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元旦，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关于邓小平生平的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与党的文献研究室合制，后者负责研究中国元老的生平及著述。片中穿插了对江主席和邓的家人的访谈。系列片制作耗时4年，很少有人会忽此时播放的特殊含义。位92岁的元老即将离世。他的住房几乎被改装成特护病房，医护人员日夜环伺在病床边。处于帕金森氏症晚期的他已渐失知觉。
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离去后，江泽民作为继任者，将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强健，通胀平稳，社会安定，国际环境相当平静。
党的代表大会每隔5年才召开一次，在对十五大文件起草人的讲话中，书记作了策略性的开场白。
成就自己的伟大，江必须发展邓的理论。关键在于涉足邓理论没有涵盖到的一些领域。这样的领域共有4个，它们被写入1996年末出版的一本题为《与总书记谈心》的书中。第一是抑制通货膨胀以对付过热的经济；第二是他包罗万象的“神文明”理论，通过强调道德和文化，遏制日益严重的物质至上主义和颓废；第三是推动科学技术，使之成为带动中国在21世发展的引擎；最后，江憧憬一种“大中华文明”，促进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团与协作。
上述每一思想都蕴含着对邓理论的补充或发展。例如，邓曾发表一个著名的论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江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将其发展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前半句纯粹是邓的，后半句完全是江的，合成后浑然一体。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因吸烟过多，他肺部到感染。江数次到医院高干病区陪侍在邓的床边。在2月上旬春节前不久，邓让江转达他对人民的节日祝愿。他说：“这一年的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2月19日晚上9点08分，人们长期以来意料之中的事情生了。在不平凡的20年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与世长辞。
1个小时之后，江泽民在停放邓遗体楼下的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这里一切都平静有序，一切已成定局，完全不像当年毛泽东世后样乱作一团。一切都经过事先周密安排。凌晨2点42分，也就是在邓去世大约5个半小时之后，新华社对外发布了邓去世的消息。官方声明称,邓因呼吸衰竭而逝世，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非同寻常的是，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外国分析家们纷纷猜测幕后的活动。对此，政府发言人一概斥之为纯属捏造，而圈内人士则称之为夸大其词。北京始终很平静。没有出像毛去世后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保持着平稳。7年以来，邓一直在使中国为这一刻作好准备。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对于这位离去的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更好的悼念了。
接下来的数天内，政治局势迅速明朗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表了支持江的声明。3位高级将领也紧随其后。江对军队工作多年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证明了邓对其继承人所提建议的英明：“在每5个工作日中，要有4天与军队高层待在一起。”
2月24日上午，江主席率领排成长列的高级领导人在解放军301医院邓的灵柩前缓缓绕行一。行进中，江和排在第二位的李鹏之间明显拉开距离，比任何其他参加者之间的距离都要大。在对象征意义十分敏感的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了江的至高地位。尽管邓的家人要求不要举行繁琐的仪式，身着黑色吊唁礼服、胸佩白花的所有领导人还是在邓的遗体前恭敬地三鞠躬，然后向邓的家人表示了慰问。
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悼念活动及邓的遗容，并反复播放邓小平赞扬江民的录音剪辑，“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公众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位撒手西去的领导人如是说。
庄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在1万名国家精英面前，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他的前任光辉战斗的一生。他说：我们沉痛地悼念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50分钟的悼词中，江有5次停下来以帕拭泪。
江在追悼会上流泪颇具争议。批评者称之为蓄意做秀，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江对邓的个人感情。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他对这位为使中国强盛真正奋斗了一生的元老感到由衷的敬仰。对于数以亿计在电视机前肃穆地观看这次追悼会的中国人来说，江主席表达的大家的共同情感，同时他也赢得了每个人的心。
在他执政几近8年来旗帜最为鲜明地提倡改革的一次讲话中，江立推进邓式的经济改革。他：我们必须“把深化改革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他接着号召“发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开放格局”，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不去考虑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江也确实提到了需要在物质效益与他所憧憬的“精神文明”之保持平衡但今天是一个讲改革的日子，而不是意识形态。
江引用邓的话说，官员有两种行事方式：“一个是做官，另一个是做点工作。”这么说的时候，江似在给自己树立一个标准，并且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十五大准备一份开拓性的工作报告中去了。
根据邓自己的遗愿，他的骨灰（他的遗体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简短而只有亲人在场的仪式上被火化）由一架飞机撒黄海。电视播放了播撒骨灰的场景，摄影师拍下了邓的遗孀卓琳和家人痛哭流涕的镜头。镜头中的卓琳弓着腰，在她身边是负责护送骨走完最后一程的胡锦涛。两人一起将瓮里的骨灰撒入下方的大海。
追悼会结束两天之后，傅全有将军下令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指战员学习江主席所致的悼词。为避免含糊其词，傅将军要求军官“要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出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达9次之多。
3月1日，邓去世一个半星期之后，乔石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对江的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乔对2808名代表说：我们应该“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周围”。在全国人大的闭幕词中，乔再次重申江为新的领导的“核心”。他也提到要加大立法机关的权力，建立党的干部同样要遵守的“法律制度”。
