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农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
这一年，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第三年。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每一页都浸透了斑斑血迹。古老的中国，正承受着难堪的屈辱和欺凌。
罗荣桓的祖父罗汇吾，自幼读书，可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终身以教馆为业，去世时只给后代留下了一斗谷的田。
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自幼跟父亲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他不到二十岁，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只得继承父业，当了一名童蒙塾师。一八九○年以后，罗国理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他这个穷教书匠入不敷出，只得弃教经商。他借了三吊铜钱，在南湾开了一个罗永隆字号的杂货铺，不久又兼卖中草药。罗国理的家道开始走向小康。他添置了一些田产后，又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不久，当上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他又出头筹集资金在南湾修建了一座异山享祠，以纪念罗氏十二世的祖先罗异山。到罗荣桓两三岁的时候，罗国理举家迁至异山享祠居住。
罗荣桓的母亲姓贺。娘家几代都是长工。她一生养育了六男二女，罗荣桓在兄弟间排行第五。
罗荣桓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为人善良勤劳，而又笃信神佛，深得姑嫂妯娌们的尊重。罗氏的家谱上称誉她“外柔内刚”、“明达机警”，是“寒林一枝之秀”。从日后罗荣桓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母亲性格的影响。
罗荣桓诞生后，父亲按照祖谱的字辈，给他取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他上小学时，校长为他改名荣桓。
罗荣桓的故乡--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中游。著名的南岳衡山高耸于县西天际，象一位阅尽沧桑的老人，俯视着纵贯全县、由南向北奔腾而去的湘江①〔一九六六年，衡山县湘江以东地区，包括罗荣桓的故里--南湾，析置为衡东县〕。湘江两岸，丘陵起伏。山坡上，桔林、茶圃、油茶园错落其间。一块块土坪上，是绿茵茵的水稻田。这是一个风景秀丽而又十分富饶的地区。
罗荣桓生长的地方——南湾，是僻处衡山县东面，离攸县很近的一个小村镇。镇子里只有一条二百多米长的狭窄的南北街道。一条叫水圳的小溪把小街割为两截。小溪之上架有石桥。溪流从桥下向西流出约有一箭之遥折而向南，与街道平行，到达街口又掉头西去。南湾之得名，就是因为有这一条蜿蜒曲折的水圳。罗荣桓的家--异山享祠，在南湾南头，大门朝东，房后不远就是水圳。
罗荣桓六岁时，家庭受人诬陷，吃了冤枉官司。罗国理惨淡经营的杂货铺便一蹶不振。在打官司期间，原来和罗家过从甚密的乡绅有的再不登门，有的路上碰见了转过脸去装没有看见，有的更乘机落井下石。经常走动的亲戚只剩下了罗荣桓的舅舅家。舅舅是当长工的，既无钱又无势，对罗家的官司自然帮不上手，可是却经常来嘘寒问暖，不时送一点红薯、鲜包谷，使罗家，同样也使罗荣桓感到温暖。罗荣桓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每逢母亲要拿些盐米去接济舅舅家，罗荣桓就自告奋勇去跑腿。在舅舅家，他和表哥们一道上山砍柴、割草、放牛、翻红薯藤，学习了不少农业活路，也培养了同农民之间的感情。
一九十年，罗荣桓八岁。罗国理送他到书塾读书。因为小时候，父亲就教过他《三字经》、《百家姓》，还教他背过一些唐诗，他学起来并不感到吃力。但是，那时的书塾只教读书，不讲解词句的意思。他每天都要被迫去念那些不知所云的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感到十分枯燥无味。时间长了难免同其他同学一样，思想开小差，做做小动作。有一天，老师出去了，罗荣桓拿出一张毛边纸，专心致志地叠一只小船。他精神非常集中，把一切都忘掉了，周围念书的声音又大了起来，他也没有发觉。这时，冷不防从他的背后伸过一只手来，把他叠的玩艺抽走了。他以为又是哪一位同学开玩笑，头也不回就骂了一句。这一家伙闯了大祸。罗荣桓只听得一声怒吼：“放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罗荣桓伸出手来，这手被竹戒尺打肿了，回家连筷子也拿不住。这次挨打，他永远也忘不了。直到晚年，他还对孩子们讲这件事，谆谆告诫孩子们：“现在不会有竹戒尺打我们了，可是如果不自觉，不好好学习，将来要后悔的。社会的‘戒尺’是会惩罚我们的。”
这件事太伤罗荣桓的自尊心了，他对这种侮辱人的体罚非常反感。但他体会到，要使别人尊重自己，必须自爱、自重。尽管当时书塾的教育方法很不好，但是他在学习中仍然严格要求自己，以后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罗荣桓识字多了，就不满足于在书塾学习的那一点东西了。他的求知欲望越来越旺盛。好在他家里从祖父辈起就留下了不少书籍。他变成了一个读书迷，一有空就捧着一本书。
罗国理是征首，家里经常有乡绅们来访。每逢客人到，家里都要端上用茶叶、芝麻、豆子、盐和生姜调成的“泡茶”，捧出配有花生、炸脆片、猫耳朵的“奂茶”招待。罗国理还要陪客人说一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客套话。罗荣桓却非常厌恶这一套繁文缛礼。客人一进堂屋，他就转身走进书房。那些士绅对此很不以为然。有的还故作关切地对罗国理说：“理先生，你这个崽冒得用呢！”
封建的社会、家庭生活，给罗荣桓的精神上增添了巨大压力，使他形成了沉默和内向的性格，喜欢从书籍之中寻求乐趣。一个炎夏的中午，人们都午睡了，他却爬到池塘边一棵树上，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由于精力过分集中，一不小心竟然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湿透。从此家里有人就叫他“书呆子”。
对于罗荣桓酷爱读书，他的母亲并不反对。可罗荣桓一读就是半宿，母亲怕他累坏身体，每逢夜深人静，都要察看，催罗荣桓睡觉。罗荣桓也有办法对付。他早就把被子松开，放下帐子，一听到母亲的脚步响，赶紧把灯灭了，钻进蚊帐。等母亲的脚步声远去，他再起来，把灯点上，又孜孜不倦地读起书来。由于他经常在夜间小油灯下读书，到上中学时就成了近视眼，戴上了眼镜。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年，在罗荣桓家斜对过的壶山享祠，兴办了罗氏岳英小学。罗荣桓插入高小一年级。这所学校除了教国文外，还开设了算术、常识等课程，为罗荣桓打开了新的知识之窗。
