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秋天，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年后，发动了对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批判斗争。
林彪整谭政的原因主要是他感到谭政主持总政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都同他格格不入。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林彪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到一九六○年九、十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使个人崇拜进一步升温。然而，谭政对这一套的接受却十分迟缓，他主张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林彪则把谭政的主张指斥为“糊涂观点”和“教条主义”。
谭政十分重视部队的科学文化教育。一九五九年一月，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干部中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规定十年内，使全军大多数干部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按本人业务需要，在专业知识方面，达到大专教育水平。于是，全军继五○年代初期的文化大进军之后，又掀起一个向科学文化大进军的热潮。林彪为了推行愚兵政策，以制造个人迷信，认为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谭政要求普及中高等教育，林彪给他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
接着，上纲上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且挂且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根据林彪定的调子，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①里的“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他和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和秘书长白文华被诬陷为组成了“反党宗派集团”。总政副主任傅钟和甘泗淇也被捎带“批判”。
一九六○年底，根据林彪的意见，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副主任肖华请到中南海去商量由谁来接替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肖华都建议由罗荣桓复出，毛泽东立即同意。于是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并不合林彪的意。他竟然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
对于罗荣桓，这一切都使他感到突然。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因病没有参加。批判谭政，事先林彪对他连招呼也不打一个。
罗荣桓认为，谭政尽管在工作上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曾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指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组织原则上讲，他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
谭政被降职后，罗荣桓同他谈话，鼓励他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谭政望着这位秋收起义前即已相识的老战友，有点困惑地说：“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罗荣桓热情地向他建议。
谭政采纳了这位老战友的建议。这时谭政分工管后勤政治工作，他到成都的一个军工厂蹲点五个月，到武汉一个被服厂蹲点三个月，带回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了调查报告，准备向军委汇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程却迟迟没有安排上。罗荣桓又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谭政蹲了几个月的点，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他带回了许多第一手材料，有很多的意见，应该组织听一次汇报。”不久，罗瑞卿按照罗荣桓的意见，组织了总参、总政、总后等有关领导和部门专门听取谭政的汇报，讨论了军工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和制定了改进措施。这对于谭政继续坚持工作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对于受谭政牵连的总政其他干部，罗荣桓同样很关心。原宣传部长姜思毅刚刚被降为副部长，罗荣桓便指定由他带一个工作组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进行调查研究。姜思毅在西安蹲点四个月。一九六一年九月，罗荣桓专门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听取他的汇报，并将他的关于改进军事院校政治教育的合理建议吸收进了总政拟定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之中。
罗荣桓不仅对谭政等予以保护，而且对于其他一些受到“左”的错误伤害的干部也尽力帮助他们解脱。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原海军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受株连，被错误地说成是“彭、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被免职送到政治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填写干部履历书，罗舜初请示肖华，在反右倾中受批判要不要填写。肖华请示罗荣桓后答复：不要填写。一九六一年底，罗舜初即将从政治学院毕业，罗荣桓建议任命他为负责搞电子工业技术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但有人反映，罗舜初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对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表态，不宜去十院这样的要害部门。有的干部还说罗舜初抗战时期在山东就同黎玉“搞在一起”①〔黎玉在山东工作时，一九四八年曾受饶漱石、康生的打击被无端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一九八六年三月，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已为黎玉平反〕。罗荣桓得悉后，明确表示：这样讲不好，仍坚持要罗舜初去十院工作。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同意罗荣桓的意见。不久，军委任命罗舜初为十院院长。