中央军委资历最深的副主席刘华清将军也保证效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赞扬了江的“军事思想”。大家都团结到了江泽民的周围。当从邓的医生那听说这位元老已处于弥留状态的消息后，江马上会见政治局委员和党内元老，谋划在邓去世后如何治党和治国。
到1997年初春，改革已成为十五大的主题，部分原因是日益严重的国有企业问题须快得到解决。争论集中在“所有制”和党是否应该支持将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制公司的问题上——即允许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让一些思想保守者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一行动看起来几近私有化，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对于不甚了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西方人来说，“所有制”问题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的问题，甚至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在中国，谁应拥有什么是一个复杂、重大和极其严肃的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像宗教信仰一样，两者都是信仰体系，所以都会产生同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狂热情绪。
所有制观念上如此戏剧性甚至激进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党内各种力量和机制相互作用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改革过程中，所有制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关键。
有人指责，新的改革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腐败的泛滥归咎于市场改革——说腐败“比国民党时期至少严重好几倍”。
4月，为了加强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江召开了一次治局全体会议。他对与会的干部说：“当让我接任党的总书记职位时，我想一定还有比我能力更强和资历更深的干部。”这时，邓小平最亲密的助手王瑞林将军打断他说：“总书记，你自谦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小平同志做出的安排。”其效果是表明：江泽民有邓小平和邓手下人支持。
同时，江强调了党的突出地位。江重申：“如果政权——党政权力——不掌握党的手里，经济发展和其他成就都无从谈起。”通过支持邓的改革运动和突出党的地位，江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一个他非常有利的制高点。从这里，他能够抵挡住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并推动中国前进。
在中央党校毕业班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讲话中，江公开了他即将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的新思想。这篇长达1.2万字讲话深受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它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讲话的重点是如何搞活中国困难的国有企业，有1亿多中国城市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但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争相申请破产，因为这是替工人争取政府补助的唯一出路。
但是，江泽民担心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太多企业破产可能造成失业人数剧增并危及稳定他倾向于采纳朱镕基倡导的战略，即让健康的企业“兼并”或“接管”不景气的企业，为此政府将提供近250亿美元作为鼓励。在许多情况下，成功企业被迫吸纳衰败的企业，以便努力保留工作岗位。当然，结果却往往是不景气的企业影响了健康的企业，使两者都走上衰退之路。虽然经济在1997年初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国有企业的持续衰落表明还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在人们期望甚高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将部分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这一概念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似乎产生了矛盾。江避开了矛盾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诸如合作社、集体、动组织、地方和地区政府、其他国有企业，以及数量相对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
他还支持诸如企业合并和股票上市交易等其他可用以搞活国家工业的金融市场观念。江指出，归根结底，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即便这意味着不采用传统手段。
多种多样的新所有制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涌现。到90年代中期，私营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经济成分。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转换成股份制公司是处境艰难的国有企业唯一的希望。这意味着为了跟上经济形势，党的策也将随之改变。这正是1997年党在江泽民领导下要做的。
自1996年秋开始，一个由大约40名专家组成的班子，在温家宝和曾庆红的领导下开始起草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要作的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是其中的成员。
陆回忆说：“要理解江得的成功，人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陆说：“在现代改革的历史中，有三个难时期，第一个困难时期是在改革的初期，即1978—1980年。第二个困难时期是（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第三个困难时期是1997年筹备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
第一波改革的基本上是业，将生产责任交还给农民自己。第二次的重点在城市，废除对价格的控制。尽管这次改革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了速度，邓1992年南方谈话使它又恢复了活力。
后来，经过5年的续增长，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改革的走向将体现于江在十五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报告将决定下一个五年的规划。陆回忆道：“集体起草和修订报告的过程是很紧张的。”
陆说：“江总书记必须考虑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应该仅限于国家吗？是否可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各类人群所有？更具争议的是，中国应该像东欧那样允许私有化吗？”
