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去世之前，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走上发展壮大路。他对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很不满意。1992年年初，这位87岁高龄的最高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乘火前往中国南方巡视，去为改革呐喊。他这趟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将使中国恢复活力并重激发起江泽民的干劲。
1月17早上，当邓在北京火车站登上那列8节车厢的专列时，他只是一介平民。他的妻子卓琳及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陪他一同旅行。医生们曾劝告这位身体越来越虚弱的老人不要出巡，而且尽管邓仍受人尊崇，他的实权已经减小。甚至连过去亦步亦趋报道邓一举动的中国媒体，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报道他的重要旅程。
邓享受着他的退休生活，其中包括与一大家子人一起进餐，还有桥牌——他可是一位桥牌高手。尽管感觉不再敏锐如前，邓正是在从这种悠闲的生活中走出来，最后一次挺身投入政治争。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邓知道必须令人刮目地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以及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邓告诉身边人，他得离开北京。他选择去南方，到广东省他所创建的经济特区去，他期望在那儿找到对其改革思想的有力支持。此后邓这一行程就被称为“南巡”，意为“南方之旅”，但是蕴含着更为尊崇的意思。
邓的第一站是武汉，在那里他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专列上，邓通过湖北省委书记向北京的中央委员会传去一个口头信息：“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警告说，“谁就会被打倒。”邓正在为获取党的灵魂而努力，这次他不会回头了。
两天之后，江告诉官员们全党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他强调迫切需要“大力压缩不必要的会议，减少过多的例行仪式”。
邓小平即将动身之前，江泽民就敦促上“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并“采取新的措施深化改革”。1周后，江呼吁党的干部要朴实节俭以取信于人民大众。他说：“我们必须改变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地深圳，邓对热情洋溢的群众说：“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又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补充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警告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离开的时候，邓当着众人的对深圳市委书记说：“你必须加快发展！”这是个令人震的声明。因为在整个中国，深圳的改革步伐是最快的。北京的批评家们经常把深圳当作改革速度过快的实例。现在，邓却告诉深圳领导人要发展得更快些。他借用了毛泽东的比喻：“我们不能像小脚女人。”
“我们要警惕右，”邓在行程的下一站珠海说道，“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再次要求改革的反对者下台。
但是邓也兼顾了公平。“现在中央的班子，”他说道，对江泽民使用了代码短语，“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
邓的专列奔驰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当这位最高领导人不停地发表直率言论时，大陆媒体的沉默变得颇成问题了。香港媒体对邓的整个行程进行了密切的跟踪报道，抓住了每一个重要时刻，但是在大陆报纸上却没有出现任何一条消息。很明显，高层作出了某种定。
由于不清楚邓的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没有人想过早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有关他南巡和发表激烈批评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邓已经利用上海和深圳的当地报纸，向大陆媒体全盘托出了他的见解。）邓小平是在进行一次远征，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了。
江泽民决定公开表达他的支持。他不仅认为邓小平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且还感到这位最高领导人最终会取得胜。在党内，要求支持邓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春节期间，江给在上海的邓小平打了个电话向他拜年。尽管这次广为报道的谈话并未涉及邓的南巡但就时间上的选择而言却并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江泽民在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这还不够。流言蜚语正四处传布。江泽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
江泽民决定采取行动。他和富有政治头脑的曾庆红商谈后，和李鹏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加快改革。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批准下达了大量刊载邓小平的谈话的文件，总数大概有20多件。江打定主意支持邓，而且不会在过程中三心二意。
江泽民决定采取行动。他和富有政治头脑的曾庆红商谈后，和李鹏成一致意见，决定加改革。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批准下达了大量刊载邓小平的谈话的文件，总数大概有20多件。江打定主意支持邓，而且不会在过程中三心二意。
一开始，在他的支持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邓的主要思想。2月28日，《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被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中央党校，这先进共产主义思想的堡垒，向2000名学员和教职员分发了邓谈话的书面稿。该校的毕业生在全国各级主要的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党校可是个宣传新政策的理想途径。
