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罗荣桓回到北京。过了几天，《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帅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罗荣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讲搞好调查研究，第二段是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报道写道：“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罗荣桓又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把稿子放到茶几上，沉思起来。
李逸民生怕这篇稿子因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这次罗荣桓却非常干脆，他沉吟了一会，然后拿起铅笔，在小样上只改了几个字，便交给李逸民，同意发表。
李逸民见状若有所悟，他联想起今年二月二日他调到报社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李逸民对此讲话印象很深，感到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等明显不一致。或许正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罗主任这一次才破例同意发表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报道吧。
三月二十八日，上述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
就在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东进的来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作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罗东进这一封信向罗荣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可以起到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开始流行的圆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又看了一遍罗东进的信，在信中，东进还提到他和同学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罗荣桓又拿起笔写道：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在同学、同志之间交换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对林彪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做呢？
罗荣桓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封信的内容涉及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系到儿子的健康成长，非常要紧，然而他的字却不可能写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到四月下旬，传来了林彪视察部队的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与此同时，罗荣桓接到通知，军委将于三十日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前，罗荣桓审阅了这个草案，看到这份军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带着问题学”那几句话。他在这几句话下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一道，决定带病去出席会议。
四月三十日上午，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三座门俱乐部二楼第七会议室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委常委有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张令彬、周希汉、封永顺。
会议由林彪主持，前面几个议程很顺利地通过了，接下去讨论到《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的草案时，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停了一会，罗荣桓发言：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坐在他斜对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难堪，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荣桓讲完后，林彪半响不吭声。几分钟过去了，无人发言。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汇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五月一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象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十二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一九七五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一九七五年九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三页〕
一九七七年五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五-三六页〕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一九六一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自从四月三十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坐。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帅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一九六一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
“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海军那位干部见此情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说什么，便起身告辞。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后来，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监禁，于一九七二年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荣桓）和我的意见大了，今天一棍子打两人，无非借题发挥，可究竟为什么，却摸不着头脑。”那末，林彪所说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么呢？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想见，林彪的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带着问题学”那一套。而他所以大发脾气，则是借题发挥，对四月三十日的事情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说，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昨天对罗荣桓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他关照罗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讲。
所谓“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这显然是一个幌子。由于罗荣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实际上是怕整罗荣桓非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弄不好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后来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①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之后〔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曾两次表示，他并不赞成林彪禁止军队向地方反映意见的主张。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麦收之后。一天，罗瑞卿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和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一块聊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麦子长得很好，超过了前两年。许世友等一方面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对地方某些干部前几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如今又太悲观的现象，有一些议论。由于林彪有不准对地方工作提意见的“禁令”，罗瑞卿便打招呼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这些事就在小范围议议算了，不要扩大。”事后罗瑞卿到杭州时向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立即指出：“为什么不能议论？他们都是华东局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他们有意见，你说，为什么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
