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在貔子窝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随后，乘汽车到普兰店下榻于一座日本式小屋里。安顿好住处后，罗荣桓立即派人联系去沈阳的火车。
这时肖华任南满（后改称辽东）军区司令兼政委，驻在安东（今丹东）。他得知罗荣桓登陆后，就派人来迎接，并把他的小女儿接走了。第二天上午有了火车，何敬之等赶到车站一看，原来是一辆运货的“闷罐”车。车厢刚刚运送过马匹，里面到处是细碎的马草、马料和马粪。为了赶时间，罗荣桓决定就乘这一列车走。大家动手打扫干净，上了车。车厢里没有座位，只好铺开马褡子，放下背包，坐在上面。
罗荣桓看到有的同志对于坐这样的车厢不大满意，就解释说：
“坐火车比走路快多了！我们到东北来，不是来享福的，是来打仗的。往后，还得靠我们的两条腿走路呢。”
火车象老牛，慢腾腾地爬行着，逢站就停，一停就是老半天。罗荣桓嫌火车跑得太慢了，他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东北局，以便尽快开展工作。战局瞬息万变，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
此时蒋介石在全国拥有四百三十万军队，又有美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共只有一百三十万人，干部战士会不会有惧战情绪？重庆谈判一个多月，《双十协定》签订了，国民党能不能执行还是一个问题，部队中会不会滋长和平幻想？到了新区，人生地不熟，要吃高粱米和土豆，气候比山东要冷十几度、几十度，有的部队还没有穿棉衣，这些实际问题和由此引起的思想问题应当如何解决？怎样做好从全国四面八方来东北的各个部队的团结工作？如何开辟新区，建立根据地，以保证作战部队有巩固的后方？这些关系到我军能否在东北立足，能否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大问题，罗荣桓不能不周密考虑。
火车在距沈阳六十多公里的辽阳站停下不走了。罗荣桓叫大家下车到站内休息，自己带着苏静等人进城找部队。终于找到刚刚调来的当地八路军负责人程世才和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
他们热情迎接罗荣桓，并给罗荣桓一行安排了住处，随后向罗荣桓汇报了部队情况。
冀热辽第十六分区部队是解放山海关，最早进入东北的中国军队。他们到达沈阳后，许多被日本侵略者俘虏与捕捉送到东北作苦工的中国士兵与老百姓，踊跃参军，也有些伪军警人员和社会游民乘机混入，还有些人自已拉起队伍，要求收编。冀热辽第十六分区部队出关时只有四千余人，这时已发展到数万人，编了六个旅及若干独立团队。他们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大量日军的武器装备。由于苏军不同意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沈阳市驻扎，冀东十六分区部队的司令部不久前从沈阳移到了辽阳。
罗荣桓称赞冀东的部队首先进入沈阳，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情况，并抓紧时机大量扩军，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中，争取了先机，是一项重大贡献。
罗荣桓对于冀东部队这样迅猛地扩大也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你们的部队发展得这样快，是特定的有利条件促成的。但是这些部队并不巩固，你们原来只有几千人，消化不了这么多新兵，所以这些新部队应当与其他出关的老部队合编。
罗荣桓的这个意见，对冀东部队的干部来说，是个过去还没有充分考虑过的问题。后来，遵照东北局的决定，这些部队与其他老部队合编。罗荣桓这次谈话，对合编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思想准备作用。
罗荣桓在谈话中，还强调了建立南满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讲到要准备打仗，要在新扩大的部队中进行阶级教育，巩固部队，并且要警惕新编部队中的复杂成分，清除那些“三朝元老”分子①〔“三朝”指张作霖、国民党和日伪〕。
十一月十三日，罗荣桓一行乘汽车到达沈阳。
沈阳是东北第一大城市，驻有苏军，中共也设置了市政机构。但由于日本投降后才三个月，一切尚未就绪，社会秩序紊乱，治安状况很差，加上生产停滞，物价不稳，人心仍很浮动。市民群众受日伪长期统治，对国内政治情况知之甚少，不了解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同日伪勾结的罪恶行径，对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英勇抗战的情况也了解不多。许多人持有“正统”观念，盲目相信“中央”政府，尽管人民自治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他们也总是敬而远之。还有一些市民见人民自治军服装简朴，枪械不精，举止言谈土气，而日伪残余和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却时有活动，夜间还常听到枪声。他们也不大相信共产党能够在东北站住脚。
罗荣桓一行在沈阳三经街博物馆找到东北局。彭真见罗荣桓到来，非常高兴，寒暄问候以后，向罗荣桓介绍了东北的形势。罗荣桓把机关人员安顿好，去看望了已经到达沈阳的林彪，向林彪介绍了自从林负伤以后部队发展的情况以及从山东来东北的各个部队的历史、特点以及这些部队主官的情况。林彪虽然在延安看过一些山东发给中央的情况报告，但对部队情况已相当隔膜，他认真听取了罗荣桓的介绍。
当时，由山东进入东北的部队，除携带长枪二。二二万支、轻机枪五二九挺外，只有十六挺重机枪、二十五个掷弹筒、八门迫击炮，弹药更为缺乏。其他部队也大体一样。苏军对人民自治军虽然持友好态度，但并没有把存在沈阳的大批武器弹药移交给人民自治军。人民自治军在作战初期武器弹药补给遇到很大困难。但后来在一些中小城市中，还是从苏军手里接收了一批日伪的武器弹药，装备有所改善，满足了急需。
除山东部队外，当时已到东北境内和少数尚在行进途中的部队，计有：冀热辽军区部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陕甘宁、晋西、冀鲁豫和冀中等解放区抽调来的部队；还有由延安调来的炮兵学校和由各解放区派到东北的干部团（队），共有二万左右的党政军干部，包括二十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有政治局委员四名（占政治局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不包括冀东部队新发展的人数，共约七万人，连同山东来的六万余人，总计约十三万人。此外东北抗日联军在吉（林）长（春）地区还发展了九个步兵团、二个骑兵连，在北满新建了一些小部队。
