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前的黑暗”①〔引自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一六期。此文标题原为“边缘游击区”，当时又称“边沿游击区”，本书统一作“边沿游击区”〕，这是罗荣桓对一九四二年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阶段的准确写照。
一九四一年，日军将其侵华兵力六十四％和伪军九十五％，用以对付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所到之处实行毫无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广大群众遭受到深重的灾难。
在山东，近四万日军和绝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转化过去的十八万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和分割封锁，在各根据地间控制公路六千九百公里，建立据点三千七百个，使抗日根据地面积由三。六万平方公里缩小到二。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由一千二百余万下降为七百五十余万。除滨海、鲁中、胶东尚有较大块的根据地外，鲁南、冀鲁边、清河地区和鲁中的泰山分区已经被切割为小块的分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敌伪顽占领区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鲁南根据地变成“南北几十里，东西一枪穿”的狭长地带。冀鲁边的八路军大部换成了便衣，哨兵只能在宿营的房前屋后站岗，每夜都要转移几个营地。
为了扭转山东抗战的困难局面，罗荣桓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蓄力量、熬时间、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把主要精力灌注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十一月，他在《大众日报》、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第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连续发表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等重要文章。
罗荣桓认为，在敌后想尽快把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在敌人后方，我们还是游击战，不可能过早的转为正规战。这是由于敌人还强大，占领着城市及交通运输便利。而我们则是愈益处于被分割、封锁之农村中，装备亦极差，弹药不易补充，虽然依靠人民建立了根据地，但仍是没有巩固后方的作战……尤因为敌人频繁残酷的进行‘扫荡’，摧毁洗劫我根据地，蚕食紧缩我根据地，使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消耗损失，机动回旋地区狭小，更加紧张了。那么我们有什么可能过早地转为正规战呢？如我们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迷惑于曾有过的某种战例，妄自以为有了过早的转为正规战的可能，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当胜利时发生拼命主义，遇到困难时则失掉信心。”
罗荣桓指出：运动战的战例，在游击战中当然也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普遍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中，容易找到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的弱点，使我们能够集中部分兵力从运动中打击敌人；或乘着敌人立足未稳，防守松懈，攻破其某些薄弱的据点。如果由于敌人兵力少，伸入了我们占优势地区，一时增援来不及，而地形、群众条件均于我有利，我们可以使用一切方法予以歼灭，甚至包括阵地战、运动战性质的手段，如简易的坑道爆破、强攻据点、围寨、打击援兵等。这并不是不允许的，但仍不能算完全的正规，而仍是以游击战为前提的。①〔罗荣桓：《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显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的梁山战斗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样的战机就很难捕捉到了。
罗荣桓进一步强调，我们普遍开展的游击战，“必须成为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他说，“我们主力军和地方基干武装，都有必要分散地方化，扶助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组成的重要因素。”
按照这一要求，山东各战略区都开展了广泛的分散游击战争，采用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和打不过就走，走不了就散，散不了就躲，敌人过去了在后面打等方法，开展了三三两两到处打冷枪的“麻雀战”，轮番参战的“车轮战”，把敌人炸得坐卧不安进退两难的“地雷战”，与敌人转圈子的“推磨战”，一村打响、四方驰援的“蜂窝战”，还有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的“神经战”等等，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分散性游击战的战场主要是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边沿游击区。因此，罗荣桓特别强调重视和加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他提出：我们的根据地是建设在敌人点线之间，不大量发展游击区，就没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不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也就不会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对我们克服这一段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是有特殊意义的，必须把它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罗荣桓指出，过去在边沿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满足于一般公开武装斗争与民主运动的外表形式，而不去分析具体环境及具体条件。