3月上旬，政治局连续2天召开全体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会议最后作出了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即政治局同意支持邓的言论和思想。决议是一致通过的。邓的南方谈话从此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社会主义现化的核心，和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主题。政治局如今强调说，整个党和国家，必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谈话。
江泽民满腔热情地宣传这一新的思想，他的讲话总要引用邓的话语，并且几乎每次讲话都要号召切实加快改革步伐。5月，江要求治局成员用更大的热情学习邓的谈话和思想。6月，他对中央党校的毕业班学员作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
在这篇高度受人注意的演讲中，江宣布任何批评或篡改邓的策的党员干部“随时都有可能被撤职”。虽然江抨击了西方腐朽的价值观，但他批评“左派”分子将改革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混为一谈，同时他还对认为党的中心任务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阶级斗争”的看法作了批驳。
在这篇演讲的若干部分，所用的语言几乎与邓南巡时使用的一模一样。讲稿下发全党和武装部队（人民解放军）的所有单位，作为“认真学习”的必读文件。
这篇讲话还暗示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江泽民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加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在一个对措辞的微小变化十分敏感的文化中，这个新术语无疑是投下了一颗意识形态炸弹。政治描述语总是事涉敏感，任何变动都必须谨慎。经历了几十年“反右反资”宣传后，语言上过于突然的转变引起混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导词是怎样产生的呢？江曾下结论说，中国的新体制需要一个新的术语，在考虑了许多备选词后，他最喜欢这个。“市场”这个词必须引人注目，但也必须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协调。
江泽民在党校发表讲话3天后，他来到邓小平家，寻求这位最高领导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改革新旗帜的同意。讲话前江没有和邓磋商。在邓南方谈话后，一切问题便由江自己来解决。在此意义上，南方谈话确实是对江的一次考验，而他的党校讲话正是最后一考试。
对邓而言，这个名词是再自然没有了。几年来他一直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计划，而社会义制度也有市场。讲话后，江也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两人均表赞。于是邓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的）主题了。”
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成为中国官方指导方针还需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正如《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言，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江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邓南方谈话之后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是党和国家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的（讲话）基调是共同讨，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共识。”
这样，江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为了让党的领导人对每5年在党代会上制定的新政策有思想准备，他首先会在春天到党校发表讲话时预先透露一下自己的想法，允许大家对此进行热烈讨论，这样一来，等到季党代会正式提出该项新政策时，它早就被接受了。
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一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巡”。大陆的记者们如今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邓，把新一轮的改革称作“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高于原先估计的6%。尽管这种热化的增长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腐败日甚，但它仍然会使中国成为一个迈向现代化和繁荣富足的经济强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和江泽民适时的支持，这种发展可能要在许多年后才可能实现——如果最终能够实现的话。
当邓小平告诉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止‘左’”，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虽然邓反对带有各种思想钳制的群众运动，他相信他是在发展——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1978年邓开始改革到1992年的南巡，治意识形态的辩论一直在中国持续着，用邓的譬喻就是，“摸着石头”过改革的“河”。1992年后，争论结束了，道路扫净了，速度加快了。“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10年后一位高级领导人说，“我真难想像中国如今会是个么样子。”