在短短几个月内，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么多的部队和干部到东北，上下友邻之间互不熟悉，自然会产生头绪多、工作忙乱的问题。要把这么多部队整编好，融为一体，置于东北局的统一指挥之下，象一盘机器一样运转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
然而，已经没有从容整编的时间了。因为国民党的全部由美械装备的机械化部队第十三军已于十一月初海运到秦皇岛，并于十一月十一日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向山海关猛烈进攻。半机械化的第五十二军由越南用美国军舰海运，于十三日在秦皇岛登陆，也加入了进攻的行列。把重武器都留在山东的第七师和冀热辽部队扼守山海关，多次击退装备精良的敌人的进攻，战况非常激烈。
罗荣桓一到沈阳，便同林彪、程子华、吕正操等紧急磋商，于十一月十四日致电在安东的肖华、在胶东的许世友、林浩和华东局的陈毅、黎玉，要求“肖告李丙令①转罗华生②及胶东最近登陆之十六团〔当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渤）海北指挥〔当时任山东二师师长〕，负责山东过海部队登陆及向山东运送汽油等物资。〕，立即兼程来沈阳参加作战”。电报中还要求鲁中第三师尽量乘汽船，或用汽船拖带帆船迅速渡海北上。
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致电东北局，命令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待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间、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歼灭敌人。
然而敌人后续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由美国军舰运到秦皇岛。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人民自治军守关部队于十六日主动撤离山海关。
东北局紧急决定林彪去前线指挥作战。林彪十一月十九日出发。为了使指挥得力，通讯灵便，罗荣桓毫不犹豫地把随他从山东来的苏静、李作鹏等主要机关工作人员和电台交林彪带走。
由于新到东北的人民自治军，经长途行军，十分疲惫，加之枪械不足，通讯不畅，因此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军舰运来的国民党部队，无力组织有效防御，更不可能在绥中或兴城地区大量歼灭敌人。国民党军便乘虚沿北宁路蜂拥而来，连占绥中、兴城、锦西。
十一月十九日，驻东北苏军通知东北局，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将把长春路①沿线及城市全部移交给国民党〔即中长路，旧称“中东铁路”，包括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抗战胜利后，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中苏共管，一九五二年全部移交中国〕，要求人民自治军撤出大城市。二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
面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原先确定的通过占领大城市交通干线而独占东北的方针已不适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干部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对东北的战略方针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延安、重庆、沈阳、辽西前线通过电台反复进行了磋商。此时，毛泽东因疲劳过度，已住医院疗养，中共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十一月二十日，由刘少奇拟稿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示将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国民党军。二十二日，在刘少奇致中共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把这一行动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同日，中共中央又命令彭真、罗荣桓并林彪、李运昌、沙克、黄克诚、刘震、洪学智：“顽十三军、五十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以主力全部或一部歼灭该顽。”
此前，二十一日，林彪已接受黄克诚建议，从辽西前线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彭真、罗荣桓同意此意见，并报中央批准。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自治军主动放弃锦州。
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占沈阳等地。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除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
这一电报在指出应力求控制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为工作重心的同时，又提出对各大城市亦应力求插足。
十二月五日，彭真、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顽能空运到沈阳、长春的兵力各一万人，我军可集中三万到四万争夺沈阳，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因此，建议在苏军撤退后迅速占领长春、沈阳。
