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九六七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①（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一九六七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二月二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四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保存下来的一份二月十二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作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三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③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这时，出人意外地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件事是林彪、江青联手发动的。杨成武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列席人员，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七年夏，杨成武、余立金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历时两个多月。途中，杨成武听到过毛泽东对林彪等不满的一些话。回北京时，叶群问他：“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讲没讲林总的什么话?”杨成武只能回答她：毛泽东没有讲过。不久后，林彪便说：“杨成武封锁我，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要杨成武派人查找一批鲁迅手稿的下落。这些手稿是戚本禹取去的。几天后，担负查找任务而到钓鱼台的傅崇碧被江青诬称“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替傅崇碧说话，又再次得罪了江青。在林彪、江青眼中，杨成武等已成为他们的“异己力量”，便发动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
打倒杨、余、傅，事前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已表明了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的态度。杨成武在一九七四年被释后，周恩来曾告诉他：“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①（①《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03、339、3加、374页。）但毛泽东仍作了一些保留。不久，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批示稿的批语，手稿，1968年4月6日。）后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中又就这件事作了自我批评：“所谓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①（①毛泽东同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讲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②（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基于这样的认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③（③1968年4月1O日《人民日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①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1220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年5月19日。）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①（①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③（③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到一九六八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三月到六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六月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①（①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十三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②（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他们仍拒不执行。七月三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七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一九六七年达到数千个。②（②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七月二十七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等五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也在座。谈话从晨三时半开始，到八时半结束，持续五个小时。毛泽东同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这“五大领袖”直接谈话，并且谈了这样长时间，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蒯大富因为打死了工人宣传队员躲了起来，比较晚才赶到。在他到来前，参加谈话的人中间有的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他(指蒯大富)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清华大学另一派群众组织。——引者注)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了。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毛泽东立刻插话说：“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聂元梓、蒯大富等的行动历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和支持。在毛泽东对他们严厉批评这种场合，江青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她插话说：“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她这样推托：“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林彪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如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江青又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韩爱晶说：“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江青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①（①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三十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①（①《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四十四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③（③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年8月17日。）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8月19日。）他认为，在接连采取几项大动作后，局势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_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面对大量客观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能过分。他在审改这篇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了以下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②（②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送审稿的修改和批语，手稿，1968年8月22日。）在这前后不久，他还多次提出不赞成使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一类说法。
“是时候了”，毛泽东八月十九日说的这句话，短短四个字，却很值得注意。它流露出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他期待很久的那个时候终于到了。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八月十日、十四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①（①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八、九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②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30日。）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F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尽管他所设想的那种新体制和新秩序事实上是行不通的，甚至产生了不少流弊。
既然“是时候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样提出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九月十九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①（①周恩来等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手稿，196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②（②毛泽东对周恩来等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年9月25日。）
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五十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①（①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日。）
几天后，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提出“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和“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也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②（②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一百三十三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五十九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九十七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五十七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十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五十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十四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t-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谈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次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以至反对态度的人日渐增多。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0月12日。）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更认为需要在这次全会上再一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采取“提出问题”要大家“讨论”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引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O月31日。）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②（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③（③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①（①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③（③《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页。）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④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①（①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②（②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3月23日。）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③（③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①（①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年8月16日。）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五月二十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20日。）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七十一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31日。）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②（②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党建党工作；二是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是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出现“打倒一切”的浪潮，打击面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力图对这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十一月十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①（①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毛泽东觉得现在应当着重提出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了。十二月一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②（②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②（②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二月十九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引者注)，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
他又对与会的人说：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3月22日。）
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②（②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11月4日。）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至于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份开始的。二月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③（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一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④（④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二月份，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⑤（⑤毛泽东对周恩来1969年2月5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2月。）三月三十一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⑥（⑥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31日。）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日。）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从四月二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①（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面继续对敌情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一面又强调要谨慎，不要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情。他说：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已暴露出种种问题，毛泽东仍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不搞这场“文化革命”是不行的。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13日。）
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大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九人发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前线、同苏联入侵军队作战的基层指战员代表。他上台时和发言结束后，毛泽东都站起来鼓掌，同他握手，并且说：“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4日。）这次全体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四月十五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二十一日选举和闭幕难以做到。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23日。）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而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只有十二人继续当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②（②《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九十五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③（③《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十八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已经很明显了。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一篇不太长的讲话，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鉴于不久前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防部队武装冲突事件①（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入侵的苏军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准备打仗”。他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还决定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单，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但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在九大上分别加强了实力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和争夺迅速加剧。毛泽东怎么也不曾料想到，在他一再呼吁的“团结”和“胜利”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