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江泽民在4月份访问了日本。江很重视与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工商界人士发展经济合作，为此，他参观了位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总部，同时把两国围绕中国东海一组岛礁（译注：即“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搁置一旁。江还会了明仁天皇，与天皇共进宫廷午宴。席间，江向天皇重申了对其访华的邀。
江最后还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个人的印记。出于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信奉，他坚持要专门拜访从1970年到1974年担任日本首相并开创了中日关系新篇章的田中角。和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田中在日本也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卷入了一起受贿丑闻，并因此被捕。但如同对尼克松，尽管他已再能发挥作用，中国人仍然把他视作朋友。时至今日，尼克松和田中在中国都作为伟大人物为人们所铭记。
当江泽民抵达田中传统式样的宅邸时，这位老人的许多家庭成员都在门口迎接。当江跨出轿车时，田中的一个孙女儿走上前来向他献上一束鲜花。田中的孙女用英语说道：“欢迎。”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我来到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江对田中说道，“对我而言，很自然就会想起你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今天就是来向你表示感谢，并向阁下致敬的。”
江和日本媒体在一起时显得很放松。在启程前，和日本记者谈到了即将进行的访问。当问到他的个人生活时，他谈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儿，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他笑着补充道，“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江对记者说：“我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因此，我现在读一些有关历史、科技和世界事务的书。”江说他喜欢古典音乐，但也不排斥快节奏的音乐，比如迪斯科，“年轻人喜欢这个”。
江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采访。“闲暇时间您都做些什么？”记者问道。
“我想我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以请您写下您喜欢的一句诗吗？这是毛笔。”
当江在纸上写下两诗时，摄像师把镜头拉近，作了一个特写。
“人们说您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记者一边端详着江的书法一边说，“我想这是一首唐诗。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写的是，”江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的前两句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6个月后，日本的明天皇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日本君主首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在宴会上，天皇破天荒地承认他的家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江泽民在领导岗位上看上去似乎挺舒坦，但偶尔也有谣言传说着相反的内容。尽管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中都会产生谣言，但那些有关中国高级领导的谣传，特别是在西方，往往会夸大他们在相互倾轧方面投入的时间。当然，为个人谋求更好的位置始终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一样，把他们的主要时间用在共同治理国家上。尽管围绕什么才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佳途径会出现分歧，但对于这些目标应当是什么，他们却几乎完全一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意义深远的相关决定。首先，将邓小平的口号，即“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
特别是，会议把中国定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充满资本主义味道的术语“市场”联系在了一起，此举具有巨大的象征义。然而，当江泽民在大会上作定调子的工作报告时，他的言辞比起4个月前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要更为严密。一方面，他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邓小平的“新革命”是“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而不是仅仅对它修修补补”。另一方面，他又寻求和谐与平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江说道，“不要一讲加快经济增长，就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江泽民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五年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邓小平观看江讲话的电视直播时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或者更准确地说邓小平帮助他建立了威信：先，当年早些时候的南巡促江加快了市场改革；其次，建立了一个更具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副总理朱镕基和49岁的胡锦涛（这位希望人物后来成为国家元首）江很乐意和胡锦涛共事。
很意义的变动是央顾问委员会——其成员至少都有40年的党龄——不再设立了。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作用是向中共中央提供“政协助和咨询”。不再设立委员会，加强了江和其他现任领导的决定权和灵活性。