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复电，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国民党占领锦州后，为尽快占领东北，一面要求苏军暂缓撤军，一面大举向东北运兵，将其号称“五大主力”①中的两支主力新六军和新一军及第七十一军火速赶赴东北〔这五大主力是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和整编第七十四师〕。
十二月十三日，罗荣桓在结合当时战场形势，对战略方针的各种设想进行了反复考虑和权衡后，又单独署名致电林彪、李运昌和吕正操，提出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电报说：
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这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之可能。东北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华北各地，较比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且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工业受到破坏，海口交通之门户旅顺、大连，为中苏协定所限制，南满其他海口仍在我控制中。因此我争取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造成各大城市处于孤立中。这样，大城市之优势地位亦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在东北完全没有城市或者没有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存在的困难。但只将数大城市落于国民党之手，是仍然有我优势之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我认为有非常必要，这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对东北之坚持与造成我们同国民党战和是否有利的决定条件。如果我们努力争取控制住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即会有我们同国民党可争夺大城市和可以争取大城市插一脚（之可能）。
国民党接收沿长春路各大城市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他在华北不能击破我们，这样就造成了他对东北进军之相当陷于孤立。同时他进入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在其军事行动上亦将受中苏协定之束缚。但可能沿北宁路继续增兵，以便配合从北平向喜峰口之进攻，与我首先争夺辽热地区，这一大规模之战事可能在明春。
我们应争取在一个月内展开创造根据地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并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
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这是“有危险性的”。他再次强调：“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①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1123页－1124页〕，标志着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的完全形成。
罗荣桓十二月十三日的电报与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所表述的关于东北的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华北各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的观点，及由此而提出的争取控制某些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某些重要原料基地，以转变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力量对比的主张，为后来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是很有见地的。
这时，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入东北还不到四个月。国民党一方面大讲“和谈”，一方面继续大举增兵。苏联受条约的约束或出于其外交需要，政策也屡有变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在东北的中共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形势，对和与战的问题，对作战方针问题等，进行了充分的酝酿，提出了种种考虑或意见。这是极为必要的，也是十分自然的。罗荣桓也经过了反复考虑。他十二月十三日提出的意见，是切合当时东北实际的。
由于苏军提出，根据中苏条约规定，他们撤退时要把沿中长路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十二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国民党依靠收编的伪军接收了上述城市的市政。罗荣桓随东北局和“东总”迁到本溪。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并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建立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个军区①〔北满军区：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李天佑任参谋长。南满（辽东）军区：程世才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江华任第二政委，罗舜初、曾克林任副司令员并分别兼任参谋长、副参谋长，莫文骅、唐凯任副政委并分别兼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东满（吉辽）军区：周保中任司令员，林枫任政委，陈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启龙任副政治委员，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西满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李富春、黄克诚任政委〕，并重新调整了下属各军区和军分区。