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5日至10月15日，聂荣臻遵照毛泽东指示，来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蹲点调查和学习。聂荣臻当时已70高龄。他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与厂里的领导人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促膝谈心。这年8月，他向中央汇报了在市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的情况：“我将当一名小学生，继续向工人同志学习，以不辜负毛主席的教育和关怀。”
到工厂蹲点后没多久，陈毅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指示：第一，要求（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交流到工厂蹲点的经验，对开展“斗、批、改”提出建议；第二，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座谈国际形势，为中央提供咨询意见。周恩来确定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阳春3月，在中南海紫光阁古朴整洁的会议厅里，四位老帅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召开一至两次，直到10月18日战备疏散时结束。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聂荣臻能经常与其他几位老帅见面，坐在一起讨论，畅谈国际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这使他心情很舒畅。四位老帅认真地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中肯建议。他们将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4份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几位老帅在谈到苏联挑起边境冲突时，聂荣臻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哪！”①叶剑英、徐向前点头同意，说：“苏联如果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几位老帅一方面认为苏联军队不可能大举入侵；另一方面认为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争取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将成为它们矛盾斗争的焦点，中东局势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予以高度重视。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缓和中美关系，尽快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外交的新格局。这些精辟的观点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央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战略观点是正确的。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中美关系史上20多年的紧张状态开始缓和。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中国，达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双方共同谋求关系正常化。
1969年10月20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在这之前3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
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紧急指示”。
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号令一下达，全军立即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实际上，这是林彪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进行的一次预演。在京的老革命家也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安排到外地。当时，聂荣臻被通知到郑州，经过再三考虑，他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好些。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说实在的，聂荣臻早就想重返晋察冀老区，到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看看那些曾用五谷杂粮养育了子弟兵的乡亲们，但终因工作太忙和病魔缠身，一直未能成行。这次反映了意见后，聂荣臻被安排到邯郸。
聂荣臻乘火车来到了邯郸。这是“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四天。在此① 1969年3月16日，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座谈国际形势的记录稿。
之前，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被“下放”到吉林省草原上靠近边境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女婿丁衡高在陕西偏远山沟里的一个科研单位工作。
唯一的女儿也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6岁的外孙女聂菲跟着聂荣臻来到邯郸。这次战备疏散，老革命家们基本上部分散在京广线一带。陈毅到了石家庄，徐向前到了开封，刘伯承到了武汉，叶剑英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到了广州从化。那时规定，这些人未经批准，不能回北京。聂荣臻到邯郸，没有带秘书。因为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聂荣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大量“精减”，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不能陪着他去邯郸。邯郸军分区的领导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荣臻当秘书，并且向这位干事交侍了三条：（一）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二）安全上绝对保证；（三）不能介绍部队情况。有人特意透露给这位即将上任的秘书：聂荣臻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朱德、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都是“九大”中老右的代表。
