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45章 回到晋察冀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要聂荣臻尽快回到晋察冀主持工作。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8月23日,他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6日政治局又开了一次会。这两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1)国民党反共本质不会变,全党全军必须有所警惕,但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会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会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2)放弃占领大城市,力争占领中小城市和乡村;(3)东北四省先派干部去,因受中苏条约影响,部队是否去视情况发展再定,当前要建立强大的热河基地。

9月,中央决定全力争取东北。对争

取占有东北这个大局,聂荣臻早在“七大”听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就有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当时说:“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

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矗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即有了巩固的基矗”①聂荣臻坚决服从中央要他回晋察冀工作的决定,而且决心贯彻中央决定,尤其是着眼在占有东北这个大局。

1945年8月26日,晋察冀军区的《阵中日记》记载:中央聂电,据报张家口已经解放,详细情况请告,并请查张家口机场在何处,是否为我们控制,此间有飞机一架可利用飞至张家口。军区对聂荣臻电报很快作了答复:在灵丘修建一个临时机场,可供飞机降落。并告知了地空联络的标记和信号。

9月9日,一架美军C-46型飞机从延安机场起飞。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的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在四周山峦上响起回声。聂荣臻坐在飞机上,从弦窗向下了望。那熟悉的边塞山城,那巍峨的宝塔山,那弯弯的延水河,那陕北高原所特有的雄浑景色,全都迅速地向后退去,变孝变淡。

那架飞机是前不久飞到延安的,为的是到晋察冀接美国飞行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对日作战,一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落到了各个解放区。聂荣臻曾对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说过:“你们的人降落在离开铁路5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就安全了,只要说清是美国人,会得到保护的。”从那以后,一些美军飞行员散落到晋察冀。现在,聂荣臻正好搭乘接他们的飞机返回。

和他同乘一架飞机回晋察冀的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郑维山、李一氓,还有日本共产党主席冈野进(野板参三)等。郑维山第一次乘飞机,聂荣臻提醒他系好安全带。飞机的飞行高度只有3000多米,能够看清地面的村庄小路。当飞临太行山空域时,颠簸得十分厉害。郑维山完全昏了过去,要不是聂荣臻提醒他系好安全带,非从椅子上跌落下来不可。

眼看就要飞回晋察冀投入新的战斗了,聂荣臻的心情有欣慰,也有忧虑。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示指出:“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可晋察冀的某些人,在此之后,①《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01页。第四十五章回到晋察冀却仍在批判“轻敌速胜观念”。后来虽说晋察冀的总兵力已经发展到上百个团,但大多是抗战胜利前夕突击组建的部队,战斗力一般较差。如果1944年时,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主力,注意发展部队,加以武装和训练,那抗战胜利时,部队的战斗力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华东、太行就抓住了那个宝贵的时机。在延安时,聂荣臻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交谈过。华东、太行那里已经在收拢和集结主力部队,准备迎接新的形势了。

聂荣臻后来说:你不做准备,日本投降了怎么办?那时我们在延安经常谈这个问题。真正打仗还在后头。日本投降以后,因为国民党那么多的军队根本没有怎么用,在财政上、武器上,美国人大力帮助他。而那个时候,我们是相反的,跟形势是相反的,部队分散,没有补充,所以后头打绥远就没有把握,日本投降以后就措手不及,没有多少准备。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新的历史关头,聂荣臻在飞机上思索着。他俯瞰着长城内外的壮丽山河,不能不感到肩上责任的沉重。

在飞机即将降落的灵丘机场上,跑道两端早已铺上作为记号的宽幅白布,各摆成一个英文V字,尖端指向跑道。跑道边上还烧了一堆火,为的是便于飞机降落。

飞机盘旋之后开始下降,跑道清晰地映入视野。机轮在跑道上触地了,飞机重重地一震,于是,聂荣臻那颗炽热的心,也重重地落在了他告别了两年的晋察冀的土地上。

聂荣臻下飞机后,与前来欢迎的人热情握手,互致问候,还在飞机旁与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合了影。然后骑马到了涞源,接着乘汽车到下花园,再乘火车直奔张家口。到达张家口时,已是薄暮时分。古老的山城沐浴在一片夕阳的斜晖中。