在有些游击区已变为或可能变为敌占区，有些基本区已退化成或可能退化成游击区（的情况下）……有的地方仍在坚持自己一套公式，甚至剩下几个仅仅能安置我们的机关还感到狭小的村庄，他们对于精兵简政仍然是采取忽视态度的”。他指出，边沿游击区的斗争方针是深入隐蔽，扎根于群众之中。他认为，应根据边沿游击区的不同条件，作某些方面的隐蔽或全部转为隐蔽，以保持自己的力量与机动的可能。他说：“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应付……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与迎接总反攻的到来，这样一种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那种张扬旗鼓、大吹大擂一套公式和旧机关的作风是特别有害的。这一点，过去没有为所有领导所重视，以至在某些地区造成了损失。”①〔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
对于如何深入隐蔽地坚持边沿区的斗争，罗荣桓提出：目前一般的应该是麻痹敌人，造成敌人的松懈，保存自己的力量，争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有我们机动的条件，能站稳脚跟，不丧失坚持斗争的信念。必须加强群众性的分散游击战，配合党和群众工作的隐蔽斗争。要善于暗中打击敌人，而不张扬旗鼓地打击敌人；要打击敌人的尾背而不打击敌人的来头；要善于埋伏打击敌人，而不对抗打击敌人，没有必要的条件不乱打，避免暴露造成破坏。
罗荣桓认为，要坚持边沿区斗争，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提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程度。要抽调比较坚强的人员加强游击基干小组，在群众中建立隐蔽的坚强的情报网和联络站。
按照罗荣桓等的指示，山东许多地区将边沿区的群众用民兵、妇救会、儿童团以及看坡队、打更队等形式组织起来，实行联防。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各种信号，通知附近地区，村村作好战斗准备，一处打响，八方支援。在漫长的边沿地区，构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保卫着人民的安全。当敌人在边沿区修筑公路、挖沟筑墙实行封锁时，即以“修封锁沟占了良田”、“挖坟要祖宗翻尸倒骨”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口号动员群众上工时怠工、下工后破路、平沟、砍电线杆，迫使敌人待不下去。对于敌人孤立的据点则组织长期围困，迫使敌人撤退，或予以消灭。
罗荣桓认为，坚持边沿游击区及在敌占区执行隐蔽斗争任务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武装工作队。它是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抓汉奸、特务，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占区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利用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如以看坡队、打更队的形式组织群众秘密抗日武装；以戒烟会、戒赌会、忠义保国团的名义组织秘密群众抗日团体；以教育研究会、读书会的形式组织教育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建立秘密支部，逐步把整个村庄变为隐蔽的抗日堡垒。一九四三年山东共开展了八千多个村庄的隐蔽工作，团结群众三百余万人。
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①中〔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罗荣桓在军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二十一期〕，罗荣桓指出：“所谓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与地方密切联系起来，打成一片，以对付敌之全面压缩。……唯有这样，才能在今天的敌后生存。因此，分散性游击战争问题，就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他还指出，在最困难的一九四二年，在分散性游击战中，应“以政治攻势为主”。
政治攻势，是红军以瓦解敌军为原则的敌工工作的发展。在一九四二年所以特别要强调政治攻势，又是同当时敌人的动向紧密相联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他们为了更多地榨取华北的人力、物力，以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在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加紧了对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所取得的某些暂时胜利，以动摇群众的抗日信心，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瓦解八路军。
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这种阴谋，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②〔“东亚新国民运动”》③的报告〔即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罗荣桓在此文中也概括了敌人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谋略〕〔见《解放日报》延安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罗荣桓认为，日本侵略者这种政治进攻对抗日根据地的危害，并不亚于军事进攻。因此，要象对待军事进攻那样，认真对待敌人的政治进攻。
罗荣桓强调，“要针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和“新国民运动”的内容与形式，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阴谋。这个报告整理成文发表后，从思想上武装了根据地军民。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提纲转发给全国各个战略区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
