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像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记得夏衍同志说过，很多年前，就有人为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说，甚至 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有人还把他说成 “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可以负 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才华横溢、胆识超群、特别能战斗的优秀共产党 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 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彩，转眼忽 然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 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的罪名。到了1955年7月18日，上海的 《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这篇社论的惊人之笔是： “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 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的反革命分 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更令人费解的是，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 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 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 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党中央宣布给潘 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 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 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居功，极为谦虚，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 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 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曾祖父潘理卿是清 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宰华，清光绪年间的秀 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 自然成为破落户。但潘莘华不是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 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 汉年的族兄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宰华都积极 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团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 尚有堂兄潘梓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 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华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 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 小聪敏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凌霞学堂。1919年夏， 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高等小学堂。病愈之后， 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 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 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 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 不良行为，被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 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 的国学根底，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 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 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文。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 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 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19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 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 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 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 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19 25年秋，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 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出 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议并主编的《A11》周刊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 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 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就设在三德里A1 1号。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 毓英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既当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 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 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 “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两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 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 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 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 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 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 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 “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 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 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 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 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 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 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 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 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 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 作。武汉“分共”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 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 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 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 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 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 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 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 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 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 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 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 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 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 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 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 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 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 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 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 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 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 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 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 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 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 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 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 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 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 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 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 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 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 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 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 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 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 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 “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 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 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 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 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 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 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 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 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 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 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 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 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 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 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 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 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 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 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 知道自己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 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 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 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 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 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 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 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 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 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 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 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 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 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 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 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 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 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 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 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 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 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 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 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 加辉煌。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 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 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 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 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 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 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 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 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 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 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 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 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 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 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 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 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 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 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 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 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 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 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 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设法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 致抗日。