一到张家口,聂荣臻就住在东山坡原日军根本博司令部所在地。这里是一片日式的房子,平房,小院,推拉式的门窗,院落之间被整齐的道路隔开。

每个院里都有树木,在习习的秋风里摇曳着,迎接新的主人。

聂荣臻在这个小院子里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他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并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任副司令员,刘澜涛、罗瑞卿任副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是连接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与东北地区的重要枢纽,是避免解放区战场被国民党军东西、南北分割的重要战场之一。所以中共中央在1945年9月19日发布的指示中指出:“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那时,边区周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蒋介石为发动反革命内战作准备,从9月到11月,国民党军在美国帮助下,用军舰和飞机把6个军、17个师,共15万军队运到华北,在日伪军配合下占领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山海关等重要城镇,成立了“北平行营”。在张家口西面,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占领了大同、太原,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占领了归绥、绥东、绥南。这样,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周围就有国民党军队43万之众,边区正面临着东西两面遭夹击,与西北、东北战略区的联系被切断的危险。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拼命向东北运兵,与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采取了如下步骤:第一,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先把东北拿下来,作为我们巩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后方基地。国民党的战略重点,也是抢先占领东北。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从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向东北挺进。山东解放区,罗荣桓统率的7个师6万人跨海北进。新四军由黄克诚率领第三师3万人从陆上千里进军。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①晋察冀与东北毗邻,所调部队自然应当先期到达。身在延安的聂荣臻随即命冀热辽军区抽调8个团又1个营,共1.3万多人,外加2500名地方干部,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率领出关,协同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对日作战。9月10日,聂荣臻到达晋察冀的第二天,又发布了“冀热辽部队进驻承德、赤峰及山海关至沈阳线”的命令。至9月底,在兄弟军区部队到来之前,李运昌等就率部配合苏军解放了辽宁、热河全省以及吉林、黑龙江的西部地区,接管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初步建立起人民政权,部队迅速扩展到10万多人,组成10个步兵旅、2个炮兵旅和若干独立团。后来李运昌返回热河的时候,只带回3个步兵旅和1个野炮团,把大约5万人交给了东北民主联军。

第二, 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当时在干部中的思想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因为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气愤急躁;二是认为和平已经到来,盲目乐观。聂荣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反和平的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地向我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乐观心理??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

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必须坚决地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这次会议,是对晋察冀党政军民的思想动员。

第三,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8至10月份,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第四,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指示,集中整编部队。这是他在延安一直到归途中萦绕于怀的最为重大的课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2个纵队,共8个纵队、23个旅,约20万人,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

第一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由他直接统辖,西出绥远反击傅作义的进犯;第二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加上准备进入东北而留在热河地区的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共5个纵队,着重向北作战,以确保华北与东北战略区的陆上通路。

他还将冀中、冀晋、冀察、冀热辽军区的地方部队编成独立团或县大队共10万多人,负责各所在地区的作战。

这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有效。但新整编的部队不少指战员还穿着便衣,缺乏训练,武器庞杂不一。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回忆说:数百股游击队从冀中平原上集中起来了,他们甩掉头上的白毛巾,丢下自行车,走入了长长的队列,在进军途中改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以营或连为单位按口径调整了步枪,通过教育批评了家庭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树立了不怕①《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页。

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

在战略转变的历史时刻,把这样一支部队上升为主力部队,需要花很多气力。那一阵子,聂荣臻忙得不可开交。他对指挥员要求尤其严格。在一次远征作战中,有两个旅的主官留在根据地,叫副职率领部队上前线,他对这种不尽职守的行为毫不客气,批准了对这两个主官的处分。尽管他们都是老红军,过去立过不少战功,但聂荣臻没有留一点情面,向游击习气浓厚的干部敲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