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强敌围攻中不断发展壮大，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 1938年10月5日在致聂荣臻等人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充分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各方面的斗争成就，这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
早在1938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中，就称赞过晋察冀所取得的成就：“如李白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平绥之间大唱其戏。一边喊：‘打倒王克敏’①，一边喊：‘活捉聂荣臻’，打了好多回合，日本人打不过，便烧了老百姓好多房子。也好，烧了房子他自己也不能去，老百姓又好去当游击队。于是男女老少，全体动员，自卫军、少先队，又办学校，训练干部。几十个县城没有官了，于是建立抗日政府，且向热河打去??我们要在各地建立五台山，人山，各种根据地。”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劲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后出版。补充后的报告共10万余字。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补充报告后，复信聂荣臻：“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①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等单位，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毛泽东用他那流畅有力的笔触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在序言中指出：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谓予不信，视此小册。
朱德和王稼祥也写了序言。朱德写道：晋察冀边区的创造、巩固与发展，对于我国的抗战，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它给全国军民以坚持敌后抗战之信心与模范的榜样；同时它给日寇以无穷的打击与深痛的隐忧；再有，它给汉奸伪组织予以无情的扑灭与摧毁，使丧心病狂之败类不无顾忌，使敌后伪政权难以组成，及无法巩固其统治；还有，它也给全世界先进人士以正确的启示，在国际人士面前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因而增强了我国之外援。凡此种种，它起着在今天配合全国军民之英勇战斗，去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配合全国主力之出击，成为反攻敌人之最前线的有力阵地之伟大作用。
从毛泽东和朱德的序言中不难看出，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但是，聂荣臻的头脑十分清醒，他认①王克敏，大汉奸，当时在北平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委员长。
①王主任：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这些话，并不等于说边区的工作就没有缺点了，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还必须加强一系列的工作，才能使晋察冀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经得起更为残酷的考验。
由聂荣臻署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 1939年5月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晋察冀被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不是偶然的。从聂荣臻率领3000人的武装留在五台山起，中共中央就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看他们在华北日军的腹心地区究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坚持下去。如果能够坚持下去，那就证明八路军其他部队也能够这样做。这就可以使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如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不断壮大革命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力量，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抗战胜利后的革命斗争奠定基矗实践证明，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晋察冀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敌后站住了脚，而且全面地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有关抗日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动了群众，使八路军的军事斗争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不断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晋察冀边区在彭真、聂荣臻、宋劭文等人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除大力加强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外，还特别重视党的建设。聂荣臻和彭真都认为，要建设好根据地，首先必须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的根本保证。在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聂荣臻要求无论是地方党组织还是部队党组织，都要真正起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和教育群众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起来坚持抗日斗争。此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对下属各级组织，主要是基层组织进行了整顿。基础好的党组织，着重加强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党员数量少的地区和单位，大力吸收抗日活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在北方分局领导下，除了成立党校，还大量举办了各级党组织的训练班，轮训党的干部。在党员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把表现不好或不起作用的党员清除出党。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提高了党的质量，使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大为增强。平、津两市中共党的工作，抗战开始后一度比较沉寂。1942年晋察冀分局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刘仁任书记。随后党的工作逐步恢复，从秘密宣传、提高人民抗日觉悟，到提供情报、输送知识分子及各类人才、购买紧缺物资等多方面，有力地配合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工作，主要是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领导的。但聂荣臻在这方面也尽了心力。到1941年1月，彭真奉命去延安，由聂荣臻任北方分局代理书记。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和贯彻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全面开展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的文章，并在军区和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党员大会上，做了关于加强党性锻炼的长篇报告。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指出：“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此次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抓紧了对中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使党风有了好转，这对加强党的领导，克服1942年面临的严重困难及以后的斗争起了良好作用。