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罗荣桓对过去听来的神鬼故事不再相信了。以前他听大人讲，南湾北头关帝庙里的关帝老爷最有灵验。人们到了这红脸绿袍的神像跟前，只能恭恭敬敬地叩头。谁个要是用手指头指一指它，就是大不敬，就会肚子疼，更不用说去用手摸了。罗荣桓对这个传说发生了怀疑，就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去试它一试。在关帝生日的头一天傍晚，他背着盛有狗屎牛粪的粪筐悄悄溜进了关帝庙。按照当地的习惯，关帝老爷肚子里是放着盐茶米谷的。他们把米谷等掏空，再把狗屎牛粪塞进去。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庙里观察。这一天，关帝跟前香烟缭绕，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庙里，虔诚地拈香叩头，祈求平安。时间不长，就有人闻到关帝身上散发出来臭味，经过寻找，发现了关帝肚子里的秘密。这一来，如同一勺凉水倒进了滚开的油锅，不少人忙不迭地向关帝老爷叩头，连呼：“作孽！作孽！”“罪过！罪过！”
关帝庙事件之后，南湾平安无事，什么也没有发生。从此，罗荣桓更不信神佛了。以后不管是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焚香点烛接祖神，还是到县里罗氏总祠吃祭酒、进城到孔庙分胙肉，他父亲要带他去，他都一概拒绝。
在岳英小学，校长罗炳文不仅注意向同学们传播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注意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早在读书塾的时候，罗荣桓就念过民国以后修订过的《三字经》，知道了“同光后〔同，指同治；光，指光绪〕，宣统弱；我中国，地日削”。进高小后，上地理课，他更明白了中国地形宛如一张时时遭受蚕食的桑叶。中国又象一块糕饼，列强正环伺于周围，随时准备扑将上来，豆剖瓜分……他对于历史上那些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比如坚贞不屈的苏武，投笔从戎的班超，闻鸡起舞的祖逖，精忠报国的岳飞--直到为了维新变法慷慨就义的谭嗣同等等，都非常景仰。
一九一五年，罗荣桓读高小二年级时，老师出了个《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题目，让同学们作文。罗荣桓在他的文章中颂扬了大禹的高贵品德，表示要学习大禹不辞劳苦，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救国救民做一番事业。校长罗炳文读了这篇文章，很是高兴，便圈点加批，把它作为范文贴到墙上，供同学们观摩学习。
一九一七年，罗荣桓高小毕业 〔当时高小学制三年〕 。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在一些具有新思想的老师影响之下，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
罗荣桓自高级小学毕业后，正赶上军阀混战，兵慌马乱，衡山老百姓一日数惊，纷纷逃难。罗荣桓只得重新读书塾，他的学业时断时续。一九一九年夏，罗荣桓才到长沙去读中学。他所进的谊群补习学校，不久改名为协均中学。柳直荀是该校创办人之一，他是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和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员。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在近代史上历来就是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激烈斗争场所的长沙，这时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日益高涨。知识界组织的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社会团体犹如雨后春笋，其中既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也有宣扬三民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或是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团体。他们通过出书印报，宣传各自的观点，进行激烈的争论。因此，市面上的书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一切使这位刚从农村来的青年感到满目清新，甚至有点眼花缭乱。于是，他就象那久旱的禾苗吸收雨露一样，贪婪地汲取新思想、新知识。
当罗荣桓来到长沙时，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已经一年多了。张敬尧通过滥发纸币、横征暴敛，造成“担米需钱百串，斤盐需银四两，人非淡食，即属绝粮。民不聊生，至于此极”的局面〔见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旅沪湖南协会上南北当局书》〕。张敬尧腐朽、残暴的统治，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张敬尧悍然镇压学生和工人举行的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为张敬尧的暴行所激怒，长沙各界群众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全市所有的中等以上学校和部分小学宣布总罢课，并发表了“张毒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总罢课后，罗荣桓返回故乡。他进中学的第一学期，便参加了抵制日货和驱张运动，第一次受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
罗荣桓还乡时，家里正忙着过年和为罗国理夫妇做五十大寿。罗荣桓看到那堂屋里为父母制作的“艾令同庆”的寿匾〔古人称五十岁为艾〕，正在上着最后一道油漆。可是，直到此时，有一件事他还蒙在鼓里，原来罗国理已决定要乘着做寿和过年的机会，为罗荣桓完婚。女方是一位贫家的女儿，比罗荣桓大两岁，名叫颜月娥。罗荣桓不同意。可是他如果违抗父命，就要同家庭决裂。刚刚一七岁的罗荣桓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想继续读书，而他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只好按照“父母之命”的祖传老例当了“新郎”。
罗国理为什么迫不急待地为才十七岁的儿子完婚呢？除了旧的习惯势力外，更重要的是罗国理希望罗荣桓能继承家业。罗国理六个儿子中，知书识字的是老三罗壬甲、老五罗荣桓、老六罗湘。罗湘当时年纪尚小，罗壬甲身体不好，并于这一年去世。罗壬甲的早逝是促使罗国理为罗荣桓完婚的重要因素。罗国理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罗荣桓身上。他认为，为罗荣桓娶了媳妇，就可以把儿子拴在家里，从而使永隆号能够复兴。可是，罗荣桓的志向是学习科学知识，探寻真理。他当然不同意他父亲的安排，去当永隆号杂货铺的什么老板。因此，他同父亲、同家庭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冲突。
