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不要怕，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七千个军事管制单位，群众都欢迎?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这个道理。”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①（①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3月13日。）
这是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②（②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
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特别是军管和军训这两项措施，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它。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二百八十多万名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随着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一件事促成了这种不满的爆发，那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二月十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批评他们：“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十二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就向张春桥责问为什么不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①（①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当晚他们向毛泽东汇报。陈毅提到的延安整风这件事，触怒了毛泽东。据王力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③(③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在气头上分量很重的话。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
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又把登载了天津小站公社情况材料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送给毛泽东，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在第二天看后批道：“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②（②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仍是很不满意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①（①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浪。二十七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两天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唐闻生、王海容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9日。）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五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事态的发展便不依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③(③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3日。）当他看到打着“革命”旗号起来夺权的造反派内部情况相当复杂时，在一次谈话中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①（①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3月16日。）以后，《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一篇社论时，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②（②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事态的整体发展仍然充满信心，认为在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是难免的，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引导”工作）并不难解决。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③（③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五月十六日，他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①（①毛泽东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16日。）
既然毛泽东依然认为“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他对当时全国混乱局面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仍缺乏认识，错误地以为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四月六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年4月6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五月十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①（①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0日。）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14日。）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二十七日，他又在转发五十四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③（③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年5月27日。）
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毛泽东在五月间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也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从下文看，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大批判’阶段。那两篇文章都是批判刘少奇的。——引者注）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决战的关键阶段”，已经进入“正题”，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胜利在望，尽管现在依然是“天下大乱”，下一步该“达到天下大治”了。但他也发现事情的发展不完全如他设想的那样。他在这次谈话中说：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像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现在，他认为运动应该进入以“大批判”为主的第四阶段，着重“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圆满成功，结果，事情依然不是如他所想像的那样发展。“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毛泽东是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当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二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四月六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江青四月十六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五月十六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六月四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②（②《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318页。）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七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72,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①（①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①（①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十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2页。）
事情看起来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十四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十八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十九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七月二十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事件”。
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这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他的头脑就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随同毛泽东从武汉飞抵上海的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在二十四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9、290页。）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月25日。）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①（①《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63页。）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③(③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七月二十二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④(④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⑤《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94页。）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①（①《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还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他计算着“文化大革命”还需要进行多长时间，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比他原来预计的要长，但仍认为有三年总可以够了。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
九月四日，他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②（②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4日。）
九月九日晚间，他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他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引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引者注）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他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①（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项决断的直接导因是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o”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八月七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①（①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年8月7日。）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一九六七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①（①《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3页。）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3—45页。）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毛泽东决定采取对他们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①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①（①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17日。）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②（②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③(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九月十九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④(④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19日。）
二十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①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②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40页。）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二十三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十天。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势，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前后，经他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九月五日），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九月十三日），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九月二十三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十月十四日），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十月十七日），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十一月十四日）。这一系列措施，目的都在稳定局势，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纳入他预期的轨道中去。
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这从周恩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样讲：对你们来说，始终我们的话是不灵的，而错误的估计、极左的东西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直到现在，各地还在揪“军内一小撮”，许多群众组织还在打“内战”，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正从你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完全错误的。①（①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天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对自己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始终深信不疑。他看到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并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加以纠正，但看到社会上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又认为有必要维护“文化大革命”，不能因“支流”而忽视“主流”。他在同外宾谈话时尤其强调这个方面。
九月三十日，他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汶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9月30日。）
十月三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他又用很长时间来讲干部问题，说：“我只要求你(指干部。——引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另一方面，他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努马扎莱插话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②（②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年10月3日。）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对他们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又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①（①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0月12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7年11月5日。）
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在十一月五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③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十一月内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的概括的表述，最先是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发表的，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编辑部文章把这个理论的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但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文章发表前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并同意的。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似乎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仍十分自信能有效地控制局势，认为“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着手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来。可惜事实却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