江不仅赢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他还在职权（政治、经济、媒体、军事）的所有方面发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后来在2003年，即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
可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在新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集体中，这些有能、有责任心和有资历的人，对应当如何治理国家存有不同意见。尽管7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也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思想。李鹏是总理和政府首脑；乔石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李瑞环将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
排在第五位的是在上海的同事朱镕基，他将几乎完全掌管经济。他并不认为寻求一致意见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第六位是将成为常委会中最后一名军人的刘华清；第七位是49胡锦涛，他负责党的组织和人事。
在党代会临近尾声时，事情已变得很清楚。至少对邓小平而言，江泽民是他的接班人了。时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搀扶下，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高层领导。在随后的20分钟内，他和泽民并肩走在一起。而其他人，包括李鹏在内，都在几步之后跟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江泽民的最终认定，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此向全国进行了转播。“大会非常成功，”邓抓住他的接班人的手说，“我希望你们大家继续努力。”
江毫不犹豫地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负责经济事务、外交事和台湾问题的三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使他可以在这些领域中直接负责决策工作。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在外交事务方面，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8月，中与韩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个月后，江为来访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中韩建交的经过说明江是多么喜欢接受信息以及他是如何与下级共事的。作为在科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江很尊重国务委员宋健博士，宋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对中国的航天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选总书记后不久，江就对宋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宋健满足了江泽民的要求，给他送去报纸、论文和书籍。“我就让我的秘书去他那儿，把东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宋回忆说，“我没有什么固定计划。有这么多各式各样我认为有意思或重要的材料，平均下来，我1个月左右就要给他送些东西过去。”虽然宋博士呈送过去的东西一般涉及的都是科学技术，但也有例外时候。
1990年冬天，宋博士的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赵利济博士找到了他。赵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韩国社会学家，当时在夏威夷大学著名的东西方中心担任主任。那时，韩国总统卢泰愚正在寻求建立秘密的高层渠道，传递他的国家想与中国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信息，便要求赵博士斡旋。卢泰愚总统的创议正是通过赵利济博士传给了宋健博士，后者又按惯常的做法把信息传送给了江泽民。
在读了来信后，江判定时机和环业已成熟，便把信转给了中国外交部，正式启动了有关外交运作。1991年初，韩国和中国互设了贸易代表处，1992年年中，两国建立了外交系。
汪道涵，江的良师益友，也有与江联系的特殊渠道。当他被任命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后，这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海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台湾也有个相对应的组织。设协会的想法是非政府组织比起政府来要更加灵活，可以找到缓解紧局势的新路子。根据江的要求，汪道涵直接向他报告。
“我从来没有向江泽民隐瞒过情况，”汪说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任何事——尤其是当我觉得他还不知情的时候。他也经常询问我的意见。我们联系很密切。每次我到北京都会去他家。作为老朋友，我们会谈论许多问题，包括个人问题，就像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那样。江没有变。有时当他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他知道他可以信任我，我可以告诉他我的真实感受并对谈话的内容保密。如果他问及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先做一些研究，然后告诉他我掌握的情况或得出的结论。”
1992年岁尾将至时，江作出了一个改革中国科学技术前进方向的决定。按照惯例，由副总理朱镕基起草的下一年度的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江作为总书记，将主会议。作为1993年计划的一部分，负责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博士提出建议，中国鼓励发展由企业家兴办的高科技公司，并为此批准建立数十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然而，朱镕基却坚决反利用企业家兴办的公司和工业园区来推动科技发展——他青睐大型国有企业——他的反对导致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朱副总理和应邀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国务委员宋健，将有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我负有责任，要为发展科学技术找到方法以帮助国家达成发展目标，”宋解释道，“早些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群策群力设法找到一些革新性的设想。”