罗家和一切封建家庭一样，历来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不让女孩子读书识字。罗荣桓受了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对家庭这种作法也很不满意。他竭力主张让妹妹满姑和侄女桂英去读书，为此同父亲罗国理反复说理，终于使父亲同意满姑和桂英去上学。
虽然罗国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让了步，但是父子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有一次，攀子嘴村有几个罗姓的农民犯了族规，罗国理把本族各房的男子召集到祠堂里，宣布要打这几个农民的板子。罗荣桓也去了。他对此十分反感，忍不住挺身而出责问他父亲：“你何事打人？”罗国理说：“因为他们犯了族规。”罗荣桓又问他父亲：“×××（一个同族的读书人）也犯了族规，你为么子不打？你不公道！”在罗荣桓的反对下，这顿板子硬是没有打成。
罗荣桓的性格本来就比较沉静，加上他同家庭的矛盾越来越多，他在家里越发显得郁郁寡欢。家里人对他很不理解，有的就说他“成天背着个手，噘着个嘴，象是谁欠了他二百钱似的”。虽然罗荣桓同这个家庭在经济、生活上一时还脱离不了联系，但已经是貌合神离，他同父亲在思想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罗荣桓每逢寒暑假回乡，在家里感到格格不入，便把视野由家庭转向南湾的社会。
一九二一年暑假，罗荣桓学习了长沙学生联合会的榜样，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①地区的同学 〔衡山县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爻十七个字划分地区〕，在南湾街上一个饭铺里，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罗荣桓被公推为会长。这个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
当时，在教育界有一种“教育救国”的主张，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均等，是由于教育不普及，因此，主张教育平民化。在他们的倡导下，在长沙成立了一些政治倾向不同的平民补习学校。协均中学一开始也是这样一所补习学校。
罗荣桓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在他的倡议下，土梦学友联合会决定以主要力量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为此，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教室，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程。罗荣桓教算术。在教学中，他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受到农民的欢迎。
当然，无论是组织“土梦学友联合会”也好，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办农村夜校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不过，这些活动仍然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它使罗荣桓结识了一些农民，并为后来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南湾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罗荣桓一直在协均中学读书。他学习比较认真、刻苦，对数理和英语特别喜爱。为了证明一道较难的几何题，他常常废寝忘食。一直到他晚年，基本的几何定理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经过四年中学学习，他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建筑师，为祖国建设高楼、架设大桥。
一九二一年，柳直荀担任了协均中学校长。他不断地将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湖南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状况向同学们作介绍。罗荣桓从中受到鼓舞，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并且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一道，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向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
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湘江边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打死二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日本水兵的暴行激起了长沙各界群众的义愤。罗荣桓积极投身到反日爱国运动中去。他参加了六 月一 日当晚和第二天工人和学生抬着被害工人、学生尸体的大游行，参加了六月四日的追悼大会和会后向省政府的请愿。继张敬尧、谭延闿执掌湖南大权的临时省长赵恒惕宣布实行戒严令，准备镇压群众。罗荣桓也被列入“不法学生”的黑名单，被迫离开长沙。以往他回乡大都是乘坐日本戴生昌公司的小火轮。为了维护民族尊严，罗荣桓响应湖南外交后援会对日经济绝交的号召，毫不犹豫地弃船不坐，步行回乡，一连走了几天旱路。
一九二三年夏，罗荣桓接到一位同学的北京来信。信上说，有几位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湖南籍学生，为了帮助在京准备投考大学的湖南同学补习功课，利用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湖南会馆的房舍，办了一个补习学校。罗荣桓立即向他父亲提出，要到北京去。罗国理因为生意不好，也拿不出多少钱。罗荣桓只带了很少一点路费就上路了。
到了北京，罗荣桓口袋里只剩下一些毫子和铜板。他不敢吃会馆里的包伙，只能在街上买一点玉米饼子或是烤白薯充饥。
