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季攻势使东北战局发生转折的同时，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也开始了。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插上了一把利剑，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又一左一右，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这三支南下大军，逐鹿中原，使全国战局大为改观。
在关内各路大军连战连捷的胜利形势鼓舞下，东北民主联军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翌年三月接连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共歼敌二十余万人，解放包括四平、鞍山在内的城市三十三座。
东北敌人屡战屡败，不得不三易主帅。一九四七年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一结束，杜聿明便黯然离开东北，自视颇高的陈诚顶而代之。他一面指责杜聿明消极无能，一面吹嘘要在“六个月内转变为优势”。他的大话言犹在耳，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就歼灭他的军队六。九万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接着民主联军又举行了连续作战九十天的冬季攻势，消灭国民党军队十五万多人，更使陈诚手足无措。于是，蒋介石只好再度换马，一九四八年二月派卫立煌来接任。陈诚在东北时间刚好六个月，而国民党军队非但未“转变为优势”，而且已经只能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其占领区仅占东北总面积的一％。但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仍有五十万左右。搞好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建设、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后勤建设、动员工作和军工生产，为歼灭这五十万敌人，解放全东北创造条件，这是罗荣桓从莫斯科回来后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期间，在西满、南满新收复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千千万万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前途。
解放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都曾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帐。配合土改，进行诉苦，乃是提高指战员觉悟的最有效形式。
一九四七年，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在第三纵队开展起来。罗荣桓发现这一经验后紧抓不放，立即组织机关干部下去了解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纵队的诉苦，最早是在第七师二十团九连搞起来的。他们结合土改教育，选择了苦大仇深的战士房天静、任纪贞和被俘后参军的“解放战士”罗玉祥，向大家诉说他们入伍前所受的苦难，启发大家回忆各自的苦。然后分班讨论，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战士们一面诉苦，一面和蒋介石算老帐。“解放战士”也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纷纷检查自己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时“不知本，忘了本，忘了祖宗父母所受的苦，忘了天下穷人的苦”，表示一定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九连还注意调查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随时收集材料，充实部队阶级教育的内容。九连在驻地发现一位姓张的佃户有件穿了六七年的破棉袄，棉花没几团，补丁摞补丁。指导员带着破棉袄上了课堂，问大家：“这是谁穿的？地主穿这个吗？”战士说：“地主擦屁股也嫌脏，这是佃户穿的。”又问：“国民党能不能给穷人换这种破棉袄？”战士答：“不能，国民党是地主老财的党。”又问：“谁给换？”战士又答：“只有咱们的队伍能给穷人换破棉袄！”接着，指导员讲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道理，说明解放军是为穷人争翻身、争解放的队伍。这时，战士赵洪山说，他父亲也是穿这样一件破棉袄，还被警察打瞎了眼睛。想到父亲受气受穷，他伤心落泪了。指导员叫他当众诉苦，战士们极受感动，一致表示决心革命到底，“为天下穷人换下破棉袄”。
罗荣桓听了详细汇报，说：“这在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
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还授意《东北日报》撰写了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指出：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
随着广大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空前提高，各部队都因势利导，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号召大家“磨刀杀敌”、“复仇立功”、学好五大技术①和林彪总结部队实战经验而提出的“一点两面”〔指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三三制”等战术②〔一点两面：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三三制：以步兵班为单位分三个小组，每组三人，在班长指挥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提高杀敌本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诉苦和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准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当时，在部队中也曾发生个别人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玉事件”。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指示东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土地法大纲》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同时，也曾发生某些“左”的偏差。例如，在挖地主的浮财时，有的地方农民成群结队进城，把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城里的财产也挖走了。有的还准备把私营的工厂、商店也当作“浮财”分掉。
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高岗支持农民的这种过火行动，说农民有义愤，有权利进城“挖浮财”。罗荣桓不赞成，讲了过去中央根据地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不利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战争。但是有人竟指责罗荣桓说：“你懂得什么？这是东北，不是中央苏区！”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由于李富春等大多数委员支持罗荣桓的意见，终于顶住了农民进城“挖浮财”的错误意见，纠正了这种“左”的偏向。
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明确指出：“姓‘穷’的打姓‘富’的，只能是打击地主，不能打击工商业。”他提出：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
