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席住在头等舱。”“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6页。）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刘少奇的报告，引起代表们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拥护这个报告。
毛泽东在五月八日、十七日、二十日、二十三日四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五月八日，以“破除迷信”为题，发表第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
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
最后，把他的讲话归纳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卜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将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大会。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研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为印发这个报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
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认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呢?世界上有万门行业，有万门科学技术，有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人只能精通一行或两行。懂这一种，对这一种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就是外行。
毛泽东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插红旗、辨风向。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下去，使得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又增加了一些“左”的做法，搞得又比较猛，把许多人当作“白旗”来拔，伤了不少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毛泽东还谈到设置对立面的问题，这个思想在党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曾产生过消极影响。
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他说：
“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蓣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豁’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豁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蓣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豁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豁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毛泽东这段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味。他用《风赋》来启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从事物的细微的变化中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当一种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研究它，识别它。这是作为有政治敏感性、有预见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不过，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分析。刚“起于青菝之末”的小风，可以发展成为“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大风；但并不是任何一阵小风都能发展成为那样的大风，即便是可能发展成大风的，当它还处在“青菝之末”的时候，在对待它的做法上，同已经“盛怒于土囊之口”时也必须有明显区别。如果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识上夸大了它，混淆了两者，那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特别是工业，又特别是钢铁和机械。据档案记载，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十九日的二十天内，他先后同主持这些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单独谈话共九次，包括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分管农业)。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消息不断报来，毛泽东为之高兴，作了许多批示。
六月六日，王鹤寿报告说，他与林铁(华北协作区主任)商谈结果，认为华北地区钢的生产能力，一九五九年底达到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邓小平时写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①（①毛泽东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7日。)这个数字，比刚刚闭幕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冶金部报告的计划数又翻了一番，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个由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的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六月七日，冶金工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毛泽东将此件批发给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批示中写道：“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六月十一日，农业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毛泽东把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②（②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农业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日。)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他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①（①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17日。）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要点，将赶上美国的时间又提前了五年。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其中谈到粮食“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②（②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毛泽东也批给军委扩大会议，称“此件很好”。
六月十七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③（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情绪也越来越兴奋，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时间是六月十九日，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陈云是这样说的：“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后来也讲过这件事：“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②（②这里是指1959年钢产指标几次变化的数字，即：薄一波1958年的报告中提出的624.8万吨；4月15日国家经委根据各地报来的钢产指标汇总的711万吨。称第二本账；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800万吨到850万吨，称第三本账。）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王鹤寿同志就很有劲，布置了。”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这个攸关全局的重大指标就这样来确定，显然缺乏科学论证，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隔了仅仅两天，六月二十一日，冶金部党组送来一个报告，说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一九五九年华东地区(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为八百万吨，④（④关于这个情况，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一书中，有一段记述。他说：柯庆施“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见该书下卷第725页。）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个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最近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更坚定了钢产量翻番的决心，很快将报告批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及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
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将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报给了毛泽东。总结说，华东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今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当然这又是一个使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毛泽东将这个总结推荐给《红旗》杂志发表了。
从上述毛泽东写的一系列批语来看，他对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高指标，是相信了。这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这里，仿佛又重复了当年农业合作化时的类似情景：毛泽东首先提出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同样对领导工业生产缺乏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加码，纷纷提出比毛泽东更高的指标，又反过来影响毛泽东；根据这些不实的情况，毛泽东再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深信这是能实现的。如此几经往复，所谓“大跃进”的局面也就越来越远离实际，成为主观主义的幻影。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其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王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①（①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毛泽东这些想法，是对未来农村组织形式的一种设想，事实上相当程度地带有他所说的“乌托邦”的色彩。他的这些设想，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而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在六月间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批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一九五八年八月，进入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他所听到的几乎是一片粮食年产翻一番的声音。他总是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且是毫不含糊的。他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干?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毛泽东所听到和所看到的，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
他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所到之处，都是鼓励并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①（①1958年8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在这种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
毛泽东是八月十六日到北戴河的。这天上午，他还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中午十二时二十分结束，十二时五十分便登上专机飞往北戴河。毛泽东外出是很少乘飞机的，一九五八年却是例外，连到北戴河这样的短距离出行都乘飞机。这一年，全国工农业的生产节奏很快，毛泽东的行动节奏也很快。下午二时到北戴河，三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六月十九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27页。）
八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直疗养院礼堂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他集中上一天大家的意见，提出会议准备讨论的十七个问题，包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一九五八年的钢铁铜铝生产问题、一九五九年农业问题、一九五九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一九五八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民兵问题等。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除个别外，全部是经济问题。
