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韶山。从一九二七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回韶山前，毛泽东先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见《史记-魏世家》。原文为：“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①（①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稍事休息，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六月二十五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乡的路。一路上，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6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2—14页。)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墓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行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①（①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韶山的节日》，见《周立波文集》(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634页。)
六月二十七日，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两山之间，是“大跃进”时兴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②（②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①（①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②（②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5页。)”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就是有名的诗作《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还写了一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4页。)
六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毛泽东心情轻松，作了一首律诗《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在几天内接连吟成两首诗，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
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这次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5、406页。)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
为什么要把读书放在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理论的指导，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需要总结经验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理论。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毛泽东比较看重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加看重的，是形势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形势总的是好的，而且在继续好转，这要肯定下来，同时又认为存在的问题不少。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综合平衡列在四个问题的首位，把它提到与群众路线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这次突出地强调综合平衡，是经过“大跃进”的生动实践和严重教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他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第四，明年任务；第五，四年任务。毛泽东把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讲。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很显然，比起上一年来，毛泽东的头脑冷静多了。
如何完成任务，有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鉴于“大跃进”中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告诫说：“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昕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黔就是‘资本主义’。”“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除了读书、形势、任务等五个问题，以下十二个问题都同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有关。——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在这里，毛泽东对平衡不平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平衡是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
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最后，毛泽东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5—82页。）
这两次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会议在什么范围内、在何等程度上继续纠“左”定下基调。对问题的估计，从过去说的“一个指头”到这次的“一、二、三个指头”，也前进了一步。毛泽东希望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认识，把纠“左”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
从七月二日这一天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②（②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这几天，毛泽东没有怎么召集会议。他批阅了一些文件，印发会议，以推动与会者深入讨论一些问题。
七月三日凌晨一时，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在服用了安眠药以后，入睡之前，半靠在床上批阅文件，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7月3日。）这显然比“以粮为纲”的提法更为全面。
七月四日，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当时，粮食问题很吃紧，再大幅度增加征购指标，势将增加农民已经很重的负担，影响农业生产，引起农民不满。陈国栋建议，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对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作必要和可能的调整。调整后的数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不变。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上海会议确定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度粮食销量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亿斤，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度粮食销售指标原定为九百七十五亿斤，还是偏大了一些，建议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①（①指协作区主任。）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
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3、84页。）
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制约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大问题。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年前，他曾经乐观地认为，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然而，粮食的紧张情况使他比较冷静地面对现实。他在这个批语里概要地提出了解决目前粮食紧张问题的基本办法。引人注意的是，批语里的这句话：“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自公社化以来，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都荒芜了，谁也不去利用，或者不敢去利用。关于恢复自留地，中央虽已发了指示，但许多地方并没有落实。毛泽东看到这个问题，特地指出或者重申这些放宽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认真得到实施，对于缓解粮食紧张状况、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日子，可以起不小的作用。
从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些文件看来，庐山会议的召开，确实是想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有不同意见，社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不满情绪，但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想要开展斗争、反右倾。
从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庐山会议开了有一个星期了。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9页。）
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参加人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这是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他先讲了一下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接着，他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①（①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万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谈到总路线，他说：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的问题，他说：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全局形势作这样的估计：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谈起高指标，毛泽东总有些后悔，但他认为“大跃进”总的来说不能说是得不偿失。
“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部分转入被动，特别是公布粮棉等四大指标，自己设一个菩萨自己拜。但我们只能说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全军覆没。没有达到一千八百万吨钢，总还有一千三百万。北戴河会议时，人心高涨，形势很好。那时就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步认识了这些问题，腰杆子逐渐硬起来了。但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腰杆子不能硬的。副食品总还不够吧?肉还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讲这部分问题，讲的对。要承认这一部分缺点错误。好比打仗，打败仗是失多于得，打胜仗是得多于失。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毛泽东还谈到片面性的问题：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刘少奇：去年一度对平衡的破坏是暂时的，但建起这些厂子从长期看是起作用的。)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但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还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还没有贯彻好，有的还没有执行。比如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但的确也有多快好省的。去年的确办了一些事。平衡部分地被破坏了，但这是暂时的，认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对小洋群也要有正确的看法。小洋群对加快的发展速度是有好处的，对为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服务来说也是好的。”
