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仗，打得可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象拖了个尾巴！”
一到哈尔滨，罗荣桓便这样风趣地对“东总”机关干部说。考虑到部队疲劳，情况复杂，要办的事情很多，又说：
“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一五天！”
罗荣桓知道，蒋介石同意东北暂时休战，无非是需要有一个喘息时间，他迟早要大举进攻。因此，抓紧这一五天，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当前坚持东北的斗争方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是当务之急。六月中旬，罗荣桓与彭真、陈云等一道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紧急安排了几项重要的战略部署。此时，林彪尚未到达哈尔滨。
第一项，是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六月十一日，东北局以林彪、彭真、罗荣桓的名义致电各部队，介绍了拉法战斗的经过。敌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及一个营共二千余人，由吉林市东进，进入山区，六月五日分占新站、拉法。七日，休战令生效后，又迫近蛟河，炮击城区。八日拂晓，山东第一师歼敌一个营，夺回拉法。九日，山东第一、二师等部合力猛攻新站，全歼该敌。是役歼敌一千八百人，俘虏九百余人。
电报说：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敌进入山地，尤便我歼灭。因此，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人分散，换取歼敌的机会，是有利的。我各部须准备在半月停战期满后，继续组织对分散之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应加紧此种作战的一切准备。
第二项，是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六月十二日，东北局以林、彭、罗的名义发出了《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电报，指出：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九十九％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企图以一两个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的斗争，其中分地是最主要的。只要能真正地争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和一般的群众，则万一城市失去，我仍能坚持斗争，等候国际国内有利的形势策应。如我们不坚决做到发动群众，则我们在东北有不能立足的极大可能。
指示还说：蒋军占领了沈吉线，我南北满已无铁路联系，我坚持南满斗争，并准备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战争，就显得特别重要。南满我军应迅速加紧补充、休整，准备对付敌之新的进攻。凡我控制之诸城市，特别是有物资之城市，须有如万一失守而不致损失物资的准备。
第三项是剿灭土匪。
民主联军进入东北的初期，各地土匪蜂起。这些土匪不同于过去闻名东北的“胡子”，他们是同国民党有联系的伪满军警残余分子和地主武装，是政治土匪，群众称之为“中央胡子”。他们暗杀共产党的干部，攻打人民政权机关和部队，以至攻城略地，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他们人数众多，总数达十万人左右。分布很广，北满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他们手中。经大力清剿，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为止，这些土匪已有七万余人被歼灭，南满地区的股匪已基本肃清，但北满仍有三万余人。四平战役期间，他们先后占领东宁、同江、萝北等县城，一度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交通。
为了迅速普遍开展剿匪，六月十二日，东北局以彭真、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将民主联军控制地区划分为若干个工作区，从主力部队中抽出部分部队，以师或旅为单位，派往各工作区，与地方政权配合，发动群众，进剿土匪。
上述几份电报虽有林彪署名，但此时他仍在哈尔滨以南约一百公里的五常地区。四平撤退以后，林彪认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可能失守，部队应考虑向敌侧翼和后方运动。所以他仍留在五常。他一度甚至有南下到辽南去打游击的设想。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六月十六日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他们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随后，东北局派高岗、谭政到五常，把林彪请回哈尔滨。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而爆发了全面内战。此时，他一时尚无力增兵东北，于是，东北停战局面又稳定了一段时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长期驻在哈尔滨的局面也定下来了。
为了总结东北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林彪到达哈尔滨后，常委首先开会统一思想，修改和讨论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决议草案。
七月三日，在常委会讨论时，罗荣桓在发言中指出，修改这一决议草案的依据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他认为，对过去一段应该总结，但又不能详细总结。而且这也不是迫切需要的。主要的是要统一今后的指导思想。常委思想统一后，东北局于七月上旬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及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东北局常委已初步讨论过的文件并形成决议。经中共中央修改批准，于七月七日正式公布，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
《七七决议》指出：要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而我们所要创造的根据地，是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但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
《七七决议》指出，在敌人进攻之下，我们不能不举行自卫战，而“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七七决议》号召广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
《七七决议》确定了中共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是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①〔《七七决议》全文见《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第二二九-二三五页〕
会议期间和前后，罗荣桓还找了许多干部谈话，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一次，山东第七师的黄荣海旅长来看罗荣桓。他率领的部队驻扎在松花江边的陶赖昭，正同国民党军隔江对峙。
黄荣海向罗荣桓汇报了陶赖昭松花江两岸敌我兵力部署情况和七师的作战方案。
