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认真执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指示，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为绥远方式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指人民解放军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能基本保持一致，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主要部分。这一做法，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当时，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有利的。
早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聂荣臻于1949年1月16日对邓宝珊说，“我方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更为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①罗荣桓也向邓宝珊表示：绥远的问题，待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全归到人民手中，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罗荣桓还对邓宝珊说：“毛主席说，将采取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②聂荣臻让邓宝珊回去后，将这一意见转告给傅作义。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绥远有他一份，听了自然高兴，就满口答应。
通过多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这就为绥远方式的成功奠定了基矗2月1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入北平以后，遵照中央指示，2月2日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发表了一条消息，在叙述北平谈判的过程时，公布了1月16日给傅作义的公函。公函中历数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勘乱命令》，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进攻华北解放区，敦促他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同时讲了傅作义将军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作义看到报纸后思想苦闷，情绪低沉。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49年1月14日，聂荣臻在与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等谈话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强硬态度，严正谴责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一再拖延，傅方对此应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第二天接到军委来电说：要将“一个正式文件”（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交邓宝珊带回去，并指出，这“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这就是1月16日聂荣臻交给邓宝珊的那份公函（即“通牒”）。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走后，邓宝珊看了（没有封口）表情惊讶，觉得很为难。周北峰等人向邓宝珊建议：“傅个人英雄主义甚浓，通牒以暂不交为好。”
因此，交“通牒”一事就这样被拖延下来了。以后，中央军委从人民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于1月20日、29日两次来电指示：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顺应北平人心所向，使傅作义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促使他彻底改变反动立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通牒”以公开发表为好。
于是，1月31日新华社播发了“通牒”全文，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
傅作义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是有贡献的。1月28日，董其武所部与解放军绥蒙军区部队在陶卜齐曾发生武装冲突，董部被消灭一个团。傅深恐再生事端，一再要求尽快解决绥远问题。考虑到傅作义如果情绪消沉，对推行“北①《绥远和平解放大事记》，第13页。
②《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19页。
平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都有不利影响，因此，林、罗、聂决定与傅面谈。2月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将拟谈的内容报告了中央军委。2月5日，毛泽东对谈话内容作了批示。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陶铸、苏静、南汉宸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席间，林彪首先向傅作义表明了态度：“北平和平解决，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避免了双方官兵的伤亡，替国内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作义将军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我党愿意与一切党外真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共产党人绝不采取党员包办方式，而是采取党员与非党员合作的政策。共产党对一切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
林彪还告诉傅作义：今后并愿吸收他做工作，例如参加华北或将来的联合政府工作，等等。听了林彪的话，傅作义一再表示，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南京曾几次派飞机来接他，他都没走。此时，聂荣臻又进一步向傅作义解释了共产党的民主政策：“我们的民主是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主，而对百分之十的反动阶级、反动分子，则实行专政，而不可对一切人实行民主，但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①在座的叶剑英对傅作义愿意积极帮助解放军接管北平的态度，表示了钦佩之意。他们边吃边谈，气氛极为融洽。邓宝珊高兴地说：“我们的心与你们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已。”这次宴请后，傅作义的情绪有所好转。
2月11日，傅作义在家中回请了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为了稳定傅作义的情绪，这次对绥远问题只作了一般交谈。
通过双方互相宴请，感情上有了进一步的沟通，这无疑对解决绥远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2月1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就解决归绥、大同、榆林三处问题向中央军委建议，将在绥远的傅作义部改编为一个军（以后实际上改编成一个兵团），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其部队、干部及眷属与解放军同类人员同等待遇。建议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将军时，提出绥远问题冈”以用“绥远方式”解决。当傅作义询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时，毛泽东解释说：就是不用打仗来解决绥远问题。解放军与董其武部队之间先划条和平线，互不侵犯，把铁路接通，贸易搞起来，然后看董其武将军认为方便的时候宣布起义。毛泽东为绥远问题的暂时划界分治，定了基调。
3月，中共中央决定贺龙、李井泉参与绥远问题谈判。3月23日，林彪、贺龙、聂荣臻、李井泉、陶铸约请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到北京饭店协商解决绥远问题。会上，解放军方面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绥远暂时维持现状，并组织小型委员会，具体协商划界、交通、金融、贸易等问题。傅作义方面表示同意。经商定，解放军方面代表为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傅作义方面代表为王克竣周北峰、阎又文。不久，林彪、贺龙、李井泉等因另有任务，会谈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
