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两弹”攻关了，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聂荣臻想了又想，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了以下7条。
1.各科研部门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他提出：以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国防科研的其它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2.要抓紧“开门七件事”，即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力争使这七个方面能保证“两弹”攻关进程的需要。
3.进一步培养科技干部，一定要把这看作是发展国防科研的战略任务。
4.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首先是要落实保证由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负责的技术指挥线畅通。从上到下，行政领导不要干预科技工作。
5.组织全国大协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组织成五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6.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冷热结合，工作力求踏实。
7.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真正成为科技人员的“勤务员”和知心朋友，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这些明确的方针、政策，统一了步伐，促进了“两弹”攻关的顺利进行。
缩短战线方面，聂荣臻在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中说：“前一时期??工作中也有些缺点，主要是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仅不利于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使国防尖端和工业基础之间本来就不太适应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因此，从苏联专家撤走起，他就提出要缩短战线抓重点的要求。
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地导弹是项战略任务。1961年4月，他对钱学森等人说：地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先定下来，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两个月以后，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近程、中程和远程导弹，这3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空、空空导弹。近程地地导弹仿制已经过关，正在少量生产，中程地地导弹是正在设计的，远程地地导弹是要探索研究的。
导弹攻关，捷报频传。1964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1965年他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
这样，聂荣臻在领导导弹、火箭研究人员集中力量攻地地导弹技术关的同时，总结出了符合科学研究工作规律的“科研三步棋”的思想。1966年2月，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科研与生产不同，“就是在一定的计划时期内，研制工作要同时安排三个层次的型号：正在试验、试制（生产）的型号；正在设计的新型号；需要探索研究的更新的型号。这样安排，可以加强研制工作的计划性和预见性，并使不同层次的型号互相衔接，交替进行；预研工作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落实。对同一型号而言，‘三步棋’是指预研、研制、小批生产三个阶段”。①聂荣臻的这一重要的理性认识，有力地推动了“两弹”攻关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进程。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1961年9月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陈毅、聂荣臻在会上见到了二机部部长刘杰。陈毅、聂荣臻关切地向刘杰询问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
聂荣臻对刘杰说：希望你们早日拿出原子弹，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很好地配合二机部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陈毅、聂荣臻两位元帅的话，使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所有人员，受到很大鼓舞。
刘杰对两位元帅的话想了又想。两位元帅要求早日拿出原子弹，这个“早日”究竟能在什么时间实现呢？
回到北京后，刘杰与二机部的几位领导人研究了几天，就当时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试制生产和存在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他们作出了每一步都非常扎实的计划，最早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最后，写成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
作出这个判断要有足够的科学根据，而要把这个判断上报中央，还要有充足的勇气，这等于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二机部的领导人在上报前反复研究，一遍又一遍地论证，于1962年9月11日将报告上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当年10月，聂荣臻在听取二机部领导人汇报时指出：原子弹研制进展较快，今后仍应把好每道关，有专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
聂荣臻根据“科研三步棋”的思想，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胜利在望时，他就对二机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1963年9月3日，聂荣臻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时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因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二机部的工作要求是， 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 1965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 1966年准备好核导弹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1964年5月，聂荣臻对五院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核导弹的问题。他说：原子弹与导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和钱三强都要参加，才能搞好。
原子弹攻关，在更高的基点上加速进行了。1964年10月，中国终于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
从主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起，聂荣臻就十分重视贯彻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进入“两弹”攻关阶段，他深知，必须进一步加强全国大协作的部署，才能打好“两弹”攻关这一仗。
聂荣臻指示中国科学院紧密配合“两弹”攻关。此后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商定，组成两个协作组。导弹攻关协作组由钱学森、王诤、张劲夫、裴丽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组成；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谷羽任局长的新技术局，动员30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担300多个科研项①《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57页。
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两弹”攻关的力量。在中央批准聂荣臻关于坚持“两弹”攻关的报告以后，其他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积极性也很高，纷纷主动要求承担任务。这样，全国逐步形成了“两弹”攻关的大协作网。
1962年9月，二机部关于建设原子能工业的报告上送后，10月，中央攻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机部的报告。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示：中央要成立个委员会，加强领导，加强配合，请国防工办提出委员会成员名单报中央批准。据此， 10月30日，罗瑞卿在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毛泽东11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在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人组成。
它既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决策机构，又起着各方面的协调作用。1965年3月，中央决定， 15人专门委员会也管导弹的研究试验工作，调整增加了成员，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在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下，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研制开绿灯。
聂荣臻对中央专委的成立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项关键性的措施，对“两弹”攻关的信心就更足了。