一九六○年，罗荣桓再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广大指战员对于由“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误，意见很多。罗荣桓认为，要稳定部队的情绪，纠正这些失误，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在政治学院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过去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情况，现在根本没有了。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部队为什么不反映情况？……这样大的灾荒，一平二调共产风，不反映怎么行！”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一行三人到罗荣桓家里，向他汇报晋、冀、鲁、豫、辽和北京六省市民兵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汇报中，傅秋涛反映，某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今年八月带了动员处长等人到一个县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非正常死亡人数，回来后未向党委反映。有一个秘书问动员处长为什么不反映，动员处长说：“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听了傅秋涛的话，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严肃地指出，不反映情况，“其实是党性问题”。他说：“中央的政策、指示，现在有些贯彻不下去。比如三级所有，中央早有决定，他就是不办。在这种情况下你反映了情况还能划你右派？这是个党性的问题，也是个群众观念的问题。”
送走傅秋涛后，罗荣桓的思绪仍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之中，当晚夜不能寐。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坚决反对：（一）贪污，（二）浪费，（三）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
收到这一信件后，罗荣桓立即打电话将肖华请来，研究在军队如何贯彻，决定发一个关于做好驻灾区部队和家在灾区人员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他还针对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有不少反映的情况，要求肖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个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建议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林彪的不快。
林彪曾经规定：由于他有病，不常在京，总参谋长、总政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然而谁个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或者虽然并没有这样做而被林彪怀疑这样做了，谁个就要倒霉。后来贺龙、罗瑞卿等被整，无不与此有关。
林彪认为罗荣桓越过了他擅自向中央请示问题，是对他的不敬。于是，在十一月十日，他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首先抽象地肯定了一句：“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然后说：“……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军队干部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农的影响，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
虽然罗荣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在一九六○年党内民主生活已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意见却一度得到重视。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正确地提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同时，又对肖华批示：“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既然毛泽东已经批了，罗荣桓和总政机关都得遵照执行，这件事也就了结了。可是，在林彪那里事情并没有完。他把这件事当作了抓在手里的一根“辫子”。后来，到一九六一年六月间，他又一次将它翻腾了出来。
林彪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罗荣桓，在他一手策划的“批谭事件”中已经露出了端倪。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当时对林彪的意图还不可能看清，但也并非毫无感觉。在批判谭政之后，傅钟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被翻腾出来并遭到批判。针对此事，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时意味深长地说：“傅钟同志在一九五二年发表一篇文章，说学习理论要先学后联，不能立竿见影，登在《八一杂志》上。这样说，是我在总政治部当主任的时候了。”他没有再说下去，但话的意思很清楚：傅钟发表这篇文章时，谭政还在中南军区，帐自然不能算在谭政名下，那末，是不是要找后台啊？至于学理论究竟能不能“立竿见影”，罗荣桓在这次讲话中还没有表态。但是他针对林彪攻击“系统的”学习是“教条主义”却讲了一段话，现在保存下来的讲话记录稿如下：
什么叫系统？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学理论不行。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
这是一份原始记录，语句记得不够完整，但意思很清楚。一开始，罗荣桓用问答式给系统（学习）下了个定义，认为“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就叫做“系统学习”。由此可见，系统学习并非教条主义，而反对系统学其实倒是经验主义。罗荣桓所说“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显然是不指名地也是比较委婉地表示了对林彪攻击系统学习为“糊涂观念”的异议。
罗荣桓认为，系统学习和从实际出发是一致的。因此，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历史。所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是从五十年代起，罗荣桓不断提倡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
罗荣桓认为，只有按照“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才能了解毛泽东某一论断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这种学习方法同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然而，林彪在错误的道路上却是越走越远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在提出“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①〔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于是，林彪这一套在形态上更加完备了。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十二月间在听取总政各位副主任、各部负责人汇报时，多次从各个侧面就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一月，济南军区政委梁必业调到总政任副主任，罗荣桓在同他谈话时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梁必业在总政办公会议上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