当时，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代替党的领导的唯成分论的观点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曾一度流行。罗荣桓顶住了这种“左”的偏向，说：“军队绝对不能搞贫雇农坐天下。如果这样搞，就是反干部、反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错误的口号，没有在东北的部队中传播。当时，有些地方政府打电报到部队，要将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要回去，交群众斗争。罗荣桓说：“这些干部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没有同意这些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部队的土改教育中，罗荣桓主张只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检查干部战士的家庭出身，用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检查纠正个人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①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向人民征调人力和物资〕。如私打土豪，把富农当地主、把中农当富农对待，滥征车马，宰杀耕牛，以及损害中农利益和违反工商业政策等。罗荣桓提出建议，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及时纠正了这些“左”的偏向。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了前后方粮食供给。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都逐渐得到恢复。这就使东北解放军有了一个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可以源源供应人力和物力的稳定后方。
经过诉苦和土改教育，争取和改造了大批解放战士。往往经过一次诉苦后，他们的服装还未来得及更换，就能立即投入战斗，杀敌立功。因为他们曾经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所以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便能成为重要的战斗骨干。解放战士成为兵员补充的一个重要来源，改造解放战士便成为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解放军士兵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有着参军的巨大积极性，而战争越打越大，补充和扩大部队又为战胜敌人所必需。因此，罗荣桓建议组建第二线兵团。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分工由罗荣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组建二线兵团的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老战士作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事实证明，这是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迅速扩大主力的有效方法。
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七日，罗荣桓分别主持召开了北满七个军区（吉林、牡丹江、松江、合江、龙江、嫩江、辽吉）的会议，讨论组建二线兵团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准备、干部的培养以及前线军区的作战任务等问题。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说：“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四十个独立团，必须在一月底以前每团补足二千五百人，一个不能少。而且，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到三月间，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第二批独立团，经过同各省委商量，东北局决定再成立一百二十六个。其中北满四十六个，热河五十个，南满三十个。每团二千五百人，总计三十万人。第一期四月至七月，先完成七十个；第二期八月至十二月，再完成五十六个。组训经费由各军区负责，实在有困难的，总部可以补助一部分。”
接着，宣布了北满组建四十六个独立团和培训七千二百名连排干部在各军区的分配数字。对组建中的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任务已经明确了。北满要扩大二十万农民参军……”说到这里，他突然问道：“松江省委负责同志来了没有？”
松江省委副书记李德仲站了起来答道：“来了。”
这是罗荣桓和李德仲在东北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也是在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上，罗荣桓一眼就认出了他，并主动向他打招呼。坐在一旁的李富春问罗荣桓同李德仲是怎么认识的，罗荣桓向李富春谈了十年前在平山洪子店的往事。①〔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又见到了李德仲，便招呼他到前面就座。罗荣桓接着讲这二十万兵员的问题，说明东北局决定在松江动员五万人参军。他问李德仲：“老李，怎么样，这个数字有困难吗？”
“有困难。”李德仲直率地说：“我们已经动员了三万，再动员五万怕是完不成。”
罗荣桓听了很安详但又很坚决地说：“你们松江土改搞得比较健康，农民有了土地，就会起来保卫胜利果实。这个数字不算主观，我们对农民的觉悟要有足够的估计。会后，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再答复我。”
会后，李德仲向省委作了汇报。松江省委经过讨论，决心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决定。结果，参军农民达到五。七万人，超额完成任务。
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又一次整编时，第一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团实际上达八十八个、二十二万人，其中大部分补充了主力。再加上五万多“解放战士”，使主力部队空前充实。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外，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后，又先后成立了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纵队。同时，将二线兵团的另一部分和地方兵团编成了十五个独立师。此外还有一个炮兵纵队，一个坦克团，三个骑兵师和一个铁道纵队，都做到了兵员满额。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止，主力部队共七十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一百五十万人。其中，作为二线兵团补充部队的已达一百六十四个团，三十七万人①〔截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共组建二线兵团一百八十九个团，总兵力达四十二万余人〕。
为了把这些二线兵团组建好，罗荣桓还派总部机关人员下去实地点验，检查二线兵团的训练成绩和部队素质。
在紧张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中，罗荣桓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抓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