为了建立既是抗日又是民主的根据地，边区广泛地开展了民主政治运动，进行区、村政权民主选举，逐步加强和改造了基层政权。聂荣臻经常与宋劭文等研究，确定改造原来的旧政权首先要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后，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压迫人民或不为人民办事的人都清除出去，然后选举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出来掌握政权。各地还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改革了政权机构。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农民群众文盲多，投票选举颇为不便，他们就创造了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豆驯办法。就是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想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颗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来确定选举结果。每当聂荣臻与别人谈起这些时，总是极为兴奋，直到晚年他对此还津津乐道。这样选出的代表或干部，大多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是晋察冀人民祖祖辈辈从未有过的，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党和政府领导群众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并将这个运动普及到边区各地。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即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百分之二十五；债主之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此外，额外附加一律废除，高利贷一律禁止。1939年1月，聂荣臻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又强调，要保障人民已得的利益，各地必须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他明确指出，要从政治上压倒和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势力，这是根本措施。由于党、政府和农会在群众中的工作日益深入，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减租减息形成了广泛的自觉性的群众斗争。他们大量揭露了顽固不化的地主分子、汉奸特务分子，和违背统一战线及政府政策、法令的违法犯罪分子。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大大减轻了封建剥削对贫苦农民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使人民有了新的生机，从而对发动群众起了关键作用。但有的地方也出现了政策界限不清的做法。聂荣臻发现后及时向干部们指出：“我们是要吃牛肉还是要喝牛奶的问题。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农的财产全没收，不是很痛快吗？但这样做，只能是帮敌人的忙，会把地主、富农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又将形成中央苏区时‘赤白对立’的现象，危及到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我们认真搞减租减息，只要地主、富农执行政府规定的政策，就团结他们一道抗日。这是挤“牛奶’的办法，慢慢挤，细水长流。”聂荣臻的举例生动鲜明、通俗易懂，很快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至于减租减息的具体做法，聂荣臻常说：“宋劭文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有细致的计算办法，能得到农民和地主的普遍接受。”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正确贯彻，使群众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抗日积极性大为提高。人们常常称赞晋察冀的群众发动得好，发功得成功。其实，奥秘就在于两项工作做得好：一是减租减息，使贫苦农民从经济上得到利益：一是实行民主，使他们在政治上得到自由。晋察冀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因此聂荣臻非常重视组织军民生产。在他的倡导下，边区政府一开始就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多打粮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到1939年，又颁发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尽量自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有的地方还号召一人养只鸡，一户养头猪。早在1938年初，边区便开始组织合作经济，建立各种合作社，群众自愿集资合股，实行民主管理。当时，合作社主要经营消费品和组织运输。1939年春，边区政府颁布了《合作社暂行规程》，使合作社经济进一步健全发展。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经济，便利了农民的生产和交换，减少了奸商和高利贷的盘剥，而且有利于进行有组织的对敌经济斗争。
晋察冀边区还逐步加强了财政建设，健全了财政制度，保障了军需民用。
根据地的军政费用，主要来源于“合理负担”、田赋和税收。聂荣臻说：由于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来自劳动人民，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一开始他们就提出，抗战的财政都要由有钱的地主、富农或工商业主负担。这样做显然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所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提出了合理负担的办法。怎么个合理法，都是宋劭文领导边区政府摸索研究出来的。他懂经济，又很钻研，工作很细，提出的办法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晋察冀合理负担的办法，开始时不分贫富，按每户全部收入折米计算，农户平均每人收入小米一石四斗以下的免征救国公粮，一石五斗至二石的征收3％；二石一斗至三石者征收5％；以后每加一石增1％，直增到20％为止。
经营工商业的，按同样的比例缴纳现金或实物。后来，觉得免征点稍高，负担面窄了些，对统一战线不利，便降低了免征点，使负担面扩大到边区总户数的60％左右。“救国公粮”由村政府征收、支付和保管。这样，村村有粮站、村村有仓库，可以到处取给，不误需用，还节省运输，减少了损失。部队、政府机关用粮，由政府按月按定量发给粮票，保障了供给。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边区财政逐步走上轨道。聂荣臻曾不无目豪地说：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我们在抗日战争时就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部队基本上是走到哪里，便可以就地取得“粮草”供应。