第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星火计划”，重在发展技术水平不太高的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经准备好跨出第二步：在城市中发展高科技企业。就此而论，宋博士相信最好的战略将是一个大胆的战略：建立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以优惠政策鼓励创办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他和他的手下已制定出一详细的计划，以波士顿、硅谷和奥斯汀周围兴起的高技术园区为蓝本。宋博士在朱镕基的国家计划中写进了深思熟虑的一段话，确认了高技术企发展政策并授权批准建立高技术园区。但是，朱不同意宋博士的想法，他删去了这段话。
每个人都承认如果不大力促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毫无前途可言。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该做，而是如何才能做得最好。宋健博士认为，发展能够激发中国年轻科学家潜能的小企业、小公司是正确的途径。而朱镕则属意于可以大大增强中国工业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
“我和朱副总理是好朋友，”宋特别指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大分歧。除了把我们的不同意见带到政治局进行公开辩论外，我们别无他。”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全体会议，虽然开了3个小时，但是只有20分钟用来讨论高技术。朱镕基主张，他所负责的大型国有企业应当成为发展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有现成的管理体制，朱说，还因为它们有开展高水平研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有这么多的国企业，”朱力争说，“它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
“作为他为国民经济制定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朱镕基一心想振兴中国的国有企业，”宋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并促使他得出这种分析结论。”
轮到宋博士发言时，他声明他的立场代表着中国科学界，而不仅仅是他个人。他争辩说，国有企业恰恰不是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合适场所，因为创新一般说来是年轻人的工作，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体制将会抑制而不是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在论资排辈的国有企业，年轻人怎么能有机会去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去挑战那些陈规陋习呢？”宋问道，“年轻人决不会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好。”
宋博士解释了让科学家在国企业的束缚和限制下开展工作是何其困难。“如果我们对科技创新是认真的，我们就应当打破旧的模式，”宋在政治局恳切地说，“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们自行创建充满活力的新企业呢？”
尽管只有朱镕基和宋博士两人在进行辩论，宋的上级并且是科学技术可靠支持者的李鹏总理支持他的新思想。作为主持人，江泽民没有加入论。他专心倾听了朱镕基和宋博士的辩论，还作了一些笔记。
最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观点。“我同意宋健同志的意见。”江直截了当地说。然后，他转向副总理：“老朱（这是个亲热称呼），你不应当这样一味反对这个想法。就让他们试一下。也可能他们会成功，也可能他们的努力会变得很重要。我们最有才干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把科技创新进行下去。过几年，我们可以回头检讨这个项目，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判断。”
江泽民主持会议有他的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这次就很典型。他先让主要发言人提出他们的想法，并鼓励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他自己不发表意见，而用大而清晰的字体记下谈话要点。在会议结束时，他会总结集体的结论，在房间里逐个询问，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散会后，宋士走到朱副总理身边，微笑着对他耳语说：“镕基同志，这一局我可是一比零赢了！”
“忙你的事去吧。”朱眨了眨眼说。
数年之后，宋博士反思了这个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江泽民在主持会议时有一种高度概括、很有自信风格，”宋说道，“他对处理不同意见驾轻就熟。即便在不可能达成全体一致的情况下，总书记也总能设法协调大家的立场以求得共识。他总是设法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到自己参与了最终决定，即便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正是由于这一点——同时也因为我和朱镕基是朋友——我才能在事后和朱开个玩笑。”
被称为“火炬计划”的项目就这样开始了，2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后来这一数字又增加到53个——建立起来了，其结果培育了大量高技术公司和新的产业。“火炬计划”是中国为加快科技发展所迈出的第二步。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的实施则要等到1995年。
