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①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②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④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⑥”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⑦”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⑧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⑨追查所谓“蜗牛事件”，⑩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⑾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在这以后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⑿“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⒀”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七0、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⒁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⒂
①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②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④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⑤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⑥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⑦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⑧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⑩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⑾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⑿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⒀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⒂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①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③，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⑤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⑥”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⑦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⑧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⑨，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他对布迈丁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
①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⑤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⑦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⑧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⑩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②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③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④”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⑤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⑥”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⑦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⑧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势，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⑨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⑩
①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外交部少数人谈话记录，1974年4月4日。③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年3月27日。④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4日。⑤据法新社北京1974年4月2日、6日、7日电。⑥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⑦“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⑧“梁效”成员的揭发材料，1977年12月14日。⑨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记录，1974年5月30日。⑩[美]李政道：《我同毛泽东的会见――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见《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6页。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①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有：“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这时，江青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她在天津巡视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信中还说：“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毛泽东看过信后，对“批林批孔”未置一词，只是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②
六月中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度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
七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引者注）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抵达他南下的第一站——武汉，仍下榻在武昌东湖。在这里，他住了近三个月。
毛泽东到武汉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进行眼病会诊。
这年春天，毛泽东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日益模糊。多年来他一直每天看书读报、自己批阅文件和动手写文章。眼病这种状况，使他十分痛苦和不便。起初，毛泽东没有马上找医生检查，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外讲这件事。后来实在看不清东西时，才不得已让秘书代读文件、书报等，有时还要秘书按他的意思在文件上画圈。
八月间，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确诊：毛泽东双眼都患有老年性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白内障是眼球内透明晶体发生浑浊现象，当时没有快速有效的治愈方法，需要等成熟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
这时，毛泽东的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单靠稍好的左眼来工作。医生给他服用药物，并配合滴用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根据医生意见，决定毛泽东继续休养一段时间，随时检查，待适当时候再做手术治疗。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们是：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九月四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和夫人（九月九日晚）；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九月十九日上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九月二十七日）；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十月六日）。
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引者注），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④
以上外宾，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⑤”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⑥
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国内局势，尤其是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一九七二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⑦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⑧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⑨”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⑩
①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6月24日。③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⑤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⑧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⑨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⑩1974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①
关于贺龙，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对张春桥讲过：“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引者注），贺把他杀了。”并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事后，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更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②一九七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③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的努力下，终于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稿。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列举林彪一伙蓄意捏造罪状诬陷贺龙的事实后，《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虽然《通知》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澄清了基本事实，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罪名”。④
上海是“全面夺权”开始的地方。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时仍在“隔离审查”中。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陈丕显的来信上批道：“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⑤
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⑥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⑦二十九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⑧
九月三十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⑨”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⑩
①《传达毛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8月18日印。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32页。③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④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撤销1974年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⑤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4年9月17日。⑥国民党元老人士，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反动统治，1949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年9月来大陆参观访问。⑦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⑧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⑨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圈阅的原件，1974年10月4日。⑩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页。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十月六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①
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②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达长沙。
从武汉到长沙有三百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秋风万里芙蓉国”。十月的长沙，正处于最好的季节。毛泽东住在位于岳麓山下的湖南省委宾馆九所。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毛泽东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十月十二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③很明显，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④
十八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⑤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⑥王洪文在信中说“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⑦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⑧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⑨”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十一月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十月二十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⑩”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⑾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⑿
①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20页。②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③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1974年10月14日、26日。④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94页。⑤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⑥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120页。⑦据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4、95页。⑧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传达记录，1974年10月20日。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⑩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年11月6日。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汇报信的批示，手稿，1974年11月6日。⑿毛泽东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6日。
几天后，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十月十七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①
同一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②”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太清，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③”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④”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⑤”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四日，仍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了四次泳。到十二月五日，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气，使陈长江感到震惊。⑥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十二月十七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二十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⑦
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但到他感觉到邓小平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这仍然反映出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十二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纪登奎回忆道：“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七四年十月下旬起，他在三0五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七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他还交代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⑧”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周恩来强撑着重病之身，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⑨”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他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问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⑩
①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1月12日。②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12日。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④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年11月20日。⑤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4年11月。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⑥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23、227、228页。⑦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⑧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⑨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4日。⑩周恩来起草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引者注），两本。我也是啊。①”谈话到此结束。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讲，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引者注），暇时可以一阅。③”
毛泽东的谈话，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看到客厅里发生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笑笑，没有说话。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他破例领受了大家这种盛情。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问题。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但这些认识，明显地带有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中已表示，从明年（一九七五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毛泽东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同在武汉时一样，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仍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四人帮”的成员连一次都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这位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休息时，他还常看电影和电视中的文艺节目，不少是他所喜爱的传统剧目。看过被江青一伙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园丁之歌》后，他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一九七四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鉴于“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扩建江青所说的“第二武装”、煽动派性斗争，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⑤”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⑥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⑦”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⑨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对这个结果，“四人帮”感到格外沮丧。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唐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唐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讲：“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⑩”
这年一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⑾”江青一无所获而归。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①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27日。②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2月30日。③毛泽东在江青来信上的批语，手稿，1975年1月4日。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⑤唐闻生、王海容所写的书面材料，1974年3月14日。⑥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⑦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1975年1月21日。⑧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页。⑨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2月1日。⑩毛泽东与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5年1月。据王、唐写的追记材料（1976年10月17日）。⑾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