中央专委总揽全局，将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纷繁头绪化解开，转变为一道道十分明确的任务，安排下去。5个方面军的协作配合更加紧密了。中国尖端武器研制建设之快，与中央专委极有效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聂荣臻确定的7条措施中，从技术上说，要数第二条最重要。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在加速进行。理论研究上的难题，一个一个地被科学技术人员攻克。但在导弹与核武器的研制正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前夜，所有的研究课题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研制尖端武器，它所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领导中国原子弹、导弹武器研制的聂荣臻，对这一点感触尤深。在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提到的就是这些事情。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而新型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表仪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七个方面，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好记好懂，成为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
聂荣臻始终认为，仪器仪表、新型原材料等是中国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最为薄弱的环节。
1960年1月21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仪器仪表已成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和尖端技术的薄弱环节之一。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仪器仪表配套，在数量上只能满足六成至八成。尖端技术所需仪表仪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的品种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比较，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三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级仪表，则完全是空白。”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已通知计委、经委、建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五院、一机部、二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规划小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试制和生产品种，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以求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并在两三年内，争取解决“研究试制需要新仪器，新仪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谓“连环套”问题。由此证明，这样的基础工作，不得不与尖端技术研究同时上马。聂荣臻对此是早就深有体会的。
举例说，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种，大到导弹尾喷管的耐高温合金，能耐万度高温的导弹石墨尾舵，小到导弹、原子弹上用的特殊用纸，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本身来完成，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由中央专委向各科研单位与工厂分配研究试制任务，各项工作的完成都很顺利。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无尚光荣。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越性，以及当时中国人民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许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宽、特雹特细、超纯等等。而我们的生产设备，难以生产加工这样的材料。聂荣臻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关注这些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后来甚至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国防新材料研究院。可惜，这个设想被“文化大革命”冲掉了。
“开门七件事”，特种材料向各个方面喊得多了，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
一次开会时，刘少奇侧过身来问聂荣臻：“这几个特字，说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们正在认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工作在不断地取得进展。”聂荣臻回答说。
在聂荣臻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发奋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1965年，聂荣臻于4月到7月，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说：经过4年努力，过去许多靠进口的新型金属材料，已经能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0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试制出3900多个品种。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90％。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余项。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聂荣臻在报告中也指出，这1.2万多种新材料中，有些性能还不够稳定，有的还不能工业化生产。
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的。它不仅保证了“两弹”攻关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这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问题，二是为了保密。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恩来总理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们手头太紧，一再交待，“两弹”方面要多少钱就给多少。
“两弹”攻关经费完全保证使用，聂荣臻却经常提醒大家要节约办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来总理是很节俭的，操持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的每一笔经费，都是不容易的。聂荣臻的态度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乱花。
20多年后，有人不时地冒出几句搞“两弹”花了多少多少钱，“两弹是用金子堆出来的”一类的话。原二机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得好：“说花钱多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搞国防尖端研究，我们是很节省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用的经费不知少了多少倍。”
为了节约试验费用，聂荣臻一再告诫研制部门，要过细地工作，要消除一切隐患，不能让导弹带着问题上天。“一颗导弹，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这是聂荣臻经常说的。中国的工业落后，管理水平也落后。
而国防工业的要求却都是高、精、尖的。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各道工序都要反反复复地几次检查。1964年，一次火箭发动机组装时，一个工人不慎将一个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去了。一分院将情况迅速上报五院。五院请示聂荣臻，聂荣臻当即表示，马上停止装配。他要秘书跟随张爱萍到现场坐镇，一定要找到这个螺丝钉。第二天，张爱萍和聂荣臻的秘书，认认真真地坐在装配车间的椅子上看着。有关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螺丝钉终于被找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陈云在广州碰到聂荣臻，关切地问：“听有些同志说，我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究竟花了多少啊？”聂荣臻说了个大概数字。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有一段时间，聂荣臻见了科研单位领导人就强调文明生产。他一看见车间里挂着的大字标语，开着音量很足的喇叭就反感。20年代，聂荣臻在法国的大工厂里做过工，他对西方的工业管理有着实际的了解，知道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根本于事无补。所以， 1960年他就给中央写过《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①的报告。聂荣臻根本不允许在“两弹”研制中，有脏乱现象存在。
由于有着一整套严格科学的科研、生产、试验方面的管理制度，中国尖端武器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几个“核俱乐部”成员。
1962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经济正在走出“谷底”。这时，中国的“两弹”攻关正处在关键时刻。196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聂荣臻讲话时说：“‘两弹’要尽早地过关。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去年8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美国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 1949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1952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60年法国也爆炸了，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①中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在继世界各主要强国之后，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9页。
①《聂荣臻军事文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98页。
争取成为拥有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国家。
“两弹”攻关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许多科技人员和有识之士说：如果不是聂荣臻当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苦口婆心，以后又忘我地致力于“两弹”的攻关事业，那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