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向焦虑不安的香港与澳门代表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让他们安心。“我搞我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江告诉他们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要尊重共产党的政策。“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也不要把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在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松懈提出批评的同时，江也强调了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交流。“我们应大胆地从中国古代教育与外国教育中汲取所宝贵的东西”，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但在同一周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也表示：“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底的同时，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
7月28日，好像是为了回应学生运动的要求，政治局宣布将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党内的裙带关系。几个高层官员的后代很快就落入了法网。信息很明确：江泽民对打击腐败是认真的。（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被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允继续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不许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甚至年终奖金和发放的物品也被削减。）
7月，江泽民首次出京，视察的是庞大的三峡大坝未来所处的位置，这将成为世上最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工程，是李鹏支持的。江返京后到医院看望了李鹏，在“天安门事件”后，这位总理就病倒了，现在正在医院中休养。李鹏在2002年退休后不久就出版了他的个人日记，在其中，李引用了江安慰他的话：“既来之，安之。长期的压力和疲劳会使人生病。”
“三哥被任命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月份我到北京出差时，”江泽慧回忆道，“他请我到中南海与他一起吃晚饭。我儿子和我一起到了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勤政殿——这里也是他的临时宿舍。这里并没有么特别之处。最怪的是，在这次相聚中，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寻常的。”
当江泽慧提到家里正为纪念他们的父亲江上青牺牲50周年筹划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计划于8月29日举行）时，江泽民对这个主意表示反。“正是动乱时学生们所抱怨的事情，”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削减这些官方的庆典。”
江告诉妹妹，纪念会可以开，但必须遵守三条原则。第一，仪式从简；第二，亲戚们绝不能接受宴请和招待；第三，亲戚们决不能向地方官提任何特殊要求，地亲友来访时也不应期望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江建议妹妹只献一个花篮。
8月初，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所有这些人最后都去了北京，在中央担任显要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江作了第一次职务任命，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任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这是个起协调作用的关键职位，具有很大影响。江任命他忠诚的秘书贾廷安为“江办”主任，这也是个副部级的职位。（贾随江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这一选择非常明智，曾庆红具有机智的政治敏锐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人关系：他的父亲曾是军队指挥官、党的高级领导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华东很有影响，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门生之一。他的母亲曾是一位早期的党的工作，是参加过长征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女性之一，并曾任一家幼儿园园长，许多高干子女都曾在这家幼儿园就读。事实证明，不论是在行政工作还是在政治策略上面，曾庆红对江的帮助都是无可估量的。
1周后，江泽民支持了领导集体的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加强并完善党的领导，”江当时说，“而不是削弱、剥夺或废除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江也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因循守的人。中国一位知名的电影导演李前宽完成了一部名为《开国大典》的电影，该片记叙了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伟大历程。内容包括三大战役，影的高潮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部辉煌的、政治上正确的影片，但有一个问题，李决定将毛泽东的宿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过去在大陆影片中所描绘的那个单纯的恶棍。审查人员不准该影片公映，除非李改变对这位蒋委员长的描写，把他描述得更加凶残。但他拒绝这样做，这部备受瞩目的上下集影片被搁置起来。
