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它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①（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1页。）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②（②毛泽东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lO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f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01页。），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旧中国，在腐朽的反动政权统治下的旧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只能是一种梦想。“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工业化这条路也无法实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政权，扫清了道路，中国才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条件。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
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①（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②（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0、1081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化。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七大时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而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任务已经紧迫地提上议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后者比起前者，任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在一些批示中，不断地指出，提醒全党高度重视并采取步骤加以实现的，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给秦邦宪的信中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①（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07页。）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的愿望，也是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还不可能立刻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地指导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个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对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完全没有经验。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惟一可能取得的帮助是来自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九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为五年计划的制订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
这年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负责人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指示中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
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8页。）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通过怎样的途径，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五年计划编制者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他们很费思索的一个问题。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不外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的路，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状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9页。）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一九四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点四，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一九五七年，还占到百分之四十六点八。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②（②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见《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页。）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彭德怀讲完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地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①（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05页。）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二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恰当地处理，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如何具体掌握，做到适度，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五”期间，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骨干工程。这些项目，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50）
一九五四年三月起，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四月，毛泽东审阅了陈云提交的《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乘专列离开北京，经三天行程，十一月三日到达广州。周恩来是晚几天乘飞机来到的。这次到广州主要是集中力量审议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在这里整整呆了四个星期，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北京。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同年七月三十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正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需要全党团结一致地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共产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料到的。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二年底调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时，正在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酝酿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调整和人选问题。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便加紧进行阴谋活动，集中反对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
高岗对刘少奇的嫉恨由来已久。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问题上，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便认为刘少奇的地位将发生动摇。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为减少层次，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还重新明确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归口分工：外交工作(包括外贸、侨务等)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及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负责；政法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农林、水利等由邓子恢负责；劳动部由饶漱石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这些决定，是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商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体领导，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在利欲熏心的高岗看来，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在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扩大高岗的权力。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找到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说毛主席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央正式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又同饶漱石谈过。在高岗看来，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人，他认定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搞的，便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利用名单问题大做文章，在党内进行挑拨。
高岗首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发难。他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他特别着重攻击刘少奇，同时鼓吹他自己。饶漱石也在这个时候同高岗站在一起反对刘少奇，所谓“圈圈”问题就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饶漱石先是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向被他认为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无理的斗争，随后在一九五三年九、十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搞了直接反对刘少奇的斗争。
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提出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阴谋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他捏造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不满意。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高岗搞政治局。在另外一种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游说，加紧篡党活动，散布大量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什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制造“军党论”，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去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他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
十二月中旬，正当高岗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妄图夺取党和最高权力的严重时刻，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作过详细的叙述，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①（①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
对于高岗自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当他一旦发现高岗在搞阴谋，便立刻警觉起来。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①（①陈云写的一份揭发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t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高、饶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以来，毛泽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①（①转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8页。）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鉴于高、饶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一事实的发生；鉴于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鉴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毛泽东提出增强党的团结这一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一年来，毛泽东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为实现总路线而采取的许多重要政策，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随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又作出解决高、饶问题的决策，并且在作出部署后，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四中全会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的，会议的方针和内容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写信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说：“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此报告“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319页。）同时，毛泽东又单独写给刘少奇一封信，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7日。）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重申四中全会的方针：“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③（③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4年1月22日。）
