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己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沪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牟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有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中共中央对给刘伯承递交信件这件事也很重视，特地委托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办理。聂荣臻决定派遣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专程前往重庆送信。他对陶汉章说：“你在红二方面军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让你去。”陶汉章到达重庆，在北碚见到了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刘伯承看完了信，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聂老总，就说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老总交代一下就走，不日即到京复命。”
几天后，当陶汉章向刘伯承辞行时，刘伯承再次请他向聂荣臻转述自己坚决服从调动，愿意去办学校的愉快心情。还托他捎回一些四川榨菜、豆瓣酱之类的土特产食品，说：“朱老总、聂老总部是四川佬，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他们一定喜欢。”
在刘伯承待命的这段时间里，陆大的筹建工作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展开了。中央军委向全国各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抽调领导干部，组建了陆大筹委会，并派人到东北等地勘查地形，选择建校地址，准备动工兴建陆大校舍。
这一年，朝鲜战争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随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派遣海军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北朝鲜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前线需要大批干部，而大批干部又需要加速培养，需要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形势逼人，创办陆大已经刻不容缓。
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4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他接到这封电报，在重庆冉也坐不住了。他把西南的繁忙公务迅速交待完毕，便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飞机一路穿云破雾，把万水千山一鼓脑儿地抛在身后。几个小时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继闯入眼帘，逶迄奔腾在峰峦之间的长城，显现出一副非凡的气势。刚刚见到紫禁城里金碧辉煌的建筑群，飞机的机身已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了。刘伯承步出机舱，见朱德正向他挥手。他急步跨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领导陆大筹委会加紧筹建工作。
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选定。
11月，北京已是北风呼啸的初冬季节。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肖克等人，乘车出阜成门，直奔石景山地区。不一会儿，朱德也来了。他们会合在一起，从石景山向北到八大处，再向西到永定河沿岸，最后向东折回到八里庄忠烈祠，周行70余里。他们不顾风沙扑面、寒气袭人，几次登上山岗，兴致勃勃地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选择营建陆大的合适地点。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困难，只好放弃。
第二天一早，刘伯承又乘车出西直门，来到圆明园勘查。圆明园位于京郊西北，迄西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清朝皇家园林，1860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毁，至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然而，它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但是，他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经过两次勘查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刘伯承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毅然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陆大的筹建工作。在筹备期间，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确定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
刘伯承与周恩来久已相熟，从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他曾与周恩来共事，襄助戎机、擘画军事，两人相得益彰，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常对人称赞他博学强记，通晓古今，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人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不能按时睡眠。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要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了早餐，周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便开始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这里是会客室兼着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陋。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碟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煎鸡蛋。看着这一切，刘伯承和同来的人都很感慨：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周恩来用完早餐，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报到。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槁得好，搞得好的。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周恩来笑着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也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向周恩来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和要求。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帮助工作。
一提到顾问问题，刘伯承很自然地想起当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以往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于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更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
当时朝鲜前线急需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使军队的干部不够用的问题显得很突出。
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吧？”
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点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第三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周恩来围绕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和刘伯承等人作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在大体确定军事、政治、文化各课的课程后，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军队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刘伯承提出，选调教员非常困难。现在有一批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当中有的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周恩来表示，可以计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一些人员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了。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谧。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中共中央的领袖们还在埋头筹划着治党治国治军的方略。
刘伯承等人沿着中南海湖畔的砖石雨道向大门口走去，瑟瑟寒风吹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感到心里是热乎乎的。
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刘伯承和筹委会的同事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聂荣臻、肖克等作详细汇报。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随手记下来。
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除校名和校址按他原先的建议，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暂设南京外，主要内容是关于组织机构和训练方针。
关于组织机构，学员与班次：共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利、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6个学习单位，及一个陆军函授科的业务机构。陆军个科定额370名，收团、营级及部分优秀的连级干部，有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在30岁左右者。陆军速成科定额500名，收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具有高小文化水平音。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总参情报部选送学员50名，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50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的缺额。函授科定额150名，收在职团级至兵团级干部，有自学能力者。学制，陆军本科两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一年，陆军函授科一年半。海、空军速成科暂缓成立。
领导机构：全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并设立战史。
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络、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15个教学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
所需干部：除已决定调作学院领导干部的促其到职外，拟再由全国各大军区调25名军、师级及个别团级，有相当文化程度及实战经验，有培养前途的军政干部来院培养，作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学院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由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选调。
关于训练方针，确定为：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且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共中央。
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如果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起草军事学院的创办计划，那末，以后的工作则是把这个创办计划讨诸实施，把蓝图变成现实。
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赶赴南京，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
第二天上午，刘伯承便开始办公。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刘忠等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接着，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除刘忠之外，其他委员都已到职。但说来也巧，正当会议进行之中，原任西康军区司令员的刘忠千里迢迢赶来报到了。
刘忠原是第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见到刘伯承倍觉亲切。他一面向刘伯承立正、敬礼，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刘司令员，我??我来晚了。”
刘伯承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刘忠跟前，紧紧握住他的手，风趣诙谐他说：“刘忠同志，你来得不晚，来得正好。你看，就差你这一脚（角）了嘛！”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其中，陈士榘、钟期光来自华东军区，陈伯钧来自中南军区，刘忠来自西南军区，陶汉章来自华北军区。这些人，除陈士榘1952年调军委工程兵部工作外，其他的都跟随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度过了8个春秋。他们在以刘伯承为书记的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创立与壮大，为全军教育与训练事业的不断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刘伯承连续主持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乐章”。