整编了主力部队，组建了若干补充团和地方武装。调整后，除山东第一师和华中第三师的第七旅直属“东总”外，其余主力部队均隶属各大军区。翌日，罗荣桓启程赴驻朝鲜的苏军医院治病。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签定了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并继续利用美军第七舰队的运输舰从上海、广州和越南等地陆续将新六军、新一军、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等五个军运来东北。于是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从二月八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民主联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南路由沟帮子指向辽阳、营口，占领盘山、台安、辽中。中路由北镇地区北上，推进至沈阳市郊。北路由阜新、彰武出动，先后侵入阜新东北的鹜欢池和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
侵入秀水河子的敌十三军二六六团全部、二六五团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连，这时距其主力已达一日行程以上。民主联军乘这股敌军远离其主力的机会，集中山东第一师、华中第三师第七旅等部共七个团的优势兵力，突然将敌包围，于二月十四日晨全歼了这股敌人。
同时，进至鹜欢池的敌二六七团一个营，也被华中第三师第十旅和独立旅全歼。这是东北民主联军打的第一个典型的歼灭战。
但在二月十六日对南路进攻沙岭（盘山以东）之敌的战斗却未打好。民主联军南满的部队虽以优势兵力包围了新六军的一个团，经连续三天反复冲击，终未奏效，后来援敌赶到，民主联军被迫撤出战斗。罗荣桓在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沙岭战斗，我们五个团又二个旅打敌人一个团，数量上虽然优于敌人，但参战部队有老部队，也有新部队，思想上、战术上的准备都不够，装备不行，指挥上也不统一，加上对敌我两方面缺乏正确估计，敌人已经站住了脚，筑起工事固守起来，我们的火力没有组织好。结果，我们伤亡很大，包括许多冻伤的，减员好几千人，也没有把敌人消灭。
后来，罗荣桓多次用这两个战例来教育干部：一定要按条件办事，要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事实；不能只有一手，还要有第二手第三手，打仗没有后手是不行的；要以老部队作骨干；要长期打算，重视部队的建设和整顿。
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为止，经过三个月的扩编，人民自治军已达二二。六万人。但是部队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山东第一师梁兴初部、山东第七师杨国夫部，处在锦州前线，枪械、弹药、被服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充。后来进入东北的山东第二师和第三师的情况也是如此。东北冬季到来得早，天寒地冻，有的部队还没有发齐冬装。新区群众基础弱，群众对人民自治军不了解。黄克诚报告说，部队目前遇到“七无”，即无党、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鞋袜衣服，因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在南满和北满的几个新发展的部队，虽然装备较好，但政治成分严重不纯，还没有建立起坚强的党的领导和活跃的政治工作，有些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策动下，战局紧张时，竟叛逃为匪，或者投降敌人。总部机关刚组成不久，效率不高，通讯联系不畅，后勤工作更是头绪纷繁。因此发生了一些新老部队不团结的现象，妨碍着中共中央政策方针的贯彻和集中统一指挥。在部队思想方面，既有轻敌的急躁情绪，也有和平幻想，缺乏长期战争的精神准备。
在战斗紧张、部队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专门研讨部队思想情况及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罗荣桓只有通过下达作战命令、个别交代、口头谈话或电报提示等方式，把有关政治工作的意见传达下去。
当时，在东北，部队和干部来自各个方面各个地区，隶属关系不断变更，担负任务时有变化，驻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各有差别，特别是武器装备的补充和其他后勤供应一时还不可能做到公平合理，更带来一个如何加强统一领导，克服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罗荣桓十分关注，时时处处都注意抓维护和增强各部队之间、各地区干部之间，以及总部机关与各部队、各地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十二月二十二，彭真、罗荣桓专门致电各部队，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并特别指出：先到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的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陈正人主持下发出的《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也指出：“老部队首先照顾帮助新部队，老干部首先照顾新干部，老战士首先照顾新战士，新老部队都要有首先照顾别人困难，帮助解决困难的精神。”“确实掌握正确的干部政策，调整各部分之间、新老之间、新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贯彻团结的方针，以达顺利整编之目的。”
对于增强团结，统一步调，罗荣桓不仅一般号召，而且首先要求山东来的部队做出榜样。