一天，罗荣桓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了，他想到有一个衡山的名流在北京当国会议员，而身上正好有他的地址。他打算找这个同乡借一点钱作考大学的报名费，也暂时维持生活，待到家里寄钱来再偿还。他风尘仆仆地在一个胡同里找到了这位阔同乡的公馆，敲开了大门。罗荣桓问门房，主人在不在家？那门房先不答腔，而是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穷学生，然后粗鲁地说了声“不在”，便“砰”地关上了大门，让罗荣桓吃了一个闭门羹。
这件事给罗荣桓以很大的刺激。全国解放后，他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说：“在旧社会，那真是侯门深似海。现在，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这么高的地位，我们一定要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的同志，人家只要找我，你们都不能挡驾。”
左盼右盼，家里终于寄来一点钱。但是一个铜板得当两个铜板花。为了省一点钱，同学们和他商量，决定在伙房买主食，大家凑份子自己炒菜。尽管生活艰苦，可罗荣桓的学习非常刻苦。他每天早晨总是很早就起床，洗漱后到院子里念英文，他特别喜爱英文版的《林肯传》。林肯的几篇演说词他读得很熟。
对于林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罗荣桓当时很感兴趣。但是他的思想尚未定型，仍然在探索。他积极参加了在湖南会馆内外发生的社会政治活动，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各色各样的政治主张，以决定自己的取舍。
一个傍晚，湖南的反动政客易家樾来到湖南会馆召开同乡会，为赵恒惕歌功颂德，鼓吹“联省自治”，并在会上散发小册子。经过“六一”惨案的湖南同学都了解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实质上是军阀割据，完全是欺骗。罗荣桓和与会的同学不顾易请来的警察的威胁，愤怒地高呼：“易家樾滚出去！”同学们有的关了电灯，有的往台上扔凳子。易家樾见势不妙，只得夹起皮包狼狈而逃。
一九二四年一月，曾经以中国社会党的名义，到苏联混了一趟并吹嘘曾见过列宁的江亢虎，到北京来大讲其将费边派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孔子的学说烩于一锅的所谓社会主义。他一连讲了三天。罗荣桓第一天听完后，对同在湖南会馆补习功课的同学张沈川说：“莫名其妙，他恐怕是在吹牛皮。”第二天就不再去听讲。事情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江亢虎很快露出狐狸尾巴。他竟跑进故宫去朝拜傅仪，吹捧“逊帝英明，前途有望”，从而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北京。罗荣桓和同学们去参加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泰戈尔讲了以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鼓吹用仁爱来消除“人世间愁苦不平之气”。回来以后，罗荣桓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仅凭借“东方文明”的“仁爱”，是不能富国强兵和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这时恰好山东私立青岛大学预科到北京招生。学校是新办的，设工、商两科。罗荣桓报了名。考试发榜，罗荣桓、张沈川等七八名同学被录取。
罗荣桓等来到青岛时，正值中伏，一路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可一进青岛大学校门，迎面吹来阵阵的海风，便觉得暑气顿消。罗荣桓纵目观看，只见山坡上，一幢幢红瓦灰砖的楼房掩映在疏密有致的绿树繁花之间，远处蓝天下是烟波浩淼的碧海。罗荣桓听着那海风吹拂树木的沙沙声，将湿润的空气深深吸进肺腑，不禁心旷神怡。
罗荣桓和张沈川都为能在如此幽美的环境里读书而感到庆幸。后来听当地同学介绍，才知道这个学校的校址，在德国占领时期叫“俾斯麦兵营”。日本占领后仍然驻扎军队，不过改了名字，叫“万年兵营”。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尽管在国内大动干戈，在接收青岛时却对国际上声言，要“化干戈为玉帛”。把这所兵营改为学校就成了化为“玉帛”的象征。
这个学校的发起人和第一任校长高恩洪，是当时的胶澳督办。此人是吴佩孚的老师，当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是一个以直系军阀为靠山的反动官僚。一九二四年十月，曹锟、吴佩孚倒台。高恩洪只好卷起铺盖滚蛋。继任的校长宋传典是靠在洋行经营花边、发网生意大发横财的买办。他因为投靠流氓成性的狗肉将军、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又成为官僚。他和大部分教职员都是基督教徒，使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些西方的色彩。这所学校规矩很严，制定了若干繁琐的通则和规则，规定凡“私充报馆访事或主笔者”，“干预国家政治及地方词讼者”，“加入党派不肯脱离者”，“聚众要挟罢课辍业者”均予以开除①〔引自《私立青岛大学一览》，一九二五年一 月私立青岛大学铅印〕 。
罗荣桓和张沈川等都感到这个学校政治空气沉闷。但是又感到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容易，都想认真读点书，求得真才实学，以便在使中国富强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罗荣桓个子比较高，在教室里坐在后排。每逢上课，他都端端正正地坐着，戴着厚厚的近视镜吃力地看着教授们在黑板上书写的公式，专心致志地听课。课后认真地做作业。两年中，他的功课经常保持九五分以上的好成绩。
可是，在那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年代，他又实在是无法静下心来读书。他接二连三碰到一些看来虽小但却颇为触目惊心的事情，从这些事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日本侵略者的魔影依然笼罩着整个青岛。
一九二五年清明节后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罗荣桓和几位同学到学校后面的汇泉山散步赏花。这时，恰好是日本人的樱花节。当时住在青岛的各式各样的日本人很多是全家出动，携带着留声机、照相机和美酒佳肴来到开满樱花的山上欢度日本人的节日。罗荣桓等一路上只见那手持酒壶喝得醉熏熏的日本男人，梳着高髻、穿着漂亮和服、脚蹬木展的日本女人，还有那不怕春寒、已经穿了裙子和短裤、活泼健壮的日本孩子，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山上，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尽情欢乐。在路上见不到几个中国人，即使有，也是很寒伦地避在路边。路两旁，樱花盛开，在耀眼的阳光下，白的象眩目的白雪，粉红的象是一堆堆火烧云。