为了进行政治进攻，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并在根据地周围建立派出机构，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破坏活动。罗荣桓对敌人的这些阴谋活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当时有一个名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在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极力与八路军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他还掩护了八路军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口称赞。只不过，他觉得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太硬”了，群众很难接受。水野清和边沿区许多老百姓甚至一些干部，渐渐地混熟了。他常给老百姓看看病，舍点药，不少人都认为他是日本的进步人士。他还向八路军提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真正“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实验区”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国，那么中国问题便解决了。后来，这个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
罗荣桓早就注意了这个奇特的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的干部陪同下，亲自和水野清谈了一次话。他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他指示敌工部，一面给水野清工作，一面要仔细考察，从多方面了解他的情况，不久，济南的白伪报纸上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得到很好的照顾。罗荣桓仔细分析了这些扑朔迷离的情况，认为，敌人在报上报道，是想让我们信任水野清这个人。后来，故意将“密信”落入我们手中，似乎是想借我们之手杀掉水野清，其实是想让我们认为是敌人的反间计，从而继续信任水野清。这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手法。
罗荣桓随即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的政治谋略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一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的道路，“打开中国事变之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这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罗荣桓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终于证实了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间谍。他曾经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名字，水野清是他最后一个化名。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罗荣桓认为，对付敌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最好办法是贯彻中央指出的“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原则。他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斗争一方是公开（在根据地，在部队中）、一方是隐蔽（在敌占区，在群众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于在各方面都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他认为，一定要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活动结合起来。他说：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本身就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如果我们很机械地把军事活动与政治攻势分离对立，那就错了。
根据罗荣桓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敌占区的士绅、商人、伪军家属等关系，以夜间喊话、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展开有力的政治攻势。
当时山东各地普遍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人员中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给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喊话时，先将这种办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各区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一九四三年以后，各地都进行了伪军家属登记，经常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开展的“唤子索夫运动”。各地还向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对象，与其交朋友乃至将其发展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组织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归伪军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一九四三年山东共瓦解伪军七千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一千多个秘密关系，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各战略区还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进行这一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在山东的“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日本解放联盟由被俘后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的前日本军人所组成。