总部在沈阳时，山东第一师副师长李梓斌来找罗荣桓。罗荣桓因肾病发烧，躺在床上听取了李梓斌的汇报。然后，针对李梓斌所谈老部队装备差，可有些新部队装备却比较好的问题，即指战员们反映的所谓“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谈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现在已经成立了前方总指挥部，要听从前总指挥，主动搞好团结，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同志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说着，就撑起身子，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支红蓝铅笔写起来，李梓斌见他写字的手有些颤抖，忙说：
“您身体不好，还是不要写了，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师长、政委就是了。”
“不，一定要写几个字。”
罗荣桓写了满满三大张纸，交给李梓斌，又问李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李说经费不足。罗荣桓沉吟了一会说：“我们虽然从山东带来一些金子，但那已经是整个东北部队的经费了，我是不能随便批的。你还是去找后勤部门吧。”
话虽然这样说了，事后罗荣桓还是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要他们酌情解决。后勤部了解情况后，拨给第一师当时还在流通的一万元伪满币。
总部迁到本溪后，山东第三师师长罗舜初找罗荣桓汇报和请示工作。他仔细听了汇报，然后和蔼地对罗舜初说：“现在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抽调来的，一定要注意团结好各方面来的部队。山东来的部队多，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防止山头主义。往后，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要老是找到我这里，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
后来，总部转移到哈尔滨时，罗荣桓在同华中第三师第十旅旅长钟伟的一次谈话中，对钟伟说：
“目前，敌人正大举向我们进攻，我们是大踏步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部一定要团结，步调要一致，指挥要统一。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并不难，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敌人打散、打垮，搞得不好可能被赶下海去！”
“我们一到东北，黄克诚师长就下了死命令，叫我们绝对听从东北局和东总的指挥。”钟伟说。
“我知道的。黄克诚同志大公无私，顾全大局。一到东北，马上就主动把部队交给总部指挥，是个好榜样。可是也有个别同志闹本位主义，搞自己的山头，这就不好。山东部队本身也要警惕这个问题。东北局讨论过，决定要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从各地来的同志，一定会更好的团结起来，迎来新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分为“前（方）总（部）”和“后（方）总（部）”。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
罗荣桓到沈阳后，除整编部队、调配干部外，还参与作战指挥和东北局的工作，并着手健全“东总”司、政、供、卫机关，又忙于接待和分配初到东北的大批干部，同来访的干部谈话……白天晚上连轴转，顾不得家里的事。林月琴总是要等到罗荣桓回来，才开晚饭。两个孩子等困了，常常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回到宿舍，看到床上放着一床新丝绸被面的棉被，簇新闪亮，伸手一摸，又滑又软，便问林月琴：
“哪里来的？”
“从仓库领来材料，自己缝的。”
罗荣桓习惯地摘下眼镜，擦着镜片，神情严肃地说：
“仓库里的东西是公家的，怎么好随便拿呢？”
林月琴解释说，是“东总”司令部管理处王处长叫何敬之去仓库领来的材料，东北局领导同志每人都做了一床。
“这个何敬之真乱弹琴！”罗荣桓不悦地说，“他是个老供给处长，明明知道仓库里的东西应当统一分配嘛！怎么一进城就可以发洋财？太不象话，明天叫他送回去！”
第二天，林月琴按罗荣桓的吩咐，把被子交给何敬之。何去退时，王处长很感动，但解释说：“这东西是人造棉的，看起来漂亮，可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冬天到了，在东北，没有厚实一点的棉被过不了冬。如果罗政委嫌它花哨，等以后有了布被，再拿来换好吗？现在都已做成被子了……”何处长只得又将被子抱回来，罗荣桓听了他的解释，才不再坚持。
有一天，罗荣桓看到机关干部吃饭时，各色各样的炒菜摆满了一桌子，就问：
“怎么，今天你们请客呀，请谁？”
“谁也不请。这些天，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位参谋起身回答。当时机关刚刚建立，还没有成立伙房，只好在饭馆包伙。
罗荣桓指着丰盛的菜肴，摇摇头，说：“生活太好了……我们可不能忘记过去啊！”他马上指示司令部很快把各单位的伙房建立起来。
后来在从沈阳撤出以后，他曾对刚从山东来的几名干部说：“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争房子、争汽车、争沙发，甚至于在撤退时也把沙发装车运走。这怎么得了！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的。现在还在打仗，怎么能这样搞？就是胜利了，也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嘛！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历史教训。一定要警惕啊！”几个人听了老首长的一席话，临走时又看到林月琴不用警卫员，正自己动手洗衣服，很受感动。
经过组织渡海以来连续几个月的昼夜操劳，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罗荣桓病情更加恶化了。
在沈阳时，罗荣桓曾到前日本陆军医院检查过病，照了X 光片，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考虑到他病情严重，为慎重起见，主张他到驻在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