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双方代表作了几次反复协商，互有让步，解放军则做了多方面的让步。3月27、29日，聂荣臻、薄一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两次提到：“关于划界，经我方让步，商定自武川北之乌兰花（四子王旗）、陶卜齐、白塔??直到托县请水河之间的喇嘛湾，划一界线，停止冲① 1949年2月12日林、聂关于与傅谈话内容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原件存军委档案馆。
突??喇嘛湾一地，傅方颇有不愿放弃之意，我们意见，如傅方坚不让步，我方可以不要。”关于交通，平绥路在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傅方的运费可斟酌减免，如有盈余，还可按里程比例分给傅方红利。双方自由贸易，可互免出入口税，互设贸易机构，但严禁违禁品（如鸦片烟）贸易。在金融方面，为照顾傅方，人民银行准备酌量收兑傅方的金元券。关于派联络机构，解放军方面提出设到师以上部队，傅方坚持不接受，于是做了让步，拟只在归绥设联络处。国民党派遣到董其武部的特务分子由傅方送走等等。以后按照这个方案，在文字上几经斟酌，达成绥远分治协议。经毛泽东批准后，6月8日双方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协议生效。
在双方协商期间，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开始对封建军阀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发起第二阶段总攻。24日凌晨5时， 1300多门火炮齐轰太原城。上午10时，总攻结束，歼灭阎锡山部8.4万人，太原宣告解放。此时，地处平绥、同蒲两条铁路干线交汇处的晋北重镇大同，虽然早已是一座孤城，但固守在城里的国民党军正在加固工事，负隅顽抗。他们凭借较强的实力和坚固的工事，妄图与城外的解放军部队抗衡。针对大同国民党军的情况，城外的解放军部队在聂荣臻、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按照中央军委对大同实行“围而不打”的战略方针，对城内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4月29日，大同城内国民党军派代表与解放军正式谈判。这一天，守城的国民党军1.3万人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大同获得解放。接着，5月5日，解放军又乘势攻占了安阳，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当天下午，新乡国民党军2万余人被迫全部投诚。至此，华北地区全部解放。在当时情况下解放军这样做，应该说是做了很大让步的。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军部队中有些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绥远方式”吃亏，又太麻烦，太不干脆。聂荣臻、薄一波根据中央意图，一再要求解放军方面的代表一定要耐心会谈，能让步的地方可以让步，力求“绥远方式”取得胜利。4月18日，聂荣臻在华北军区直属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绥远谈判问题上的急躁情绪，是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不一致的。“不明了这样的斗争方式，更便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这不是由于我们力量小，而正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已是强大的。”
绥远和平协议达成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束。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诱迫董其武率部西撤，以便继续控制。董其武进行了抵制。但董其武的部下，情况很复杂，有的坚持顽固立场，有的受阎锡山拉拢，进行破坏，使协议的执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预定6月底公布协议的计划未能实现，按预定日期进驻归绥的解放军代表被阻挡而折返。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提出了解决绥远问题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表示傅作义的意见很中肯，就按傅的意见办。7月18日，解放军方面派出的工作委员会抵达归绥，但受到董其武某些部属的百般抵制，个别工作人员甚至还因遭受特务分子的袭击而牺牲，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协议只是一纸空文。至7月24日，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被迫撤出归绥。与此同时，董其武部有些小部队也不断向解放军防区袭击骚扰。对此，聂荣臻、薄一波于7月30日电示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等人，解放军宜一方面提高警惕，如敌来袭，坚决还击，并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又要忍耐，不要主动出击，尽量避免事端，以利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鉴于阻力大、困难多，毛泽东决心让傅作义出面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说：“绥远起义后，不用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指傅作义）任主席。”①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宣布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傅作义为主任，邓宝珊与解放军代表高克林为副主任。聂荣臻遵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傅作义的归绥之行作了精心安排。他专门指示华北军区拨了一列铁甲列车，内挂一节软卧车厢，并派一个营的兵力护卫。薄一波也亲自打电话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出现大洋15万元，作为傅作义此行的活动经费。傅作义也从他原来部队积蓄的奋斗基金里拿出现大洋5万元，将这20万元带到绥远，准备慰问那里的部队官兵。8月20日，中共绥蒙区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代表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陪同傅作义、邓宝珊等启程赴归绥。那天，聂荣臻和薄一波亲自到西直门车站送行。
傅作义到达绥远后，与邓宝珊、董其武等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工作，终于使绥远和平起义逐步成为现实。傅作义9月11日致电聂荣臻、薄一波，对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他在电报中这样说：“经连日分别传见说明，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电报中提出了要团结大多数，肃清特务分子，妥慎处理纪律不好的单位，逐渐教育整编军队等四项原则，并对董其武发表起义通电的步骤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②薄一波将傅作义的电文和以聂荣臻、薄一波名义发出的复电稿一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批准了复电稿，充分肯定了傅作义的意见。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将军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宣布率全体官兵6.5万人起义。绥远终于和平解放。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聂荣臻和薄一波，分别致电董其武将军等人，予以慰勉和祝贺。
绥远方式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绥远问题，毛泽东很重视，半年内7次会见了傅作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绥远国民党军的宽大政策和耐心等待，对以后一些城镇的和平解放及众多国民党将领的起义等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聂荣臻和薄一波在和平解放绥远的复杂过程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为“绥远方式”这一战略方针在绥远地区的胜利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74页。
②《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