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思想修养中的重大课题。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后来周恩来又提出，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罗荣桓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在处理家庭生活及亲属关系方面，也足为大家的表率。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国庆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从湖南前线传来了捷报：衡（阳）宝（庆）战役胜利结束，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宣告解放。如何处理好同亲属关系的问题，便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罗荣桓参加红军后，曾向家里写了两封信，当时家里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后立即烧掉了。第三封信是罗荣桓抗战初期在山西赵城写给他的哥哥罗晏清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罗荣桓在信中说：
现随军北上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谅解，无详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还希继续维持，使她能够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从那以后，罗荣桓同老家便又断了音讯。衡山解放以后，他当然十分关心在他离家时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罗玉英的下落；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会有许多亲属来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为他当了大官，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说：“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要求免票乘车进京，都被郭十一婉言谢绝。
罗荣桓家庭的音讯很快传来了，头一个信息是关于他的弟弟罗湘的。
罗湘比罗荣桓小三岁，同罗荣桓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已日趋尖锐。罗荣桓同罗湘分手时，再三嘱咐罗湘，参加政治活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罗湘在黄埔毕业后进了国民党军队。罗荣桓一九二九年在龙岩曾写信劝他离开国民党军队回家种田，但他未听。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逐渐认识国民党的腐败。当上司任命他当一名铁路上的课长时，他未接受，拂袖回乡。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在衡山拉起了一支有八十多支步枪、四十挺轻机枪的队伍，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东支队，并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打了几仗。受解放军湘东支队这一番号的吸引，衡山进步青年纷纷投奔，这一部队迅速发展到八千多人。解放大军南下时，这支队伍又主动帮助筹粮筹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将其整编后，了解到支队的负责人是罗荣桓的弟弟，以为这是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领导机关便准备任命罗湘为该师副政委。电报转到罗荣桓手里。罗荣桓对该部说明，罗湘并非共产党员，自然不能任副政委。他认为，罗湘首先需要学习，改造思想，然后才谈得上分配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罗湘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政协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罗荣桓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关于他的二哥罗晏清的。
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杂货铺帮助罗国理经营。一九二九年罗国理逝世，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一九三七年，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后，在进行征粮工作时，驻南湾地区的工作队得知罗晏清家是殷实富户，征粮数额较大。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在来京时向罗荣桓谈及此事，罗荣桓立即充分肯定了当地工作队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肖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与此同时，罗玉英也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来。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一些旧思想的影响，认为爸爸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写道：“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年一月，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罗荣桓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看到了女婿、外孙和侄子，很是高兴。他介绍陈卓和两个侄子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罗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便留在家里补习文化，到年底，进了速成中学的预备班。后来，他们四人中一人当了空军军官，三人成了国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罗荣桓又让林月琴每月从薪金中拿出三十元交给罗玉英，让她用以赡养她母亲。至于罗晏清，孩子们进学校后，在京还住了一段时间。他自从出来以后，沿途被当成上宾招待，慢慢地也就感到心安理得。当警卫员、通信员为他做事时，他爱理不理，有时还支使警卫员干活。罗荣桓看不下去，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能对他们摆那个绅士架子！”后来便动员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众的教育。
罗荣桓虽然对他的二哥要求比较严格，但他却一贯以乐于和善于联系群众而著称。他的家里客人不断，其中不仅有高级干部，而且有一般干部、工人和农民。他家门前，不仅有卧车，而且常常停放了不少自行车。有人写诗赞道：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