对林彪的“顶峰”论，罗荣桓也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在听取总政干部部长甘渭汉汇报干部工作后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作了多次即席讲话。他说：“学毛著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小平同志讲，对毛选宣传要反对庸俗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他还说：“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毛著引证要认真负责，不能不理解就去引，只当作招牌。”“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自己。”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罗荣桓在肖华、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陪同下，接见了《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的干部，对报社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从正面阐述了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复强调：“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他说：“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主席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
在这次接见时，罗荣桓还提出了“对林总的宣传要认真负责”的问题。他认为，把林彪“随便讲的一些话”，“不分场合报导出来，是不好的”。他说：“今天这样讲，明天可能不这样讲。客观认识是反反复复的。就那么准确？那就难了。”
从罗荣桓这些讲话可以看出，他和林彪在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上的分岐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罗荣桓积极响应。他不当总政主任已有三年多了。这三年多部队情况有很大变化。尤其是当国家正处于暂时困难之中，指战员们的思想动态如何，部队工作究竟存在些什么问题，他都需要再摸一摸。于是，他不顾重病在身，决定亲自到部队中做一些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中午，罗荣桓和贺龙一道乘火车顺京沪线南下。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车到浦口，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需要轮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肖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已经渡江来到车上迎接，并利用火车轮渡的一个多小时向两位元帅汇报部队情况。他们谈了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情况和部队的生产、生活情况。罗荣桓和贺龙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贺龙的烟斗里不时发出轻微的丝啦丝啦的响声。
汇报中，许世友反映：“现在南京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一斤粮食，没有肉吃，油水很少，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年纪比较轻，每天带着部队搞训练，爬山涉水，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体力普遍下降……，许世友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车厢里一片沉默，似乎空气都增加了重量。
在罗荣桓手边的茶几上放置着一叠裁好的白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听许世友汇报时，罗荣桓拿了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三一斤”几个字，他见许世友不讲了，便又问了一句：
“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大家情绪都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许世友回答道。
罗荣桓非常了解许世友，知道这个耿直爽快的人是不轻易在上级面前叫困难的。他既讲了，就说明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情况。罗荣桓看了看许世友，正准备说话，贺龙站了起来，将拿着烟斗的右手向前一伸，十分严肃地说：
“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哟！军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噢！”
罗荣桓接着说：“贺老总说得很对。你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就越要关心他们。各级党委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说到这里，他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说：“如果一下子解决有困难，宁可机关干部少吃一点，把粮食省出来，也要让下面的干部吃饱。”说完，他又拿起铅笔在“三十一斤”下面画了两道粗粗的黑道。
车到东岸，下车前，罗荣桓又对许世友等叮嘱道：“关于部队营养不足和体力下降的情况，你们要派人去做一次专门调查，写出报告。要具体，有典型材料，能看出问题。报告写好送给总政，然后通报全军，让大家都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除了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外，应当如何解决部队因暂时困难而引起的思想问题，也时时在罗荣桓的脑际索回。
在南京，罗荣桓和贺龙同去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了解战士的生活，看了伙房和食堂。当他们了解到由于连队搞了些生产，养了猪，种了菜，伙食还差不多时，心里才稍感宽慰。在同战士谈话时，罗荣桓又问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他问战士们：“林副主席最近提出了‘带着问题学’，你们是怎么样理解的？”当时，林彪那一套还刚刚提出，背语录、背“老三篇”等也还没有兴起，因此他们对罗荣桓提出的问题都答不上来。停了半响，一位指导员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支委开了好几次会研究学毛选问题。但是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把手一挥：“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的时候，要灵活运用嘛！”
罗荣桓接着说：“毛主席的著作，你们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他沉吟了一下，“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可以‘见影’，那是以后学习成效的问题，先不要考虑它。”
二月六日，罗荣桓、贺龙到达上海。第二天，他们将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负责同志请来介绍情况。
汇报中，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方中铎说，在暂时困难面前，有些战士因为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了饿或者是社队干部作风不好而说怪话，有的连队干部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将这些战士划为落后分子。罗荣桓十分明确地说：“在战士中不准划‘类’。把若干战士划为落后分子，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副作用很大。”
贺龙接着说：“对哟，可不要因为人家讲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还要多一些咧。因为现在才二月份，难过的日子还在后头。南方五月小麦登场，到北方，六七月小麦才能登场。”