天气再好也没有了，樱花开得又娇又艳，但是罗荣桓和同学们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致来。杜甫有这样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们当时的心情与杜甫的描绘大体相似。樱花是娇艳的，但他们只感到它开得骄横刺目，盛气凌人。日本人过节是欢乐的，但他们只感到难堪。公园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们却感到似乎是在外国。罗荣桓一路上闷闷不乐，脚步越走越沉重。走着走着他对同学们说：“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樱花了。”同学们似乎都在等着这一句话，于是大家掉转头，急匆匆地离开了汇泉山。身后送来的是留声机里日本歌女妖里妖气的歌声夹杂着一阵阵纵情的狂笑。
又过了些时候，日本海军主力舰“比睿”号访问青岛。为了炫耀武力，日方邀请青大师生登舰参观。
参观军舰，这是第二次了。不久前中国北洋海军的军舰“海圻”号在青岛停泊时，同学们也曾去参观过。这艘军舰是清朝政府买来英国的旧商船改装的，尽管设置有炮，却不能打，一打就会把船身震裂。但它却是中国北洋海军最大的军舰，看上去倒也威风凛凛。同学们这次又来参观日本军舰，都想实地比较一下双方军舰的优劣。
参观的队伍一到码头，远远地就可以看到高大的银灰色的军舰矗立在岸边。日本的海军旗正高高地飘扬。走到跟前，只见舰身刚经过油漆，炮衣都卸掉了。炮位上的日本水兵穿着浆洗得笔挺的制服，昂首挺立，不时向这支参观队伍投射过鄙夷的目光。
同学们登舰后默默地参观，默默地倾听着朝鲜同学将日本军官的介绍译成汉语。参观过程中没有鼓掌的，也没有提问的，气氛十分沉闷、压抑。
返校后，同学们议论纷纷。
有的同学悲愤地说：“我们中国的军港，让他们耀武扬威！”
“他们这是想用武力来压我们。”另一位同学接了一句。
“我国的‘海圻’号，都老掉牙了。相比之下……唉！”有的痛心疾首。
有的皱着眉摇着头说：“中国的海军已经腐化到极点了。看看那日本军舰，在中国领水到处游弋，如入无人之境。国家前途实在是不堪设想。”
罗荣桓仔细倾听着大家的议论，也感慨地说：“中国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应当有强大的海军。”
同学陈举问罗荣桓：“应当有，可什么时候能有啊？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何时才能有呢？罗荣桓当时也答不上来。其实，建设海军，实际上是国家富强这个老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学的是工科，因而，很自然地感到，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工业。
当时，有一些实业界人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三友实业社”，生产的毛巾花色品种多，质量比较好，在提倡国货的气氛下，许多人踊跃购买，销路不错，起到了一些抵制洋货的作用。罗荣桓、张沈川等看到这种实业救国或许是使中国富强的一种办法。于是，他们经过酝酿，发起组织了一个“三民实业社”，吸收同学们投资，每股五元。共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聘请了一位技师，负责筹办。不久，生产出了纱布、药棉、墨水、肥皂、蜡烛等日用品。罗荣桓很高兴，立即给南湾老家寄了一大包肥皂。他写信告诉家里，这是同学们兴办的“实业社”自己做的，不要再叫它洋碱了，应该叫它肥皂，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肥皂。
但是，罗荣桓这种喜悦心情十分短暂。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这几个年轻学生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兴办起来的小小的手工作坊，怎么可能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竞争呢？不到一年，这个实业社就维持不下去了，罗荣桓和同学们连股本也未能收回。
一九二五年春，在青岛、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反帝爱国革命运动的高潮。
四月，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阻止工人建立工会，开除、逮捕和私刑拷打工会活动分子，青岛三万多纱厂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在日本资本家要求下，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下令拘禁了工会工作人员。于是，引起了五月二十五日的又一次大罢工。五月二十八日，胶澳督办温树德调集三千多人的军队，包围纱厂，枪杀工人，当场打死八人，十七人受重伤，轻伤的更多。有的工人躲进下水道，日本资本家竟然堵上棉花包，把工人活活闷死。
日本帝国主义和张宗昌血腥镇压工人的罪行，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胶济铁路总工会发起，邀集全市各群众团体成立了“青岛惨案后援会”（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后，又改为“青沪惨案后援会”） ，组织广大群众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在这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中，青岛大学的学生们也立即行动起来，冲破了学校当局的种种阻挠，组织了学生会，张沈川、罗荣桓都被推选为负责人，并决定从五 月三一日起开始罢课。
在学生会的负责人中有一位商科同学彭明晶，是四川安岳县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曾受到恽代英的教诲，思想进步。他生性活泼，口才又好，与罗荣桓一静一动，性格迥然不同，可却是知心好友。学生会成立后，他们更是形影不离。同学们反映，在哪里看到彭明晶，就能在哪里找到罗荣桓。
学生会成立之后，立即建立了总务、财务、写作、讲演、募捐、演剧等组，开始分头活动。罗荣桓负责讲演和演剧组的工作。他根据每位同学的特长和爱好分派了任务。他白天带领着讲演队到街头巷尾散发传单、小报，演讲“青沪惨案”情况，募集救济金，慰问死难者的家属……晚上又参加演剧队的工作。罗荣桓和彭明晶还受青岛学联的委托，分赴北京、上海，向两市人民报告青岛惨案的真相。在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爱国运动，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出色的组织工作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和尊敬。由于他谦和持重，不露锋芒，同学们将他比作为建立东汉王朝立了大功，而在诸将论功时每每退避大树下的冯异，称他为“大树将军”。
