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3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共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第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红一、五军团留守原地，称中央军；红三军团东出福建，称东方军。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由于主力一分为二，使蒋介石得到了喘息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加紧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红军作战则从此越来越被动。
红三军团这个“拳头”于7月初入闽，再转赣东北，历时3个月。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很疲劳，部队减员很大。
而留在原地的另一个“拳头”红一、五军团除8月底进行的乌江圩战斗外，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
这期间，聂荣臻抓紧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红一、五军团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召开了一次“八·一”运动会，给新整编部队授了军旗，颁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就在这次会上，聂荣臻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此外还进行了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技术竞赛，对获得优胜的红一团授予“牺牲决胜团”、红四团授予“英勇冲锋团”、红五团授予“模范的红五团”的奖旗。这几面奖旗，对部队的战斗意志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8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愬的第八十师师部率3个团于8月29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圩修筑碉堡。林彪和聂荣臻决定利用红军便于隐蔽的地形，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圩之敌。他们率领第一、第二师于8月30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欠一团）于31日3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圩西北，战斗打响后由西向东进攻，二师和一师一团从正面对乌江圩进攻。林、聂二人带着军团部随二师前进。当时大雨如注、电闪雷鸣，两个师很快对乌江圩形成包围，激战4小时，歼灭李思愬部近4000人，活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只有敌师长李思愬带少数人乘黑夜逃到八都。
乌江圩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一次较大的胜仗。但这一胜仗改变不了“两个拳头打人”所带来的总的被动形势。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五团的领导人为使部队着装整齐些，叫俘虏列队，把帽子、水壶、绑带全解下来没收，装备子五团的指战员。
聂荣臻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便把五团政委刘忠叫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纪律？你当的什么政委？”问得刘忠哑口无言，进行了检讨。聂荣臻对部队纪律和作风的培养要求很严，而对政工干部的要求更严。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部分的时机，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人。28日北路敌人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苏区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不是首先采取战略退却，以便创造条件对敌各个击破，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正面迎击，与敌决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三军团奉命进攻黎川之敌。途中， 10月6日，红三军团等部在黎川洵口与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歼其两个多团。临时中央看不到这次胜利带有偶然性，在强敌压境之际，继续强调进攻。10月9日，三军团按原计划进攻南城、黎川之间的交通枢纽硝石，连攻5天，敌人4个师的援兵赶到，被迫撤出战斗。
敌人采劝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至10月18日，在硝石至资溪桥20公里地段就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而临时中央不顾这种重大变化，还是继续进攻。一军团在这种严重的背景下投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0月18日，红一军团由抚河以西进到资溪桥地区，企图与红三、五军团等部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至25日，红一军团既没攻占资溪桥也没调动敌人，只是疲惫和消耗了自己。11月17日至19日，红一军团与红九军团的一个师一起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仗打得十分艰苦，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一、二师师长负伤，四团团长萧桃明牺牲，最后还是撤退了。
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附近堡垒地带，军团部遭到敌毛炳文第八师的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跟前。这时，军团部只有机关直属队人员，二师还在后面，情况非常危险。眼看着敌人上来了，聂荣臻亲自动员：“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聂荣臻和林彪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命令四团赶紧上来。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军团部人人上阵，直到四团赶到才化险为夷。
打完大雄关战斗后，红一军团在大雄关附近休整。在这期间， 11月20日发生了“福建事变”。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不知道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坐视蒋介石抽调北线“围剿”部队去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敌第三、第九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向闽西开进，从红一军团前面经过。敌人是行军队形，整个侧翼暴露在红一军团面前，一路一路地移动，十分好打。这里一打，福建人民政府便可以支持得久一些，也有利于红军。
红一军团的指战员看到敌人这样一路一路过去，说：“这个时候不打，再好的机会没有了。”聂荣臻也非常着急，与林彪商量，真想让部队立即出击。
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就是不叫打，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不给小军阀做挡箭牌，这就失去了很好的歼敌机会，大家都很不满意。
在“福建事变”期间，红一军团移兵永丰地区，企图从那里突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在战术上执行李德的“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一套战法。1933年12月25日，一军团在永丰南丁毛山与敌两个税警团和第九十三师，进行堡垒战，以堡垒对堡垒。敌人用炮兵轰一军团的堡垒，使红军接连受挫。部队有人不满地说：“不知搞啥鬼呀！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聂荣臻站在打得最激烈的一师阵地上，看到部队英勇冲锋，看到指战员在敌人堡垒面前遭到重大伤亡，心情十分沉重。这种“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处于被动。
1934年1月到3月，红一军团经历了风翔峰、三岬嶂、乾昌桥等一系列战斗，多数打成顶牛或中途撤退，只有三岬嶂战斗打得比较出色。