第二次是在一九六五年，罗荣桓业已逝世。毛泽东在武昌又讲了一次不赞成林彪这个意见。罗瑞卿按照林彪要他经常通气的要求，将毛泽东的原话的记录送给林彪看了。这又引起林彪的不快，从而成为促使当年年底林彪向罗瑞卿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林彪一面嘱咐罗瑞卿等不要“公开”他对罗荣桓的“批评”，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他在同另一些干部谈话时，除了给罗荣桓扣上反党的帽子外，还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也同样关照这些干部，为了照顾罗的健康，不要告诉任何人云云。当时，罗荣桓病已很重。那些听到林彪攻击罗荣桓的干部自然不便于也不忍心向他提这件事。因此，罗荣桓直到去世也没有料到，林彪竟在他背后向他施放那样恶毒的暗箭。
由于罗荣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对了林彪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那一套，而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又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便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到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遭到严重打击，罗荣桓尽管逝世已近三年，林彪对他仍不放过，而叶群在其间又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策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毒手伸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五日，她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林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叶群授意下，有些人在总参谋部的一个批判会上，无中生有地说林月琴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接着，林月琴被软禁，她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干部林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由叶群导演的这一幕闹剧发展到了最高潮。她亲自出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政治部一次会议上指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并通过全军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之口在向群众解答问题时，把罗荣桓和已被贬黜到福建的谭政并列为在总政工作做得较少、较差的主任。接着，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被林彪一伙打成了“阎王殿”而“彻底砸烂”。
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林彪一伙早已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显现其璀璨的光辉。人们在十年动乱中见识了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丑恶嘴脸之后，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之后，便更加怀念罗荣桓这一位曾经挺身而出，同林彪进行原则斗争的先驱者。
罗荣桓所以要肖华以总政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按组织系统反映对地方工作的意见，其基本精神是要发扬党的民主作风。他的建议虽然被林彪粗暴地否定了，但他仍然坚持这一基本精神。
一九六一年五月，全军管理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罗荣桓作了重要讲话，着重讲了机关、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问题。
同这次讲话可以称为姐妹篇的是这一年六月六日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讲话内容相近，而后一次讲话由于范围小，不拘形式，问题谈得更加深入。
罗荣桓这时所以注意到了机关、院校，同当时许多单位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密切关系。自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各机关、院校也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或小字报的方式，把一些实事求是反映农村情况、对“左”的东西提出批评和疑问的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使许多干部不敢讲话，心情不舒畅，严重削弱了党内的民主生活。针对这一情况，他这两次讲话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当时，在干部中经常议论的话题主要是农村形势。有些人认为，农村形势不好，刮五风，中央也有责任。但有些干部则认为这种态度是“右倾”，有点象右派进攻。一扣这个帽子，大家便不敢说话了，但口服心不服，思想不通。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央有没有责任？农村搞得那样，中央老早就承认有责任，没有登报就是了①〔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自已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中央搞了“十二条”还不行，又搞“六十条”②就是承认有责任〔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规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又对此条例进行了修改，形成此条例的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此条例的修正草案〕。中央并没有把责任都推到下面去，主要是中央负责。
罗荣桓这一实事求是的看法对于那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无疑是一个支持和解脱。
当时，中共中央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正在逐步纠正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对于这种纠正，罗荣桓积极拥护。他在这些讲话中，依据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具体分析了“三面红旗”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总路线，他在肯定多快好省口号的同时，又着重指出：问题是在执行中间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在工业方面，战线拉得很长，只讲产值，不讲规格品种。在农业方面也是这样，比如兴修水利，只讲多修，不讲配套。
关于“大跃进”，他认为，许多指标过高了。“什么卫星田，一亩五万斤，就是那样吹起来了。”他说，大跃进要有个边，不能没有止境，不能不讲条件。
关于人民公社，他针对公社的“一大二公”指出：“共产主义风格也要有一个边，不计报酬的劳动不对。”“大肆宣传不计报酬的劳动，不促成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才有鬼呢！”
他认为，这几年许多干部所以思想不通，除了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讲清楚存在的问题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思想斗争过火。在两次讲话中，他都具体分析了思想斗争过火的具体表现。
他首先讲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提倡的，称之为“大民主”。然而，历史，尤其是后来十年动乱的历史却证明，它非但不是什么民主，而且严重破坏了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中的民主生活。当时罗荣桓还不可能提出废止“大民主”的问题，但是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其使用的范围。他大声疾呼：进行思想教育动不动贴大字报就是受不了！他明确指出：在经常的思想工作中，在解决思想问题时，不能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应该搞得细致一点，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应该提倡在干部之间开展谈心活动。
他还分析了关于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然而，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不仅把坚持实事求是说成是“右倾”，而且还把“批判从严”搞成了打棍子、戴帽子和抓辫子。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十分沉重地说：“过去打击面太大了，抓住一两句话就整人家。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算总帐，这样搞哪个人能受得了？因此伤了感情了。”罗荣桓认为，对批判从严有必要作正确解释。他说：“所谓从严，不是一上来‘连珠炮’一轰，弄得犯错误的同志晕头转向。对于思想错误要具体分析性质、根源，要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现象都罗列起来，不要采取围攻的形式，不要算总帐。这样效果不好。”
在总政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部务会议上，他还说：“要很好研究执行中央‘处理从宽’的方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同志是这样做的。这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是毛主席建党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有些干部不愿执行这一方针十分不满，告诫这些干部“要认真执行这一方针，不要把自己装得很‘左’”。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罗荣桓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能只是执行纪律，而且还要维护民主。”他说，有些党的组织就听不得反面意见，只强调执行纪律，不强调有提意见的自由，这样就出现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因此，必须维护党的民主。
