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尤其对取消党的领导、怀疑和打倒一切老干部、军队开展“四大”等违背根本原则的做法，激起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在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了坚决斗争。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它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为了实现乱中夺权的阴谋，就唯恐天下不乱，今天要打倒某人，明天要打倒某人。他们以毛泽东关于党内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论点为借口，到处煽风点火，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批判”、“揪斗”、“造反”、“炮轰”、“火烧”、“打倒”等形式，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致使许多地方的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
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了夺仅的高潮，形势越来越乱，并且波及军队各总部等领导机关。
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的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1月8日到4月中旬，连续召开军委碰头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聂荣臻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早在1966年9月1日，在由叶剑英主持，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其中提到：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联，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联，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萧华的讲话，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聂荣臻是完全同意这些意见的。叶剑英、徐向前也都同意。9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批转了萧华讲话的要点，要求部队坚决遵照执行。
可是过了两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聂荣臻与叶剑英议论说，让这些娃娃们去工厂、农村到处乱窜，煽风点火，这股火烧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停顿，此举实不可龋10月5日，林彪授意发布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明确提出：在和党委的关系上，运动期间要突出地强调文革小组的权力作用。军队院校要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四大”。此后，全军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造反派们互相串联，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连连遭到冲击。
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乱得不够， 1967年1月初，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陈毅发动进攻，策划要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1月3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航3名学生代表时说：“聂荣臻有缺点，可以烧一烧。学生可以与国防科委机关干部一起，把革命搞好。”在如此露骨的煽动下，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受蒙蔽的学生，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炮轰聂荣臻的浪潮越掀越高。就是这些北航学生，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公然在国防部大院外安营扎寨，胡闹了28天，叫嚷什么要清算国防科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聂荣臻认为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王力进行解释。同时，要国防科委对这些学生进行开导教育。而江青一伙却对国防科委的有关领导人说，“科委不要把聂帅推到第一线”，“不要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这把火一点，一时间，北京街头立时出现了花花绿绿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其中，要数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聂荣臻住在城里，被造反派纠缠不休，每天连正常的看文件、读报纸的时间也难以保证，不得不搬到西山。在僻静幽雅的山坳里，聂荣臻与住在那里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经常在一起议论“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的错误，对中央文革的乱军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后，这些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谈话，竟被当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重要“证据”。①聂荣臻常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在叶剑英等几位军委副主席的提议下，1967年1月1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同一天，林彪却授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指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遥”第二天，林彪又授意军委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这些举动，完全与中央通知精神相悖，进一步导致了许多造反派组织冲击军队，其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议。与会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会议围绕着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致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而江青、陈伯达一伙却顽固坚持军队不能特殊，必须开展“四大”。双方针锋相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时，叶群突然跳了出来，捏造罪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江青、陈伯达也一唱一和。陈伯达胡说什么“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等等，硬逼萧华去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老帅们听了都非常气愤。
他们很清楚，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萧华的攻讦，矛头是冲着他们几位老帅来的。江青一伙的目的，就是要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搞乱军队。对此，聂荣臻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和叶剑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当天晚上，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得知会议情况，浩浩荡荡地由西山出发，直奔景山附近萧华的寓所。大概在半夜12点，聂荣臻家墨绿色的大门被擂得山响。有几个人正扒着铁门想往院子里翻。警卫战士一边大声喝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4页。
问，一边通知了值班的秘书。虽然聂荣臻当时住在西山，但保密室里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值班秘书很紧张，不由得摸了摸腰间的手枪。这时，大门外有人高喊：“错了，错了”，“往北，往北”。门外，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造反派突然出现在萧华家里，要抄家抓人。而早有戒备的萧华，连忙从后门离开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叶剑英家里。
秘书很快把萧华家被抄的情况报告给了聂荣臻。当说到萧华办公室的保险柜已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材料散失在地上的情况时，聂荣臻气愤他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仍在继续。江青在会上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没有来？他躲到哪里去了？”
不一会儿，萧华来了。当会议主持人徐向前问明了情况，得知昨晚萧华的家被抄，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萧华昨晚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
叶剑英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由于用力过猛，致使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这就是以后被传扬开的“大闹京西宾馆”。