毛泽东说：“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关于今年粮食生产和分配，各地报来的情况，毛泽东非常乐观，说今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六千五百亿斤，①（①后来经过核实，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是4000亿斤。）即每人平均一千斤，明年人均一千五百斤，后年二千斤。毛泽东问谭震林：“明年你们安排怎样?”谭答：“有的地区是人均二千五百斤，口径不一。”毛泽东对深耕特别有兴趣。他觉得，深耕，可以搞密植，可以多施肥，可以多蓄水，因此他说：“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7日。）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当时称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他们是：柯庆施(华东)、李井泉(西南)、陶铸(华南)、林铁(华北)、王任重(华中)、张德生(西北)、欧阳钦(东北)。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亲自抓工业。鉴于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下放到地方，在工业管理、物资分配等方面又出现了分散和混乱现象，他提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强调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他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他强调，所有计划要统统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现在铁也调不出来，钢也调不出来，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钢产量明年二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毛泽东最后又回到工业问题、钢铁问题上来，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他说：“钢铁检查小组，每十天要检查一次。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19日。）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计划问题。刘少奇发言，主要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①（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邓小平也发表了一个简短有力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②（②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19日。）刘、邓的发言，都是为了保证全国重点项目，特别是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③（③这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
毛泽东对能否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总是担心。这不可能不担心。到七月底为止，全国钢产量累计起来才三百八十万吨，而到年底只有一百五十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生产七百万吨钢，谈何容易。但毛泽东当时还是有信心的。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毛泽东再一次地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他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在各类社会人群中，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①（①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1日。）
根据毛泽东这个提议，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关中，开始酝酿恢复供给制，有的地方并已开始实行。但由于实际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没有搞成，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却相当普遍地实行了。
毛泽东上述讲话，反映了他的一种平等观。这种平等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十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生活的经历，它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这中间，有合理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特别是对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平等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走上绝对平均主义，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严重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因为同军队领导人研究我国领海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二十二日会议讨论钢铁问题。陈云传达了二十日毛泽东听取关于钢铁生产问题汇报时作出的八条指示。毛泽东批评了前一段偏重于搞计划，忽视了搞生产；强调原材料调拨和生产要服从国家计划，要有纪律；提出开一个工业书记会议。①（①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22日。）二十三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社的规模大小、社的发展快慢，由各地决定，不要性急、勉强，不要强迫命令。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应该是很自然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也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在这次会上，柯庆施率先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不少人赞成。刘少奇表示：“吃饭不要钱，今天不作决定。”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他强调，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内容，一定要有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8年8月23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8月23日。）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这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已经完成，经毛泽东审阅后交会议讨论。关于吃饭不要钱，毛泽东也表明了态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2，4日。）由于毛、刘的明确表态，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提这件事。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全党办工业问题。出席工业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看来，毛泽东对他写在决议上的这句话，心里并不那么踏实。这句话在公社化运动中造成很大危害，急于过渡，大刮“共产风”，同这句话有很大关系。后来他很后悔，并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把中国建设成什么样子，毛泽东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想，既然粮食几倍、十几倍地增长，粮食多得都使人发愁，那末，还要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呢?所以，他提出一个设想，拿出三分之一的耕地植树、种草，真正实现绿化。他说：“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毛泽东的这个愿望看似很美好，但却是建立在浮夸虚报所造成的假象的基础上，只能流于空想。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这时，刘少奇插话说：“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
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又着重讲了抓工业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关于生产计划，毛泽东主张有“死”有“活”，全国一盘棋，一个计划，分级管理，有重点，有枝叶。．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产任务，这是“死”的，一吨也不能少。明年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如果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二百万吨归地方自由支配，就是“活”的。
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8，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说，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
历时十四天的北戴河会议，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各项任务而结束了。这次会议一共通过了四十个文件。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①（①原定为1100万吨，根据薄一波的建议，在发表会议公报时改为1070万吨，正好是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的两倍。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31、732页。）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O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这些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标作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来公布，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75页。）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从农业战线上调出来炼钢铁，严重影响了农业收获，搞得丰产不丰收。这些代价太昂贵了。
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九月三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国家早日富强起来，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这些，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大跃进”中取得的新成绩激励了毛泽东，六亿人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志感动了毛泽东。当他读了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关于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报道以后，兴奋不已，“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的早晨，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富于浪漫色彩的瑰丽诗句，不仅是对消灭血吸虫病这一奇迹的赞叹，不仅是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无限感慨，也是对“大跃进”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的颂扬。
毛泽东深知抓住时机的极端重要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际上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和平力量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当时他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间地带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国驻外使节谈话记录，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抓住这个时机，以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想用最快的建设速度，使国家发展起来，兴旺起来，强大起来。
对于发动“大跃进”，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充足根据的。从客观条件来说：第一，中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决定的因素。第二，中国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经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形成了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平等关系，由此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出来。从主观条件来说，党已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有了一套工作方法，能够适应“大跃进”，并能够保证“大跃进”不出大的乱子。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很满意，认为发展速度太慢，决心另辟蹊径，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八年的实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还很不足。别人的经验不愿意照搬，自己的经验又很缺乏，这样就很容易把过去领导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移用到经济建设中来。用群众运动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搞经济建设，就是突出的例子。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政策，片面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人的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调查研究不是没有，但大多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或是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中得到很多并不真实的和虚假的东西。而这些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从上面(包括毛泽东本人)用行政力量压出来的。根据这些来决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多么危险!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过去那样讲实事求是，从思想路线上偏离了正确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以后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
“大跃进”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凭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可以快一些，也应当快一些。但是由于要求过急，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无法实现的工作任务，而且把是否实现这些高指标和工作任务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就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强迫命令等坏作风的滋长。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被抛弃了。主观愿望代替了科学论证。所谓“破除迷信”连科学的东西也破除了。以“一0七0”的钢产量指标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指标，牵动了全局，一压下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完全打乱，许多正确的政策规定也成为一纸空文。
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深刻总结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对此，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刷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①（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96、308、309贝。）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正地作出如下论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l司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②（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8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