随着战争的扩大，部队的发展，只靠日伪留下的武器弹药，已经远远不够了。部队枪械弹药的补充，除靠战场缴获外，还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军工生产的条件比其他各解放区优越得多。当时，东北已经有了许多军工生产点，分散在各军区，生产计划不统一，产品质量和数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为此，必须加强统一集中的领导，争取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生产。东北局建议由伍修权抓此项工作。
伍修权曾在苏联学习过，红军时期进入中央根据地工作。他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停战谈判时，曾出任停战谈判东北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参谋长。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后，伍修权回到哈尔滨，罗荣桓找他谈话，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伍修权在执行小组期间，天天同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吵架”，由于对方胡搅蛮缠而憋了一肚子气，他表示希望到前方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到前方的愿望是很好的。”罗荣桓说，“不过，目前部队作战武器消耗很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扩大，后方军工生产越来越重要了。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之外，有无充足精良的武器弹药，也将产生直接影响。这件工作目前跟不上，很需要大抓一下，军区准备成立一个军工部，你负责领导军工生产怎么样？”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随即到北安、鹤岗、鸡西、珲春、哈尔滨、牡丹江和大连七个军工点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成立了军工部。经中央批准，任命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
何长工是罗荣桓在秋收起义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上任之前，罗荣桓同他谈话说：
“长工同志，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内建设百万大军，解放‘两路四城’①〔两路指中长路、北宁路。四城指沈阳、锦州、天津、北平。参看本书第二十章第三节〕。东北局决定你来抓军工建设，搞武器弹药。我们请伍修权同志给你当政委。后勤所有的汽车和司机由你调动，家里的事让伍修权同志多管一些，你就在外面跑跑跳跳，你看怎么样？”
何长工愉快地受领了任务。何长工建议，将现在一时还不能回国的日本侨民中的军工人才动员出来，让他们帮助我们搞两三年，把我们的工人教会再走。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实行优待。罗荣桓非常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东北有工厂，有原料，就缺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枪炮都可以造。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在地下的枪枝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所用。”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军队在东北搞了不少秘密军事仓库。日本战败后，他们也遗弃了不少武器装备。民主联军经过广泛的搜索和征集，把这些军事装备都起了出来。在这方面，炮兵司令朱瑞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朱瑞从山东赴延安，七大之后，中央曾准备任命他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他感到自己在苏联学的是炮兵，还是扎扎实实搞本行好，便提出要从事炮兵建设。于是，中央命令他代理延安炮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由他率炮校到东北，担任民主联军第一任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他带领新建的炮兵部队和炮校学员，在靠近苏联、朝鲜边境的山沟里，收集了大量日本人遗弃的大炮和零部件，修理装配成各种型号的大炮，装备了部队。
军工部除曾同苏联方面谈判，将苏方存放在满洲里的一批日军武器接收过来外，最主要的任务则是组织自己的军工厂进行生产。
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共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毫米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复装山炮、野炮炮弹二十五万发。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一九四八年六月另成立了军需部（由杨至诚担任部长），把一般军需品的生产与武器弹药的生产分开。军需生产方面，可日产单衣一。九万套，胶鞋、布鞋各一万双。生产的军工、军需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解放军。
部队不断扩大，装备不断改善，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工作的战略作用越来越突出了。对此，罗荣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听取杨成武副总长的汇报时曾说：“在东北作战时就有一条经验，打起仗来，一要抓指挥机关，二要抓后勤。这两个部门很重要。指挥机关组织不好，后方东西跟不上，打仗就成问题。”正由于后勤工作对战争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作用，罗荣桓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对后勤工作的领导。
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军区召开了后勤部长、卫生部长会议，总结冬季攻势作战以来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任务。罗荣桓出席了会议，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后战争规模将更大，战线将更长，使用兵力将更加高度集中。要做到既能攻坚，又能野战。根据这些特点，加强后勤工作建设，满足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被服装备、粮秣和其他物资的需要，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要求加强党对后勤工作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去，保证各项政策、法令、决议、命令的执行。在后勤制度上要求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开支，反对本位主义，反对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在总结报告中，他还针对今后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后勤工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如从军工部中分出军需部，将供给与生产分开；健全二级军区的后勤组织；成立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建议在专区、县级成立有党、政、军、民参加的战勤委员会，统一战勤领导；在运输线沿途设立大、中、小型兵站，将各地区的公私车辆统一登记，组织起来，以便一声令下能够统一调动，服务于战争；在南下作战主要方向的冀察热辽地区内，增建十五至二十个野战医院，能收容二。五万至三万伤员；组织七千至八千副担架，以保证伤员的及时运送等等。