在以后几天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坚决不同意江青等人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列举了大量的军队被冲击的事实，提出稳定军队，迫在眉睫。军队的情况越来越紧张，整了萧华，又整杨勇等高级领导干部，各地纷纷告急。
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碰头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在听取了一些领导干部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后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主持以后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人一起，反复商量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表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部队搞乱了。”这时，聂荣臻也毫不犹豫地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
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月28日颁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人员与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今后则一律不准冲击；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央军委命令》公布后，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拥护，直接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反党乱军阴谋。
2月11日，在西山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聂荣臻、叶剑英等又共同拟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重申了军委“八条命令”的基本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稳定军队的有效措施。这份砥柱中流般的文件，表明了共和国的元帅们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2月初，为了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出席。在这些连续召开的会议上，老一辈革命家们与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2月14日和16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2月16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会上，谭震林严厉地指责江青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倒，把全国搞乱了。他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愤，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谭震林站起身，收拾完文件，夹起公文包，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说完往外就走。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也对谭震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此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其他的老革命家纷纷发言，批评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
在这两次会议上，聂荣臻对林彪、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为“联动”①分子、保守反动分子，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不让他们上学，甚至还有被关押起来的情况，表示十分愤慨。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②碰头会议一结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便立即驱车钓鱼台，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向江看作了汇报。当晚，江青便安排张、王、姚带着会议记录去见毛泽东告状。
2月18日晚上，听了一面之词的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碰头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评会。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批判。康生是这次批判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他们对老革命家围攻批斗了20多天，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扣到了老革命家头上。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借机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至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被打倒或不能正常进行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把肩负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整倒、搞臭、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这也使他们在篡党夺权的道路上越滑①“联动”，全称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当时的一个群众组织。
② 1979年2月8日，聂荣臻与《人民日报》记者谈“二月逆流”问题。
越远，行为也越来越猖狂。
从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以后，聂荣臻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造反派的炮轰、批判接踵而来。1968年6月27日，国防科委有9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聂荣臻捏造“最高指示”，在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意思是指， 1967年6月，聂荣臻在向国防科委的领导人说起关于某干部历史上有过自首问题，后来经过长征考验，又重新入党一事时，他讲了一句“记得这是毛主席说的”话。（事实是， 1935年12月27日，聂荣臻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指出，凡属经过长征考验的，应广泛吸收入党。①从此，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抓住这句话加以歪曲，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国防科委系统的其他造反派与国防科委机关的造反派结合起来，闹得更是不可开交。在批评还是打倒聂荣臻的问题上，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也日益尖锐，争论更加激烈。
8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来到京西宾馆听取某工业部造反派代表的意见。当听到有人说搞两面派的人没有好下场时，聂荣臻立即义正词严地表示：“我几十年来是不搞阴谋的，两面派我绝对不会做，这一条是站得住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困难，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大闹怀仁堂”以后不久，有一次叶剑英对聂荣臻说：“康生指责我，说我曾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我记得没有说过这句话呀？”聂荣臻当即回答：“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4月7日，聂荣臻专门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刘少奇被打倒后，专案组人员要聂荣臻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反对“八·一”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说：“我没法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工贼，让我写事实可以，让我表态也可以。”聂荣臻证明说：“南昌起义时，刘少奇是中央委员，他因为有病，住在庐山。恩来同志交代我把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他，好有所准备。我到九江找到了刘少奇同志，转达了中央的决定。他没有表态，没有说过反对起义的话，我怎么能说他说过呢？”“刘少奇的结论由组织上全面考虑，我知道这话他没有说过。”①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革命家，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攻讦对象。于是，本来是为“九大”做准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到分组讨论时，林彪、江青一伙却有计划地把老革命家们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里，并对他们发动了总攻。把讨论会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二月逆流”了。
聂荣臻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第二小组。江青一伙专门安排聂荣臻的一些老部下参加这个组，发动大家兴师问罪。但在会上，那些老部下除了一般地表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没过多久，一位参加会议的老部下对聂荣臻的秘书说：“聂老总是个正派人，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参加反党集团？！