对这些客人，他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到了开饭时间，他必定要留下客人同他一桌吃饭，即便是对于临时到他院内干活的花工、瓦工，也是如此。对于外地来的客人，他都要请秘书给安排住处。就在罗晏清走后不久，衡山老家来了一位老人，他当过长工，当一九二六年底罗荣桓在家从事农民运动时，他是农会委员。解放后，特地到北京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热情招待了他，给他安排住处，让秘书陪着到故宫、北海、动物园、颐和园等地方参观游览。老人走时，他给买好火车票，请司机将他送往车站。他自己亲自送到大门口。事后，他对孩子们说：“这些人虽然不是亲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来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阶级感情。”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秋天，罗荣桓全家住在北京南池子十八号。
在战争年代，罗荣桓历来是随遇而安。在井冈山上，风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饭。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庙宇、草棚、茅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窑洞，沂蒙山的庄稼院，他都住过。到后来，大连日本式的和哈尔滨俄罗斯式的小洋楼，他也住过。嫌房子少、设备不好，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虽然自幼立志要当一名土木工程师，可从来也不曾想过给自己设计一所什么样的住宅或在室内应该有什么样的陈设。
他家搬到南池子十八号后，按照老习惯，室内一切照旧。然而，他对于室内那几个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玩摆设，却感到有些碍事，怕孩子给打坏了，便让秘书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它们统统搬走。这样房间也显得豁亮一些。然而这所住宅住上罗荣桓一家，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仍然显得小了。可是，罗荣桓夫妇并未提出什么。倒是管理部门看不过去，为了办公的方便，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房子加盖好不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了。罗荣桓在要求部队和总政机关认真检查的同时，对自己院子里加盖了房屋的事作了检讨，认为这是浪费。总政副主任傅钟、肖华等都认为，房子并不是他叫盖的，不同意他做检讨。他却说，虽然不是我叫盖的，可是我也没有制止，仍然向中央写了书面检讨。
然而，房子比较狭小毕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尽管罗荣桓不以为意，可来到罗家的许多客人都有此感觉。一九五三年底，军委高干会议期间，邓小平来看望他，看到院子里加盖了车库和秘书办公室，连散步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又看到罗荣桓近年来连得两女，老家的大女儿和女婿、外孙也来到北京，还收养了一些无依无靠的亲属的孩子，房子显得太挤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一九五四年秋天，罗荣桓又举家搬到东交民巷新八号，与贺龙、陈毅、张鼎丞为邻。罗荣桓在这里一直住到他逝世。罗荣桓不仅在住房等生活问题上从来不提什么个人要求，而且在名誉、地位的面前，都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他经常说，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因此，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额外的照顾，增加人民的负担。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中央办公厅按规定要给他增派工作人员，增加车辆。他一概拒绝。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具体工作管的不多，有一个秘书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卫部门提出，首长外出时需派警卫车，家里警卫工作也应加强，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卫人员。他仍不同意。经过反复商量，最后他只同意增加一名副官。他虽然担任许多领导职务，秘书一直只有一人。为了照顾秘书的学习和休息，罗荣桓还常常亲自签收文件。按照当时的规定，在他家里可以放映专场电影，但他坚决反对这样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队来放了一场电影，他知道以后很不高兴，不仅批评了身边工作人员，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以后他家里再也没有演过电影。
有一年夏天，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北京军区副司令肖文玖去看他，见他住的房子已年久失修，室内也比较潮湿，便问罗荣桓，为什么不找管理部门给修一修。罗荣桓说：“这就满好了。”肖文玖看不过，回去后便嘱咐北戴河的军区疗养院派工人去进行了修理。一天晚上，通知罗荣桓到剧场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带着几个孩子去得晚了一些，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在剧场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位子，只好走了出来。孩子们不高兴地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他却笑吟吟地说：“看不成就不看嘛！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他在家养病时，一天，精神好一些，想到公园散步，于是来到许久没来的颐和园。望着湖光山色，顿觉心旷神怡。他叫跟来的警卫员租条小船划划。可是警卫员身上没有带钱，司机老牟也没有带，他自己更是从来身上不带钱的。公园的保卫人员就要了一条船给他们划。他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几天后他再一次来到西郊，便吩咐老牟把车子开到颐和园去还租船的钱。
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有病而要求什么特殊的照顾。有一次他住医院回来，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里来的躺椅呀？”秘书回答：“总后送来的。”“给钱了吗？”“没有。”他一听没付钱马上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的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不想去退。他最后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以后，躺椅才留了下来。他常常因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医生为了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他对医生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四百元钱到上海订制了一张摇床。罗荣桓把公和私分得特别清。有一次，他到政治学院去。院务部的干部让老牟带回一小包学院自己栽培的蘑菇，说是让首长尝尝鲜。罗荣桓吃饭时看到了蘑菇，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家里人告诉了他。为这件事，他专门向秘书交代，让他教育司机、警卫员等工作人员，今后外出绝对不允许接受别人送的任何东西。