“有几个人甚至直率地问我是否‘对蒋有好感’，”李回忆道，“在1989年这可是一种罪名。”
“中国的领导层刚刚经历了变动，”李接着说道，“政府正准备在198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该片打算为40周年献礼，但领导们对该片持有不同的意见对那些政府工作人员而言，批准一部有争议的影片上映总是得冒风险的。他们可以做的最安全和最简单的事情便是封杀它。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我变得非常心和失落，甚至是沮丧。我感觉像是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束手无策的父亲。我的妻子是我的副导演，我们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真是吃不下也睡不着。我们太沮丧了。那是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使我们的感觉更糟。”
负责传媒与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听说了这部电影，并决定进行干预。李环凭着他的开放观点和机智敏锐受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欢迎。他建议李导演直接向新的总书记江泽民反映意见，李前宽与江素未谋面而且不了解其观点。
8月8日下午，影片将在中南海为泽民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5位军队领导人播放。“我这部影片的生死完全取决于那天的情况，”李导演后来说，“甚至就在前一天，一位高级领导人仍不同意让该片公映。”
“我被要求做一个15分钟的介绍，”李回忆道，“我的妻子对我可能说什么感到不安。她担心我作为一个导演总是以权威的口气说话，要其他人服从，并且我在很多时候都是板着张。她不断告诫我说话要谦逊，并且要面带笑容这些人是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她说，而不是哪部影片中通过化妆而貌似显贵的一群演员！”
李前宽和妻子萧桂云被领进空空的放映室10分钟后，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们，首长马上就到。主持会议的李瑞环第一个进来，等着江泽民。不，其他常委通过右边那扇同样的门依次而入：总书记江泽民第一个，其后跟着乔石和姚依林。接着是军队领导，包括刘华清将军和杨白冰将军。
李瑞环将充满敬畏之情的两位导演逐一介绍给每位领导人。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所有人都迅速落座，似乎每个人都知他该坐在哪里：常委在前排，将军在后排。
李瑞环走到大厅前面，会议正式开始，他用调门很高的声音说道：“李导演，请向江总书记和其他首长解释下：你是如何拍摄这部影片的。目前状况如何。给我们说说看。”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李导演对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说，“我是带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国家的责任进行拍摄的。在这部影片中，我忠实于客观事实和艺术。大约8年前，当我妻子和我执导另一部描述解放战争的影片时，谭震林老军来到现场对摄制组说：‘我们浴血奋战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数百万将士为了新中国献出了生命与鲜血。因此，你们艺术家不应害怕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我深深地被老将军的热情打动了，我告诉他我期待着有这么一天，我可以再现那些历史时刻，尤其是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刻。同志们，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江泽民用掌声打断了他，并道：“很好！很好！”
这位导演结束讲时，江再次鼓掌，并说：李导演，请坐到这儿来。”他用手指着身边位于房间正中的空沙发。李知道座位的安排有严格规定，他犹豫了。
“我对自己说，”他微笑着回忆道，“我想，‘嗨，我是一个导演。我非常清楚自己该坐在哪里——当然不是那儿。那个位置肯定不是给我的。’因此我不安地回答江，‘总书记，我只是一个导演。应该坐到边上。’”
江民站了起来，指着身边的空位，再次说道：“请到这儿来。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坐在这儿，你就坐在这儿。”江并不只是出于礼貌：他保留这个座位是因为在放映期间他想向李导演提问题。
电影开始时，江侧身耳语道：“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
“是孙飞虎。”李回答道。
“他看起来的确很像蒋，是吧？”
这位导演并没感到非得同意对方不可的压力。“他的长相看起来并不太像蒋。但他对蒋的气质和性情把握得很好。”
江点头说：“对，对。”
当一段黑白片出在影片中时，江问道：“这是你自己拍摄的吗？”
“不是，这里我用的是资料片，我把它糅合进这个场景中了。”
在放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片断时，江问：“这段资料片你是从哪里获得的？”
李又一次纠正了总书记：“不，这部分根本不是资料片。这段影片是我自己拍的，并运用特技使它看起来像资料片。”
江不断地提问题，直到他完全融入故事当中。电影结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舞着他的帽子并高呼：“人民万岁！”江泽民拍了拍导演的手。
“他两次拍了我的手之后，我知道他喜欢这部影片，”李回忆道，“要是只有一次，我会以为那能是意外。”
江站起来，对李的电影摄制水平给予了表扬，并解释了一些创新技术，这些技术都是电影放映期间这位导演向他介绍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刚才观看的这部影片非常有意思，”江对同事们说，“我还学到了一些电影摄制知识。李导演运用了历史资料片，并拍摄了特别的镜头将其与资料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他显然是个很有才华的导演。至于我个人对该片的意见，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