四中全会贯彻了毛泽东的意见，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高、饶并未幡然悔悟，高岗还以自杀的行动，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
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并在会议最后一天作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高饶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他在两个问题上感触特别深。一是察人识人之难；二是骄傲情绪的危险。毛泽东长期以来对高岗、饶漱石(特别是高岗)的工作是信任的，满意的，并委以重任，没有想到他们会辜负党的信任，串通一气，阴谋反党。毛泽东在党代表会议的结论中说：“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用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②（②《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500页。）毛泽东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是，要戒骄戒躁。防止骄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讲，全国胜利前夕又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更使他感到，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是对党的团结的最大危险。他在结论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个人主义的骄傲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他告诫全党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要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加1—403页。）
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经毛泽东提议，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选举产生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前进了一步。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的第一次严重党内斗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对于受高、饶影响而犯了错误的人，在处理上是慎重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这些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无锡，对陈毅曾说过：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①（①《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96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②（②邓小平关于起草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1980年3月19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294页。）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党内斗争。中国共产党因此更加团结了，更有战斗力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不仅是加强党的建设、增进党的团结的大会，而且是全面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动员大会。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总任务，在大约几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的宏伟奋斗目标。
他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393、395页。）
毛泽东的讲话，指明了中国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历史任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态度，并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掌握客观规律的号召。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心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奋起直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宣言书。
毛泽东在对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还提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②（①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2、393、395页。）一年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③同上书第7卷，第27页。）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指针。
关于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作出研制原子弹决策的具体情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有过生动的回忆。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我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接着由我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听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并且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等。然后他告诉我们：’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作点现场演示。’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等按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我国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我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做的工作。……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决心。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摆有三桌饭菜，六样普通的菜，多带辣味。我同毛泽东在一桌，坐在他的对面；他左边是彭真，右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①（①钱三强《神秘而诱人的路程》，见《请历史记住他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57-60页。）
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伟大的历程。
随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著名科学家任新民，提出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一九五六年二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引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并被采纳。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7日。）的号召。
“两弹一星”工程，根据毛泽东关于“大力协同”③（③毛泽东对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3日。）的指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o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①（①毛泽东对《文艺报》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①（①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时加写的编者按的批注，手稿，1954年10月。）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这样，就把俞平伯的观点直接同胡适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红楼梦》是毛泽东喜爱和推崇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他对这部书读过多遍，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应当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②（②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1938年4月28日。），“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他劝别人要读一点《红楼梦》，不然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④（④毛泽东同王海容谈话记录，1965年。）。他分析过小说人物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他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小说中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过：“《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⑤（⑤张仙朋《为了人民……》，见《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所以，毛泽东历来把《红楼梦》看做是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不论是对《红楼梦》社会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上，毛泽东同过去的“旧红学”和“新红学”都截然不同。“旧红学”用小说中的人和事去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红学”则把小说视为作者的自传。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即《红楼梦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红学”的观点。例如，书中说“《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雪芹为人是很孤傲自负的，看他底一生历史和书中宝玉底性格，便可知道”①（①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②（②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③（③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红楼梦》底篇章结构，因拘束于事实，所以不能称心为好”，④（①②③④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版，第85、88、92、96页。）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⑤（⑤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50多处。本书所引俞著中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
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所以，他才那么重视，抓住不放，要求引起全党注意。从两个青年人批评权威人物的文章受到冷遇和压制这件事情中，他认为党内存在着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这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官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了一段：“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2、353页。）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①（①毛泽东对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加写的话，手稿，1954年10月27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迫公开检讨。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①（①毛泽东对黎之《<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到：“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①（①毛泽东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手稿，1954年11月。）
从十月十六日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到十一月中旬批注冯雪峰检讨文章，毛泽东的批评调子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严厉。随着批判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到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周扬在会上讲话，集中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两个讲话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毛称周稿“是好的”，郭稿“很好”。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决议的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转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提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任务。