那时山东各区有一大批日本反战和朝鲜反日战友。他们有些人还到过延安，经过学习又回到山东工作。他们经常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话，有时到边沿游击区作“现身宣传”，讲我们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每逢日本人的一些传统节日（如樱花节），他们还给日军的据点送宣传品、慰问袋，以促进日军思家厌战。有一些日本战友在反“扫荡”中还拿起武器，与敌奋战，被称为“日本八路”。有一位叫桥本的，梁必业等从湖西押运回印刷机时，把他带回师部，过铁路被打散，过路后又只身找回部队，以后当了师部的刺杀教员。还有一位叫金野博的，在一次敌人的突然袭击中被捕。敌人审问时，无论怎样毒打，都不屈服，最后英勇就义。
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这是在敌后分散性游击战争环境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如同“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十年内战的特点一样，“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的长期反复，便是敌后游击战的特点。对此，罗荣桓由山西东进之前就作好了思想准备。他反复研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目的就是用以指导敌后的军事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机械搬用，而是根据山东敌后的具体条件，提出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在十年内战中，当国民党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对苏区实行“围剿”时，红军一般是在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选择有利地形，采用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之一路，以打破“围剿”。但是，到了抗战时期，情况变了。罗荣桓认为，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必须采用“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之“扫荡”。他认为，由于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敌占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我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①〔参看罗荣桓：《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
在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中，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敌占区，袭击敌人后方，打击敌伪政权，以牵制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
罗荣桓正式提出“翻边战术”这一名词，是在一九四二年。但是在过去的反“扫荡”中，他曾多次运用过这种战术思想。一九四○年鲁南反“扫荡”和一九四一年的留田突围都是成功的范例。翻边战术就是这些成功经验的总结。
罗荣桓亲自部署一一五师教二旅，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在滨海根据地南部海陵地区发起的反蚕食战役和一九四三年一月发起的攻克郯城战役，都是运用翻边战术的范例。
一九四二年九月，秋收尚未结束，罗荣桓看到情报部门送来的一份日军作战计划，说日伪军将集中强大兵力“扫荡”滨海根据地。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扫荡”，来势比一九四一年那一次还要大。这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地区，显然是敌人很重视的目标。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相继发出了准备反“扫荡”的紧急指示。
敌人将要“扫荡”滨海的风声越来越紧，老百姓在忙着坚壁清野，准备疏散，有些干部建议，党政军机关应迅速从滨海地区转移。
罗荣桓在敌情紧张时，总是异常沉着冷静。他不赞成不弄清敌人动向便仓促转移。他再一次看着地图，反复思考着从各地送来的情报。如果敌人决定合围滨海，四面的敌情必定有异常变化。可是在滨海区北面的潍坊和南面的连云港，并未发现敌人异常的动向。罗荣桓怀疑，所谓敌人将要“扫荡”滨海，可能是敌人施放的烟幕弹。他主张先不要急于转移，待看清楚敌人的动向以后再行动。
十月底，山东军区①〔一九四二年八月，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归第一一五师领导〕、省战工会及抗大等单位，却匆忙从滨海地区向鲁中地区转移。但是，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敌人那个“扫荡”滨海的作战计划是通过特务机关抛出来的假情报。敌人的重兵正云集鲁中地区，等待着滨海区的八路军往那里跳。敌人得悉山东军区等机关已到鲁中后，纠集临沂、蒙阴、沂水等地兵力约一万余人，分十二路以沂蒙地区北部为中心进行“扫荡”，企图合围山东军区等机关部队。十月二十七日，合围南墙峪，未逞。十一月二日拂晓前，又在沂水以北的对崮峪合围，八路军指战员与敌人激战竟日，毙伤敌人六百多人，八路军伤亡三百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等英勇牺牲，山东军区政委黎玉等突围时负伤。