三岬嶂战斗的背景是，林、聂率领军团主力与友邻部队保卫建宁，同敌人几个师激战，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符竹庭指挥二营扼守三岬嶂掩护主力侧翼。二营在营长陈正湘率领下打垮了敌第九十四师多次多路进攻，以几百人抗击有飞机、大炮支援的一个师的敌人。三岬嶂制高点硝烟滚滚，杀声不绝，二营表现出坚如磐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最后，与一团主力一起，协同突击部队，把九十四师全线击溃。就总体而言是个消耗战，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被动仗，但作为局部，三岬嶂战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聂荣臻秉笔撰文，赞扬一团特别是一团二营敢打敢拼的战斗精神，取题为《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作为社论，发表在1934年3月4日的《红星报》上。
在这篇文章里，聂荣臻说：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虽然敌人的飞机和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倍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去！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第一团三岬嶂上光荣战斗的一页！
面对失败的总趋势，林、聂焦急、忧虑、彷徨。2月10日，他们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改用运动战消灭敌人①。他们建议说：“在运动战预期战场上的最重要阵地，须先敌一日或半日或数小时构筑临时的工事，以占先机之利。”“我第一防线与第二防线应相距一天至少三十五里以上路程，以便万一我第一防线失守后，敌向我第二防线进攻时我以第二防线阻敌，而以主力在第一、二防线之间，以运动战侧击或夹击和尾击敌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如无把握固守工事，则不应到处做工事，以免做好后反被敌人利用。”
林、聂在致中革军委的建议电中反复申明如何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但中革军委根本听不进去，回电告诫他们坚决服从军委的命令。
2月，李德来到红一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继续鼓吹“短促突击”。
大多数人头一次看到外国人，会场上洋溢着好奇的气氛。李德，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隆起的大鼻子。到会的干部们看着他，私下里议论：“这是斯大林派来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当军事顾问， 1933年9月到达中央苏区。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只凭军事教科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提出他的作战方针，完全是死搬硬套。在欢迎会上，他先感谢对他的欢迎，然后讲军事，讲“短促突击”，说要拒敌于国门之外，用“短促突击”的办法消灭敌人。
大家不理解这个“短促突击”，军团长林彪也不懂，他说：“你们不懂这个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在战斗中可以学到的。过去我们也只会打游击战，后来我们会打大规模运动战了，我们也要学会正规的防御战。”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论短促突击》，由参谋苏静刻蜡板印发到全军团。林彪的行为，使聂荣臻感到忧虑。4月份，中革军委提出“保卫广昌”，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李德亲自上阵。7月份提出“保卫长捅，以后又提出“保卫兴国”。
越“保卫”地盘越小，徒然地消耗弹药和兵力。如3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在南丰地区的作战，红三军团进攻三溪圩、三坑失利，在红一军团掩护下才撤出战斗，伤亡2000多人。4月中旬，红一、三、九军团与进攻广昌的国民党军11个师决战，打了18天守备战，损兵折将，广昌失守。红一军团艰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7页。
苦转战，打了不少消耗战。至9月初，林、聂断然改变“短促突击”的战术，采取运动战，才在温坊打了一个胜仗。
林、聂认为，那种一步一顶牛的堡垒对堡垒，敌人每次运动只前进二三里，这样，敌人整个体系是联在一起的，自然失去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机会；如果红军主力不接近他们，而是离得较远，他们是会前进比较远的距离的，自然会造成某一局部脱离其整体，就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的条件。
温坊战斗的胜利，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取得的。可惜，这次战斗离仓促的战略转移——长征，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已无补于大局了。
8月下旬，敌李延年集结4个师于朋口、莒溪、璧州、洋坊尾一线，红二十四师在敌进攻方向的朱鬃岭、桥下、肖坊一线构筑工事，红一军团奉命抗击这股敌人。第二天凌晨，敌第三师第八旅两个团从堡垒线出动，由于红军主力隐蔽得好，这两个团一下子就跃进了10里，到达温坊，脱离了其主力的筑垒体系，相对成了孤军，为红军提供了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机会。林、聂把军团指挥所设在松毛岭上，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二十四师，断敌退路，防敌增援，自8月31日21时战至9月2日拂晓，除少数敌人在温坊南八角楼作困兽之斗，第八旅两个团已大部被歼。9月3日，敌第三师和第九师集结3个团企图报复，再犯温坊，林、聂采取同样的战法放敌先头团深入，将其歼灭。至此，温坊战斗胜利结束，打死打伤2000多人，俘虏2400多人。共歼李延年部4000多人，而红军自身伤亡甚校敌第八旅旅长只身逃脱，被蒋介石枪毙，第三师师长李玉堂从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唯一一次较大的歼灭战，是背离“短促突击”的作战指导思想才取得的。这一胜利，更使聂荣臻思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领导红军采用诱敌深入，以运动战取胜的光辉思想。
个别战斗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就总体而言，中央红军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处处被动，到10月份，已面临被迫转移的唯一出路了。
长征前夕，聂荣臻和林彪从福建回到瑞金，军委向他们传达了新任务——长征。当时，这个行动还是机密的。接受了任务，林、聂一起去看望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被撤职了，但他时刻关注着前方的战斗，研究对敌斗争的战法，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提出：阵地战不能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福建事变”时，他写信给中央，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把红军拉到以浙江省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威胁敌人老巢，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但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愚蠢地拒绝了他的建议，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林、聂去看望时，毛泽东住在瑞金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子沙洲坝，高大的千年古樟掩映着他的古朴的农家小楼。
看望毛泽东，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对于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有过这样的回忆：“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看望毛泽东，是要冒风险的。
在向毛泽东问候以后，聂荣臻问：“就要突围了，主席有什么看法？”
“咦，你们知道了？”
“知道了。”林彪说。
“我们接受任务了。”聂荣臻说。
毛泽东头一天已接到部队要突围的通知。为避免嫌疑，他把话题故意叉开了：“好好好，我们到瞿秋白的图书馆去看看。”
聂荣臻感到毛泽东心底里的忧虑。他的意见人家不接受，时至今日，只好跟着队伍走了。但只要他在队伍里，革命就有希望，聂荣臻这样想。他亲眼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如何制胜，也看到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军事路线如何失败，这使他坚定不移地追随毛泽东，不怕非难。这也使他在尔后的艰难岁月里，始终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