在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江一直很重视自己的老朋友，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刻。他喜欢回上海欢度农历新年，常常宴请他的老同事，席间他们会谈天说地，回忆往事。叶公琦（一位上海市前副市长）描述了有一次他到江在中南海的家做客的情况。“我们吃得很简单，”叶回忆说，“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大概有五个菜，没有什么奢侈的东西。他的家人也跟我们一起吃饭。在餐桌上，我们谈论了许多题，有时非常坦率，有时也谈论些个人的事情”其中有一点，叶说，是江对他的厨师做的红烧肉（总书记爱吃的一种猪肉加酱油炖出来的家常菜）不够满意。“不如上海做得好。”江抱怨说。叶还透露说：“江还告诉我按照医生的建议，他不能吃鱼皮，做前厨师就很尽责地把皮去掉了。‘鱼没有皮不好吃。’他很无奈地说。”
他家里有很多书，此外没什么其他东西“孩子们告诉我，我家的家具太旧了，”叶公琦评述道，“但是江的家具比我的还旧。”虽说陈设十分简朴，接待却总是充满热情，尤其是江的妻子王冶坪。王患有颈椎病，不得不把头歪向一侧。每当朋友来访时，王都亲自端茶，拿水果。当上海市的另一位市长去世后，她还邀请他的遗孀来家做客。王仍然宁愿做些家务，也不愿过中国第一夫人的迷人生活。
“这个家一直都是她在管，”她的小姑子江泽慧说，“年来照顾家里的老人，像我的母亲、她的母亲和三哥的亲生父母，她还得教育两个孩子和孙子孙女健康成长。她很早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因为她的父亲去世得早。尽管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她却一直过着简朴的普通人生活。她不喜欢抛头露面。我叫她三嫂。”
他们俩真可谓是互补的一对。在经过一天无休止的忙碌之后，江泽民期待着回家享受一下妻子烹调的美味的上海菜。然而，他最喜的还是扬州菜。
1992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成为威胁。江重新回到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对现代化至关重要。他知道中国的稳定最终还是要依靠大约占其庞大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12月份，他到湖北省进行了一次计划外的视察，与当地的干部和农民讨论农业和农村改革。有些情况正在农村地区造成问题，江想接从当事人那里了解情况。
“种庄稼几乎赚钱，”一位村党支部书告诉总书记，“生产成本提高了，但销售价格却下降了。而且，农民还要负担各种沉重的税费。”
“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江泽民问道。
“农民只对自己收获的粮食交税，”村支书回答道，“其他的税费应由村里承担，这样会提高民的积极性。”
在另一个子，江问道：为什么粮食价格这样低。有人说：“生产率提高造成供给过剩。”另一个人说：“主要的问题是销售。”“储存，”还有人说，“过去我们每家每户都储存粮食，但是现在人们有了‘新理念’（即那是有损体面的），不愿意把粮食放家里了。”
“他们的‘新理念’可能是不对的，”江说道，“民以食为天。”
在一个村庄，江注意到有一排普通的农舍，就叫司机把车停到路边。江和主管农业的温家宝下了面包车，来到51岁的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房中。
江伸出手来。刘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干部”，但愿意说说自己的想法。“我感谢邓小平解放了生产力，”他说，“过去就是不睡觉我们也不到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权，生活好多了。我希望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不要变。”
“老刘，”江说道，“农村稳定了，国才能稳定。共产党‘让人民群众富起来’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交的税那么多呢？”刘问道。
“有哪些税？”江问道。
“多得数不清”刘说，“我们村每年花在吃喝上的钱就超过1万元。”
“是红白喜事还是招待费？”江问道。
“我是个泥瓦匠，”刘解释说，“所以我在附近许多地方都干过活。我见得多了，我看见那些别高的干部一到我们村开会或视察就大吃大喝。”
江泽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农民富裕了，”他告诉在场的湖北党政干部，“新世纪的文明和进步才能得到保证。”
12月末，在武汉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与会的有6个省的省长。由于刚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江的讲话显得不容辩驳。他还重复了从农民那里听来的骂政府的顺口溜，没有人对此感到滑稽。
税费要控制在各地区平均净收入的5%以内。不允许再出现白条，江斩钉截铁地说，未兑现的必须兑现。（地方政府有种做法，不是支付农民现金，而是给他们白条，因为当地领导想把资金用于投资项目，比如在遥远的沿海新兴城镇投资房地产。这不仅伤害了农民，还长了通货膨胀。）
1992年晚些时候，当江泽民在上海促进城市尤其是浦东地区发展时，他说，当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时，同样要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从此时起就开始宣传自己有关树立价值观和颂扬文化的设想，这将逐渐成为其领导艺术的志之一。
在外交政策上，江泽民同样使用了新的口号。比尔·克林顿刚当选为美国总统，取代了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乔治·H.W.布什。克林顿竞选得部分归功于“对中国强硬的言论”，中国领导人对他很是提防。12月，当江会见帕特里夏·施罗德率领的美国众议院的小型代表团时，他首次使用16字方针来描述中美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到1992年12月，《解放军报》至少发表了12篇社论，拥戴江为“党的领导核心”和唯一的“军队统帅”。他的领导被称为反映了“老红军的传统”。江赢得了对中国武装部队的领导。
一旦掌握了军权，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所有高级军官的提升都要经过江的批准。对拟提升为少将和少将以上的军官，江都要亲自找他们谈话。样，他不仅巩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1992年不仅仅是江泽民巩政治领导地位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江是邓小平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如今他毫无疑问地担当起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