罗荣桓详细询问了部队的实力，部队还有多少老兵，扩大了多少新兵，干部战士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有什么思想反映，黄荣海都十一作了回答。
听完黄荣海的介绍，罗荣桓说：
“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差不多。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比较乱，问题不少，集中起来就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关键。你们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想通，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讲清楚：别看我们的地区暂时缩小了，但我们的主力还在，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的力量会一天天壮大起来。将来我们还是要打回去的。”
担任独立第二师师长的温玉成也来看望罗荣桓。自从红八军团解散分别以后，十几年过去了，可罗荣桓仍然能叫出他的名字，还留他吃晚饭。饭后，在明亮而又凉爽的哈尔滨的夏夜里，罗荣桓同他进行亲切的谈话。罗荣桓问他：
“你说说，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战斗力究竟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它火力强，不好打。你们不是打过新一军吗？”
“根据我们同它接触的情形看，新一军也不是不可以打。”温玉成讲了新一军打仗的特点和弱点。
“对嘛！总说蒋介石的王牌军如何了不得，我就不信。它火力强是事实，可是枪炮是靠人掌握的。他们的士兵虽然经过挑选，身体、文化素质不错，但是官兵矛盾大，又不知为谁打仗，士气不如我们。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搞得好一点，打败它是不成问题的。你们这支部队，是以华中新四军的两个团的班以上干部为老底子编成的，应该说是老部队。营以上干部大都是红军，这是我们的骨干力量。长征后就留下这么一些了。还有，班以上干部差不多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一定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把老传统传下去。”
罗荣桓嘱咐温玉成，当前最要紧的，是提高部队的必胜信念，抓紧战斗作风的培养，搞好团结。
《七七决议》通过后，罗荣桓在会见一些干部时常常说：“现在有了决议，思想统一了，好办了。在东北有这么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他们的斗争经验都很丰富，东北的工作一定会取得很大成绩。我可以放心去治病了。”
七月下旬，罗荣桓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由罗生特和科长尹健护送，从哈尔滨来到满洲里。由于办理出境手续十分缓慢，罗荣桓一行在满洲里待了十几天。罗荣桓平时一天也闲不住，此时待在这日长夜短的边境小城里，感到度日如年。他几次提出要返回哈尔滨。经过大家劝说，才勉强留下来，但他的心仍然牵挂着东北战局。有一天，他问尹健，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们对战事有些什么反映。尹对他说：“不少参谋对四平撤退以后，我们一仗未打便撤到松花江以北，有点想不通，觉得是不是撤得太多了。”罗荣桓解释说：“主力北撤是对的，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是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了胜利。回去以后，你可以组织同志们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其中‘战略防御’这一章。把这篇文章学好，对北撤就自然会想通的。”
八月上旬，罗荣桓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联络员尼古莱叶夫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进莫斯科大旅馆。此前，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从张家口来到莫斯科治病，同住在一个旅馆里。分别多年的老战友在异国重逢，格外高兴，一连几天谈天叙旧，兴致勃勃。休息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王稼祥也因在国内作放射治疗，皮肤被灼伤而住进这所医院。他们二人同住一间病房。
经过四天详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了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刀口缝合不好，伤口破裂，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医生看他头冒汗珠，紧咬下唇忍住疼痛，一声不哼，翘起拇指连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手术后，罗荣桓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来月，同病房的王稼祥给他当翻译，每天将报上的新闻说给他听，替他拿药、倒水，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罗荣桓的刀口尚未完全愈合，便被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又转回莫斯科住进纽克斯国际旅馆。
当时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经常到旅馆来看望罗荣桓。这些孩子中，有张太雷的儿子张大保，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转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莉姐妹等。他们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来苏联学习的，对国内情况已很不了解，有的甚至只懂俄文，不识中文，连中国话也说不好。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人民生活还很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有时不够吃，衣服不够穿。罗荣桓是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一级的待遇，又是病人，每天有两块白面包，还有牛奶、鸡蛋和黄油。他常常把这些东西省下来，留给孩子们“打牙祭”，并且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形势，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将来好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罗荣桓出国时，党组织给他少量黄金准备应急用。到苏联后，供应由苏方负责，黄金一点也未动用。这时，罗荣桓了解到在苏联学习的孩子们生活比较清苦，便想拿一些给他们作生活补助。他征得王稼祥和当时正在苏联出席国际妇女会议的蔡畅的同意，拿出小部分黄金，将孩子们召集来开会。由他们推选了朱敏、蔡转转、李特特等负责管理。在会上，罗荣桓对他们说：“这金子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要节省着用。你们要继承父母辈的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好本领，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一九四七年三月，医院复查认为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同时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罗荣桓夫妇正收拾行李，准备南下，苏方联络部人员心情沉重地告诉罗荣桓：国民党占领了延安。
