厂进来。但移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工作一定要做细，开始要小搞。”
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意见无疑能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处理各项建设事宜。
6月22日，贺龙给周恩来写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的第六个报告。贺龙认为，西昌地处亚热带，资源丰富，已查明的地下矿藏有20多种，其中初步探明的铁矿石储量有18亿吨，百分之九十七是钛铁矿，含钛百分之十一至十四，所以，把西昌列为国家钢铁和有色金属基地之一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但是，目前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所以，西昌工业基地的建设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宜采取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的方针。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可以考虑列为重点。最近两三年内主要是进行准备，修通成昆铁路，并先建设一座生产70万吨生铁的高炉以及相应的煤矿、铁矿、炼焦和辅助项目。贺龙的这些报告，为国家对四川的工业建设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6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对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分析，特别是对可能爆发大战的判断，确定实行生产布局的重大调整，决定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下决心搞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于1965年全面开展。为了检查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了解和解决三线建设中的问题，贺龙于1965年3月23日至4月22日，再次到四川视察。在成都，他陪同朱德、董必武一起听取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的汇报。随后，贺龙打电话给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余秋里，要他关心三线重点项目之一的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他说：“我们不能只顾武钢、包钢、太钢，而把三线建设丢了。”贺龙在重庆听取了军工部门关于三线国防工业建设情况、铁道部关于三线铁路建设情况和余秋里关于整个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以后说：只有把三线建设完成了，经济和国防布局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才会有更大的保障！我支持你们，你们好好干吧！我们要抢时间，加快建设。战争什么时间打响，谁也不知道。凡是战争需要的，早些准备就对了。
回到北京后，贺龙心里仍惦记着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三线建设，林彪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结果使有些现代化的大工厂，一个厂子分散在几十公里长的山沟里，各个工序无法施行自动化流水作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贺龙给李井泉打电话说：“靠山、分散、隐蔽”，适当强调就可以了，有的厂子，还是要适当集中，不要太分散了。
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以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仍时刻关心着三线建设。1966年3月9日至4月9日，贺龙再次到四川视察，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那里。他非常关心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坚持要去看看。当时，那里还不通火车，坐汽车要走两天，沿途有些路段很艰险，随行医生虽极力劝阻，但贺龙坚持要去。
在去攀钢途中，看到西昌地区农业落后，贺龙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当地的领导人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你们不抓农业，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不抓生产，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会脱离群众，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贺龙自1954年到中央工作后，曾5次到西南地区视察，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公司等重点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建设作过不少指示，向中央提了不少重要建议，那里经济建设的成就，凝结着贺龙的不少心血。
新疆之行
196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派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参加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包括全国27个盛市、自治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7个部、委、办， 2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65人，是一个规格高、人数多、代表范围广的代表团。随团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北京、内蒙和陕西省的5个文艺团体的数百人。
贺龙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去新疆的。他认为，这次庆祝活动有重大意义。通过庆祝将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自治区生产建设的高涨，进一步贯彻1963年10月中共中央确定的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有特殊的重要性。
代表团此行就是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
9月下旬，中央代表团离京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王恩茂等新疆自治区领导人向参加会议的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人发出了盛情的邀请。不少大军区的领导人向贺龙要求，让他们一起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这一要求经请示邓小平同意，并且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准。当时去新疆的有北京、沈阳、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京和福州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这些大军区领导人去新疆，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增添了隆重、热烈气氛，表明了人民解放军对新疆建设的支持。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却引起了林彪的猜疑。他的老婆叶群散布流言说：贺龙竟有如此强的号召力，他一声召唤，这么多大军区的领导跟他走。后来，她又诬蔑说，这次活动是贺龙在“拉山头”。
9月27日，贺龙到达乌鲁木齐后，便进行紧张的工作。他除参加庆祝活动外，连续听取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全面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党、政、军的团结和各民族的团结，把经济抓上去，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把军队和生产兵团建设搞好，巩固西北边防。他通过大会讲话，接见党、政、军干部与各方面代表，深入基层同群众广泛接触等方式热情地宣传了中央的精神。
30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干部1000多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和自治区成立10周年，贺龙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他高度赞扬解放以来，特别是自治区成立10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粉碎了外国制造的武装暴乱和颠覆破坏活动以及武装进攻，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各族人民的革命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生产建设兵团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既是生产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屯垦戍边，对改变新疆面貌，繁荣新疆经济，巩固国防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贺龙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的自然资源很丰富，发展前途无限光明，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新疆的经济工作做好，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把新疆建设好。最后，贺龙要求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革命的理论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做好各项工作；同时，对外国的颠覆破坏和武装入侵，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斗争，保卫好祖国的西北边疆。
2日和3日，贺龙和中央代表团高克林、陈漫远、张达志、刘春、梁必业5位副团长及部分团员，分别接见了来自天山南北参加庆祝活动的农、牧民代表，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民兵代表。贺龙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时，强调指出，党中央对新疆的工作是满意的，评价很高。他要求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要无条件地服从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军队同地方关系搞不好，军队要负责，要做自我批评，对地方有意见，可以向自治区领导反映，不能犯自由主义在下面乱说。要注意谦虚谨慎，同兄弟民族搞好团结。
4日至11日，贺龙一行在王恩茂、赛福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郭鹏的陪同下，到天山南北慰问新疆各族人民。先后到北疆的伊宁、克拉玛依和奎屯、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垦区，南疆的和田、喀什和阿克苏垦区进行慰问。参观了棉田、麦田、瓜果园、养鹿尝鸡鸭尝学校和职工宿舍；接见工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内地支边的知识青年代表，同群众促膝谈心，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向大家表示慰问。贺龙高度赞扬广大军垦战士经过10年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已把原来的茫茫荒漠，建设成了林带整齐、条田成片、瓜果飘香，可与江南媲美的好地方。他勉励大家继续搞好工农业生产，搞好边疆建设，搞好民族团结，建设国家，保卫边疆。贺龙在同生产建设部队某部原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师的老红军、老八路座谈时，同他们一起回忆了革命斗争历史，并要求他们不要忘记过去，要把自己的革命经历讲给年轻人听，对他们进行优良传统教育，培养好革命接班人。贺龙勉励知识青年，当好老军垦战士的接班人，不但要把农场办好，还要支援地方建设。要牢牢记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疆就是要为各族人民服务。”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12日晚举行宴会，欢送中央代表团。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代表团在各地慰问和访问中，看到由于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各民族真正平等，新疆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密团结坚如磐石，深为欣慰。这种团结是任何国内外反动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它是战胜敌人，做好工作的基矗我们还看到，新疆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把一个封建、落后的旧新疆，建设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新新疆。这说明新疆各族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勤劳勇敢、意志坚强的人民，是祖国的好儿女。最后，他号召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往直前，再接再励，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贺龙此次去新疆，广泛接触群众，直接向各族干部和广大群众宣传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新疆的方针、政策及对各民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搞好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巩固祖国的边防，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贺龙以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进行诸多方面的国务活动，襄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从上面提到的一些事迹，就可以见到他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在处理政务上做出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