这次批判运动，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扩大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又进而扩大到整个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步一步地升级和扩展。这次批判，是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受到压制而引起的，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有其必然性。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曾批评过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存在，是幼稚可笑的。但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他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既然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被逐步消灭中，那末，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只要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个指示说：“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页）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会上讲话的传达记录，1957年2月16日。）
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初步展开的时候，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又开始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发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胡风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受到鲁迅的肯定。三四十年代，在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上，胡风同党内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分歧和争论依然存在。
一九五二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九月到十二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胡风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这次座谈会，把胡风文艺思想的问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用旧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第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
随后，《文艺报》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期、第三期上，接连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
林、何的文章发表前，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一月二十九日，中国文联召集一个座谈会，由林默涵作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和有关情况。二月二十五日，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会议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毛泽东看到这封来信，当即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①（①毛泽东在一封人民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53年3月4日。）说明毛泽东已在关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
四月八日，熊复将调查结果报给毛泽东。报告说：“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又说：“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②（②熊复关于中国文联座谈会和文艺界批评胡风问题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1953年4月8日。）
对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中的观点，胡风认为无法接受，后来在长达三十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逐一作了反驳。
胡风三十万字的报告，是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间写成的，七月二十二日，当面交给分管文艺工作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中共中央。
胡风的报告集中地对着“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文艺上的领导倾向”提出比较系统的批评。他的基本看法是：“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③（③《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48页。）
中共中央收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后，一时没有处理。这年十月，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两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对《红楼梦》研究问题进行批判。会议中间，发生了胡风、路翎与他人之间的争论。胡风发言说《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并点名批评周扬、萧殷等人。路翎发言也点名批评了以往批评过他的作品的人。实际上把多年来争论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袁水拍发言反驳胡风。郭沫若、艾青等人也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十二月八日，周扬在联席会议上作了带有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发言稿事先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还作过一点修改。发言中专门有一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主要批评胡风关于《文艺报》宣传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为此写了一个文字说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不少修改，一月十二日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说明是这样的：“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①（①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关于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修改。手稿．1955年1月12日。）
这时，胡风听到了风声，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希望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①（①胡风的声明主要内容是：“这个’材料’(指《三十万言书》)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一月十五日，周扬就此问题写报告请示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周扬在报告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陆定一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可以登载的。”毛泽东也在这一天将这个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他在批语中写道：“(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②（②毛泽东对周扬关于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在一月十二日修改中国作协主席团说明时，称胡风的文艺思想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在一下子改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这为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的运动定了基调。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原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之后，毛泽东加写了：“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时加写的手稿，1955年1月。）
从一月到五月，文艺界集中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他对自己亲近者以外的人的态度，确实并不是没有缺点和毛病。而这一阶段的批判，已经出现不少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上纲的情况，但当时还没有从政治上根本否定胡风。例如在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中，都肯定了胡风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都错误的。
可是，一个情况的出现，使对胡风问题的定性骤然发生重大变化，从批评他的文艺思想和认为他存在一个宗派小集团，演变成对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清查。这就是从舒芜那里得到的胡风在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一批信。
这些信件最引人注目，也是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信中使用晦涩的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着憎恶的态度。这些信件成为胡风问题改变定性的关键材料。
周扬和林默涵看到这些信件后，决定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并加写了按语。五月九日，周扬将这些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看了这样的材料，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认为按语不行，对舒芜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将它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批复周扬，说：“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①（①毛泽东对周扬来信的批复，手稿，1955年5月l1日。）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写道：“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
按语还提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惟一出路。”②（②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手稿，1955年5月。）
五月十三日，按语、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审阅修改了编者按和结束语。
和第一批材料相比，这次发表的大都是五十年代的信件。因此，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在结束语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把胡风称为“反革命”。他写道：“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和结束语的修改，手稿5年5月。）
这样，对胡风问题的定性，由“胡风反党集团”又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六月三日，毛泽东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六条，提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3日。）这个指示，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阅后发出。由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的揭露和追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由于这部分材料侧重于揭发胡风的所谓“反革命”阴谋，毛泽东对这批材料看得特别仔细，并加写按语达十七处之多。在这些按语里面，说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的策略手段是“往往采取以攻为守”和所谓“清君侧”等等。这些论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这些不正确的论断出发，毛泽东提出：“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①（①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加写的按语，手稿，1955年6月。）
同时，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毛泽东修改这篇社论时，加写了三段话。
他写道：“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①（①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修改，手稿1955年6月。）
随后，这三批材料结集出版，定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两条按语。《序言》说，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辨别能力，清查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对于确实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完全必要的。但当时，毛泽东在恩想上存在着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链”的情绪。在这种不切合实际的估计下，肃反运动发生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偏向，严重伤害了不少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胡风被逮捕。十年之后，一九六五年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在肃反运动中，错误地处理了一批人，教训同样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