青岛人民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最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镇压下去了。七月初，胶澳督办温树德秉承张宗昌的旨意，用武力强行解散了“青沪惨案后援会”，到处疯狂地抓人、杀人。中共青岛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记者胡信之等多人被捕。李、胡在狱中通过青岛大学附中的一位美术教员通知张沈川和罗荣桓说，敌人几次审讯都问到了他们，要他们赶快转移。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铁路工会的负责人傅书堂、伦克忠等安排，罗荣桓和张沈川化了装，到高密农村暂避了一个时期。他们回校得知，李慰农和胡信之已经惨遭张宗昌的杀害。
这一年的夏天，青岛异常闷热，政治空气更加沉闷，令人窒息，罗荣桓经常睡不着觉。他经常半夜里爬起床来，走到走廊上，面对着灰蒙蒙的大海，任凭海风吹乱自己的头发，吹得浑身发凉。
他经常与同学们探讨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试过了，但都没有走通。看来因为参加“五卅”运动，青岛大学本科也进不去了。怎么办？他曾想去美国留学。他同好友张沈川、彭明晶谈过这个打算，也向家里写过信。寒假期间他返回家乡又向罗国理提及此事。罗国理考虑，一族之中出一个大学生，好比是出了个进士，很不容易。既然儿子已经读大学了，不如成全他去留学。罗国理准备卖掉部分土地，为罗荣桓筹集路费。但是因为买方乘机压价，田没有卖成，罗荣桓没有实现赴美留学的打算。他返校后仍在反复思索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并与同学们进行认真的探讨。
一天，他在寝室里同陈举谈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况，两人都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谈了一会，双方都陷入了沉思。罗荣桓在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下脚步，盯住坐在床上的陈举，问道：
“你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呢？”
“我的人生观？”陈举停顿了一下，然后坦率地说：“我要为人类谋幸福，绝不损人利己。我坚决反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句老话。”
罗荣桓点点头，又问道：“你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陈举回答：“我家生活并不富裕，父母节衣缩食让我读书。我只想当一个铁路工程师，为国家多修几条铁路，自己的生活也能有保障。我就是这个志愿。”
罗荣桓坐到对面的床上，仔细地听着陈举的话，然后又问：“如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你这个志愿如果落空了怎么办？”
“如果落空了，我还有补救的办法。”陈举带着憧憬的神情说：“我可以去当文学家，用文学作品去唤醒世人，造福人类。这作用可能比当工程师还要大。”
罗荣桓打破沙锅问到底：“如果这也实现不了呢？”
陈举回答不出，泄气地说：“那……我就当个失败的英雄吧，反正不做遗臭万年的事。”
罗荣桓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国家政治腐败，弄不好是要亡国的。到那时候就谈不上什么英雄不英雄了。”
罗荣桓这么一说，两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陈举反问罗荣桓：
“那你打算做些什么事呢？”
罗荣桓抬起头，扶一扶眼镜，恳切地说：“我也想当工程师--当个建筑师。我原本以为实业就能救国。可是，随时随地都有恶势力阻碍着，使你的美妙计划成为泡影。现在看起来，首先要跟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
“太激烈了，太激烈了！”陈举连连摇头，“你如果去斗，身家性命会有危险。我们是读书来的，不是来闯祸的。”
罗荣桓淡淡一笑，便不再说话了。
怎么同恶势力搏斗呢？罗荣桓根据自己这几年参加爱国运动的经验，和张沈川、彭明晶等反复探讨，认识到依靠少数人不行，要有民众的大联合。他看到，自从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以来孙中山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使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出现了新的气象。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举国哀悼，形成一个广泛的宣传国民革命的政治运动。罗荣桓由此对政党问题发生了兴趣。一天，他同陈举就此事进行了讨论。
陈举持有一些知识分子中常见的清高思想，他说：“我认为还是不参加政党好。”
“为什么？”罗荣桓亲切地问道。
“古今中外，哪一个政党不是争权夺利，假公济私？不参加政党，还可以安安静静地当铁路工程师。参加了政党，麻烦就多了。”
陈举所说的政党指的是北洋军阀豢养的一些政客结成的党派，诸如自由党、进步党、政学系之类。陈举这番话并没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更没有将新兴的共产党包括在内。在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被张宗昌视为洪水猛兽，统称之曰：“过激党”，一经查获就格杀勿论。在这种政治空气下面，罗荣桓自然还不便挑明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启发道：
“你对于每一个政党，都仔细研究过吗？”
“没有，也没有这个必要。”陈举颇为理直气壮地回答。
罗荣桓轻轻地摇摇头，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把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必要的。”
“政党能改正它不好的方面？我不信。总而言之，我是不参与党争的。我清心寡欲，超然物外。” “你超然物外？如果国势大乱，妨碍了你当工程师可怎么办？”罗荣桓笑眯眯地问道。
“那，那我就学陶渊明，归--去--来--兮！”陈举边说边晃动着脑袋。
罗荣桓看到再争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便摆摆手说：“你先不忙作结论，应当仔细研究研究。”
以往陈举经常看到罗荣桓和彭明晶、张沈川等左倾同学在一起。他又看到罗荣桓脑后的枕骨长得比较突出。便曾开玩笑地说罗有“反骨”。在这次谈话中，他更摸清了罗的思想脉搏，于是走到门口看看门外无人，又走回罗荣桓身边，俯耳低声说：“老兄，你啊，就是有反骨！”
“你这个人！”罗荣桓哈哈一笑，拍拍陈举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