当时，苏联人都把延安看成是中国的莫斯科。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莫斯科没有沦陷，苏联人对此颇为自豪，因此，有些人把放弃延安看成是严重的事件，甚至说，丢了延安是中国党的错误。在莫斯科的一些中国学生受到这种影响，也为祖国的革命前途担忧。 罗荣桓耐心地对他们做宣传解释工作。他对一些苏联友人和中国学生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并不是我们被迫丢失，而是主动撤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少见的。在俄国历史上也有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最后遭到失败的事例。”他还引用了一九四六年七月毛泽东的一段话：“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再三强调，放弃延安绝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只能是新的更大胜利的开始；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
这时，罗荣桓的心早已飞回到祖国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了。他婉言谢绝去南俄疗养，决定立即回国。苏方医务人员劝说无效，只得在罗荣桓的出院通知书上，写下了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特别又增添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建议休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绝对不能超过三小时。
罗荣桓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前，对林月琴说：
“你看，照现在这样，我又可以多订几个新的五年计划了！”
林月琴看到他老病总算除掉了，也感到十分欣慰。
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罗荣桓一行回到哈尔滨。
经过这一年来的斗争，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年来，东北局动员了十二万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剿匪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一年来，民主联军正规部队在民兵自卫队的密切配合下，共歼灭土匪二万人，李华堂、谢文东等重要的匪首被活捉，残余土匪全部被消灭，东北解放区内的匪患已彻底肃清。
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也利用休战时机进行了整补，兵力达四十万人。一九四六年八月，蒋介石撕毁了东北停战协定，下令进攻热河，占领承德；十月下旬起，又按照“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向南满的安东和通化地区大举进攻，实行分割和压缩，南满的形势逐步恶化。
南满民主联军的活动区域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四个县。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局面极其险恶。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东北局于十一月初决定成立辽东分局，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司令、副政委。陈云、肖劲光赶到南满后，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提出“留在南满，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大闹天宫”的主张。陈云指出：决不能退到北满，那将使敌人的兵力随之也集中到北满。现在敌人南攻北守，而我们则可以南守北攻，夹击敌人，调动敌人，使敌人疲于奔命。“七道江会议”很快统一了领导思想，振奋了部队士气，使坚持南满的方针得到贯彻。随后不久，南满连续展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同时北满则进行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南北互相策应，先后共歼敌四万余人，收复城市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民主联军总兵力已发展到三十八万人。
五月上旬，东北局召开会议，于五月五日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五五决议》），向东北全党提出了“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这时，部队又有发展，加上冀热辽部队四月起划归东北局领导，总兵力达到四六万人。炮兵已由延安炮校之一部发展到九个团，工兵、铁道护路军也获得相应的发展。航空学校、工兵学校、东北军政大学、医科大学以及测绘、通信、军需、外语等专业技术学校相继成立。
罗荣桓回到哈尔滨，便看到了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毛泽东向东北局提出了为将来夺取中长、北宁两条铁路和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四大城市准备条件的任务。
这时，林彪带了作战科、机要科等单位组成前方总部住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彭真已经调回中央，陈云在南满。罗荣桓回哈尔滨的第二天便到双城看望林彪。林彪吩咐为罗荣桓准备好在双城的住地，将原在罗荣桓身边工作的李新阶仍调回来当罗的秘书。林彪向罗荣桓概括地介绍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后，罗荣桓便开始工作。此时林彪仍同过去一样，专务作战。骑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军用地图，一坐半天，是他每日的功课。他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罗荣桓深知他这一特点，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对他充分谅解。于是便频繁来往于哈尔滨和双城之间，将部队的政治工作、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等项的领导工作都担负起来。由于事情忙，每天工作不超过三小时的医嘱只好束之高阁。已经同他建立了深厚友谊的罗生特劝他不要操劳过度。他便象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说：“好，你的意见我接受。不过，你们当医生的是不是常常把病人的病看得过重了一点；其实，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的规律是不可违抗的。人固有一死，问题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多为革命做点有益的事情。”罗生特知道，在中国革命转折的紧要关头，要罗放下工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便耸耸肩膀，双手一摊，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罗荣桓一回国，便立即参与了东北民主联军正在进行的夏季攻势的领导。这次攻势从五月十三日开始，到七月一日结束，民主联军收复城镇四二座，歼敌八。三万余人，扩大解放区一六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近千万人口。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都已打通联系，有些地段已连成了一片。这一攻势标志着东北民主联军已由防御转入战略性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