在香港，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 陈果夫同中共接触。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 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 堡，潘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 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煊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 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 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 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 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 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 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 和他面谈。”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 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在于西安、 延安间，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 判。1937年3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 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潘汉年作 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 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37年6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 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间，在庐山结 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 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 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 事处（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 （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 重建。在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支援抗战，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 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 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等。还接待和审查了许多长 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并将其中适宜在上 海工作的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 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 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 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郭沫若、邹韬奋、 夏衍等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抗战》等报刊。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他隐蔽在群众中， 只在一定场合露面，所以敌人也摸不着他的行动规律。“八办”建立的电台，是同 党中央取得紧密联络的非常重要的渠道，这对上海及整个沦陷区的工作，起了重大 的作用。潘汉年善于组织情报网，虽身处四面被围的“孤岛”上，也能够知道各方 面的动态，采取灵活的对付方法四面出击。如国民党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敌当了汉奸， 混在人民群众团体中进行破坏工作，我们都能及时发现，保卫了我们的组织，防止 汉奸的破坏。
1937年12月间，潘汉年同夏衍一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事文化与情报活动， 同时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离沪到香港或大后方去 （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又是潘汉年派干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亚子、邹韬奋、 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离）。在武汉沦陷之前，他又赶到那里向周恩来同 志汇报工作。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 部研究敌占区的工作问题，还常到中央党校和社会部情报训练部讲课。
在延安期间，潘汉年与董慧相识。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来延安进抗大，是 位热血青年。潘汉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护理，终于相爱。1939年，两人结伴 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亲办的道亨银行当职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成为潘汉 年最贴身的助手之一。她传递情报，筹措、保存活动经费，工作极为出色。由于她 的社会地位，为其来往港沪之间从容工作提供了便利。于伶同志的下述回忆可以使 我们想见当年他俩的工作配合是多么默契：“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 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 安福路“和平浴室”）定好房间，他（指潘汉年）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 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
潘汉年的情报据点主要放在香港与上海。他则仆仆风尘不时来往于港沪之间。 1939年秋，汪伪粉墨登场，敌我友三方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仍能从敌人内部及时地 搞到精确的情报，迅速通知江苏省委，斗争艺术令人叹服。关于潘汉年与江苏省委 的联系方式，于伶同志向我们提供了他自己的经历：“某晚，剧社女演员蓝兰到璇 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开电话，约我到‘DDS’咖啡馆见面。他（潘）说：报上 有上海剧艺社的演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给了我密件， 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 通过我与省委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等约时约地见 面。”
潘汉年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善于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使他能克服难以 想象的困难，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部分领导人 饶漱石、曾山、谭启龙、李一氓等辗转来沪，之后，由潘汉年亲自布置交通联络站， 把他们安全送回根据地。
1943年，潘汉年参加淮南根据地的整风，竭尽所能保护了受到冤屈的新四军第 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扬帆（即殷扬）。后来扬帆写诗赠潘汉年，对潘“殷勤慰我 铁窗前”极为感激。在新四军机关所在地黄花塘，饶漱石诬陷陈毅和潘汉年，甚至 把陈毅挤走，对此，潘汉年是作过斗争的。1944年底潘汉年赴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 表大会前夕，有不少干部联名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表示对饶漱石不满，请陈 毅回华中，托潘汉年将这一报告送到中央。启程之前，潘汉年给上海情报部门负责 人张唯一写了长信，传达了组织决定：上海的情报工作暂由刘长胜领导，重申长期 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主要干部作了安排。
作为“七大”代表，潘汉年在大会期间对白区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抗日战 争胜利后，他又迅速赶到香港，在港、澳、沪之间展开情报与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初，正是和战未决之时，潘汉年又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护 下不时到“周公馆”传递情报，请示工作。当年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如许涤新 等人后来回忆与潘汉年的接触，还大为赞叹：“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潘汉年也去了香港，从事情报工作 和统战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则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 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潘汉年叱咤风云，大展宏图，在解放战争后期贡献更 为突出。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 钱瑛、刘少文、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则轮流去香港开会或办训练班，同潘汉年建 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潘汉年在香港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他的“轮流办公室”设在 香港各种酒家和咖啡馆内，与各方人士谈话、接头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7年，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 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香港进行组织活动。潘汉年在各民主党派中间耐心细致的工作 和“肝胆相照”的风采，深得爱国民主人士的赞赏。194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他 不顾改方特务的破坏与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排除万难，精心组织，分批将350余名 民主人士从海路安全送抵东北解放区。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而潘汉 年组织工作的周密稳妥，在当时就获得高度赞誉。其时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 他都能从容应付。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 潘汉年联络，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 方接收。中国、中央民航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率领了二十架飞机起义，也是 潘汉年组织策动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动的俞勃驾机起义，也是由潘汉年通知他领导 的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刘人寿，请他与中央联系，确定降落地点与信号。最后，这 架B24大型轰炸机安全降落在石家庄，对涣散国民党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 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 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 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 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 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 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 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后， 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 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 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 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 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 《共同纲领》办事。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 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 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 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 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 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 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 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 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 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 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 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 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 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里， 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 中，潘汉年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突遭逮捕，没有经过公开审问，更没有律师可以代为辩 护，他自己自然是百口难辩。总之，从这一天开始，潘汉年从中国政坛上神秘地 “失踪”了。
更令人费解的是，“潘扬案”居然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挂了钩，原因 是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任内分工领导公安局，而饶漱石作为原华东局书记又是分 管华东暨上海的公安工作的。其实，1943年华中局整风时，饶漱石曾把扬帆打成 “内奸”，当年潘汉年曾进行抵制，后来还向中央反映过饶的问题，而如今，潘、 扬和饶漱石忽然有了“反革命”关系！
潘汉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与扬帆一起包庇敌特三千三百人！这又是 怎么一回事呢？
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扬帆在取得上级同意后，决定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部 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流氓头子乃至小偷惯窃，利用他们深谙内情这一点，让他 们戴罪立功。这批人也确实有所贡献，这种策略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 物，到了“潘扬案”发，却成了他们两人的弥天大罪。那么，“三千三”这样的大 数目又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原来远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干部在闲谈时对当时 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开了个玩笑，说扬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 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手下各色人物俱全。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扬 帆手下超过三千，这个干部当时随口诌了两句打油诗：“扬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 鸣狗盗徒。”在当时，这首诗不过引起一阵哄笑，但因其妙趣横生，竟在新四军干 部中流传开了。到了1955年，这首诗被人利用，“三千三”变成了实数，于是扩而 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和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
潘汉年作为“内奸”的一条主要罪状是“投靠日本特务机关”。根据中央指示， 凡是敌占区的隐蔽系统，都应派人打入敌伪组织，掌握敌方动态，以配合正面斗争， 利用敌方力量，掩护革命工作，保护革命力量。潘汉年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 屡受中央嘉奖。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竟以此罹祸！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将 在外”，个别情况无法及时向中央请示也是有的。这又何罪之有！
至于“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只要想一想，国民党岂有不知上海 的发电厂在何处而需要“供给情报”的道理，就可看出这条“罪状”的不实了。
对于这一些“罪行”，潘汉年这样的革命者怎样接受得了！
经过8年幽禁，1963年6月，潘汉年在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后曾一度被“假释”出 狱，与妻子一起被安置在北京郊区团河农场。其间他曾进城去看一位老朋友，对这 位老朋友说：“我是冤枉的，扬帆也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 历史自有定论。”
在狱中，潘汉年曾写过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
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今无半点音，
但求息怨恨，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火中堪铸魂，
抗日隐地下，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
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
结句“倘有千般罪，当先有所闻”，实在是潘汉年痛苦的灵魂在呐喊！从团河 又经秦城监狱，一直到1977年凄苦地离开人间，以假名被埋葬在洣江劳改农场。
于伶同志写了一组诗《怀潘汉年同志》，最后一首是《感谢党恩》：
春晖尽沐庆三中！刘瞿潘公冤雷同。
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
潘汉年泉下有知，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死者已矣，但我们生者却难以从自己的 记忆中抹去他的形象，作为一代风华的党人魂，他将永远激励着后人，而他后半生 的坎坷，他的冤狱，则值得我们这一代进行深刻的反思。