陆继续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或者是主要所有者，或是次要所有者，那么在这不同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战略是否要有所变化？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可能是理论性的，但是请理解，在中国理论意味着意识形态，而这是整个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对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如此激烈，原因也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体制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广大群众加入了这场辩论，这一问题给党中央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小企业主要求放松限制，而保守者则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之必需。陆回忆道：“江以极其认的态度关注这场所有制的大争论。”在1996年末1997年初的那段敏感时期，江会见学者和官员，阅读杂志与来信，听取口头汇报，阅读文件简报。他重读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并重温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史。
江逐渐认识到最好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陆说：“他用巧妙的心理战术赢取了部分反对者的支持。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江指出在列宁的一篇著作中——碰巧与粮食税有关——这位共产主义的导师说自己认识到，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政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者不应该被理论缚手脚。’江发挥了列宁的观点说：‘一切用事实说话，教条没有一席之地。’江希望在共产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中国进行改革的先例。以这种方式，他就能够推动中国的前进，同时保持党内的团结。”
在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成分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现在建议将私有经济划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主张国家应该从诸如零售和轻工业等领域退出，但要保持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控制。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江已经像中国众多的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
江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陆解释道：“在汉语中，我们称之为‘吹风’。‘吹风’就是发出‘试探气球’，看看人们对它的反应如何。”
春夏之交，萦绕人们心头的是一场更为激动人心的交接。925天以来，天安门广场上巨大的“倒计时牌”一直在滴滴答答的钟声中走向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在这一天回归中国。数十年来人们都在期盼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6月30日，江主席成为有史以来踏上港岛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当他走下国航波音747飞机舷梯的最后一级时，他看起来有点迟疑，仿佛在品味这一时刻。刹那间，他就被四面八方手捧鲜花和高举旗帜的欢迎人群淹没了。
下午6时15分，在标志英国统治终结的日落典礼上，1万名来宾看了军乐队和舞蹈团盛大露天告别演出。香港总督定康发表了他的最后演讲，但江主席和香港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都没有到场。（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彭定康却在最后几年推行“民主选举”，京谴责其虚伪。）
在香会展中心第5层举行了正式的交接仪式。人们称这座会展中心飞扑而出的圆屋顶“具有海鸟之翼的轻灵和韵致”，它拥有面向香港著名海滨的世界上最高的玻璃幕墙，一直延伸进维多利亚港湾。
晚上9时15分，为中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盛宴。与会的有江泽民主席、英国王子查尔斯、美国国务卿玛德·奥尔布赖特。2小时后，4000名宾客抵达正式交接仪式现场，在英国和中国乐队演奏的欢快乐曲声中，来宾们被引导至各自的座位。似是为了强调双方的平等，在舞台后平行悬挂着英中两国的巨幅国旗。
距离午夜10分钟时，查尔斯王子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告别词。王子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你们步入非凡历史的新时代之际，我们会以最大的兴趣予以关注。”他发言之后，英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在英国军乐队演奏的《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降下。
零点刚过，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就取而代之，香港的区旗上是当地的一种被称为紫荆花的兰花。当这两面旗帜升起时，中国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天安门广场，自1989年“六·四”以来最多的人群——10万名经过遴选的群众——通过大屏幕观看了这一盛况。中国国旗在午夜后8秒升至杆顶端，这是中英双方经复杂的谈判决定的时刻。街道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挥舞着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边欢呼，一边跳跃并舞蹈。156年的屈辱已经结束。新时代的曙光降临了。
午夜零时零4分，江主席在会议中心发表话。他以深沉而洪亮的嗓音宣布：“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接着他重申将会坚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表明香港的日常生活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当主席发言完毕时，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总督按照协议和礼仪告辞退场，随后直接前往英国家游“大不列颠号”。他们一登上甲板，就起航驶入夜幕笼罩之下的南中国海。
几分钟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离开了会场。他们想以抵制特区政府的宣誓就职，表示对临时立法会由北京选择的委员选举产生的不满。
在宣誓就职仪式，江泽民坐在邓小平的遗孀卓琳旁边，两人都在第一排。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及邓的“一国两制”指导原则时，江请卓琳起来接受来自广大听众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这位主席向邓小平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因为是邓小平直接促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邓不仅创造了这一词组以弥合似乎无法超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且他在1982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中，坚持中国无论如何也要对香港完全恢复行使主权。