在平壤苏军总医院，罗荣桓的病再次确诊为肾癌。因为医疗设备不足，无法施行手术，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二月下旬，罗荣桓先到大连休养。但是，他的头脑一刻也没有休息，时时都惦记着东北战争的局势，考虑着对策。他每天除了阅读文电，还常常接待来访的干部。
当时，旅顺、大连在苏军管辖之下，国民党军队和民主联军都不能进入。按照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苏联设立旅顺口地区海军基地”、“大连港国际化”等条款，旅大的防务由苏军负责，行政管理权属“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国民党虽然声称要派官员来，但并没有实现。所以市政府的官员都由苏军警备司令官委任。在苏军默许下，中共已派去一些干部，苏方对此持完全支持的态度，中共方面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在外交上造成不便，苏方就不加干涉。中共已派原山东军区警备十旅旅长赵杰任警察总局（后改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任政治委员。市长是本地一个大资本家，副市长为中共干部陈云涛。中共还派了许多干部在市政府各部门工作。开始时，有些汉奸、特务和打着各种旗号的国民党分子到处活动，“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也公开挂了出来。后来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几次打击，社会秩序才逐渐好转。
韩光、赵杰和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干部常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详细询问了旅大地区的社会情况和公安总局的工作，并对他们说：
第一条，你们要尽可能取得苏联红军的支持。有一些事情，如清理政权中的坏分子，取得苏方同意，就好办了。第二，旅大是大城市，旅顺是个军港，大连是著名的商港。我们党管理这样大的港口城市还是第一次，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这对将来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接管城市很有意义。第三，这个地区人口不少，要通过扩大警察队伍，建立武装，动员一些人补充前方部队，还可以通过苏军搞点武器弹药支援前线。第四，在大连，你们也要好好学习做经济工作，将来会有大用场的。
后来，大连市的警察队伍由二千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形成一支颇具规模的人民武装队伍。在市委的发动与组织下，输送兵员三批共一。五万余人到前方。他们还搞了很多武器弹药、被服医药、通讯器材等物资支援前线，并且支援了山东一部分物资。
罗荣桓还提出，要利用大连的有利条件培养干部。原陕甘宁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要调到北平军调部工作，路过大连，去见罗荣桓，罗建议他留在大连，办学校培养知识分子干部。按照罗荣桓的建议，经军委同意，杜平留在大连，和韩光一道兴办了建国学院，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罗荣桓在大连还见到了刘亚楼。他们延安一别，转眼已是七年。刘一九三九年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苏军工作，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八一五”随苏军来到中国，化名王松，对外称“王少校”，实际上成为民主联军与驻旅大苏军的联系人。他听说罗荣桓在大连养病，高兴地来看望老领导，向罗荣桓介绍了他在苏联学习和苏德战争的一些情况，并且要求回来工作。罗荣桓考虑到刘亚楼有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又经过出国深造，参加过苏德战争，东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便向东北局推荐报中央批准向苏联交涉，要回了刘亚楼，并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三月上旬，东北局在抚顺举行会议，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战略方针和建军问题。罗荣桓在大连休养，未参加。
当时关内停战已经实现，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停战也有实现的可能。一月六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出：“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按照这种估计，在东北停战以前，若能进行顽强的阵地防御，那么，所守住的土地都将成为解放区。因此，下达了“寸土必争”的指示。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指示，到三月二六日制定了作战部署，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
身在大连养病的罗荣桓对于和与战的问题作了反复考虑，于是，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三月十五日，林彪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转报中央。罗荣桓在信中说：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且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拚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运动战更果敢条件。
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安置伤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作战化与加强下层领导。
罗荣桓这封信的基本思想是：在争取和平的同时要立足于战争；在战争时间上，要有长期打算；要进行主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传统的运动战，反对拚命主义，克服大后方、大机关作风。