他认为，对思想性质的问题不能压服。他说：“你斗他，他不承认，结果形成僵局，再去压服，弄得思想问题总也不能解决。我们要与人为善，处理思想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干部不要光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有些干部心情不愉快，思想敞不开，与方法不好有关系。”
罗荣桓同林彪除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党风和学风的根本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外，在政治和业务、红和专的关系上，观点也不一致。
一九六○年九月，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
由于“四个第一”当时已为毛泽东所肯定，并被写进了一九六○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所以罗荣桓只能尽力从好的方面来理解和解释，力求赋予这一提法以正确的含义，从而减轻其对军队建设的危害。
到一九六一年夏天，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已经七八个月了。罗荣桓看了一些反映院校情况的文件，听取了姜思毅在西安电讯工程学院蹲点的情况汇报，感到当时各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只强调“红”而忽视、贬低“专”。这种贬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罗荣桓称之为“仇视专”。其表现是“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下降。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倾向和一般化的作风大大增长。
针对上述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一九六○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如何解释和领会呢？他认为，关键是要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和十一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在他所作的重要讲话中都做了这种重新解释的工作。
他怎样解释“四个第一”呢？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个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
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坚持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的完成。
他说：“……高等军事学院，是学指挥打仗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学尖端技术的；通信学院也是学尖端技术的。教学目的很明确。政治工作首先要保证专业的学习。”“我们部队的高级技术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学校政治工作要保证这个任务完成。”他赞成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提出的，科技部门的党支部起保证作用的提法。他说：在科技院校和单位中，支部的作用就是要保证教学方针的贯彻，保证科学研究项目的完成。
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在科研和院校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常表现为红与专的关系。
早在这一年八月，罗东进回家过暑假时，罗荣桓在和他谈话时，了解到在军事工程学院这所专门培养科技人才的学校中，学员们对红与专的问题认识就相当混乱，片面强调红，忽视专业学习。学校里还搞什么满堂红活动，各支部都做了一天读多少毛主席著作，多长时间通读一遍的计划，搞技术作业也要引两句毛主席的语录。可是认真说来，究竟什么是红，红又为了什么，这些青年人并不清楚。一天晚上，罗荣桓和罗东进以及他的几个同学一起谈起了红和专的问题。他对这些青年人说：“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是很大的，如果将来发生战争，就得要你们拿出东西来。你们这些人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专，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红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去，对你们学习国防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就是要落实到专业上。谁要是真正的红，谁就应当成为一个真正的又红又专的专家，为我国的国防工业作出一些贡献。我们现在非常缺乏专家，我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企业没有搞好，或是搞坏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专家，缺少科学知识。”他再三鼓励青年们，一定要下决心努力把专业学好。
在全军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着重分析了红与专的关系。他说：“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在讨论总政草拟的《院校政治教育方案》时，他当场指示：在方案上加一句：“‘红’要落实到‘专’。”他又要求负责文字修改的姜思毅将加了这一句话的段落读给他听。
他针对一些人丢下专业下农村的现象说：“军事工程学院是搞尖端技术的，不要天天叫那些青年学生下农村嘛！……主要还是搞你那个尖端，落实在那个尖端学习上。”他还批评了有些院校丢下专业，光学毛选的偏向。他说：“毛选一般都要学……，但要区别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高等院校，不搞他的专业，甚至象聂总讲的，有些人不敢看专业书了，那就很不好了。”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现在在军队院校的科学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认为只有工农出身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才能算革命知识分子。罗荣桓明确回答，应该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有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对“四个第一”中所谓“抓活思想”的问题，罗荣桓也有另一种解释。他说：现在，在有些院校就事论事抓表面现象，甚至抓鸡毛蒜皮，好象抓活思想就排斥了基本理论学习，这也是不对的。抓活思想并不排斥书本知识，尤其是院校，是要多读书的。有的院校提出，强调读书恐怕要回到老路上去。我看，教员就是应该多读点书。
当时，林彪还提出了个“抓两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叫做上头开方，下头吃药；上头发令，下头就“闻风而动”。对此，罗荣桓很不赞成。他说：“关于抓两头，现在有的只抓一头，抓高头。高头是要抓的……问题是怎么结合。抓高头的东西要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对高头的东西提出补充……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只抓上头的，那就是硬搬硬套，消化不了，就要害肠胃病。”他认为，对“闻风而动”也应当很好作解释。他说：“闻风而动不是要你去乱动，而应当是对上面的决定全面领会，结合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去贯彻。”
林彪强调上面开方，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荣桓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院校和科研单位不能把部队的一套工作方法统统搬去。他说“你把老教授也拉去开革命军人委员会，那方法是不适当的。”“现在科研部门政治干部的工作方法要来个改变，要适应这种工作对象，适应整个院校教学工作的需要。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那些尖端部门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尊重专家，向专家学习。”
罗荣桓还认为，即使在连队，也不能运用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几年来，学生入伍的比重越来越大，在连队管理方面却出现了新问题，这就是缺乏管这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的经验。他说：据说有个别连队把人家新兵带的书、提琴都收了。他们想，到部队象进学校一样，所以带来许多学习的东西，一来你就把它收了，那怎么行呐？他说，对这些有文化的战士，“不仅是不能封锁，还要开放，要适应他们的要求。比如读书就应该满足，当然要有选择，不要统统去看爱情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兵，罗荣桓寄予殷切的希望。他满怀热情地预见道：“他们经过士兵生活的锻炼，又有文化，恐怕我们大部分连排干部和高等军事技术学校的学生要从这些人中培养出来。这是很好的现象，不要怕麻烦。”
由于分歧日益扩大，林彪对罗荣桓越来越不满了。他终于恶狠狠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到了一九六三年，新华社要发表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名单。罗瑞卿和肖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知道后，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林彪的欺侮，罗荣桓为了党的团结，可以忍耐，可以委曲求全。但是同林彪的原则分歧，却是不能调和的。这正是林彪三番两次打击罗荣桓，直到罗荣桓逝世后仍不放过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