早在6初，董建华曾就回归发表评论：“自由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西方就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现在是我们重申自己身份的时候了。在我们的社会，个人权利不像社会秩序那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7月1日晚，有200万人聚集在维多利亚港湾观看声光表演的壮丽场景，它算得上有史以来最为精心构思的景观之一。中国的焰火在空中绽放，多姿多彩，交相辉映，完全压倒了前一天晚上英国的焰火展示。这是庆贺回归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毕竟焰火是中国人在其帝国最强盛时发明的。庆祝活动耗资1300万美元——都是由私人捐赠的。除各种豪华设施外，还购买了一支由20艘画舫组成的小船队，每艘船后面都设有歌词显示屏，可以使岸的人们一同放声高歌。
江泽民和李鹏决定与北京市民一起庆祝香港归。7月1日中午，他们匆忙赶回首都。当天稍晚些时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回归庆典上，表情庄严而自豪的江泽民看上去神采奕奕，尽管日程紧张得让他吃不消。他对6.2万名来宾发表了讲话。演讲的主题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一个世纪的屈辱”终结了。江在香港称之为“沧桑”，而现在他之为“国耻”。他说，未来将完全不同。
江泽民宣布：“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国所以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采取愚昧的闭关自守政策，不思进取，因而既不能追赶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留下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记录。”
江继续说：“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状况，必须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同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经、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这些光辉的盛典和豪迈的言词自然而然地将香港胜利回归与江泽民富有凝聚力的领导联系在了一起。
围绕准备党的十五大的工作很快又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江泽民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经济问题已有定论。
7月底，北京领导层开始每年夏天例行的程，动身前往戴河。这一海滨胜地可以使中国的高级官员免除日常事务的干扰，就下一年度将推动中国前进的决定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虽然每年夏天出行已成惯例，但此时正值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之前，这就使得北戴河会议意义大。
北戴河会议期间，在一则由新华社发布的不寻常的消息中，李鹏总理明确表示对江泽民的强烈支持。李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领导层是强有力的和团结的。”李鹏接着又号召大家支持江泽民。
8月中旬，报纸上刊载了一系列赞扬江的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论文讲话被放在了一起。有时这些文章还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内容相似的文章一起发表，这种平行的安排绝非无心之举。 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夕，依照惯例，召开了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约300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将对事先没能议定的关键问题出重要决定。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全会确定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这样它就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等同的地位。
江的助手利用人们对邓理论的尊崇，开始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信息告诉人们，作为邓小平合法的接班人，江泽民正在按照这位元老的蓝图建设经济。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总书记江泽民仍将是党的领导“核心”。
党代会召开的前3天，已被撤职的北京市委前书记陈希同被开除出党，并作为腐败丑闻的幕后主使受到指控。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正举行。人民大会堂里坐了2048名正式代表和60名特邀代表（老党员和离休领导人）。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这一盛事。江做了工作报告。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这是他任内最具深远意义的讲话，报告号召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并重申了中国的核心价观和道德观。江希望通过这一报告设定中国在21世纪的政策议程。
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之下，江表明了积极的改革立场。他说，中国应该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评价每一项政策。这被称为“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创造的说法。
江还强调了正统的重要性。他向党内的同志保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他指出，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而改变。他还解释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普遍估计至少100年）。江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必须通过市场力量来发展和实现工业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他重申要在变革中保持稳定。江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补充说，“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关于具体的改革，江强调要将国有企业——估计约有37万家——重组为股份制公司；他还表示要重视资本及诸如并购等现代金融市场手段的重要性。江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接着，他号召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尽管他说“公有制”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却扩展了这一名词的含义，使其囊括了很不同的形式，其中有集体所有制，甚至还有股份制公司。这一定义的扩大是一次思想上的突破。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江主席使全党摆脱了思想桎梏，接受不同的所有制。但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实际上，通过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理解，他加强了党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