罗荣桓是怎么看的呢？这时，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正在准备进行北伐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已经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他和同学张沈川商量，准备结业考试结束后，立即去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他打算到广州去亲自经受一番革命风雨的洗礼，继续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他和张沈川一道由青岛乘货轮南下。临行之前，一位在“五卅”运动中结识的姓柳的朋友建议他们先到上海去找当时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再请侯介绍他们去广州。这位朋友认识侯绍裘，为罗荣桓、张沈川写了一封介绍信。
罗荣桓、张沈川到上海找到侯绍裘。侯在了解了他们在青岛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情况以后，对他们说：“现在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如果你们要上黄埔，我写封介绍信就可以。按你们的情况，可以不用考试。”
这时，罗荣桓、张沈川并不了解这位看来十分文静的侯先生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更不晓得他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而他们当时还是想读书，并没有从军的思想准备。罗荣桓又感到自己是深度近视眼，从军也不一定合适。他同张沈川小声商量了一下，婉言谢绝了侯绍裘的好意，仍然准备去投考中山大学本科。
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后，罗荣桓等继续乘轮南下。这艘货轮统舱都在水下，密不透风，又闷又热，旅客挤得象罐头里的沙丁鱼，一个挨一个，有人不断地呕吐，空气污浊不堪。一路上，罗荣桓和张沈川很少呆在船舱里。他们经常登上甲板，倚着船栏，眺望祖国的辽阔海疆。
船过舟山群岛，风浪很大，他们的身体随着船身上下颠簸，心潮随之而激荡。他们回顾了这两年多走过的路程：长沙、北京、青岛、上海，现在轮船正乘风破浪向南航行……他们在中国东部绕了一个大圈，如今终于奔向向往已久的革命策源地，心情又怎能不激动呢？
船在厦门停泊了半天，罗荣桓和张沈川登岸游览。他们来到鹭江边，隔海眺望着风景秀丽的鼓浪屿。只见日光岩下，一片浓绿，山坡上一幢幢若隐若现的小洋房，姿态各异，争奇斗妍。色调比青岛海滨更为明朗、热烈。罗荣桓、张沈川都不禁为这浓郁的南国风光而心醉，但是当他们想到这块宝地依然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时，当他们看到鹭江中夹杂在各国商船里的日本军舰时，又不禁皱起了眉头，罗荣桓气愤地对张沈川说：“你看，又是日本军舰！中国沿海一带好地方，从大连、天津、青岛、上海一直到这里，都被列强占完了。”
七月间的一天，货轮由辽阔的伶仃洋进入虎门，只见环绕虎门要塞的一道白粉墙上，书写着异常醒目的十个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见到这一巨大的标语，旅客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罗荣桓、张沈川听旅客说，这里就是林则徐销烟处。他们回想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凌辱，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抚今思昔，都深深感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时代确实已经来临了，革命正在向他们招手。 船在白鹅潭停泊后，罗荣桓、张沈川乘小舢板登岸，在珠江边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一家设备简陋的小旅馆，安顿了下来。
罗荣桓到达广州，正是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七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占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七月十二日攻克长沙……
罗荣桓、张沈川刚放下行李，就兴奋地走上街头，他们想尽快地领略这革命策源地的风采。
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他们看到两旁高楼矗立，人行道上都覆有遮雨的廊檐，来往行人如织。在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和支撑廊檐的水泥柱上，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维护三大政策！”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落。在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回广州的省港大罢工工人队伍和打着“援助北伐募捐讲演队”的横幅的学生队伍，有的正向市民演讲和募捐。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景象，同张宗昌血腥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青岛形成鲜明的对照。
罗荣桓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国民革命、介绍苏联的书籍和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及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连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只眸子闪动着兴奋喜悦的光芒。
一回到旅馆，罗荣桓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跑了多少地方，又试验过多少办法啊！到了广州，他终于找到了！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威力。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在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认识到北伐需要大量青年从军，他虽然因为自己是近视眼，不宜投考黄埔，却多次写信给他弟弟罗湘和“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招呼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