江转向他身穿军装的客人们。“我从没打过仗，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他说，“但我今天明智地邀请了这些身经战的老将军们与我一道观看该片。我提议让我们尊敬的军队领导同志在我们这些文职人员发表意见之前先谈谈他们的看法。”
随后与会者提了很多建议，但没有一条是关于蒋介石的性格特点的。大约40分钟后，每个人都发了言，江也发表了意见。
“同志们，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题。我们的年轻一总是跨地域作横向比较。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比较；他们视美国和欧洲为先进，视香港和台湾为繁荣，他们变得羡慕不已。我们的年轻不善于跨时间作纵向比较。要意识到中国前进了多少，人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过去有多后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年我们的道路有多艰难。在我们的五星红旗上，有数百万烈士的鲜血。”
江转向李导演。“我为你的影片而感动，”他说，“但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什么？我的建议是：‘我们国家的建立来之不易。’”
“江的讲话就是绿灯，”李回忆道，“我的电影保住了。”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保住了，接下来还赢得了“金鸡奖”（中国版的奥斯卡奖），并被认为是中国制片史上最重要的影片之一。影片的英文译名是“Birth of New China”（即《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参加美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电影。
多年以后，李前宽仍然对江泽民满怀感激。“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江泽民刚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李说，“他花3个半小时观看和讨论影片，并支持我以非传统形式塑造蒋介石，这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放映室以的世界可没有那么令人愉快。国家仍然处于“六·四”余波的混乱之中，江必须在对抗议者采取行动和继续推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两者之间谨慎行事。9月中，邓小平至少有两次与包括江在内的高级领导人，谈到了他即将退休。9月26日，江第一次面临世界性的考验，他和5名其他领导人将召开一个少有的记者招待会。观众中聚集了300多名中外记者，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只有一个问题。
这场记者招待会原计划为1个半小时实际上持续了2个小时。《洛杉矶时报》在评论这场记者招待会时写道，江泽民在批评国外对在北京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时，“没有显示出一点反讽的味道”。“有一句谚语，”江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江决心专注于未来。他强调，中国的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他说，绝大多数的学生和其他人卷入“动乱”，是出于对腐败和社会问题的不满。“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应当教育和团结他们。”
江回答了有关其前任命运的问题。赵**同志为党服务的历史比我长，因此我认为他所应享受的生活待遇比我要高，”江说道，我们对赵**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执行具体政策上也犯有错误。”
江巧妙地应对了一个法国记者的提问：有谣言说一名女生被拘捕并被遣送到四川，在那里她遭到一群农民的强奸。“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记者问。
这个问题出乎江的意外。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首先，我对这一事件未有耳闻。其，整个这段时期都充斥着许多虚假而荒谬的报道。”一家法国报纸评论认为江对这一挑战处理得很明智。“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是对国家领导人一大考验，”江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沈永言，“这将展或显露一个领导人的知识与智慧。”
就在记者招待会前，江泽民参观了陕西延安（这一行程被广为报道）——带有传奇色彩的长征的终点，新中国的神圣摇篮，毛泽东和其他元老在革命年代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在这个实际上是革命圣地的地方，江说：“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并未过时。”
抵达延安的当天，江给沈永言打电话并告诉他的朋友说，在成为党的总书记后不久他就想尽快到延安，公开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称赞说，他这个主意很好，”沈回忆道，“但建议他不要照着官方安排走。我说他应该走访该地区的贫困家庭。江说他一定会那么做的，并要我收听随后的新闻广播。”
在陕西期间，江视察了省会城市西安，在那里，尽管程紧张，他还是会见了许多交通大学的老教授。即使面临着许多新的压力和焦虑，江在回忆起他们的课程时还是非常愉快。“我应该更经常地回到母校，”江说道，“来看望我的老师。”