随着主力部队南移，各部队纷纷设置后方留守处。这些留守处一度存在一些混乱现象。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总结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整顿各后方留守处的问题。他说：
“有纵队的师要坚决取消后方留守处。一律不许保留！各师的同志要下最大决心，立即将后方留守处交给纵队。以后再发现定要没收！纵队则应将后方集中，登记物资，清理家务，审查干部，准备将来交代。在清理后方中，要防止变相贪污与打埋伏的现象。如果政治工作不好好保证，那么统一起来的就会是些破铜烂铁，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我提议，后方的供给生产人员应该统一调剂更换，一年一换，以打破本位主义。各部队留在后方的家属，由纵队办事处好好照顾，能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的则应参加一定的劳动。”
当时，在交通要道通辽，各单位设立的留守处既多且乱。罗荣桓请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后勤部政委周桓去通辽进行整顿，建立了后方的正常秩序。
比通辽更大的后方则是哈尔滨。这里机关单位多，家属和孩子也多。罗荣桓的家也住在这里。罗荣桓一家从莫斯科回国后，管理处为他找了一座同林彪的住处不相上下的又大又好的房子。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大房子太浪费。他看到谭政一家住在一栋小楼里也是空荡荡的，就叫林月琴去和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搬进去合住。谭政没有孩子，早就感到空得慌，立即表示同意。他爱人王长德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在一张大通铺上铺挨铺，关系亲如姐妹，她对林月琴举家搬来更是拍手欢迎。于是，两家人便住到一起。罗荣桓家有孩子，免不了跑跑跳跳。林月琴便提出，他们住在楼下，谭政家住楼上。
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林月琴就要求参加工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杜平找她谈话，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工作。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工作感到高兴，但对做什么工作没有立即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几天以后，他对林月琴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组织部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件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跟许多干部一样，只看工作需要，没有什么地位高低的想法。但她对是否能做好教育工作心中无数，说：
“我没有干过这种工作呀！”
“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一块办，边干边学嘛！”罗荣桓又对如何办好子弟学校谈了一些想法。
于是，林月琴便找了吕正操的爱人刘莎、宣传部长肖向荣的爱人余慎，还有几位热心人，一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找房子、请教员、买教具……一所附设幼儿园的子弟学校终于办成了。孩子们集中起来受教育，生活由老师阿姨照顾，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父母在前方的免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少了家务劳累，可以更好地工作。大家都称赞她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后来，这所学校随军搬到天津，南下后又迁到武汉、广州，由王长德继续担任校长。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
为了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从二月二日到三月七日共开了三十五天。各部汇报了部队情况和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关于开展“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的整党整军运动的报告，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会议最后，罗荣桓作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这时冬季攻势刚结束，部队即将开始休整。
罗荣桓一上来就说：
“去年，我们的成绩很大……”
大家热烈鼓掌。
“你们先别鼓掌。”罗荣桓接着说：“我还要批评你们！”大家都怔了，静静地听罗荣桓讲下去：
“你们的会，开了一个多月。大家汇报工作尽是评功摆好，光讲成绩功劳，不讲缺点错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比方说，有些部队搞本位主义，争缴获，争俘虏，战场纪律不好；有些部队居功骄傲；有的伤员在后方医院不守纪律，打骂医护人员，不守城市秩序；有的部队缴获物资不上交，打了埋伏，缺乏全局观念。这些不好的风气，会上没有人指出，没有人批评，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作风，必须刹住。你们回去以后，为了适应战斗环境，要多到师、团、营、连去落实工作，不要光坐在纵队部开会。即便要开，也要开短会。要自上而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带头作检查，不要只摆功劳不讲缺点错误，否则会把部队的作风带坏！”
罗荣桓的“开场白”，是针对着胜利之师很容易产生的“骄气”说的。为了克服这种骄傲情绪，罗荣桓在报告中指出“五整一查”应该强调整思想，而且要着重整干部的思想，自上而下地整。
罗荣桓还具体抓了因骄傲所产生的无组织无纪律和铺张浪费等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对中央的规定，罗荣桓身体力行，坚持按照中央要求，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他还要求各纵队、各军区、各师都要坚决执行这一制度。下面送来的综合报告他每篇必看。请示报告制度执行得好的，他就表扬；不好的，就批评，决不迁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政治部把执行综合报告制度的情况通报各部队。有“欠帐”的，就叫政治部以他的名义进行督促。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在东北局召开的直属系统干部大会庆祝党的诞生日的讲话中，罗荣桓又着重阐述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问题。他说：过去分割的环境，给各地以更多的自治权，给各单位以更多的独立处理问题的权力，是有利的；今天是国家规模的环境，就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再各行其是，就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利。中央指出的下列坏现象，例如地方主义、闹独立性、分散性；狭隘经验主义，不接受新鲜事物；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假报告，只说成绩，不说缺点等等，应引起全党同志警惕和纠正。
罗荣桓对部队在几个攻势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有些单位政策纪律观念很差，出现了许多不能容忍的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如有这样一些说法：“打下城市就得破坏它一下子，反正我们也不要它。”“抗日战争我们没有城市，不也胜利了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该好好整他们一下子！”“你怕我抓，我怕你抓，与其你抓，不如我抓！”在热河某地，有的部队一把火烧毁了天主教堂。此外，还发生了焚烧火车车厢，打碎灯泡，拆掉机器上的皮带钉鞋掌、作马缰，砍电线杆子当柴烧等现象。