我就根本不信。你们心里也要有个数，把他的身体照顾好。”有一次，陈伯达有意追问聂荣臻： 1948年敌机轰炸了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荣臻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有本事去问毛主席好了。临到会议结束，江青还就此问题作了① 1968年7月5日，聂荣臻写给军委办事组的信。
① 1968年10月15日，聂荣臻为“刘少奇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个书面发言，聂荣臻知道后仍然泰然处之。
聂荣臻心里很清楚，在这次全会上是有“关”要过的。会议中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1968年春，国防科委系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选举代表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坚决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聂荣臻和他的秘书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条件。当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后，聂荣臻专门写了检讨。但是，他没有想到，连日来小组的批判发言逐渐升级，最后，竟把自己划为“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
聂荣臻在检讨中始终不承认“二月逆流”是有预谋的反党活动，对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他认为是正常的同志间的接触，没有准备作检讨。但陈伯达等人步步紧逼，追问他与叶剑英、陈毅等人接触了几次。聂荣臻表示曾多次去过叶剑英家，也经常和陈毅、徐向前见面。这时，有人在会上拿出监视聂荣臻活动的登记，逼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活动。聂荣臻当场痛斥了这种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相互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不顾事实真相，硬把这说成是“反党活动”。按他们的说法，老同志分为两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为地方上的一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为军队中的一摊；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
他们还说，这些老同志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的。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他们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林彪的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从这以后，大会小会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照林彪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毛泽东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不同。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封锁，他不了解“二月逆流”的真相。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从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毛泽东的讲话，肯定了老革命家们行为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聂荣臻因肺炎高烧39℃以上，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早在1965年，国家卫生部就接连向中央递交了两份关于聂荣臻病情的报告，要求让他全体一段时间。然而，工作太多，他只能坚持。“文化大革命”以来，聂荣臻由于过度操劳，以至心脏病频繁发作，不得不经常住院。这次聂荣臻住院期间，叶剑英给张瑞华打来电话，请她一定要转告聂荣象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叶剑英的几句话，给病中的聂荣臻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老革命家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仍然阳奉阴违。林彪在派黄永胜、吴法宪向聂荣臻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同时也传达了他的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这分明是一种警告。林彪一伙还严密封锁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不准外泄，以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抓装二月逆流”再做文章。
1969年4月1日至24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座次排列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席台左侧，全是清一色的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说明他们是左派。主席台右侧，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成员。别看他们还保持着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头衔，却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的。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于是，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在“九大”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聂荣臻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同意把聂荣臻等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但林彪、江青一伙又煞费苦心，安排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把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从心理上折磨你。
这场关于“二月逆流”的批判，整整持续了4年，使这些老革命家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
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当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在场的人大声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月正流》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前，编辑部来人征求了聂荣臻的意见。为此，聂荣臻专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信中写道：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一伙蓄意陷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一桩大冤案。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双方就在如何掌握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三点深刻的分歧，一直在针锋相对地斗争：一、要不要党的领导；二、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
为了打倒这些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个关键性的反革命谬论，说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解放军是资产阶级军队，因此都应该打倒。??而我们则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要看这个革命是谁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会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被国民党蒋介石篡夺了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争取到了革命领导权，经受了长期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考验??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成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一系列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呢？
在部署上，林彪、“四人帮”搞“二月逆流”，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到二月上旬，双方多次在政治局或军委会议上，对要不要稳定军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外事口集中攻击陈毅，把外交部搞瘫痪，妄图先夺国防和外交大权??这几个方面的斗争，发展到二月怀仁堂碰头会议，进行全面摊牌??①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至此有了正确的结论。
① 1979年1月16日，聂荣臻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