谈到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1O日。）
毛泽东作这篇讲话的时候，对一些批评和不赞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映材料已感到不满，担心这样会全盘否定去年以来的成绩，不过他讲话的语调还是平和的、说理的、有分析的，并且说，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对党内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要帮助他们认识，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关于对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从局部来说，从一个问题来说，缺点、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他肯定总路线，同时又说路线正确与否要用十年时间的实践来证明。他承认“大跃进”中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说来，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国民经济平衡受到破坏，只是暂时的，认识了以后就可以转过来。总之，他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还是那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他着重强调的却是“成绩是伟大的”这个方面。
毛泽东的讲话，对会议所讨论的和党内外普遍议论的重大问题，一一表了态。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这是几句很重的话。以后庐山会议发展到十分不幸的地步，也就是党中央内部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导致的结果。毛泽东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统一大家的认识，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并且觉得会已开得差不多了。
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0页。）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②（②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9年7月13日。）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彭德怀是在访问东欧等七国后立即上山的，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他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48号。）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②（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40页。）
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③（③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具体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据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④（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26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2号。）
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里，也讲到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他写道：“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个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他会斟酌的。”①（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5、276页。）
彭德怀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②（②庐山会议档案。)
七月十七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9页。）
彭德怀的信，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
“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6号。）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8号。）
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秀才”②（②当时所称的“秀才”，主要指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们和一些与会者的一种看法，也反映了会议上的一种气氛。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是要充分肯定成绩的，但他也并不完全赞成那些护短的人。他希望把缺点、错误尽快改掉，取得主动，以利继续跃进。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他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③（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2页。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4号。）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②（②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引者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点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明显地是针对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出的反应。点到历史上的四次路线，点到“有失有得”，更显然是指彭德怀，只是没有说出名字。毛泽东接着说：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讲到这里，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①（①指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领导的赴河北昌黎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组)。在“反右倾”运动中，董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1年平反。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科学院有一个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嘛，一个时期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各部，还有地方。地方可以原谅。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去计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就要多少运力。……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O七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O七0万吨。同志们自已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①（①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 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2、253页。）
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②（②彭德怀1959年写的《庐山笔记》。）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从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气氛也还正常。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③（③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七月二十三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
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他接着说：“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毛泽东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①（①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毛泽东四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和这个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小组会上的讨论，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彭德怀的思想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的总路线进攻”；“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等等。到后来，越来越集中搞彭德怀历史上的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了。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人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的批评，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和党内党外所谓右的势力在遥相呼应。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①（①这是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的节录。其中讲到公社问题时说：“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他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②（②毛泽东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的批语，手稿，1959年7月29日。）
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③（③毛泽东给王稼祥的信，手稿，1959年8月1日。）
对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影射中国。后来，利用赫鲁晓夫十月访华的机会，向他当面澄清人民公社的问题。但不是在正式会谈的场合，而是在送赫鲁晓夫上飞机的会客室里的谈话中，似乎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自然，口气不会像写党内批语那样严厉。毛泽东说：“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①（①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10月4日。）