他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靠近某机关的后院。有一次那里修理锅炉，整天敲得震天响。警卫员怕影响他休息，就去找人家提意见。他知道后对秘书说：要批评警卫员，这样做很不好，我休息怎么能影响人家的工作呢？他在杭州时，有一天去北高峰游览。因为山比较高，警卫部门准备了一付滑杆跟在后面。走到半路，医生说：“路不好走了。请首长坐滑杆吧。”罗荣桓直摆手，头也不回，拄着拐杖径直走上山去。回到住处后，他对医生说：“你这个同志搞什么名堂，我是出来休息游览的，怎么能叫人抬呢？”医生解释说：“你身体不好，抬滑杆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又不是雇的人。”他连连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不用说叫我坐了，让他们跟在后头也不应该，想也不应该这样想嘛！”
罗荣桓时时把自己看作群众中的一员，很愿意接近群众。他不赞成领导干部警卫森严，同群众隔绝的做法。到外地视察时，他常常一个人信步走到街上去。有一次，他从汉口乘船去南京。上船后发现这一层船舱就只有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问，原来警卫部门同售票处打了招呼，其他的票都没有卖。他不满意地把警卫人员找来批评说：“我看你们搞警卫工作的恨不得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我们接近群众有什么不可以？”他出外视察都是轻车简从，厌恶前呼后拥、迎来送往等繁文褥礼。有一次，他乘飞机去昆明，刚走出舱门，只见机场上黑压压站了一群人，原来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大都到了，还带来许多工作人员。他很不高兴，倚着飞机门对站在舷梯旁的几位负责人说：“以后你们再来这么多人，我就不下飞机，原机飞回去。”
罗荣桓无论是对于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无论是对职工或战士，都是一视同仁，赤诚率真，没有丝毫架子，使大家感到如家人般的亲切。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院长的住地帮助整理花木，他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工人到了元帅家里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第一次去时，罗荣桓不在家，林月琴请他到客厅里坐，又拿烟又倒茶，还端来糖果请他吃。走时，又送到大门外。第二次去时，老张正和另两个工人在院内补栽树木，罗荣桓从外面回来看到了，立刻问秘书：“饭准备好没有，同志们都饿了吧，快请到屋里吃饭。”老张客气地回答说：“我们不饿。”可是罗荣桓一定要他们去吃，只好一起吃了一顿。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老张他们去整理花木时就自己带上饭。但工作完了，罗荣桓夫妇还是要留他们一起吃饭，怎么也推辞不掉。林月琴说：“我们吃什么就给你们吃什么，又不是什么特殊招待。”罗荣桓也说：“再困难也不在你们吃这一顿饭嘛。”老张回忆这些经历时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是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司机牟耐意从解放战争时期就在罗荣桓处开车，十多年间和罗荣桓相处得就象一家人一样。他说，罗元帅对同志不仅关心，而且尊重，因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服务人员工作中有点缺点，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要开很长时间，把他送到后就跑出去参观去了。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子，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司机才回来。老牟心里很不安，可是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还问他参观得怎么样，没有说别的，但老牟一直记着工作中的这个缺点。
罗荣桓埋头工作，不愿出头露面，更反对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像、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地回避。一九五六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过一封信，学校为了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准备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亲自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领导学生努力学习，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的一则关于民兵工作的消息，有几处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就给欧阳文总编辑打电话说：“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的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一九五五年五月末，一向充满欢乐的罗荣桓家里，气氛显得有些沉重。刚刚满十五岁的女儿南下病情恶化了。南下，是一九四○年第一一五师从鲁南山区南下郯（城）马（头）地区的时候诞生的。
南下很聪明，在学校学习功课很好。罗荣桓十分喜爱她。可是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一年前生了恶性骨瘤。林月琴和秘书等工作人员怕罗荣桓难过，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但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不久，南下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南下拄着拐，行动不便。罗荣桓鼓励她同疾病作斗争，同时，对她要求仍然很严格。看病，罗荣桓总是让她上医院，从不请医生到家里来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了减轻她的病痛，分散她的注意力，弄来邮票让她集邮。她很听话，默默地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可是，到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发现她的癌肿已转移到肺部，病势危重，住进了医院。尽管医生用了各种办法医治，最后病魔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守在医院里的林月琴对女儿的夭折悲痛万分，同样使她焦急的是怎样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孩子的父亲。罗荣桓也有病，怎么能让他再承受如此强烈的刺激呢？林月琴只好和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商量：“南下是荣桓最喜欢的孩子，是不是先不要告诉他？”黄树则也觉得很不好办，说：“你也不要太难过，我先去罗主任那里看一看。”
来到罗荣桓家里，黄树则象往常一样先问饮食起居，又东拉西扯地闲谈，就是不知道对南下的事怎样提才好。过了好半天，还是罗荣桓打破了僵局：“树则同志，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不行了？”黄树则无言地点了点头，一时也想不起应该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安慰罗荣桓。罗荣桓默默无语，抬起头看着窗外庭院内的落花，慢慢地说：“在战争年代，要养活一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孩子丢了。那时有一个干部，孩子死了，难过得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在战争中牺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战友亲人死了，当然很悲痛，但是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嘛！南下是战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
