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区所受的重大损失，促使聂荣臻更加坚定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决心。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寨北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所以日寇虽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认为必须解决华北问题。九个月来??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聂荣臻接着分析了“蚕食”、“分割”、封锁与“扫荡”的关系。他说：“我们不应该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聂荣臻针对有些干部战士不重视反“蚕食”斗争问题，指出：“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①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而且着重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他说：“今后对于干部配备，对军队组织等问题，都要把是否能真正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因素，深加考虑。对于新老干部都要重新具体的教育与指导。
不敢深入敌之侧后去活动的干部，应即撤换。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人后方去。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到敌后去开展斗争，还到哪里去开展呢？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①他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期间，我一直在考虑，敌人进来了，我们的根据地日益缩小，单靠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己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一些同志对敌人‘蚕食’进攻的严重性??感到无所谓；有的则在敌人推行的‘堡垒政策’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究竟怎么办？经过反复考虑，我感到只有向‘敌后之敌后’发展，才有出路。就是说，敌进我进，你朝我这里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们钻到你后面去活动，搞得你不得安宁。这是接受了内战时期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提出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曾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主张，把自己缩到了一个小圈子里，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我们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固守一点，只有到敌后之敌后去，文章才能做活。我们本来就处于敌后，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边区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下的地区去活动。到‘敌后之敌后’不怕站不住，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有群众的地方就可以站住脚，也不必担心没粮食吃。”①这段话，是对他这次讲话的重要脚注和他下定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决心的最好说明。聂荣臻在这次高干会议上的报告，成为晋察冀军区武装力量开展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动员令。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12页。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13页。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545、546页。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都明确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力量，组成身着便服有地方干部参加的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至9米，深达5至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至10米的封锁墙。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以北岳区周围为例，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20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10几座堡垒。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要到敌后去，首先要过封锁线这一关。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北岳区部队对日军的活动规律和封锁线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群众为部队引路，准备了各种越过沟、墙的工具，如梯子、绳索等，有时还制造一些假情况，把敌人引开。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有的伪军对八路军过封锁线睁只眼闭只眼，还有些起了协助作用。所以到9月底前后，各分区的敌后武工队都顺利越过封锁线。
到了敌后，关键是要能站住脚。封锁线外的群众，特别是刚被“蚕食”村庄的群众，饱受敌人压榨欺凌。他们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这是部队能站住脚的主要因素。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武工队站住脚以后，着重做伪军、伪政权组织的工作，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一般伪军政人员，大多能接受武工队的宣传。但也有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分子，武工队在依靠群众、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予以坚决镇压。敌人在新“蚕食”的村庄，设立了情报员、联络员，作为公开的耳目，对武工队开展工作很不利。武工队采取争取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迫使他们给敌人送假情报。有条件的地方，派可靠人员充当情报员、联络员，反而把敌人的各种情报搞来了。1942年12月，聂荣臻还指示北岳区部队发起“宣传突击周”。一周之内，逮捕了6000多名伪组织成员，使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讨伐队”，进行奔袭合击。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讨伐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并于10月10日将此决心报告给八路军总部。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北岳区各军分区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部署，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聂荣臻于2月3日对此发布训令指出：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我方尚存力量之间的联系。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于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以一部兵力挺进到敌封锁线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在可能被分割、封锁的地区，预先拟定打击敌人的方案，以保护我方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被敌人利用。经过20多天50多次的战斗，敌人的阴谋又告破产，被迫再次改变作战部署。敌组织较大的兵力，突然奔袭“扫荡”某一地区，将八路军主力驱赶走，随后驱迫大量民工，携带物资器材，在日伪军威逼和警戒下，突击筑堡，企图站稳脚跟，再向四周“蚕食”。
这就是所谓“跃进蚕食”。2月21日，聂荣臻就此指示各军分区：对“跃进蚕食”之敌，我方初期应以小部队、地方武装，在敌周围袭扰，迫使其分散兵力，然后以适当兵力驱散和抢救民工，破坏物资器材，使敌人无法挖沟、筑堡。在敌人兵力分散时，八路军集结主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在地形有利的地区，要构筑工事，组织顽强防御，以尽量杀伤和迟滞“跃进蚕食”的敌人，并尽量组织夜袭，以疲惫敌人。由于八路军是内线作战，敌人孤军突出，再加民工都是被强迫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打就散，甚至不打自散，任意抛弃物资器材或主动交给八路军。有的地方，一次被驱散的民工达1万多人。这样，“跃进蚕食”的敌人就失败得更惨。
这种你来我往的斗争，其结果，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那样，日军的根本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八路军则越来越主动，迫使敌人放弃了许多村庄。到1943年春末夏初，北岳各军分区兵恢复和新建了1600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贯彻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对冀中区、冀东区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寨北会议以后，冀中区从“五·一”反“扫荡”后的极度困难中逐渐恢复。他们遵照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精神，组织了许多支小规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并利用平原上的青纱帐作掩护，以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依托，日益公开频繁地开展游击战，以各种方式打击敌人，摧毁伪政权，积极进行反“清剿”斗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日伪军近4000人，而且其中一半是日军。在冀中五分之四的地区，八路军开辟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至1943年5月，冀中恢复村政权达3500多个。八路军的小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已经在那里可以开展各种活动，许多工作渗透到伪军伪组织内部，取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使日本侵略军在冀中重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一方面是组织力量，继续开辟热河南部地区，与敌人的“千里无人区”阴谋作斗争，日益向东北方向发展，威胁到日伪满洲国的边沿地区，使敌人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组织多支武工队，重返冀东腹地丰润、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复仇”作战、反“清剿”、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取得了许多胜利，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平原游击根据地，使冀东区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到1943年3月，冀东军分区扩大为冀热边区，下辖5个专署，基本上扭转了困难局面。
聂荣臻对冀东取得的胜利很高兴。1943年8月2日，他在与冀东军区政治委员李楚离谈话时指出：“去年9月以来??冀东向外伸展，开拓广大回旋地区的任务业已完成??目前必须立即开始进行巩固工作。以巩固为重，在巩固中向东北伸展。今年夏秋之际，应大力恢复平原，并在山地打下基础，求得山地与平原工作相衔接。”“特委在领导上，必须在中共北方局与分局的原则指示下，保持高度的主动性??才能正确地及时地指导冀东的斗争。”①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22页。
根据聂荣臻和军区政治部的指示， 1943年，冀东进行了以密切军政、军民、官兵关系和树立抗战必胜信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军运动。同时，利用战斗间隙，各部抓紧了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活动。这些对提高冀东八路军的军政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晋察冀地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迸’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晋察冀根据地关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对打破敌人封锁、‘蚕食’，变被动为主动，恢复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很赞同的。
党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总结了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验而提出来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