10月1日，中国庆祝新中国建国40周年。军乐队和喜气洋洋的舞蹈队经长安街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就在4个月以前，坦克和部队从同一条路线经过。作为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在9月29日首次发表了对全国讲话，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正在进的改革描述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民主法制建设，江说，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他说，“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绝对不能照搬。”
江泽民回答了当时面临的复杂问题。他说，改革开放分为两种，一种坚持“项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即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位新任总书记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决不动摇。他还警告：“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这反映了当时广泛存在的不少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抱有的敌意。
党中央号召全体人民学习江的讲话。《人民日报》称：大家必须“用它来统认识，统一行动，振奋精神，同心协力，夺取更大胜利。”此同时，江也向那些不满群体表示亲近。考虑到知识分子因参与抗议而受到指责，并被边缘化，总书记敦促各级官员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他说，没有知识，就不可建设社会主义。
江还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现代化变革，恢复了一项合理的决策方法。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1985—1998宋健博士回忆道，“六·四”之后，“一些人对我们使决策更加科学和民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值得赞扬的是，江支持我们的立场，之后其他人就可自由表达相似的观点了”。
江还宣布中国将继续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接见31名回国的留学生时，江说一些“被某些外国媒体误导”的中国留生，“不了解今年早些时候国内所发生的动乱的真相，采取了一些极端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说，一旦他们认识纠正自身的错误，还是欢迎他们回来的。“人非圣贤，”江说，意指那些抗议军事行动的人，“孰能无过？”在历时3小时的会见中，他听取了学生们的意见。“我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说。
虽然如此，中国还是开始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旅游业滑，外国投资骤减，外交往来减少，援助计划被搁置。曾经高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急剧下降。然而，外国势力越给中国施压，江就变得越坚强。他自豪地提到朱自清，二战后，这位扬州诗人拒绝吃美国提供的救济粮。“中国的年轻应该以他为榜样，”江说，“不应对西方阿谀奉承和盲目崇拜。”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并与国外媒体合作的中国学生，他很鄙视。“我不知道，”他说，“那些人的血管里是不是还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
江的兄长江泽君于1989年秋天逝世。几年他刚患病时，江把他接到上海进行治疗，让他和自己家人同住。在生命最后时日里，江泽君很喜欢在电视上看到弟弟。江泽民写了首挽词以志哀悼。
今悉君兄逝世，不胜悲痛，赋词以挽，调寄《子夜歌》：
弟兄哀乐何能免，
追思飞越情无槛。
湖畔携归，
江头唱落晖。
东圈门里醉，
淮上寻芳翠。
山水曲中音，
溪翁翰墨瓶。
扬州东圈门是江的家族曾经居住之地。“淮上寻芳翠”指的是1938年年方20的江泽君前往安徽省东部（“淮河”）抗击日本侵略者，“寻芳翠”象征对更美好的世界的追求。
毛泽东有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枪就是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一直 坚持对队的绝对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从1936年起直至1976年逝世，毛泽东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职位，之后由华国锋接任。1981年，军功赫赫并在军内备受拥戴的邓小平取代了华。
邓小平现在担心他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稳定的政府对实现他对中国的构想至关重要。邓必须在他还具有很高的个人威信时采取行动，他开始了艰难的活动，使江泽民——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成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坚信，根据共产主义学说，军队的首要职责是服务于党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谁指挥党谁也应指挥军队。
整个9月和10月，邓都在为江路，他指出，总书记很好地处理了上海的学生抗议行动，比军队在北京处理得好。邓逐渐说服了党中央的其要员，他们都非常尊重这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意见。（据报道，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曾是江的养父江上青的战友，在江泽民上任初期给予他坚定不移的支持。）
11月9日，江泽民当选中央军委主席。如今，他成了两个最具权势的机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至少在名义上，他拥有了指挥300万武装部队的头衔。江在就职讲话中非常直率，并没有掩盖其军事经验的匮乏。“我在四中全会说过，选举我当中央总书记，没有思想准备。这次决定我当中央军委主席，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党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军事事务，尽快熟悉军队情况，认真地、积极地履行职责。”