罗荣桓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失去过两个孩子。一个叫北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出生时，罗荣桓已经奔赴前线。孩子出生后才几个月，林月琴也被调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孩子便寄养在山沟里一户老乡家里。一九三八年九月，罗荣桓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曾抽空去看了孩子。当时那户老乡已对孩子产生了感情，想将孩子要了去。罗荣桓未同意。罗荣桓回前线后，开始从后方传来消息，说是那户老乡搬家了，接着又说孩子已经病死。另一个是一九四一年在山东出生的女儿罗林，也寄养在老乡家里。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一岁多就死去了。罗荣桓的一家，象许许多多革命者的家庭一样，为革命作出过很大的牺牲。
新中国成立以后，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罗荣桓和林月琴永远忘不了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并常常用当时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教育孩子们。
南下的哥哥罗东进是一九三九年第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的名义由山西挺进山东时出生的。他还不到一岁，就随一一五师的供给部、卫生部机关，由挑夫从山西挑到山东。到了山东以后，由于环境紧张，他一直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他五岁时，山东形势好转，才把他接回来。罗荣桓经常对他和南下说：“你们是老乡用高粱煎饼和地瓜喂养大的，可千万不要忘本啊！”他教育孩子，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而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常到同学家里走一走，看看人家是怎样生活的。更要和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孩子们接近，多帮助他们，吃饭穿衣要首先想到他们。东进读中学时，有一次过团日，带同学们回家取留声机。罗荣桓见到了热情欢迎，拍拍他们的肩膀，亲热地问长问短。这些同学回忆起这一位没有一点架子的元帅来，至今仍十分怀念。由于罗荣桓夫妇的教育，他的几个孩子在学校里都同大家一样，毫无特殊之处。
罗荣桓在家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有时他坐在藤椅上休息，孩子们在一旁奔跑嬉笑，林月琴怕影响他而去制止，他总是缓缓地说：“算啦，算啦，由他们去吧。孩子嘛！”
在工作之余，罗荣桓常喜欢和孩子们谈谈玩玩，问问他们学习和思想情况，帮助他们算一道数学题，或者纠正纠正他们的英语发音。有时还和他们下一盘象棋。孩子学习得了好成绩，他特别高兴。女儿巧巧画了一张大公鸡，很象个样子，他高兴地把这张画挂在客厅里，一直挂了很久。
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思想作风，他要求很严格。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给东进买了顶棉布帽子，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要买一顶皮的。他知道了，把东进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他告诉林月琴以后对孩子的生活不要过多操心，在政治思想上要多关心一点，他曾经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东进和南下上小学时，子弟学校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一次，都是机关用大轿车集体接送，他从来不准派小车去接。有一个星期六，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去接了一次。他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天很晚了还没有到家。家里担心路上出了什么事，罗荣桓也有点着急了。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对，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地保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罗东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罗荣桓嘱咐儿子说：“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决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他鼓励罗东进说：“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随后又拿起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东进随身带着：“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戒孤癖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我无畏精神。”
罗东进每次放假回家，罗荣桓都要详细询问他的学习、劳动、联系群众的情况。发现缺点，马上提出来。第一学期，东进电工课考试成绩不太好，罗荣桓便写信询问他：“是否分散了精力，学习受影响？或是有空头政治的倾向？”接着罗荣桓谆谆告诫道：“你要再三认识，力求避免。你学不成专业，就没有实现党和国家的期望……”以后东进学习有了进步，罗荣桓马上又写信勉励他继续努力，要他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有一年放寒假，罗东进乘火车回家，车上乘客太多，罗东进看到一位老大爷没有座位，便主动让座，自己挤在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劳累和风寒使得他得了感冒。回家后，罗荣桓了解了他生病的原因，说：“东进，你做得很对呀，能关心别人，能吃苦这很好。我们象你这么大，哪有火车坐呀！”
对于从老家出来的大女儿罗玉英，罗荣桓要求也非常严格。罗玉英刚来北京时，曾拿了一条破了的裤子上街去补。罗荣桓看到后立即批评道：“为什么不自己补啊？可千万不要忘本啊！”他还经常嘱咐她和陈卓：“你们不但要工作好，学习好，还要教育好子女。”
一九五四年，罗玉英要分配工作了。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的罗荣桓并没有为她在城里机关找一个工作，却要求她到基层去锻炼。不久组织上便分配她到郊区一个农场工作，条件较艰苦，交通也不便，周末她都要步行十多里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在农场，她进步很快，第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
罗荣桓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对其他青年人的成长也关怀备至。家乡亲友有些孩子找来，他都尽力帮助他们，前后由他供养读书学习的就有十七、八人。林月琴有一个侄女叫林保住，父母离了婚，她来到了北京。林月琴考虑家里孩子已经很多了，想让她返回老家去。罗荣桓说：“现在叫这孩子回去，还不是当个童养媳，我们多养一个孩子还养得起，把她留下来吧。”罗荣桓为她改名林立，鼓励她要学好本领，自立自强，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