罗荣桓认为必须对这种流寇主义作风严加整顿，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各部队发出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电报：
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从政策观点出发。过去我们养成了坏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策与军事联系不上，是政府的事，政治机关的事。当然，军事干部忙于作战，照顾这些问题有困难，但仍有责任。打下辽中、台安、辽阳、鞍山、吉林、营口、四平后，城市政策执行得很差。现在又要打长春，部队更多，如不引起重视的话，城市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甚至会弄得光光的。如果我们所收复的大城市不能恢复生产，则支持东北战争及全国战争是不可能的。十年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出反对流寇思想，就是反对这种随便没收、破坏城市政策的现象。今天，全国都已走向胜利，城市是自己的，更需要反对这些现象。
城市的破坏，首先要由军队负责，因为进入城市后，找资材、争缴获的，都是军队干的。有些单位放松了城市纪律和政策的教育，对部队管理不严，没收东西不请示、不报告，没收的器材随意破坏和变卖。有些部队在进行阶级教育中也有偏差，只提贫雇农，不顾工商业。这次应普遍进行政策纪律教育，检讨过去违反城市政策的现象。
将来攻城部队不准自己收集资材，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切仓库均不准动，应当归公，收集起来统一分配。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过去规定的许多命令执行不通，前方有些缴获连数目都不报告，使后勤部门无法统一调剂使用。今后一定要执行统一规定。
纵队之间、师之间，为争胜利品、争资材而闹不团结。有些部队打仗好些，受了表扬就横蛮骄傲，看不起人，都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凡有争执，都应当首先检讨自己。只知向对方提意见，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就无法解决问题。部队好强，有好胜心，应当用来对付敌人，而不应是对付内部的。你打得好，是因为有兄弟部队的配合，不能骄傲自满。
一周之后，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军区向所属各部队颁发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入城纪律守则》，要求所有进入城市的人员一律遵行：
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 三、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 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
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 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 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实行言行一致。
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并加按语说：“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使用。”
各部队对所属人员普遍进行了八项守则的宣传教育，达到人人明白，并印成布告张贴。后来的事实证明，八项守则不仅对维护东北解放军的纪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收到了安定民心、扩大共产党和解放军影响的良好效果。
这个时候，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机动能力以及物质生活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关内部队。比如，武器装备比较精良，被装的供应标准都较高，运输工具除了骡马、大车外，还可使用汽车和火车，步兵营营部配有两匹马，营以上干部吃小灶，等等，但是有些干部还不满意，讲排场，摆阔气，不遵守供给工作的标准制度。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军区政治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举出某些实例，与关内兄弟部队做了对比，说：新的编制取消了一些马，有些同志就不满意。华北的部队营的干部连一匹马也没有，和战士一样吃大灶，没有多少汽车，更没有火车，运输全靠马车、手推车和肩担人扛。我们应当向关内兄弟部队学习！
在报告中，罗荣桓强调了节约人力、物力，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必要性。他说：
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经很重了。拿北满来说，共有一千四百万人口，据政府与群众工作方面的报告，已补充前方三十万人。农业生产的人口包括老弱妇女在内只有七百五十万人，要供给北满军政脱产人员三十万人的吃饭穿衣，还要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再加上十万民夫上前方，人民的负担实在不轻。去年征收公粮已占人民总收获的五十％……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人力物力的合理使用。如果再浪费，战争就难于支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忽视这一问题，就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局部困难，以为多养几匹马，多设几个后方机关不要紧，而应从长期的全局的利益着眼。我们向地方党的同志讲，军队还要扩大发展，要说服农民服从战争的需要，保证战争的胜利，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发财致富。但对前方部队则要提出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减少浪费，这样来克服这一矛盾。在城市人民中也不能过分强调改善生活，而是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服从战争的需要，咬紧牙关，克服这个困难。东北局曾向地方的同志说“长痛不如短痛”，要他们尽一切力量支持战争，但前方部队则要作长期准备，不要浪费人力物力。在部队中应该指出：不浪费一粒粮食，不多用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浪费，就是对战争不负责，对战争犯罪！
罗荣桓要求干部带头遵守制度，不要特殊。他说：
不必要的人员要裁减节省，杂务警卫人员不要太多。有的单位，警卫人员有点类似旧军队的马弁，甚至成为私有。有人到后方来一定要带上一大群警卫员、通讯员，有的人还不遵守供给制度，而且不是战士，是干部。因此，首先是干部要遵守制度。在遵守制度上，干部和战士要一律平等，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才叫民主作风。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并作出决议，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罗荣桓指示各级政治机关抓紧对部队进行传达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单位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四句口号，推动百万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以后在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大规模作战中，罗荣桓一直都把增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作为部队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夏、秋、冬季攻势以来，仗打得越来越大，大量伤病员从前方下来，把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有些伤员居功骄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把国民党军队的坏习气也带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他们不服从管理，看戏看电影不买票，下馆子少给钱或不给钱，还有的打骂群众，打骂医护人员，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聚众闹事和企图抢劫银行的事件。处理伤员问题成为安定后方的一件大事。