虽然邓不再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但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人。他安排全会任命另外两位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同父异母之弟杨白冰将军成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日常事务，并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杨尚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是高领导人，曾与邓长期共事。“文革”时涉嫌所谓窃听毛泽东的电话而遭到解职。之后，杨被邓小平官复原职，并成为他改革计划的最早支持者之一。同时，邓安排前海军司令刘华清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江决心要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足迹遍及100多个军事基地，询问那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他了解普通战士们的生活，也研究将军们的战略。他漫步于军营并品尝部队伙食，对军营图书馆特别感兴趣，强调这些图书馆应当藏更多的书籍。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江在检阅军队的前一个晚上如何练习军人的步态。江在房间里来回地齐步走，精确地摆臂，有力地踏步，并在镜子里察看自己的姿态，检查自己的表情。这个故事集中体现了江对自己新承担的中央军委职责的全身心的投入。低估江泽民的人不会笑到最后。
“六·四”之后，有人认为改革正在搅乱经济，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江泽民重视邓的整体设想，又坚信社会主义的原则。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江发言时强调，最大的教训”是国家绝不能“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或大起大落”。
11月，在一次由报社总编参加的研讨会上江采取了强硬立场。“当大众传媒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他说，“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以在过去的这个春天里所发生的“事件”为例，江敦促总编们要吸取教训。他说，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体主义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人民是他们的职责。他告诉他们，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年底，江视察了福州军区的部队，那里隔着海峡与台湾直接相望。在毛泽东曾经做过长篇大论的著名的革命根据地闽西，江告诉老红军们，“伟大舵手”的“革命理想”可以通过“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来实现。
某一中国的消息来源称：“通过宣誓于毛主席在解放前曾宣传的价值观，江泽民告诉今天党内的元老和将军们，他将一直把他们的利益记在心中。”江亲近部队的努力开始获得回报。《解放军报》引用福州区一位战士的话称：“江主席抽出时间视察我们的连队。这意味着他对军队怀有正的感情。”在同一次巡视中，江告诉党的干部、工厂的管理人员和海外的投资者，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将加速推进，而不会被搁置。“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江向他们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不会改变。”
江所指的变化是指东欧发生的事情。11月，柏林墙坍塌，从而加速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稍容一点夸张的话，可以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斯洛伐克10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小时。圣诞节那天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个士兵行刑队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的情景，行刑队甚至在没有接到命令时就开了枪。
齐奥塞斯库曾是最早一批对中国府在天安门采取的行动给予支持的领导人之一，而对江来说，当他深情地回顾在罗马尼亚逗留的那段日子时，一直把齐奥塞斯库视为老朋友。在齐奥塞斯库被残忍处决这件事中，这新任总书记看到了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重要教训。
1989年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尽管缓慢而且不动声色。美国大使李洁明开始谨慎地和中国恢复意义重大的安全合作关系，这一有利的举措使两国共享情报资源。
当时，中国正迫切希望国政府能够批准一个休斯通信卫星的出口，这颗卫星将在1990年春由中国火箭发射上天。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一起商用太空发射事件是举足轻重的，既能提高国家威望，又是他们技术发展战略的关键。李洁明大使向华盛顿方面解释说“卫星发射对中国开放全局有重要意义”——他强调与中国科学界的联系——在他的干预下，布什总统1989年12月搁置了国会的禁令。
10月下旬，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展开一番直率的交谈，他是重建中美外交关系的先驱，在中国享有盛誉。尼克松用“老朋友”的语气，提出他“从现实出发”的请求。不久，关于释放方励之和重获世界银行贷款的谈判开始了。
1990年1月10日，京的戒严令撤销。这不仅标志着新的1年或是新的10年的到来，也预示着整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