罗荣桓又说：“怪话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有多少顾忌，敢说话，敢暴露思想，‘怪话’可能多一些。倒是那些中农、上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往往不多说，可并不见得没有意见，而是有顾虑，不敢讲。因此，不要把战士说些怪话就说成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贺龙说，“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伤了感情。要重视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说：“政治工作干部，特别是政治指导员，一定要与战士有浓厚的感情。要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并且敢于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对指导员、对支部讲，那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我们的工作落后了。所以落后不在于群众，而在于领导……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每天那样辛苦还能很好进行训练、从事生产，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落后分子呢？”
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向各单位打了招呼：在文件、报纸和口头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相对于“先进”这一词汇，改用“后进”的提法。
二月十三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正是家家户户准备过春节的时候，罗荣桓和贺龙又风尘仆仆赶到福州。第二天是除夕，他们顾不上休息，便将福州军区的领导干部请来汇报海防工作和民兵工作情况。
春节期间，他们经泉州来到厦门前线。正月初三，罗荣桓冒着敌人炮击的危险，攀登陡峭的山崖，来到前沿阵地看望战士。随后，他在一个师里召开指导员座谈会，听取了汇报，并就如何搞好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和怎样抓生活等几个方面，同这几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参军的新一代的指导员娓娓而谈，亲自传授自己做连队工作的切身体会。
罗荣桓说：“现在部队的战士是义务兵，人员流动很大，哪儿的人都有。往往一个连队有几个省的人。战士们都和自己的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会很迅速地反映到部队中来。因此，要想做好连队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员不但要熟悉本连每一个战士的家庭、历史、思想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战士家乡的情况，知道哪一个地区近来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否则就无法回答战士们提出的问题，领导上被动，成了‘马后炮’，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做好。”
座谈会结束后，工作人员整理了题为《贺元帅、罗元帅视察部队时的指示》的记录，其中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提到社会上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复杂，“敌我性质的斗争又往往是和人民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况会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部队中来。罗荣桓审阅后，提出两点意见：一、纪录稿中尽量少提他的名字和军衔；二、此稿暂时不要发表，因为有些问题还要考虑考虑。比如，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连队提合适不合适？他认为，在连队不宜提敌我矛盾。罗荣桓这一考虑和当时流行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大量反映到部队中来”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可是，罗荣桓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这次座谈会上依据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林彪创造四好连队①的口号提出的“四抓一调查”在几个月后竟无端遭到林彪的攻击〔指思想、作风、训练和生活管理四个方面〕。
二月下旬，罗荣桓、贺龙到达南昌，听取了江西省军区负责人的汇报，视察了南昌步兵学校。三月初又到达长沙。
三月一日，罗荣桓在长沙接见几位连营干部时，又向他们提出了在南京已经提过的问题：如何带着问题学？怎样才能立竿见影？三月六日，罗荣桓视察了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会见了校长相炜等领导干部，又重新提出这两个问题，并就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毛选，你们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学员中有很大一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入伍的，要多学点党史，不然，毛选就读不进去，就感觉不到什么问题，读起来也不亲切。如果知道在哪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毛主席都有一些什么主张，这就领会深刻了。所以我主张你们首先讲讲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选。”
罗荣桓还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应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他说，听说在南昌有一个部队每人买了一部毛选，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不是都读得懂啊？对战士，应该多搞一点传统教育，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把尺子去要求，那样做就是教条主义了。
这时，罗荣桓除了考虑“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外，对林彪主张“背一点东西”，把毛选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也发生怀疑。他认为，背诵的办法容易把毛主席著作教条化，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教条主义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尖锐指出：“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座谈会结束后，罗荣桓仍然在继续思考关于“背一点东西”的问题。第二天清晨散步时，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问随行人员：“读毛主席的书，只记住那么几句话，能解决问题吗？”随行人员并不知道此时罗荣桓已同林彪在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产生了原则分歧，都感到他问得很突然，但罗荣桓所提问题答案是明显的。因此都以摇头作答。过了一会儿，罗荣桓又吩咐道：“告诉昨天我们去的那个学校，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能只对书中的个别词句，一两句话发生兴趣，要注意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精神实质……马列主义从来就是反对教条、反对迷信的。”
一个多月的调查过程，显然已使罗荣桓明确认识到，林彪的提法背离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将对部队建设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以后的问题就是要向林彪提出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