罗荣桓看了一些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便亲自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讨论中，有的认为重伤员闹不了事，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主张突击治疗，使他们早日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罗荣桓仔细听完各种意见，说道：
“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提议，立即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并确定以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为组长。
一天，会议筹备小组向罗荣桓汇报筹备情况，谈了会议的内容，准备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五百人。
“准备叫什么代表大会呀？”罗荣桓问。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周桓答。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谈到代表的产生，罗荣桓问：“准备让些什么人来开会呢？”
“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啦！”周桓按老规矩回答。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罗荣桓说：“多找一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
周桓和筹备小组的同志们听了，感到有点惊讶。
罗荣桓解释说：“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进行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带头闹事的代表，要从抗日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东北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中选。‘解放战士’要选那些苦大仇深、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兵的。”
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按期召开了。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不少是思想比较落后，憋着一肚子气的。有的还准备了一大堆要求，如不答应就要大闹一番。但当他们到哈尔滨火车站的时候，只见月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欢迎他们的红绿标语，人群喊着口号，女学生给他们在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来欢迎。到了招待所，接待人员热情地为他们端茶送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开饭时候吃的是细粮，四菜一汤……这一切，使他们很感动，心里有气的人气消了一半，想大闹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请在红军时期便失去一条腿的后勤副司令员钟赤兵来“现身说法”。钟赤兵扶着拐杖，讲着自己和红军伤员的故事，讲伤好后继续革命的情形。红军时代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打瘸了腿的何长工和抗战时期负伤致残的另几位干部，也被请来讲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讲当年缺医少药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真词切，生动感人，使代表们深受教育。会议还专门请人讲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以后如何写出这部小说的动人事迹。
代表们白天听报告，晚上看戏看电影。每听完一次讲话，都分组开讨论会。开始大家对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后来，逐渐联系了自己的思想。多数参加闹事的伤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他们纷纷表示，回去以后要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上前线。
会议期间，罗荣桓在全体大会上讲了话。他说：“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过去的荣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这在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军同志自己努力，去联系群众。我们的同志都是从群众中来的，穿上了军装，扛起了枪，在前方英勇杀敌，光荣地负了伤。我们千万不要忘本，不要干涉群众斗争，不要站到地主那方面去，而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给农民撑腰。我们打倒地主阶级，帮助农民翻了身，老乡就会更加拥护我们。今天我们进行的大规模作战，如果没有后方群众的支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虽然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前方，但是要没有后方运粮送草、参军参战等，胜利还是不能得到的。我们不能抹煞后方的功劳。当然，后方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比如某些医院、兵站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人家的优点。只有一方面要求后方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加强和改善荣军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求荣军同志本身紧密地联系群众，严格地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荣军工作做好。分配到后方工作的荣军同志们要学会一套新的本领，参加具体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荣军同志们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是思想上没有残废，来后方后再学习一下，都能很好地参加革命工作。”
最后罗荣桓说：“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全中国人民到了翻身的时候了，每个同志都应该作出新的努力。每个荣军同志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新的力量贡献出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罗荣桓的讲话开门见山，简短、朴实，说到代表们心坎里，赢得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在大会期间受了深刻教育，转变了思想，开完会回到各地医院，每个人都变成宣传员，在伤兵中做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从那以后，伤兵闹事就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