罗荣桓在大连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三月十三日，随着苏军撤退，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从三月中旬起，杜聿明集中了五个军的十个师的兵力，由沈阳沿中长路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展开了“扇形攻势”，向周围扩张。
三月二十七日，国共两党关于东北停战问题的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准备派遣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到东北各地进行“调处”。蒋介石因东北停战协定即将生效，下令加紧进攻，要求在四月二日前进占四平街。于是国民党军先后占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由于春天化雪，道路泥泞，加之民主联军四处袭击，四月二日限期已过，国民党军始北犯四平。
针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和东北停战又有可能实现这一情况，三月二四日中共中央来电指出，苏军将于四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部队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就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①〔指中长路长春至哈尔滨和哈尔滨至绥芬河段〕。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面。为此目的，请速布置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并进行剿匪。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林彪、彭真，指出：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数日内签字，“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拚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十二日内控制之。”
四月间，苏军撤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国民党对这几个城市鞭长莫及，除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空投了一支保安部队到长春外，只能收编由当地伪军、土匪充数的“国军”，控制上述城市。
按照中央指示，四月十八日，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二四日解放齐齐哈尔，二十八日解放哈尔滨，共歼灭守敌二。七万人。这三个城市的夺取，大大加强了民主联军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使其能够更多地集中兵力于四平方向作战。后来当民主联军撤退的时候，又能依托松花江和新控制的中东路全线广阔地区阻止住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
就在解放长春的同一天，四平保卫战打响了。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指示坚守四平和本溪两市：“时局正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便可能取得有利于我的和平。”在一次电示中，并曾以“保卫马德里”比拟之。
为了对付敌新一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轮番攻击，民主联军山东第一师、第二师、第七师、第七纵队、华中第三师形成一条以四平市区为中心，从东到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与敌形成对峙。
对于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以控制与保卫中长路北段，争取实现停战的方针，罗荣桓是完全赞成的。问题是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打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大连致电东北局并转报中央及在前方的林彪：
目前东北情况，已产生于我有利之改变。红军自奉天①以北迅速撤退〔即沈阳〕，国民党军被阻于四平街以南，且遭受我严重打击，使我争取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大城市成为完全可能。同时，经过四个月我在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之肃匪与初步发动群众工作，再回到上述城市，是有良好条件的。但是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准备在长春以南及以西地区粉碎国民党军大的进攻，争取停战谈判之实现。
国民党军现在广大战场采取分进的方式向我进攻，是便于我各个击破的，并已开始遭严重打击。敌或许会引起警惕，行动迟缓，不敢冒进，但我仍可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之力量，予以各个击破。
四平战况日益激烈，罗荣桓无法安心养病了。五月初，他离开大连返回东北局。
路过安东时，他受东北局委托，抱病了解了南满情况，对坚持南满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他连续几天听取了辽东军区和中共安东省委的负责人肖华、江华、莫文骅、刘澜波、林一山等的汇报，然后又找军区参谋处长吴瑞林要来1：250000 的地图和实力统计。吴和作战处长肖剑飞便替他把图挂到墙上，并将敌我态势用红黑两色小旗标好。罗荣桓认真研究了一天，并同肖华、吴瑞林等交换了意见后，在辽东军区的会议上就坚持南满斗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他特别强调了南满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义。他认为，不坚持南满，北满也保不住。他提出，坚持南满，首先要充实主力，建议尽量抽调一些地方武装补充南满的主力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他说：“这样做，减少了一些单位，但加强了领导。主力加强了，既可打好仗，也可以支持地方武装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在部署上，他提议作一些调整，由第三纵队控制梅河口至通化的铁路以西地区，第四纵队摆在安奉路（安东至沈阳的铁路）以东地区。两个纵队一西一东，背靠着长白山。他说：