晋察冀在发动群众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斗争中，还大力加强了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根据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都广泛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抗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农会吸收和依靠贫雇农，并以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团结广大农民，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日战争，这是八路军最可靠的群众基矗边区青年在各条战线上是最活跃的力量，是党和军队的重要后备军。中共各级组织特别注意了对“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领导，通过这个半武装性的群众组织，使广大青年在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聂荣臻说：抗战时晋察冀的群众组织得很好，社会秩序井然，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只要在边区，我们走到哪里都非常安全。事实也确实如此。聂荣臻经常到各军分区检查工作，或到北方分局开会，有的相距百里以上，他都是只带一名警卫员，一人一匹马，说走就走。有时在老乡家吃饭或过宿，都受到热情接待，安全得很。
聂荣臻还十分重视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他支持宋劭文和主管文化教育的边区政府委员娄凝先等，普遍发展了小学、中学和冬学、夜校，衬村办有“扫盲班”，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文化教育活动，不仅遍及边区各地，还发展到一些游击区和敌占区。到193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北岳区和冀中区共办有7000多所小学，7所联合中学，中小学生达三四十万人，晋察冀还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建国学院两所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各类干部。边区军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建设边区、保卫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和聂荣臻的参与下，对晋察冀推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因为纲领恰恰是20条，所以称为《双十纲领》。这个纲领被延安《新中华报》称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纲领受到晋察冀各阶级、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它使边区建设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使根据地日趋巩固，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给了当时任抗大二分校大队政治委员的傅崇碧以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1938年秋天，我从抗大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我们首先到了蛟潭庄、城南庄等地。以后又到了根据地其它地区，亲眼看到和亲身体会到了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形势。我们每到一处，都强烈地感受到当地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是那么的拥护，对日本侵略者是那么的仇恨。我们看到有许多老人和儿童在村里站岗放哨，组织得非常好。边区的人民群众真正是被发动起来了。我们到这里后还碰上了赶集市，这是我们来之前所没有想到的。赶集的人成千上万，熙熙攘攘很是热闹。集市上吃的、穿的、日用的，什么东西都有。可以看出，根据地的生产是抓得很不错的。更令人惊叹的是当地群众对敌人竟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完全像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中。只要敌人或敌机一来，放哨的人就会敲钟。听到钟声，人们就极有秩序地分散、隐蔽起来。对于我们初到晋察冀的人来说，那里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来到晋察冀边区不久，就参加了陈庄战斗。这次战斗虽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有许多村庄都被敌人烧光了。我看到老百姓一不害怕、二不悲观，很快就在废墟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屋。
晋察冀边区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搞得非常活跃。我记得1939年冬，贺龙率一二○师要回晋绥去，军区为他们组织了演出、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
文工团、体工队、各军分区的领导人及军区的干部们都参加了各项活动。快过年时，乡村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跳秧歌舞、踩高跷和唱戏的人们。在敌后根据地文化生活开展得这么好，的确是不多见的。在晋察冀边区，报纸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天天都有报纸看。敌人来“扫荡”时，印刷机用牲口驮着走，走到哪里在哪里印报，然后再通过民兵把报纸分送出去。根据地对培养干部非常重视。部队连以上干部都要在抗大二分校进行训练，民兵队长都必须在学校接受半年时间的训练，学习怎样埋地雷，怎样打游击战等。边区还办了党校，专门学习党的政策、法纪等。对这一点聂司令员抓得很紧，他经常到学校或教导团讲话，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根据地，军民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当地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信心很足。那时，军工厂做地雷缺铁，群众知道了就把庙里的大铁钟拿来烧化了做地雷。在老百姓家的门窗上，到处可见挂着的手榴弹、地雷，敌人害怕极了。再有就是群众家家户户挖地道，和敌人展开地道战。军民关系很密切，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共同抗日，那种军民团结打击敌人的气氛是令人难忘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成就，特别是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突出成就，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而且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侗的办法，把老百姓绳捆索绑地驱上前线。因此，从大后方来到敌后根据地，如同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对晋察冀尤其赞美不已。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晋察冀做了6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后来写了一本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他在书中热情地呼喊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称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它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特别是鼓舞着年轻一代的希望和向往。”最后，他大声赞美道：“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