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带头作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毛泽东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毛泽东十分关注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三月二十九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第二天就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他从广州出发的时候，正是广东插秧季节。他在火车上细心地观看铁道两旁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①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②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毛泽东谈话结束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第二天（四月一日）他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六日，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种情况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以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四月八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到长沙。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
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由于社、队规模划小，又加大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原来人民公社的那个“大”字，事实上已被否定。这回毛泽东又说，所谓“公”只是表现在积累上，而且两三年内又不能搞积累，这样，原来的那个“公”字，事实上也发生很大变化。对人民公社制度，毛泽东没有否定。但它的内容，不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分配方面，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同公社化运动时大力宣传的那个“一大二公”，是大大地不同了。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毛泽东和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在一个一个地推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那封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④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开展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被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深刻得多，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迫切希望和要求，活龙活现地展示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这时，由中央明令解散食堂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再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肯定是有影响的。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顺三七”、“倒三七”，都是供给制的概念，即工资部分（按劳分配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胡乔木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跟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乔木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应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桥头湾小队长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胡乔木在汇报时，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当然也就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左”，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取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又丝毫没有流露。四月十一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⑤当时，湖南正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多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开会情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湖南调查组根据韶山一个食堂的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可以散得很快很好”。⑥
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胡乔木的来信及四个附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予以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⑦过了十天，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在文件标题下面加了一个副题“胡乔木同志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以突出食堂问题。
这是在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曾几何时，“公共食堂万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坚持公共食堂”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人们都把公共食堂看作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反右倾”运动中，多少人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批判甚至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人们的思想被紧紧地禁锢着。况且，“六十条”对食堂的规定，总的精神还是要办。所以，在解散食堂问题上，要全党上下达到一致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涉及修改“六十条”的问题。但从毛泽东的态度，特别是从转发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来看，他是想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⑧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
五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很高兴。他借复信的机会，再次催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是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其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⑨这时，毛泽东已从杭州到了上海。
五月七日，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给毛泽东，汇报他在武安县伯延公社等调查的情况。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⑩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①指秧苗的行距和株距各为六寸。“大跃进”中瞎指挥，搞过度密植，许多地方批评六寸乘六寸是“稀植”，是保守。②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③毛泽东同张平化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④《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⑤毛泽东给汪东兴的信，手稿，1961年4月11日。⑥胡乔木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61年4月4日。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⑧毛泽东给邓小平的信，手稿，1961年4月25日。⑨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手稿，1961年5月6日。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记录，1961年5月7日。
五月八日，毛泽东收到胡乔木当天的来信，信中报告最近调查情况。（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办。对于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基本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应热烈的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预计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湖南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五个公社作成立供销社的试点。（三）手工业问题。中南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小于农村。（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城市工商业和城市整风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①
五月九日晨三时，毛泽东将胡乔木来信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午四时半复信胡乔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五月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彭真十日来信。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的顺义、怀柔作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的主要情况是：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都已调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关于供给制，要求废除，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关于食堂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关于耕畜、农具，普遍主张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③
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从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④对张平化的来信还写了一个批语，强调调查研究。话虽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⑤这个批语是在天津写的，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刘少奇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⑥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⑦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发表了讲话。
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Ο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他说：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毛泽东仍坚持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过总结，就是那篇《十年总结》。《十年总结》有一些很好的内容，但“左”的东西仍不少。比如，对全国刮“共产风”起过很大影响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认为七八两月的庐山会议基本上取得了主动。而且，《十年总结》完全没有触及当时已经严重泛滥、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的“五风”特别是“共产风”的问题。这次总结，触及许多实质问题，作出一些比较符合实际比较公正的论断。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所谓“大为深入了”，当然只能放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来理解。从长远来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要认识清楚，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警惕受骗。他说，他就受过骗。河南省委一位书记曾对他说，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就是展览会上的一个机器。后来邓小平去河南调查一个县，那个省委书记就连夜把那个机器从郑州展览会运去。毛泽东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教训来记取，提醒各级领导同志们注意。此时毛泽东也许会联想到，一九六Ο年他参观了那么多的“四化”展览、新技术展览，那里头有多少展品只是作个摆设而没有真实意义和实际价值呢？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他以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证明，教育干部是一个何等重要的问题。他说：“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经过那次整风，七大以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套，全党就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时期还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非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八月。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自然要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小，在那次会议上他的心情也并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第二次庐山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毛泽东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一九六Ο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⑩
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六个报告：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的估价；（二）三年调整的目标；（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邓小平的讲话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①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1961年5月8日。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③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④指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1961年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⑤毛泽东转发张平化来信的批语，手稿，1961年5月14日。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页。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6月12日。⑩毛泽东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稿，1961年8月23日。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①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的心情比较轻松，也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有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有过批评，但都属于正常的讨论。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九月九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说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因而得名。凡游庐山者，大都要到此一游。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九月十六日，会议闭幕那天，毛泽东又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很能反映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庐山，九月二十一日到了武昌，准备在那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二十三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二十四日上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并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蒙哥马利又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②
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③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④
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他的词作中，以游泳为主题的就有两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满足。他从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几乎没有间断过。一九七四年在长沙，当时已是重病缠身，走路都要由人搀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如的体态，看不出是一个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主要讨论工业等方面的问题，但毛泽东着重关心和注意的仍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他在会议期间也批示印发过工业等方面的材料，如陈伯达、田家英率领的天津调查组关于工业问题的调查报告等，但都没有写批语。写批语的只有一个材料，那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写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⑤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⑥毛泽东后来一直称赞这个文件。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不要以为有了一个“六十条”，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是这样的。在他看来，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据王任重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二十一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二十二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二十三日晚给主席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二十四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⑦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会见后，就乘专列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子厚：“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看法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更接近实际。已经不再是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宣传“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时的那种认识了，更不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时的那种认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过去讲“大社优越性”、“小社束缚生产力”，讲“一大二公”，也都说出了许多道理，论证这些观点的理论文章也不计其数。但实践终归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
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⑧
最后，毛泽东把大队应管之事归纳了几条。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⑨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⑩
①王任重日记，1961年。②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③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上午。④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下午。⑤十个问题，指（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致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以经营管理方面出出了一些错误做法。（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在改造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也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⑥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1年9月6日。⑦王任重日记，1961年。⑧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⑨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信，手稿，1961年9月29日。⑩毛泽东给邓小平、彭真的信，手稿，1961年月10月4日。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①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这是老解放区，而且有良好的农业合作的基础。经过调查，他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二十三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②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邓小平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③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之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实际上，就经营规模的大体而论，这是正确地回到初级合作社，但还保留政社合一这个僵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仍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每走出一步的时候，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是，最后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并不是靠批判，更不是靠斗争，而是靠调查研究，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带头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寻求真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总归要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九六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毛泽东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①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1月23日。③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搞，1962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