“这样摆是很重要的，因为敌人主要不是在安奉线上分割我们，而首先是企图分割南满和北满。因此，南满的主力应当放到安奉路和通化之间，以便于同北满、东满我军联系和相互策应。安奉路以东要争取保持七个师到八个师，其他地区则安排一些独立师，并且把县、区武装搞起来，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罗荣桓离开安东的时候，即将调任辽南独立第一师师长的吴瑞林来到车站送行，并向他请示关于坚持大连以北、中长路两侧即辽南地区的斗争问题。罗荣桓说：
“辽南地区是个咽喉之地，可以威胁到北宁线，特别是能控制营口，控制中长路，地位很重要。辽南的斗争将是非常艰苦、非常激烈的，但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到那儿，要准备按照抗战时在沂蒙山区坚持斗争那样干。你们要准备付出极大代价，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咽喉地区坚持下来！当然，在这里坚持也有沂蒙山比不了的有利条件，这就是背靠大连，伤员可送进去治疗，部队疲劳了也可到大连的外围休息几天。有这样好的条件，更应当坚持下去。”
罗荣桓坐了一段火车，便换乘汽车转向东北。当他路过驻在梅河口的辽宁省军区时，向省军区司令张学诗等分析了四平保卫战敌我双方的态势，估计敌军必将沿沈（阳）吉（林）路东进，占领作为铁路交叉点的梅河口，以迂回包围四平和长春。他向辽宁省军区的领导人交代：一定要早作准备。然后他便迅速赶往长春。
他来到长春，与彭真会合后，五月十九日又赶到驻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的“前总”。
这一天深夜，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
四平保卫战历时一个月。敌人是包括由美军军官在印度直接培训的、全部由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新一军在内的五个师。民主联军人数虽与敌军相当，但装备甚差。他们依托工事，英勇抗击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轮番疯狂的进攻，歼敌万余人。五月中旬，敌进攻兵力增加到十个师。经中共中央同意，五月十九日，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此前，五月二日，经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同意，民主联军在南满已撤出本溪。四平保卫战显示了民主联军的战斗力，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对于配合东北的和平谈判，遏制国民党军向北满进攻的势头，起了积极作用。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的当日，中共中央即来电指出：“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但在此役中，民主联军有生力量消耗甚大，伤亡达八千人，而且大部分是老的骨干。因此，五月二七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各大区，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四平撤退后，在少数人中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个别人甚至厌战动摇。还发生了总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携带机密文件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使敌人掌握了民主联军各部队的实力和动向。民主联军撤退时比较被动，有的部队部分人跑散了，暂时失去战斗力，但不久又重新集结，元气基本未受损伤。
在范家屯，林彪、彭真、罗荣桓和周保中等开会讨论今后的作战方针，讨论中，一种主张是继续坚守长春，不能再退，另一种主张是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罗荣桓说：
“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经过讨论，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退出长春前，民主联军前总的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向罗荣桓探询东北局下一步的打算。罗荣桓对他说：“我们已经商量过了，长春还是不要了。”陈沂拥护撤出长春的决策，同时又反映一些干部对撤出长春这个大城市有些恋恋不舍。罗荣桓坚定地说：“我们将来还会回来的。”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的部队不能同美式装备的敌人硬抗。要打持久战，要经历一个艰苦的阶段。在长春跟敌人打阵地战不是办法。”当时在长春正酝酿选举市长，对此罗荣桓很不以为然，说：“现在前方那么紧急，还选什么市长，和平麻痹不得了！”
五月二十二日，罗荣桓随东北局撤出长春，几天后迁到哈尔滨。这时，国民党军已逐步控制第二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为了迟滞、牵制国民党军向北满的进攻，五月二十五日，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在南满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连克鞍山、大石桥、营口，并且促使驻海城的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此役使东北的蒋军首尾不顾，不得不停止了进攻。六月六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十五天后，国民党对新的进攻仍未准备好，停战又维持了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