罗荣桓报考中山大学，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未被录取。张沈川考上了中山大学文科。罗荣桓仍然留在广州，一面等罗湘来，一面多看点革命书籍，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到中山大学去。当时，张沈川与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罗荣桓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十月份，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帮他们办理了进黄埔军校的报名、考试手续。当罗湘即将入学的时候，罗荣桓鉴于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日趋尖锐，再三嘱咐罗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
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十一月间，罗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全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绅士们却象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了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连抱一抱刚刚满月的女儿都没有空。他走东家、访西家，上屋里进、下屋里出，跑遍了南湾周围大大小小的屋场。他没有大学生的架子，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汇报了南湾的情况，受领了指示。
不久，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公祠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
接着，农会又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
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处理被害儿童团员的事件，南湾地区的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进一步巩固。同衡山县其他地区一样，在南湾也出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政治局面。
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在“五卅”运动中，他经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的风雨，如今的农民运动又将他推到了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潮流里。这两次革命运动的洗礼，使他在风雨中成长起来，为他日后作为一个革命家提供了初步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经验。
四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今天把他们得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家庭还有可能因受他连累而再吃官司。他常常骂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而他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于是，四月十四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肖罗仙等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临行前，他回到屋里看看已经熟睡的刚刚半岁的小女儿，俯下身去亲了一亲，然后告别了家人，就上路了。
他和老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金觉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巡视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在东方，雷公坳的山顶仿佛已露出一抹微光。而南湾一带的屋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之中。罗荣桓伫立良久，然后转过身来，匆匆地踏上征途。在金觉峰上，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一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十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学校师生全力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课上得很少。
这时，武汉从外表看革命气氛依然非常浓厚，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地区，仅限于湘、鄂、赣三省，已处于新旧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在武汉内部，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本家采取对立态度，商品奇缺，粮食紧张，百物腾贵，人心惶惶，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为了策划“清共”，向革命力量步步紧逼，而中共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却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面前节节退让……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
就在这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桓却象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五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七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赡养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为此，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
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他将在几天里出发，奔向新的战斗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