过了几天，一个波兰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时，把跟赫鲁晓夫讲的这些话，又对他们说了一遍，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加个人所有，两条腿走路。主要的是集体所有。”他还告诉波兰客人：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至于名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公社也可以，叫合作社也可以。但它经营的不只是农业，它有工业，还有学校。②（②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这样详尽地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可能包含着消除赫鲁晓夫讲话在波兰的影响这样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在批语中对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鼓干劲提出明确要求：“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这些批语，使庐山会议批彭反右的调子越来越高。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①（①指正在起草中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9日。）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讲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会议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毛泽东说，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不同意，说是对半开。第一个出来为即将召开的八中全会批彭定调子的，是林彪。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泽东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指七月二十三日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他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两次常委会后，毛泽东把列席的四个人留下来，又谈了一阵。说让他们列席会议，是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怀和那封信的影响。毛泽东对争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①（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第181—213页。）
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剥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如克诚②（②克诚，即黄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①（①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毛泽东的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集中力量批判彭德怀等主要的几个人。
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关于改指标问题，毛泽东说：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谈到路线问题，他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提出：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五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了。我看不行，不应该分裂，我们应该团结。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2日。）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挖苦，并首次提出“军事俱乐部”这个称号。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日：‘痛改’。”①（①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手稿，1959年8月2日。）
毛泽东对张闻天非常不满，他认为张是“旧病复发”，而且“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搞到一起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最忌讳不过的。
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对这个问题的揭发和追逼，使得这次全会的气氛极不正常，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极大破坏。彭德怀为了顾全大局，一再作了检讨。他后来回忆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②（②《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8页。)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再次讲话。
这次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他甚至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这些话，实在讲得太过分了。
他说：“我们跟彭德怀同志个别的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等几位谈过几次，常委会又跟彭德怀、黄克诚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周小舟、李锐这些同志，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
然后，又历数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些就是彭德怀等这一次“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今年上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在这一年半中间的进步，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反面的东西变成一种有益于我们的教材。
毛泽东特别讲到“秀才”问题。他说：有些人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我看挖不到，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最后，毛泽东提出，这个会收场要收得好。他说：“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评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毛泽东又说：“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七月十六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三十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1日。）
从八月十日至十六日，毛泽东连续写了几个长篇批语和通信，对彭德怀，对所谓“军事俱乐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进行批判，其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十一日的讲话。
八月十日，在对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①（①毛泽东对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食堂给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0日。）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②（②关于两本书，毛泽东说：“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所说的《哲学小辞典》应为[苏]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建议信。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③（③毛泽东《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手稿，1959年8月15日。）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先后写了两个长的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在第二个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①（①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关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写道：“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一批评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日看，二日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②（②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手稿，1959年8月16日。）
本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在八月十六日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漶然汗出，霍然病已’。”
尽管毛泽东反复讲党的团结，讲“团结-批评-团结”，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整个会议被紧张气氛所笼罩，批判的调子更加升级，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①（①王任重日记，1959年8月21日。)
若干年以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9、260页。)
在会议的巨大压力下，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不得不承认了错误。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②（②毛泽东对张闻天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8月18日。)
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①（①毛泽东给黄克诚的信，手稿，1959年8月24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九月九日，彭德怀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当即将此信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并加批语，写道：“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②（②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手稿，1959年9月9日。)
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就是锋芒对着右倾。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看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近一年内，他一直致力于纠“左”，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这次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却主要在右的方面。这多少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会从反“左”一下转为反右。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他又说：“要估计到他们有可能改造。什么个道理?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他们也有一种不很清楚的、决议案所谓‘模模糊糊’的愿望，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我们的根据就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一个侧面。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从这里又讲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这样长久的历史，比如彭德怀同志，我说三十一年就这么散了啊?毛泽东借用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表达他希望彭德怀等人改正错误的心情。他估计“无非是两个可能，一个是能转变过来，第二个是不能转变过来。我们极力争取第一个可能，使他们转变过来”。他说：“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路绝了是不好的，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的意思。其所以要如此，因为他们过去历史上做过好事，他们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6日。)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和决定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09页)
历时四十六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严厉的批判。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作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已经作出正式结论，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庐山会议错误地决定“反右倾”，使得持续不到一年、成果还很不巩固的纠“左”付之东流，以“五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重新泛滥。一个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就是很难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