这位临时借用的秘书，被引见给聂荣臻。聂荣臻慢悠悠地问：“你来给我帮忙啦？”秘书很紧张，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尽管室内温度不高，但还是紧张得直冒汗。由于领导交待任务时很仓促，他是稀里糊涂地走马上任的，甚至没有听清是叶帅还是聂帅。在以后的朝夕相处中，这位秘书发现聂荣臻是一个言语不多、平易近人的老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工作人员很和气。
聂荣臻的这次邯郸之行，确实做了打仗的准备。行装十分简单，只带了三、四个战争年代用的马搭子，准备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
聂荣臻很关心邯郸驻军的战备情况，而工作人员却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难于启齿。就连当地部队调防这样的大事，也对这位军委副主席保密。
因为是战备嘛，聂荣臻关心邯郸民兵的情况。军分区政委是聂荣臻的老部下，他和秘书分别向聂荣臻介绍了民兵工作。聂荣臻反复考虑着打起仗来民兵如何组织，如何调动，然后对军分区政委说：“被服、武器装备等要疏散到各地，不要集中在大城市，打起仗来就地发军装，就地参加战斗。”聂荣臻曾将这些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送到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地区革命委员会。尽管泥牛入海，聂荣臻并没有因为人家反应冷淡，而放弃对民兵工作的研究，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
在聂荣臻的卧室里，有一幅巨型地图。那位由于事改任的秘书，很会动脑子。他把邯郸地区25个民兵点，都插上小红旗，标上有多少人口。70岁的聂荣臻眼睛虽然有些花，但他经常站在异常醒目的插满红旗的大地图前，思考着民兵的战备工作。在平常的闲谈中，聂荣臻常跟秘书谈起到南京、济南参观民兵大比武时的情况。当聊起邯郸民兵能够徒手攀登高大障碍物时，聂荣臻兴奋他说：“民兵搞好了，力量很大哩。”
聂荣臻在邯郸的居住情况，与那些被疏散出北京的其他人相比，还算是好的。邯郸有不少干部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对他自然较为客气。聂荣臻被安排在邯郸行署宾馆的二楼。房间里，红色的地毯由于天长日久而变成紫黑色，看得出是临时从哪里挪来的。12月的邯郸已经很冷了，而屋里却没有暖气。
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从烧开水的锅炉上接了一根管子铺到聂荣臻的屋里，这样才算勉强有点暖意。工作人员把准备打仗露营时用的鸭绒被子找了出来给聂荣臻用，这才勉强解决了寒冷中睡觉的问题，面对这一切，聂荣臻一声不吭。
聂荣臻住在邯郸，除了军分区领导人时常来问候外，那里几乎是个被遗忘的角落。1969年的春节，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送来了一个小纸箱，里面装着10多斤花生。于是，在聂荣臻每天吃的米饭里，多了几粒红红的花生豆。
平时，聂荣臻吃饭很简单，宾馆供应什么就吃什么，从来不提特殊要求。
主食经常搭配一些玉米、小米等粗粮。尽管生活条件是简陋的，但聂荣臻仍感到满足。他说，这比起战争年代来要好得多了。然而，最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聂荣臻一到邯郸，就主动要求出去看看，叫秘书帮助联系到工厂、农村搞些社会调查。经过多次磋商，有关部门终于拨给聂荣臻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姆车。于是，他每隔半个月，跑一个工厂。在那段时间里，他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锅炉厂、化工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
聂荣臻曾去过峰峰煤矿。这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位于邯郸西南45公里处。当时工作人员考虑到路太远，天太冷，车又不太好，提议为了安全就别去了。可聂荣臻坚持要去。在峰峰煤矿，他不仅看了采煤坑道口，还看望了当年他的警卫员。中午，在刘少奇曾经住过的平房里休息时，矿区领导人劝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不要呆在这里。聂荣臻听后笑着说道：“这里挺好。”
离邯郸30公里外的何横城大队，是科学种田的先进单位，地少人多。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了“套种间作”的耕作法，两年种了7茬庄稼。毛泽东曾来过这个大队视察。聂荣臻多次到何横城大队，了解科学种田的情况，并总结了何横城大队“套种间作”的经验，写成文字材料，建议河北省委推广。
在何横城大队，聂荣臻还参观了养鸡尝豆腐坊等。他还特意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北京买了200只优种雏鸡，送给何横城大队。
刚到邯郸不久，聂荣臻就到了邯郸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的墓前，脱帽致哀。他沉痛地对工作人员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聂荣臻住的行署宾馆旁边，是丛台公园。丛台公园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阅兵的地方。聂荣臻几乎每天都要到丛台公园散步。尽管当时正值严冬，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公园里只有松树披着墨绿色的外套，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几乎见不到有什么人在这里逛公园，但聂荣臻长期以来养成的散步习惯却在这里得以如愿。丛台公园附近有座学步桥，出自“邯郸学步”这个典故。讲的是一个燕国人到赵国邯郸，见那里的人走路很美，便跟着学起来，结果不但没有学会，连自己原来的走法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去。每当讲起这个故事，聂荣臻就显得特别兴奋。他也常跟工作人员讲战国时期赵国的情况，讲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聂荣臻散步时，一般是先听秘书讲当天的新闻，而他自己经常谈起的话题是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事，以及战争年代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1970年初，或许是年事已高、水土不服的缘故，聂荣臻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就淌黄水。从北京搞来点药也不见效。
实在没有办法，2月下旬，聂荣臻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
“五·一”节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聂荣臻，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聂荣臻讲了自己的病情后，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①这样，聂荣臻便结束了短暂的邯郸之行。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8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