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持着它的共产主义根基。“中国的周围都是友好邻邦，”江当时说道，“中国解放依靠的是自己的革命军队，不像东欧国家那样由苏联红军解放。”江指出，我们这支军队，“经过考验证明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为江加强党及其本人的权威提供了良机。他小心谨慎地对待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江还要求文艺界“在收外国文化精华的同时，注自己作品中的民族特点和风格”，并创作出更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生活的作品。
尽管如此，江主要还是向党的传统支持力量伸出了手。1990年1月，他在山西省大同煤矿下到一口矿井内，向矿工们拜年，并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还走访了矿工家庭，同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交谈。他说：如果所有部都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我们将不可战胜。”就在同一个月，江视察了一座国家体育训练中心，与军系统的运动队员打成一片。在与一名世界级乒乓球女运动员打了场球输了之后，江说：“和世界冠军打球真不容易。”
就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江邀请沈永言来参观他在中南海的新家沈到北京主要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一笔5000万元（约合600万美元）的贷款。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沈从1981年起就开始任副厂长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处在困难时期，无力向厂里的工人发放工资，沈想在春节放假之把贷款办下来。在他把有关情况向江说明后，总书记就给银行的行长打了个电话，帮助落实了这笔贷款。
“当我乘车进入这片象征中国权力中心并极富传奇色彩的深红色院墙时，我有一点担心，沈回忆说，“现在和老朋友在一起，感觉会不会不同了，会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当时江担任党的总书记已有半年多时间，已经开始坐稳自己的领导位置。当我到家时刚一进门我们就拥抱在了一起。江还是和以前一样。”
尽管身体有些不适，王冶坪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沈。“我可以肯定，”沈说道，“她对权力或地位没有一点欲望；她对丈夫获得的新职位和威望并不感到开心。”
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小四合院， 中国典型的传统住宅，中间是一处露天庭院，四周围着房子。院内院外看起来都很简朴，它原先是皇帝卫兵的住地。当江带着他四处参观时，沈注意到了这个家庭继续过着俭朴的生活。除了卧室之外（其中包括王冶坪母亲的一间），只有一间小客厅、一间书房、一个餐厅和厨房。住处只有一台视机。
江坦承对他的妻子感到担心。他说道：“尽管当总书记的是我，她却比我还紧张。我很同情她。”尽管她最终学会了泰然自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然而在公众眼里，王冶坪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感觉到自在。
“参观完之后，我们坐下来共便餐，”沈接着说，“6菜1汤。王冶坪几乎什么也没吃。我们喝了绍兴黄酒——江和我喝完了1瓶。他喜欢喝酒。”
1990年3月，江自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其目的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他会见了金日成，并为显示社会主义的团结而同金热烈拥抱。面对着4万名用中朝两国语言呼喊欢迎口号的孩子们，江说：“我由衷地高兴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随后称赞了“我们两国间的深厚友谊”。
应金日成的迫切要求，讨论的议题集中在“共同关心的国内建设和国际问题”。两位领导人同意无东欧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团结在一起，并发誓要在亚洲坚持社会主义。尽管此举让中国的领导人们感到宽慰，江却清楚地意识到，面对国内外的公众舆论自己简直像在“走丝”。在他上台之初的岁月里，这将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作为一种平衡，江邀请了13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到中南海作客。当学生们走进怀仁堂时，江和他们一一握手。他告诉学生们：“我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我原先打算给你们回信，但再三考虑后，我认为和你们面对面交谈可能更好些。我们应当坦诚地交换各自的看法。”
在听完学生们就诸如教育、成功的含义等话题发表的意见之后，江向他们提出了本人一直遵循的忠告。他说：“当代青年需要把自己的事业理想与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果离开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没有人能够成有用之才。”
“孤立的个人奋斗是没有前途的。”江补充说。
在坚持党的路线的同时，江再一次表现出能够锐意进取。
开发上海东部广阔的浦东新区之所以能获得批准，部分原因正来自江泽民的这种素质。当邓小平依照惯例在1990年春节来上海过年时，汪道涵和其他一些人向他谈到了开发浦东的紧迫性。邓认为对这个项目应给予优先考虑，他还对江亲自抓该项目感到高兴。
后于1993年成为浦东开发区主任的赵启正（被戏称为“浦东先”），特别提到江对这新区的关注。“在江泽民为上海市市长之后，”他回忆说，“他对浦东开发计划作出了许多指示，其中既有战略性的，也有涉及具体事务的。在他成为总书记之后，每当他上海时，他都要视察浦东。在1999年国际工商界领导人上海《财富》论坛会议上，江主席说‘今晚我所在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6年前还是一些简陋的住宅和农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把浦东称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1997年，江主席在视察浦东时听了有关中国第一条通用隧道的介绍，”赵启正补充说，“突然，江提出他想要到地下去一看。他的随行人员大吃一惊。他们想劝阻他，向他解释说，通用隧道对他这种年纪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狭窄和太危险了。‘请您别下去。他们恳求道。但是江回答说：‘我曾经当过工程师，所以我要下去看一看。’尽管他不是一瘦子，他还是爬下陡峭的梯子，在下面走了50米左右，并说：‘很好，我现在了解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这种新进展。’”
如果浦东想要吸引大笔外资，法律和组织结构就不得不符合国际标准。管这种改革包含有多少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和江泽民仍然认为他们的政策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并不在于存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是在于资产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即便如此，当思想保守的人担忧共产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正在遭到侵蚀之时，江却在发展和意识形态之间寻求一种协调。“发展经济和搞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他说，“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必须坚决抵制腐朽的资本主义思的侵蚀。这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纪念五四运动71周年大会上，江试图通过赞扬中国的2000万知识分子来缓解一些人的情绪。江说：“一小部分同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妥当事情，认识到了，吸取了教训，就应该欢迎。对认识一时转不过来的一些同志，要继续热情帮助，耐心等待。”