从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但是，原定调的25名，只到了11名。其他大部分因种种原因没有到任。刘伯承只好先以这11名干部充任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然后把从华东军大、华北军大调来的干部分配到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分队工作。另外，又把新入伍的1000多名青年学生编成一个教导团，下设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和通信兵等5个营，专供演习使用。就这样，初步建立起了军事学院的组织机构。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从12月份开始，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前来军事学院报到。根据报到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把原来的情报参谋训练班改为情报科，学制两年。把原来的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分为3个科：一个训练团及部分优秀的营级干部，学制两年；一个训练师、团级干部，学制一年；一个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学制也是一年。
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议叫“将官班”。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
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那是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而设立的，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且早已声名狼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它定名为高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最后，看到露和辞典上有一个词：“Кафедра”，俄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他非常欣赏这个词。他认为，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于是，他根据露和辞典这个词，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则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
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求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O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中国人民解成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大纲还指出：“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务。
工作起来，刘伯承仍是战争年代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尽管组织机构尚未健全，但他已着手进行各项具体的教学准备。他主持召开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很快拟订出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4个科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确定了这4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了题为《学习任务与学习任务的保障》的动员报告。他说：“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斗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接着，他历数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勉励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尽快把军事学院创办起来，为建设一支“如虎添翼”的新型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而奋斗。
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与硝烟中，刘伯承和全院人员用心血与汗水，谱写了军事学院光辉历史的第一章。大家以满腔的革命激情，迎接军事学院的正式诞生。
1951年1月15日晨，风平雾消，红日高照。军事学院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刘伯承领导学院全体人员经过了紧张艰苦的工作，仅仅用了48天时间，筹备工作就大体就绪。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
校园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门口扎起了彩坊，大路旁插上了彩旗，一些楼房上悬挂着大幅的标语，到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校园里的中心广场，布置得更加庄严肃穆。检阅台粉刷一新，上面悬挂着一颗巨大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两侧搭起了参观台和来宾席，再往外还竖立了两个横向标语牌，一边写着“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准”，另一边写着“掌握现代的技术兵器指挥各兵种协同动作”。
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根银白色的旗杆和一个金黄色的标语塔，上面写着：”全学院教职学员团结努力，为完成学会战胜敌人的军事学术的任务而斗争”。
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发来了祝词。祝词全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院长并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同志们：兹值军事学院开学之际，特向你们致贺！望全院同志们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正规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军原则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从我军现有基础上，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国防军而奋斗！
毛洋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中央军委送来了贺幛，上写：“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训部氏肖克和总政副主任肖华等3人为代表，出席成立典礼。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些野战军，以及华东党政机关，也送来了贺幛，并派代表参加这规模宏大的盛典。
上午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军服，精神矍烁，步履稳健地走上检阅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这时，军乐队奏起国歌，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的银白色旗杆上冉冉升起。
首先举行授旗仪式。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讲话。他说：“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成立援旗阅兵式。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光荣的‘八一’旗帜，授予刘院长伯承同志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这面旗帜，代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克服困难，英勇战斗，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这是常胜的旗帜，它强有力地庄严地显示几十年来中国劳动人民能以自己的武装，英勇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我希望军事学院全体同志在刘院长领导之下，保持和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去完成毛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的通晓马列主义军事科学、通晓毛泽东军事思想、通晓组织与指挥现代化作战、负责训练与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光荣教育任务！我相信在刘院长领导下的军事学院，将能在我国的军事建设中以及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起重要作用。”
陈毅讲话之后，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先跪下一条腿，双手捧着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接过军旗致答词。
他说：
“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的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
“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我在此向您提出保证：我们刚成立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政治人员、行政人员，一定能团结努力，发扬高度的组织性，为如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
刘伯承讲完话，双手擎着军旗，走下检阅台，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在两名头戴绿盔、手握钢枪的警卫战士的护卫下，乘车绕场一周，把军旗向全场展示。然后，交给在仪仗队前面站立的军旗手。
接着，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刘伯承同陈毅、肖克和肖华，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各个方队，然后回到检阅台。
在登检阅台的时候，刘伯承、陈毅互相礼让。刘伯承请陈毅先上，陈毅推刘伯承先上。最后，两人挽臂携手，一同走上检阅台。这两位野战大军的统帅，过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曾赤心相扶、协力等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天，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又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了。他们站在检阅台上，不时地举手还礼，向接受检阅的各个方队致敬。
各个方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嘹亮的口号，渐次通过检阅台。在他们中间，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各级指挥员。对于阅兵，都曾经历过多次。但是，他们感到这一次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不仅是通过军事学院成立庆典的检阅台，而且是在通过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点；他们不仅是行进在普通的操场上，而且是行进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宽阔大道上。
当晚，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军事学院成立庆祝大会。刘伯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单位前来参加成立典礼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对华东军区、华北军区参加筹建工作的人员以及华东党政各机关表示感谢。他重申了中央军委赋予军事学院的训练任务，要求学员要拿出过去打败敌人的战斗精神来攻读所学的课业，日有进益，象过去历次战斗胜利成功一样，获得学习的胜利成功。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在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学员“要用苦功从事学习，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要打破轻视学习的情绪，要打破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情绪，要克服拒绝吸收新知识的保守倾向，要把战场上的突进勇气转到学习上去。”
肖克、肖华、学员代表、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也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肖克说：我是和学员同志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军训部和军事学院一样，都有研究学术的任务。刘院长不仅是军事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愿意和军事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共同学习。肖华强调：学习同打仗一样，只要有决心，只要勇敢顽强，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杨勇表示：我们学员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又加上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学习机会很少。我们一定要在这次学习中克服种种困难，克服可能产生的保守观点和狭隘经验主义，努力完成学习任务。
他们的讲话，表达了全军广大干部努力学习与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的坚强决心，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