在报告中，江明确地提出要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能适应市场的竞争主体。他警告说：“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从此以后，市场的力量将起主导性作用。
江谈到“解放思想”的三个关键时期：1978年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战胜华国锋的“两个是”；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使改革恢复活力；改革所有制对经济进行重组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政府告诫各省领导，非国有化进程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另一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是挑选约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给予源源不断的政府支持，目的在于使它们成为世界级的集团企，能够与像通用电气、三井和西门子这样的企业一决高下。
江的报告也重申了党要改革政治体制、完善行政制度和加强法制的承诺。这包括扩大基层民主的范围。同时，江明确主张摒弃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江承诺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他还向代表保证，党将继续致力反腐败斗争。
江的讲话被盛赞为改革的突破，但他愿意把荣誉与他人分享。他在大会闭幕式上说，报告“是中央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五大闭幕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选定政治局和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党内知情人士称其为“党内民主”的一次“跃进”。
江在报告中呼吁团结，不过事情很明白：虽然他可以要求团结，但他却无法强求。高层官员的选举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的。此次还将举行颇具竞争性的无记名票。中央委员可以为政治局出除正式名单之外的6至7名候选人，然后由21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以相同的秘密程序在他们中间再选出常委会委员。
江泽民仍旧是第一号人物，其后是李鹏。朱镕基成为第三号人物。李瑞环还像以前一样为第四号人物。他们之后是胡锦涛，他正在被培养成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接下去是尉健行。最后一是李岚清，他经是李瑞环领导下的天津市副市长。新的排名有两个出缺，一个出人意外，另一个使人吃惊。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像他之前的邓小平那样，江泽正在计划一场和平的交接。如从前一样，稳定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
1997年5月，美国有新闻电视的记者陈梦兰在采访江主席时问道：“您早晨醒来后，心里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江回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我通常很晚才睡，在我的心目中，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从人权角度来，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对于一个没有面临和我们相同情况的国家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致富的目标。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学电机专业的，也学过高等数学，但我还是觉得这道题很难解。”
谈到他的作息，江说他习熬夜，“经常到半夜才睡觉……思考问题”。早晨他必须“为参加各种活动梳洗整装”，因此他“动作必须非常快”。
江告诉《时代》周刊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在这次采访中，江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一个关于江如何处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问题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春天。那次，他看到一个关于山东省400名小学生服用了劣质碘钙片中毒的报道，当晚即给卫生部的官员打了电话。江被告知是当地防疫站的副站长为牟取私利而出售了这些劣质药片。江非常生气，他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说：“决不能允许这些被金钱和物质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员为非作歹，对这些罪犯必须严惩不贷。”除了要依法处理之外，江还努力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这个故事确能反映中国媒体开始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江主席近50年的密友沈永言说：“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
沈笑着说：“他可能有点担心，如果我们聊的时间太长，我会要他帮忙办私事。他对我说过，如果我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比如要看急诊什么的，他会尽力帮忙，但我不能替别人操心。很多人知道江和我关系很密切。有的朋友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比如遭遇到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遭受方政府不公正对待等，但我爱莫能助。”有时江在白天给沈打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回答：“我是北京的，我江。”
沈永言说：“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所以我们也聊一些私人和家庭问题。难得有几次，和江谈及自己的私事。但有时，即使我听从他的建议，甚至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支持，还是有可能解决不了。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我知道一点：江泽民是我真正的朋友。”
1997年，江主席有一次给他的科学顾问宋健博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江刚刚看完宋博士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他对其中引用的一段话非常感兴趣。这是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此前一年他一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罗素写道：“全中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团结在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中，通过集体做出决定并迫使所有成员支持这些决定。”
江给宋博士打电话，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作《中国的问题》，宋博士安排将这些书送了过去。宋评论道：“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