罗荣桓对部队遭受的损失十分痛心。但敌人的疯狂和狡诈又使他格外冷静。他反复考虑，应打到敌人那里去，搅乱敌人后方，迫使“扫荡”的敌人撤出根据地，以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这就是他提倡的“翻边战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罗荣桓决定派主力南下，用“翻边战术”以打开滨海区南部的局面，并且配合山东其他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海陵在滨海根据地的东南端，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建立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该区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地。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以后投敌叛变的王凤鸣。他改名为杨步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他不但在军事上蚕食进攻根据地，而且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在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当过协理员的罗保成等少数败类就被他拉了过去。杨步仁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向北一直到了大兴镇和欢墩埠，距第一一五师师部长期驻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对滨海根据地的南部构成严重威胁。
罗荣桓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当敌人合围滨海区的风声日益加紧，滨海军民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扫荡”的时候，罗荣桓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他要求教二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十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赣榆之间的伪军据点，他特别强调，部队动作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
他要求在战役发动以前，要做好战前动员，让指战员人人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进行海陵战役对于根据地反“扫荡”的意义，以提高指战员战斗的自觉性。他还要求在战斗中开展打狗运动，狠狠打击杨步仁、罗保成这一类“癞皮狗”。
按照罗荣桓的部署，教二旅等部指战员在战前动员中对“翻边战术”进行了热烈讨论，随后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到八日连克敌伪据点十六处，把杨步仁一千二百多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二百多人。当了伪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均被生俘。海陵六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二个完整区，这次战役恢复了三个半区。
海陵战役结束后，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枪毙了叛徒、汉奸罗保成。
当教二旅等部进行海陵战役时，日伪军又在沭河两岸加紧进行蚕食，在临（沂）青（口）公路上的重要集镇醋大庄修碉堡，安上了据点，企图打通临青公路并修筑重沟（临沂东南）至郯城的堡垒封锁线，纵横分割滨海区南部。教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写信给陈光、罗荣桓，建议拔除醋大庄据点并要求担负主攻任务。出乎曾、符预料，罗荣桓、陈光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绕到敌人屁股后面，攻打郯城，进一步“翻边”，以策应冀鲁边、清河区的反“扫荡”斗争。
曾国华、符竹庭接受任务后，派人侦察了郯城敌情，发现郯城虽在敌人后方，但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百人。只要出其不意，攻击定能奏效。
一月十九日夜，战斗开始。八路军采用连续爆破，把敌人的炮楼一个一个送上了天。经一天激战，二十日夜，八路军攻入城内，全歼守敌。
战斗结束后，曾国华、符竹庭等为了观察日军炮楼的结构和自己部队炸药的威力，便向炸坍的炮楼走去。这时突然从瓦砾堆中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日军。他跑到符竹庭面前，指指符胸前的望远镜，一面哇哩哇啦地说，一面竖起大姆指，看来他从符胸前的望远镜已看出是个当官的，于是用语言加手势表示了自己的钦佩。符竹庭见此情景感慨地说：“看来，鬼子现在也知道翻边战术的厉害了。”
郯城战斗结束后，曾国华、符竹庭又乘胜打下郯城周围的马头镇等一八处敌伪据点。随日军到处进行经济掠夺的日本商人看到自己仓库的货物都变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蚕食沭河沿岸的敌人被迫全部撤退，敌人企图修筑两条堡垒封锁线的计划宣告破产。
海陵、郯城战役，打乱了敌人在一九四二年冬季继续进行大“扫荡”的计划。随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起日军采用拉网战术，对根据地进行了二万多人的一次“扫荡”。开始，有的干部想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敌人的网。所谓钉子，就是在根据地内选择几处有利地形，进行坚固设防。罗荣桓及时指出，在我们现有的装备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集中攻击的目标，使我军失去机动灵活的主动性，而陷于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了修筑的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敌人的拉网合围。日军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对胶东的拉网合围时承认：“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绎组译，天津市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二二五页〕
在以后的山东抗日战场上，在坚持边沿游击区和开展敌占区的斗争中逐步贯彻了翻边战术的积极主动对敌斗争精神，使斗争一步一步推进到了敌人的心脏地区。
一九四二年底，在海陵反蚕食和郯城战役之间，罗荣桓还抓紧时机，组织了甲子山战役。