江一面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面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西方人来说，二者是矛盾的，但对江而言它们则是互的。他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意味着要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与之相反，他解释道，这有助于通过维稳定来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
在谈到“百花齐放”政策时，江敦促不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流派展开相互竞争。但是，他告诫说创作和学术自由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在西方人看来，这是给真正的学术自由横加了一条苛刻甚至是可笑的限制，江却真诚地相信百家争鸣和坚持共产主义领导是相容的。他知道，即使有所限制，在思想的市场上展开的创造性竞争能够促社会发展，是应该鼓励的。
江同意在ABC电视频道上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的采访。在回答她有镇压行动的提问时，江总书记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和装甲车，包括坦克被焚毁。”他补充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他继续说道，“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江说在今后的事件中，将动用携带非致命性武器的防暴警察来维护秩序。他还向在行动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士兵表达了他的敬意。“我们怀念他们。”他说道。
“与此同时，”江补充说，“我们的各级政府对那些意外受伤或丧生的群众给予了高度关心。”他谈到了那张有名的照片，一个怒目而视的年轻人在安街上挡住了一辆坦克。“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些坦克怎么可能被一个年轻人拦住呢？是因为他们不愿从他身上碾过去。这才是原因！”
沃尔特斯问江有关方励之的事。方由于参加1989年的抗议活动而成为中国头号缉的“反革命罪犯”，近一年来，他一直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中。江指出方的命运关系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方励之受到中国法律的通缉，”江严厉地说，“他是去年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之一。他们夫妻俩都是幕后策划者。”
“解决这件事情只能有两个前提，”江继续说，“首先，方励之必须认罪；其次，美国必须保证他今后不会做出任何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来。方励之是中国通缉的罪犯，他却逃到外国大使馆得到保护。你觉得中国人会怎么想？我们不会回到旧时代，清朝已经永远亡了！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尽管他的话听来强硬——对江来说这些话显示了爱国心，是恢复中国受伤的尊严所必须的——实际上就释放方励之他提出的两个条件，给错综复杂的局面指明了出路。这个僵局成了双方的绊脚石，使中美关系裹足不前。江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但只能在主权和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解决。
在采访束时，江的语气缓和下来，他改用英语交谈并努力让他的听众都能听懂。“尽管中美关系现在遇到了困难，”他对沃尔特斯说“我相信美国人民会逐渐了解去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并支持我们为复正常的双边关系而共同努力。”
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一语中的地指出：“稳定压倒一切。”
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时，江召开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估计此事的国际影响。讨论的重点自然放在美国是否会利用这一形势来谋求对波斯湾石油资源的“霸权主义”控制。虽然中国最终支持了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解决方案，但中国寻求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当时，就是要在“天安门事件”电视曝光后年多的时间里，重塑中国受人尊敬的大国形象。
1991年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速胜震惊了中国的军队领导，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在陌生的沙漠地带陷于苦战。尤其是江，他对高科技武器的惊人发展发生了极的兴趣。他对那些照片入了迷，竭尽全力想要了解有关一切具体武器系统的信息。从此往后，对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成了江的首要目标之一。
11，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到深圳和珠海参加了庆祝活动。随后，江在温家宝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飞回了北京。3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江兴致勃勃讨论了尚处于萌芽和局部实验阶段的中国股市。人们对于这一尝试是有争议的——有些人指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
“江总书记问了我许多问题，”后来成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回忆说，“他还做了不少笔记。”
“股市的钱从哪里来？”江问道。
“95％的钱来自个体投资者，”刘阐述说，接着又赶紧加上一句说，公司的基本所有权不会改变，“因为60％以上的股票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当股价升时，”江继续提问，“是谁赚钱，谁赔进？”
刘解释称，股价是由市场供求理论决定的。由于只有5家公司在中国被选作试点，太多的现金投向太少的股票。“需求十分旺盛，这是股价连续走高的原因，”刘说道，然后又补充一句：“这是不现实的。”
江还询问了管理和规章制度，特别是当党政官员购买了股票时该怎么办。
在飞行快要结束时，刘鸿儒对江泽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继续我们的股市试验——我们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请相信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会随随便便就去推进私有化。但是既然犯错误难以避免，我希望我们不要惩罚人或给人贴上政治标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再有人愿承担责任了。”
江同意继续进行股市试验，但是告要对它进行仔细研究并且在中国还没获得更多经验之前不要再继续扩大规模。