甲子山区位于日（照）莒（县）边界、日莒公路以南，象一个楔子一样伸入滨海区的中部地区。驻在这个地区的原是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师，过去与八路军基本上友好相处。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东北军内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一九四○年九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与日军第二十一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该军爱国将领第一一一师师师长常恩多与第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率部发动了“九·二二”锄奸运动，控制了五十七军军部（缪澂流逃脱），发表了抗日锄奸通电。但是东北军中的顽固势力，在蒋介石支持下，不仅保护了缪澂流，而且加紧打击进步势力，同时指挥部队同八路军搞磨擦。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一一师师三三一旅旅长、坚持反共立场并同日伪有联系的孙焕彩等，趁师长常恩多患肺结核病重的时机，扣押了万毅。留在该师的其他共产党员，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杀害。在孙焕彩等的控制下，第一一一师师对八路军滨海地区的部队不断搞磨擦。三月间，蒋介石给于学忠发来密电，要秘密处决万毅。但于学忠迟迟未予执行。七月间，蒋介石派来监斩万毅的特务到了五十七军。在这危急时刻，常恩多决心不让第一一一师师落入反动派手中。常由于病情垂危，乃与于学忠总部的少将主任秘书郭维城紧急磋商，委托他率第一一一师师部队大部于八月三日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起事之前，郭秘密通知了在狱中的万毅，万逃出，到了山东分局驻地。
八月四日凌晨，山东分局闻讯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待“八·三”事变的政策。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就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应当采取的对策讲了话，指出，当前党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我们对国民党军队决不是要去进行分化瓦解。但第一一一师师的事件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所逼出来的。事变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是和全国人民的抗战、团结、进步的要求一致的。我们必须予以支援。但这个师还是一支旧式的部队，事变缺乏群众基础，加上整个东北军中反动势力很大，必然要镇压和分化这个部队。因此在该部队可能出现混乱。我们应采取紧急措施，从各方面支持他们。他还提议派万毅和以前从这个部队撤出的地下党员王维平（王振乾）立即到第一一一师师去，同事变领导人一起掌握稳定队伍。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罗荣桓还提出，“八·三”事变领导人最好把沿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大主张”①〔这八大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改为使用“团结抗战”的口号，要万毅去同事变领导人商量。
事变的发展正如罗荣桓所预料，由于仓促发动，反动派从沉重一击中苏醒后，立即对进步力量进行猖狂反扑。孙焕彩纠集一部分部队抢占了甲子山区。第一一一师师被迫转至根据地休整。常恩多师长在转移途中病逝。
面对这一形势，罗荣桓与朱瑞、黎玉、陈光等共同研究，决定调部队协助第一一一师进步力量，在八月中旬发起了讨伐叛军孙焕彩的战役，收复了甲子山区。第一一一师师继续使用原番号。经官兵代表民主选举，万毅担任了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维平任副主任。一一五师和抗大一分校还抽调了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和模范战士支援一一一师，充实连队，加强机关。罗荣桓亲自到这个部队向广大官兵作时事报告，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大家眼界开阔，精神振奋，稳定了情绪，提高了觉悟。
一九四二年十月，逃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孙焕彩又举兵侵占了甲子山区。山东军区曾帮助第一一一师进行第二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后来因为日伪军进行冬季“扫荡”而停止。孙焕彩控制着甲子山以南的石场、祉坊、刘家东山一带，对八路军大搞磨擦，成为滨海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十二月中旬支援第一一一师，发起第三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参战部队主要有刚从苏北调回的教五旅、教二旅第六团，山东军区第二旅第五团和第六团、滨海军分区独立团等单位。
罗荣桓到教五旅，看望了刚刚归还建制的指战员，并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夺回甲子山，对支援第一一一师，巩固和扩大滨海根据地，有重大意义。他用手指着甲子山方向说：“你们要把孙焕彩这个钉子拔掉，在那里安家！”
十二月一七日，陈光到前线指挥这次战斗。经过察看地形和侦察，他决定采用中心开花的战术。以教五旅从东面绕过朱芦和刘家东山攻占孙焕彩师部驻地石场；以教二旅第六团，山东军区第二旅第五团和第六团从西面攻占祉坊；以第一一一师迂回占领甲子山制高点。乘夜暗各路隐蔽进入攻击阵地，待第一一一师占领甲子山后打信号弹，各路一齐攻击，一举占领石场后，再乘乱歼灭孙焕彩部。
一八日晚，部队按部署展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第一一一师打了信号弹后，西线部队占领了祉坊，但东线却出了岔子，被向导带错了路，不是北上石场而是南下到了朱芦。待到发现这一错误，天已经亮了，再返过去攻石场，要经过孙焕彩的刘家东山阵地。陈光命令强攻刘家东山。敌人凭借用石条修筑的坚固碉堡，用密集的火力进行顽抗。教五旅伤亡很大，进攻未能奏效。正在师部参加生产节约大会的罗荣桓，听说战斗打得不顺利，心如火烧。他带上一个骑兵排，马不停蹄赶到前线，一直来到距敌人只有五百米的指挥所里，主持指挥员们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打法。朱瑞、陈光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初战不利的教训，纠正了不愿继续打下去和只顾死打硬拼这两种倾向，决定改进战术，继续打下去。山东纵队二旅用炸药包摧毁敌人的坚固工事，收到显著效果。在八路军强大攻势下，孙焕彩支持不住，率残部仓皇逃跑，甲子山区终于为八路军收复。
海陵、郯城和甲子山战役，打开了滨海区的新局面，在南面把敌人赶到陇海路上，在北面开辟了向日（照）莒（县）公路以北发展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