在1990年一年当中，江在全国进行了视察——5月去海南，7月去西藏，8月去新疆，10月去辽宁，11月去广西。到1991年初，即将65岁的江已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地区。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旨在表明共产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以及他是党的新领导人。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的极度贫困并非常关注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造成这种贫困的部分原因是乱收费和乱罚，它们大多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有时甚至是非法征收的。这种利欲熏心的做法，成为江反腐斗争的新目标。
自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以后，西藏就一直处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1965年这一地区被命名为“西藏自治区”，此举允许当地居民保留并传承自己的风俗礼仪。198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了游行。国务院发布命令，在拉萨市实施了戒严。到江泽民前来视察时，戒严令才撤销不过10周。
江希望西藏人能对政府产生好感。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建设，他批准建设一个新机场并许诺向当地派遣更多的技术专家。他同时告诫当地领导人要对“分裂主义者”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主要是在其漫长的边界线上，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聚地，他们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被视为是对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在西北部的新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问题。江敦促各民族“与动乱和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但同时也保证“民区域自治工作应当加以改进”。
10月，江继续他的“军队工作”，并登上了中国北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在视察了指挥室后，江说：“我们去看一下厨房。”每一个人都劝他别去。“舷梯对您太狭窄了，”一位军官告诉他，“厨房内的温度非常高。您最好别去。”江执意攀下舷梯参观了“小如鸟笼”的房。
北京成为1990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江称其为亚洲空前盛大的运动会，并说运动会将进一步增进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开幕式当晚在天安门广场点燃象征性圣火的是江泽民。
政治局常委们各自己分管的一摊，例如李鹏掌管着国务院，李瑞环负责宣传和媒体，乔石负责党的组织、纪律检查和国内安全等部门。而元老们，尤其是邓小平，仍积极参与政策的制订，并对管理提出建议。
江泽民会见外国要人时，他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商议。作报告前，江发言稿需在常委会所有员中传阅，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每人都要签名表示通过。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会直接写在文件上要求解释或解决。
这种权力共享和征求意见的做法正是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标志，也可说是共产党式民主和最高层制衡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缩影。不管怎样，在职初期，江对同事特别谦虚，欢迎他们的意见并寻求支持。虽然他通常认可尊重党集体领导制度，但随着权力的增长，江泽民也在逐渐强调他的个性。
为此，江泽民与中国的3位最高元老保持着密切接触，经常登门向他们请教。在1990年全年，江与邓小平频繁见面。12月，邓对过去18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
1990年12月的党中央全会强调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重申诸如“持续、稳定、协”发展和“量力而行”等理念。
邓小平决定前往上海，在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上海的党报《解放报》上。这些文章使用了笔名，但是毫不掩饰地反映了邓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讽刺了那些对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并劝告上海领导人要“敢于冒险，大胆利用外资”。在北京出现的反击文章则暗示，有的说法代了“资产阶级自由化”。3月1日，在邓的住所，邓和江有一次私人会面，可能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集中精力抓经济。除经常给起草第个五年计划的国务院计划者们提出建议外，江着重强调科学技术，把它提到了当前工作的首位。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他寻求通过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将工业和国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谁在信息流和军事的高新技术领域比江更有资历，这一专长帮助江扩大了他的影响。
2月，江向一位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财政信贷，从而使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外宣传机会，证明了他们长期宣传的一点，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联。就江个人而言，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历史转折点，他回想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岁月，以及30年前他所在的汽车制造厂在苏联撤走他们的顾问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江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会见数不清的访华代表团。就在1991年4月一个月内，江会见了来自英国、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叙利亚、尼日利亚、澳大亚、突尼斯和苏联的官员。他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许多来自国内的代表团。
对改革速度缓慢依旧感到恼火的邓小平，将富有进取心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提升为副总理。朱在国务院具体分管工业、农业和财政。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江和朱在上海时却合作得很好。作为一名热忱的改革者，朱镕基使国务院在政策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数月后，邓小平和江泽民同意，出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变动，曾经和赵**一起被免职的3位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和阎明复——被重新起（虽然官职较低）。
此外，在接受一家墨西哥报纸采访时，李鹏说江泽民“证明自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党的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并补充说：“他非常博学”。几周后，国家副主席王震发表评论说，江泽民“精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具有广博的知识”。
江泽民一直讲改革。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呼吁开展反对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并警告说“动摇生产方式中的公有制地位”将给社会主义和人民带来损害
当“天安门事件”临近2周年之际，江泽民赴莫斯科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自1957年毛泽东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说，他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经过4年的谈判，两国解了有争议的边界争端，并且发表联合公报，承诺要在各个领域加强联系。江泽民1991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回访，两次访问都安排在5月是一个绝妙的巧合。
对江泽民来说，这次访问的亮点是重返大型汽车制造厂，35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实习生在此工作过。在与工厂管理人员会面时，江感谢工厂为中国培训了700多名技术人员。随后，他抛开礼节，使用有些生疏但还能交流的俄语和老朋友进行了交谈。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给江看了一张30岁的江泽民和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合影的照片。“这就是我！”那位女说道，“还记得吗？”她把照片翻过来，把背面江的签名指给他看。动力控制室的另一名工人说，大多数和江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已退休，但是他们托人向他转达了亲切的问候。这名工人向记者们透露，总书记“在工人中很有人缘”。
分析家们推测，江的访问将开创中苏合作的新时代。他们错了。苏联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没有达成，而且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苏联很快就要不存在了。当江对莫斯科说再见时，他告别的是那个旧时代。
1991年8月19日，为了竭力维护党的至高无上地位，克里姆林宫里的强硬派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西部青海省视察的江民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8月22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和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一起分析莫斯科仍处于混不清的局势。2天后当鲍里斯·叶利钦平息了政变时，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戈尔巴乔夫复了原职，苏已再无生机。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进行了70多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
这个教训对中国领导人不无影响。接下来几个月中，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苏联倒台，江泽民召开了多次高层会议来讨论事变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大家显然都提高了警惕。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和平演变”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可能）采取的非完全军事行为社会变革手段。邓小平的改革是否会把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争论尤其激烈。就江泽民而言，他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把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法处理好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被颠倒过来：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这篇讲话不仅标着江涉足经济决策事务，并向外界表明他的权力正在逐步增长。
10月，金日成来到北京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江泽民陪同金日成到他的家乡扬州，参观了江心目中的英雄——史可法的纪念馆。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挥洒自如了，同时遵循着固有的行为准则。举个例子，他延续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的传统。北戴河是渤海海滨度假胜地，位于北京以东约200公里处。领导人除了度假娱乐、从事沙滩体育运动和与亲友叙旧外，还要举行政治讨论，制定党的政策，确定国家计划，议定敏感的人事升迁和退职问题。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鉴于自由受到这么多的限制，江泽民也需要放松。他还需要锻炼。每天，他都要在中南海里绕大圈散步。随后，他会去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游泳池游泳。
就在这段时间，中南海——过去的皇家宫室，现在的权力中心——的一些中式古典建筑被改造修葺一新，特别是那些专门用于会见外国达官显贵的地方。恢复这些精致典雅的中华文明的象征物，表明泽民力图恢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领导者这一历史性角色——一个看似遥远目标——的愿望。
有一座重新装修的茶楼大门对着南海，从这儿可以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在农历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中秋节那天，来到这儿对湖赏月。这是一个催人感怀、引人遐想的时刻，人们可以想像当江泽民陶醉在美丽的月色和中国的光明前景中时，他一定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写下的诗句。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江泽民不以势压人。他更愿意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他认为不能妥协的地方，他的态度坚如磐石。对于穷苦百姓的困境，充满同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渴求，他与他们心心相印。对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摩擦，他深刻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经历过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仍然需要依靠元老，寻求共识，并设法提拔自己赏识的人。江泽民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